●高 龙

刘伯勤“道歉广告”：一个红卫兵的沉痛忏悔

●高 龙

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受到广泛赞誉与肯定。

一切源于那个混乱的年代。“文革”到来时，刘伯勤14岁，在济南一中初一（3）班就读。

1966年6月7日，济南全市各中等学校陆续向学生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开始停课开展运动。一天，学校还没有放假，刘伯勤所属的班级那周是劳动时间。刘伯勤正劳动时，班主任许俊源走到他面前对他讲：“明天不用劳动，要搞文化革命了。”当时顽皮的他听了非常激动，也很高兴，还问：“以后永远不上课了吗？”许俊源顿了一顿，很沉重地说“不上了”。刘伯勤后来想起这事非常伤感。

批斗

1966年6月1日，《济南晚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教高年级的老师毕德质等人。“我曾经打过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顿了约10秒钟后，刘伯勤继续他的讲述。他在“文革”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

一天，在批斗中，李昌义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沿着前面的台阶弯腰低头走下。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并用言语侮辱。刘伯勤当时个子矮，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李昌义头谢顶，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斗时不让戴了。当李昌义经过他时，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当时打人是想‘尝尝滋味’。现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没有接触，也谈不上什么阶级仇恨。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那个疯狂的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刘伯勤说。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在提起老师毕德质时，刘伯勤在房间里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时，他们搞恶作剧时唱这首歌玩。当年，他曾逼迫毕德质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斗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毕德质，任何“革命师生”让他干嘛就得干嘛。当时学校流传《牛鬼蛇神之歌》是毕德质作词。“他作词，就冲着他来。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儿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刘伯勤说。

对另一位老师胡熹和的批斗则极尽荒诞。胡熹和给他们初一教图画课，当时已经约60岁了。大约在1966年9月，学校“革命师生”说胡熹和的画是“大毒草”，是“黑画”。“胡老师画的画大多属于漫画。漫画线条比较简单，形象比较夸张，大多用横、竖、斜的线条画出来的，一笔一画，这些笔画容易被看成字。”刘伯勤说。学校让全校学生在胡熹和的画里找反动标语，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就是什么字。在一幅画里，刘伯勤最多“找出”36条反动标语。

抄家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至10月底，在101处各类中等学校中已建立红卫兵组织475个，有红卫兵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8月23日，恶魔释放了。

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动罪证，还有家里‘不该有的’（东西）。”刘伯勤说。《山东省志》记载，至1966年10月13日，济南被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张念泉“文革”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类”，当天在家。“去抄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尴尬。”刘伯勤回忆。同学过来抄家，张念泉不敢反抗，还得配合、表态。抄家的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他得帮着打开看。“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椅子。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电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们当时小，没有劲了，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就不了了之。

同学鲍德昌当年是“黑五类”。谈及疯狂的年代，他说：“电影里反映的，绝对不如现实的。那时我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也不让串连。一说上学就头皮发麻，怕被同学斗。”同学曹广滨当年也被看作“黑五类”。曹广滨评价当年学校的氛围是“气氛很恐怖，人人自危”。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解放前，她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抄家时韩桂英不在。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东西，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惶恐。户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刘伯勤描述。在那个时代，毛像、毛选形同圣物。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32张蒋介石的相片，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由于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领头的红卫兵很快将这批照片收起来了。“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发现蒋介石相片后，刘伯勤就顺着这个思路看别的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最大面额的是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没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现行”行为后，韩桂英家不能辩解。当时韩桂英母亲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韩桂英家门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红卫兵临走时还询问：这里面有没有枪？有没有电台？韩桂英家说没有。红卫兵不相信，就捞，拿东西往井里扒拉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钱，成了刘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块，大多数家庭都是现在说的‘月光族’，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五个月的纯工资。那时候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一个月存3块、5块，要存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可能是韩桂英家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这算什么？现在来看，就算藏蒋介石照片，按《刑法》来看，这算什么罪？”

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她也没有出现在班级的毕业照当中。刘伯勤再也没有见过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听她，想给她当面道歉，却听说她去世了。”

反思

刘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现。

1966年9月，济南大中专和中学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连，串连热潮持续了7个月之久。1966年11月，身为红卫兵的刘伯勤也上北京串联去了。但当他回到老家山东省政协大院的时候，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全院子贴满了打倒他父亲的大字报、标语等。他父亲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对待。后于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态是‘我们是党内，你们是敌对势力’，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心态变化很大，内心受冲击很大。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开始反思了。”

“文革”中刘伯勤曾下乡，回来后在铁路上干了装卸工、调车组、食堂采购3个工种，一呆8年。

1972年，开始兴考试了。刘伯勤当时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于是重新学习，在铁路系统自学。那时他开始请教老师并得到了帮助。“‘文革’当中对老师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里道歉了。”这是刘伯勤道歉的开始。后来他发愤读书，于1978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上世纪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刘伯勤母亲那里，他当时很隐晦地向她道歉了。

心结

在同班同学李刚看来，刘伯勤“有拗劲，爱较真，辩论时非要分出个一二三”。刘伯勤将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称为“属于小恶”。刘伯勤产生登广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几年前他就想，当年伤害过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广告可以给人家后人有个交代，通过这种办法把该做的做了。但当时他有顾虑，因为和他一块儿做那些事的还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没有道歉，他怎么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观上不能给别人形成压力。现在和我一起干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刘伯勤的班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同学聚会，但刘伯勤一共只去了两次。同学曹广滨说：“他不好意思去，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压力。”同样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还有被抄家的张念泉。同学鲍德昌曾劝张念泉：“别计较过去的事情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记得这些事情呢？”张念泉当时回答：“不想见面，也不愿伤和气。”

5年前，刘伯勤找到了张念泉，把他请出来一块儿吃了个饭，坐了两三个小时。但这次见面，两个人谈“文革”的时间并不多。刘伯勤当面给张念泉道歉。张念泉说：“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刘伯勤说。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济南东二环的一个酒店，有十几个老同学参加了同学聚会。刘伯勤少有地参加了。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就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

鲍德昌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有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么些年不来，咱们的人见一次少一次了。”

刘伯勤随后的话让鲍德昌震惊。他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咱们班的张念泉、韩桂英等，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

听到刘伯勤的话，鲍德昌觉得自己眼眶湿润了。他说：“伯勤，你怎么这么说呢？咱们能活着见了就很好了。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恶作剧，正好赶上这么个风潮。”在场的人也都劝刘伯勤：“伯勤你别这样，这么多年的事了，谁把它当回事呢？”“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文革’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刘伯勤后来说。“这个同学有这种思维和意识，他还记得这个事，想给人道歉，我觉得很感动，心里很热火，是一种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鲍德昌告诉记者。

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道歉广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张念泉还在世，但刘伯勤目前无法联系到他。其他人则没有机会当面道歉了。

（原载《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