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斯玛丽·鲁瑟

郭海鹏

生态、女权主义和精神：为了一个适于居住的地球

〔美〕罗斯玛丽·鲁瑟

郭海鹏

当前西方所推崇的资本主义工业增长经济模式并不能惠及世界上的穷人。相反，此增长模式本身就是基于对多数人的剥夺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父权社会的人类征服自然的意识形态。生态女权主义者们寻求恢复一个跟人类相互关联的活的自然界以及人与人之间跨越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相互关系。随着支撑人类文明达万年之久的地球系统的危机和一个“艰苦的新地球”的到来，为建立一个适宜居住的社会制度，不仅需要我们改变开发地球的方式和燃烧埋在地下300万年才形成的化石燃料的做法，更需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对人与人、人与地球自然、以及人与终极实在的关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重构。

生态正义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

四十多年来，生态问题一直是我对全球正义关注的重要部分。1972年读到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的摘要，我为之深深触动。我清楚地看到，当前西方所推崇的资本主义工业增长经济模式并不能惠及世界上的穷人。相反，此增长模式本身就是基于对多数人的剥夺和对地球自然资源的破坏。今天我们需要对人与人以及人与地球的关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重构。

美国的一些团体寻求通过倡导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来应对此挑战。卡特任总统期间，通过在白宫屋顶安装太阳能板、关掉暖气穿毛衣和倡导美国高速公路限速55英里等举措提示人们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关于驾驶速度的简单改变在10年内使油耗降低了六分之一[1]Bi l lMcKibben,Eaar th:MakingaLifeonaToughNewPlanet(NY:St.Martin’sGri f f in,2010),p.95，p.95.。可是，大石油公司和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主义者随即开展了回击，卡特因他的努力而被嘲笑。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迅速解除了对驾驶速度的限制，拆除了架在白宫屋顶的太阳能板。我们被告知增长没有极限。经济学家拉里·萨莫斯（Larry Summers）说“地球的承载力不存在极限”[2]Bi l lMcKibben,Eaar th:MakingaLifeonaToughNewPlanet(NY:St.Martin’sGri f f in,2010),p.95，p.95.。

如果自1970年代就在美国的领导下开始具体行动，那么某些真正的进展可能已经达到了。可是这项议题却被否决了，显示人们对天气变化负责的数据也遭到冷嘲热讽。这拒绝一直持续到2012年。由于奥巴马总统的推动，国会于2009年通过了一项减少燃油排放的较弱的法案。但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大的石油和煤炭公司说客们的阻挠。在没有来自新的总统压力的情况下，法案最终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地球系统的危机

2012年，我们看到包括气候在内的所有全球系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世界范围的气温升高，再到天气异常、洪水、干旱、热浪和强台风，比比皆是。气候变化对地球支持人类经济系统和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可持续性的深刻改变不再是一个未来的威胁，而是既成的事实。正如环境学家比尔·麦吉本（BillMcKibben）在他的重要著作《地球：在一个艰苦的新星球上谋生》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失去了能支撑人类生命、农业系统和文明达万年之久的地球系统。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艰苦的新星球”，人们在上面生存变得困难的多。我们将需要对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作出深刻的改变，才能在这新的现实中过至少有点体面的生活。

我将总结过去40年来地球上已经从“威胁”变为现实的种种变化。确凿证据显示，全球气温不断升高。2010年十九个国家气温创历史新高，在巴基斯坦达到128华氏度（53.3摄氏度）。2000到2010是有史以来有记录显示的最热的十年[1]BillMcKibben,Eaarth:Making a Life on a Tough New Planet(NY:St.Martin’s Griffin,2010),p.214.。由于热气候比冷气候更能提高湿度，这带来了更多的降雨，不过不是稳定的降雨，而是突发的带来洪水的降雨，冲走了房屋和庄稼。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千年一遇”的暴风雨。巴基斯坦，印度河的洪水导致一千三百万人无家可归，摧毁了众多基础设施。2011和2012年夏天，美国超过华氏100度的高温天气持续数月。2011年，从纽约到芝加哥多地还发生严重的雷暴和洪水。2012年则发生影响农作物生产的持久干旱。

气温升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等化石燃料的燃烧。地球从太阳光得到能源。温室气体的自然分层能使阳光通过这些气体，并被地球及其植被吸收。接着，这些光线以更长的热波被反射回去，温室气体可以吸收一些这种热量。在过去的一万年里，温室气体的微妙平衡把温度维持在一个能允许生命繁衍的范围内（平均57.2华氏度），使得人类文明得以增长。但当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因为燃烧化石燃料而增加，更多的太阳热量被阻隔在大气层，造成温度上升。在过去人类开始使用化石燃料的两百年内，二氧化碳的含量升高了约25%，一氧化氮增加约19%。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从280每百万帕升高到386每百万帕。与此同时，全球温度上升约1.4华氏度。如果本世纪对温室气体排放不采取任何制约措施，到本世纪中叶气温可再升高5.4华氏度[2]Dinyar Godrej,The No Nonsense Guide to Climate Change(Oxford:New Internationalist Publications,2001)，pp.37-43.。

温度变化在南北两极更为显著，21世纪初上升约9华氏度。这造成两极冰盖的迅速融化。2007年夏天过后，两极的冰比上年减少22%。在有纪录的历史上，北极冰盖面积比以往缩小了一百一十万平方英里。这个融化趋势在2008到2012年的夏天持续不断。南极的冰也在迅速减少[3]McKibben,pp.4-5.。两极冰盖的融化减弱了白冰和雪盖的反射效应，更多的热量被吸收到海水中，而不是反射回去，从而导致温度上升。随着永久冻土层的融化，甲烷气被释放到大气中，这又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并不仅仅是两极的冰在融化。喜马拉雅的冰川、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以及美国内华达的喜艾拉山脉的冰雪都在融化。这些是滋养这些大洲的陆地、人民和农业的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没有这些水人们将无法生存。融化的冰盖也导致海平面上升，进而威胁到海滨城市和众多岛屿的存在。

大洋也在发生变化。进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把海水的酸度提高了30%。这影响到水生贝壳类动物，它们无法在高酸度的海水中形成厚壳。作为海洋生命的基础浮游生物也遭到破坏。珊瑚礁在迅速死去，到21世纪中期可能完全消失。这些珊瑚礁是海洋生态多样性和围绕岛礁和海岸的庇护栖息地的基础。更热的海水也带来更强的风暴。在1995到2008年间，形成了共111个大西洋热带风暴，比前13年增加75%，而且这些风暴都更强、更持久[1]McKibben,p.8.。

上述深刻变化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也不断恶化。1804年地球人口达到10亿。124年后的1927年翻了一倍达到20亿。但仅仅在47年后就再次翻番，在1974年达到40亿。又过13年，到1987年达到50亿。12年后，在1999年达到60亿。尽管世界范围内在实施人口控制措施，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过一个12年后的2011年，世界人口还是达到了70亿。持续增长的人口加重了地球上人类生产、消费和制造垃圾的后果。尽管生产和消费的水平还不能赶上美国，许多发展中国家热望过上类似西方的生活方式。美国总人口为3亿，每千人拥有842辆汽车。而中国是美国的4倍，有13亿人，汽车的拥有量急剧上升。1990年中国只有一百万辆车，但在20年后的2010年达到一亿六千八百万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严重，致使许多中国人外出都要戴上口罩。

不断增长的人口也对全球农业带来巨大压力。1950年和1984年间，世界人口翻了一倍，作为人类食物基础的基本谷物的产出增加了2.6倍。但1988年以来，由于水资源的匮乏，基本谷物的产出基本维持不变。随着干旱的持续和不断的耕作，土壤开始退化，形成类似沙漠的条件。增加食物生产以喂养不断扩张的人口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财富分配的不均又把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穷人更难买到食物。西方世界的富人们动动手指就能得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而穷人们所得到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显不足。

西方发展出来并扩展至全球的食物生产系统依赖大的农场、汽油的使用、肥料、杀虫剂、重度灌溉和机器培育。这些方法污染了土地，损害动物和人的安全，并破坏水源。工业化的农业使用大量化石燃料用于施肥、杀虫、机械化耕作、收割以及食品的远程运输。据估计，美国人吃的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平均路程为1300英里。这样的交换常常是同样的食物运来运去：美国的谷物运到印度，印度的却运到美国[2]Andrew Kimbrell,ed.Fatal Harvest Reader:The Tragedy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2002),289,257.。包装增加了额外的污染和垃圾。种子为大型农业公司所垄断，农民们被迫依赖这些公司。

这些工业化的农业公司一度曾被认为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必需，但这一点正在越来越受质疑。许多本地系统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多种作物，使用本地的农业和动物粪便做肥料，已经显示出每亩地能比大型工业化农场出产更多的农作物[3]McKibben,p.168.。随着我们面临如何在一个“艰苦新星球”上生存下去的问题，作为现今全球系统重要部分的工业化农业系统需要被重新考量。

征服自然的意识形态

为探索应对地球危机的各种方法，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施虐于地球的系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征服地球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需要怎样重构我们的文化以改变这些意识形态和实践？这些模式可以往前追溯很远。我们至少要追溯到七千年以前出现的父权社会。

公元前5000年前后，随着父系社会的出现，相应的法律也随之产生，规定了统治阶层对农民和奴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例如，在汉摩拉比法典（前1727年）中，有一系列关于贵族阶层对不同阶层的孕妇使用暴力的法条[1]Code of Hammurabi,Law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Minor,in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ed to the Old Testament,James B.Prichard,e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175.。这些法律的预设非常清楚：妇女总是依附于她的男性主人，父亲或是奴隶主。女人和她怀的胎儿按社会等级明码标价。贵族女儿无自身价值，她被拿来抵另一个贵族女儿的命，尽管事实上她与此罪行毫不相干。她被认为是她父亲的“财产”。普通人的女儿值30谢克尔，女奴仅值20谢克尔。这些罚款应该是付给父亲或奴隶主，而非给那个女人或她母亲。

希腊哲学同样建立在一个阶级和性别的等级制度之上。该等级制度预设一种身体和精神的二元论。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现实由一个永恒的理念世界与上帝和没成形的物质构成。造物主以永恒理念为模具将物质定型于宇宙之中。然后他再注入能量或世界灵魂以推动世界，再用创造世界灵魂所剩余的能量创造个体灵魂，并将其置于体现永恒理念的满天星辰之中。然后，他把它们置于由诸星之神创造的肉体之中。灵魂的任务是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努力不被来自肉体的基本欲望所堕落。如果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它将重归于它的不朽之星，并享受一个“幸福、惬意的存在”。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它将变成一个女人；如果在更低的状态仍然不能抵制邪恶的诱惑，它将变成“某种动物”[2]Plato,Timaeus,The Dialogues of Plato,B.Jowett,ed.(NY:Random House,1937),vol.2,p.23.。这样，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就表现为一个男性、女性和动物的等级结构。其它等级结构也存在于柏拉图另外的几篇对话录中，表现为统治阶级、战士和农民的层级结构。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有类似的假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希腊的男性统治阶层是自然的统治者，他们体现了规定身体和物质存在的理性原则。女人、下等人和东方人是“天生的奴隶”，或是统治阶级男性文化所规定的身体存在的表现。“男人高等，女人劣等；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这个原则延伸至所有人。在精神和身体或人和动物之间存在差别（动物只能运用身体而别无是处），低等的总是奴隶，所有低等的最好都由高等的所统治。”[3]Aristotle,Politics，1254b.

基督教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并将其变为精神的、智力的世界位于物理的、物质的世界之外和之上。社会的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等级被视为是身心等级的逐步延伸表达。随着西欧势力的扩张和在16、17世纪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征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模式重新复活，它把欧洲的男性殖民者视为天然的统治者，被殖民的人们则是天然的奴隶。

17世纪欧洲发展出一套将自然视为被统治阶层的理性头脑所主导的“死物”的思想。这种思想抛弃了在古希腊和中世纪世界仍然存在的一个更有机的世界观的残存元素，彼时的观点认为宇宙由一个跟人类精神相似的“世界灵魂”所驱动。视自然为“死物”的观点存在于现代科学早期笛卡儿和牛顿的思想里。笛卡儿认为思维的意识只存在于人类（男性知识分子），超越于物质并与之相对，物质是无灵魂或精神的死物，仅仅按照因果律机械地运动。牛顿认为，物质可以归约为微小的坚硬粒子或原子，在虚空中按照重力和力学定律运动[4]Rosemary Ruether,Gaia and God: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 Healing(SF,CA:HarperCollins,1992),pp. 196-7.。

这一视宇宙为可认识的、机械的死物、并受欧洲男性知识分子的超越的精神统治的新观点，后来成为一个将“自然”化约为“资源”、并为欧洲统治精英阶层所攫取的权力和财富的范式。尽管最近科学进展已经把构成世界的最小元素从坚硬的微小颗粒改变为卷曲的能量矩阵，但人与自然的机械观点仍然统治着现代科技的心理文化。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不动的“物质”，人类（男性精英）能为了自身的权力和财富任意地占有和使用。女人、普通工人和殖民地的人们都成为他们征服自然的工具。

生态女权主义对征服自然的批评

从1980年代到今天，出现了多种对这种征服自然的父权意识形态的回应，它们都寻求恢复一种跟人类相互关联的活的自然界和人与人之间跨越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相互关系。当重点放在性别符号主义和关系时，这被称为“生态正义”，或生态女权主义。这里我将谈谈这个运动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和他／她们的思想和实践。

斯托霍克（Starhawk）是一个美国新异教徒思想家和活动家，生态正义的主要倡导者。她把从单边主导到双向互动的基本模式变化看作是从权力“在上”到权力“内在”和权力“共享”的转变。“权力在上”是父权社会的基本模式。精英男性主导女人、被统治种族和阶层以及非人类世界。“权力内在”是一个被统治的人们摆脱他人的控制和内化了的束缚，实现他们自我内在的力量和良知的过程。权力“共享”是指在社区中通过双向授权发展出相互分享权力的种种途径[1]Starhawk,Dreaming in the Dark:Magic,Sex and Politics(Boston:Beacon Press,1982),pp.1-15.。

斯托霍克是一个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培训师，专门反对各种全球垄断机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她把通过非暴力活动改变关系的模式看成是朴门永续（permaculture）栽培思想的应用。在朴门永续栽培中，园丁必须使自己适应于季节的变化、土地的模式以及当地的土壤、植物、昆虫和动物的相互关系，才能带来最茂盛的生长，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把外来植物强加于土地之上。

斯托霍克认为，使用暴力对待地球跟使用暴力对待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两者根本都是不稳定的。这样的暴力不仅不能滋养他者的自然能量，还需要用持续的暴力才能维护现状。现在的经济基于对弱势群体和地球资源的剥夺，以把超级富翁变得更富。这种对待他人的方法现在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生态危机也随之而来。

斯托霍克提出了五个原则，以创造一个不同的再生型全球经济。它们是：（1）从化石能源转到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2）回归人力，而不是依赖机器；（3）持续把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垃圾循环回收，变成能重新用于新的生产的肥料和物质；（4）培养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当前的过分集中于单一文化；（5）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2]Starhawk,Webs of Power:Notes from the Global Uprising(Gabriola Island,BC:New Society Publisher,2002),pp. 244-5.。

另一个生态正义的主要思想家是印度的万达娜·希娃（Vandana Shiva）。她的主要著作是《活着：女人、生态和发展》[3]Delhi:Kali forWomen,1989.。她还写了其它几本书，批评全球发展系统及其意识形态。希娃是一个物理学家，她不仅批评西方科学的意识形态，还批评其经济发展模式。她视两者都是“父权主义的规划”。在殖民主义退潮后，西方的发展主义又起来了，其实质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基本上是对第三世界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剥削和利用。这种剥削根植于西方科学的扭曲的认识论。在这个认识论中，西方的男性“知识者”抽离于自然界之外，把大自然变成以机械暴力任意推拉的死物。这样，西方科学就通过否定其拥有自生产有机生命的方式“杀死”了大自然。

对自然的征服是和西方的发展主义对传统妇女的看法相关联的。妇女们培育土地的工作被视为是非生产性的，可以被男性土地拥有者们的机械化耕作所取代。因此开发者看不到传统上妇女们通过把人与动物、森林和庄稼联系在一起而在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培育方面起重要作用。妇女们照料牲畜，用森林中的饲料、树叶和庄稼的茎杆喂养它们。她们收割，并为全家准备食物，还将动物的粪便变成燃料和肥料。她们从森林中采集草药，维护绿地和水渠，照护水渠并为全家提供净水。妇女在传统农业中的这些多重角色，被希娃视为代表了需要被重新发现和发展的人与土地的可持续关系。

希娃从印度教中寻找生态神学的一个版本。她把印度教中代表自然的女性创造能量的“创造力（Shakti）”原则加以提升，再加上其男性形式“普鲁夏（Purusha）”，共同合成产生自然的模型帕拉克（Prakriti）。传统上帕拉克是一个女神，代表宇宙的女性力量。尽管印度教表面看起来是由男性族长主导的，希娃把这种流行的表示看成是将妇女尊为维护生命的活跃原则。

另一个关键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家是巴西的神学家伊冯·格把拉（Ivone Gebera）。格巴拉1980年代在巴西一个解放神学天主教神学院工作，培养服务最贫穷人群的牧师。当学院被突然关闭，老师们被新来的保守派主教开除时，格巴拉意识到早期的解放神学的不足，尽管其关注受压迫者的立场，可还是完全忽视了妇女们。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神学立场，称自己是“生态女权主义”[1]For Gebara’s theological journey from liberation theology to ecofeminism,see her autobiography,Las Aguas demi Pozo:Reflectiones sobre Experiencias de Liberdad(Montevideo:Doble Clic,2005)。

格巴拉视生态女权主义神学为神学思想的一个深刻的范式转移。生态女权主义解构宇宙的父权模型及其思维方式，而非仅仅试图把妇女加到一个以男神为主导的宇宙的等级之中。这意味着摧毁传统神学思想中的那个外在的、超越的、男性自我的、统治一切的上帝的形象，及其男性压倒女性、精神压倒身体、超越压倒内在的整个模式。这意味这从经验－日常生活的女性经验－开始，而非远在天边的抽象概念。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开始，人们无需以永恒的真理为目的，而是通过觉察把我们周围家庭中、社会上和全球的人们和自然生命联系起来的网络，最终察觉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在宇宙的生命系统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格巴拉的一个主要工作是解构和重构基督教神学符号“三位一体”[2]Ivone Gebara,“The Trinity and Human Experience:An Ecofeminist Approach,”in Rosemary Ruether,Women Healing Earth:Third World Women on Ecology,Feminism and Religion(Maryknoll,NY:Orbis Press,2005),pp.13-23.。在格巴拉看来，三位一体不是关于三个超越的男人位于宇宙之外的某个超越空间，而是一种以互联的创造性表达生命动力的方法。创造性能量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当在关系中相互联结时它分叉形成多样性，接着又分叉形成新的多样性。宇宙自创生以来，不断地通过创造性能量分叉的辩证过程被创生、互联、再分化。这一“三位一体”的过程并非总是好的。在其内部有一个生与死的动态关系：创造力和脆弱性。死是生命的有限和更新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外在于它。但是在有限生命过程中，“自然的邪恶”的这个方面跟“原罪”或毁灭性的邪恶不一样。当人们试图拒绝其自身的局限，试图垄断权力和资源，通过征服他人或周围的土地而让自己不朽的时候，有害的毁灭性邪恶就产生了。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犁、战争、奴隶制和社会等级以来，统治和剥削他人或非人类世界的系统不断地被重复产生。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极端的危机之中，这些扭曲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我们必须摧毁它，并重新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制度。这样做并不会把我们立刻带入天堂，而是会产生一个更加公正和健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环境能在我们的局限之内和谐相处。

另一个重要生态女权主义者是过程哲学家凯瑟琳娜·凯勒（Catherine Keller）。凯勒的主要著作是她关于神学重构的三部曲。在她的第一本书里，《来自一个破碎的网：隔离、性别歧视和自我》，她重新思考了西方思想中男性和女性被构造成分离的、互补的基本方式。她构造了一个新的在关系中共同完成自我的范式。在第二本书《此时和彼时的大灾难》[3]Boston:Beacon,1996.中，她审视了“末世论”作为危机和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她寻找另一个模式，即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转化时刻，而非危机与它的决定性的“终结”。

凯勒的第三本书，《深奥的表面：一种生成神学》[4]London:Routledge,2003.，针对我们“世界创生”的重要模型。圣经首章《创世记》将上帝描述为从有水的黑暗中创造天地，将白天和黑夜分开，将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将大海和陆地分开。但是基督教的神父们对于上帝创世之前还预先存在这一些“东西”这一想法感到不安。他们发明了“无中生有”的论点，以抛弃事先存在的东西。但在基督教思想中，这个原初的混沌的实在趋向于以魔鬼形式返回，并被上帝一次次地消灭。凯勒称基督教神学有一种“黑暗恐惧”强迫症。

凯勒通过拥抱而非消除原初的混沌来重新定义创世的神学。她提出了一种在存在和虚无之间的生成神学，同时也质疑教会和国家寻求绝对的权力和对混沌的“他者”的统治。她的关于生成的三元论把混沌、上帝和上帝的呼吸联系在一起。混沌和上帝是互动的能量，在其中存在总是呈现为新的、有创造性的形式，无始无终。在这一创造空间中，上帝的呼吸可以盘旋徘徊，能使我们反复不断地开始[1]Seemy summary of Keller’s thought,and these other ecofeminists in“Ecofeminist thea/ologies and Ethics,”Integrating Ecofeminism,Globalization and World Religions(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pp.91-129.。

非洲也是生态正义和生态女权主义运动的多产的源头，不过更多是实际的行动，而非重构西方思想的宏大理论。这里我谈两个运动。一个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肯尼亚的女权环保主义者旺加里.马塔伊创立的绿带运动。她看到肯尼亚森林被破坏的悲惨局面，就在农村妇女中发起了一个在自家后院和邻里植树的运动。从1977到1999年间，在六千块树圃中种了超过两千万棵树。植树造林的运动后来扩展到其它问题，包括通过重新开发本地种植和本地消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雨水收集问题和建立政治、经济组织反对地方势力跟外国公司勾结起来侵犯人权和剥夺土地等问题。马塔伊的运动已从肯尼亚扩散到非洲其它国家，她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艰苦的新星球上建造另一种适宜生存的社会制度

由于燃烧化石燃料造成地球温度的升高、更多的极端风暴和水资源的匮乏，世界上很多地方农民种地变得更加困难，我们正在把地球变成一个艰苦的新星球。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大型工业化农业作为提供食物的手段不再足够。横扫非洲大部、澳洲和美国的干旱使庄稼枯萎，突发的风暴再将其吹走。一如既往，这些灾难总是最影响穷人，因他们的地少，还缺乏种子、杀虫剂、肥料和机器等西方粮食生产所要求的各种资源。

尽管当前系统处于危机之中，世界各地农民正在发现其它方法，这些方法通常要回归到早期农业的方法上去，再加上一些新的精密措施。新的农业强调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这意味着更小块的土地上种植更多种互相关联的作物，养少量的动物或鸡提供肥料，以及有机堆肥。更多地使用人力播种、锄草和收割，而不是使用机器。大的单一作物制的、基于汽油杀虫施肥的工业化农业和产生有毒垃圾的大规模养殖业应被废除，取之以更加有机的方法。

这种更加本地化、有机的农业也更加能够抗击风暴。1998年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飓风导致在24小时内降雨超过三英尺，致使河水暴涨，冲垮多处桥梁和道路。70%的农作物被冲走。但在暴雨后对1800家农场开展的调查显示，使用可持续方法种植的农场主所受的损失远小于他们使用传统方法的邻居。更厚的表层土和更大的湿度，以及多样化的作物，都使得更加有机的农场在暴风雨中土壤的流失也更少[2]See McKibben,p.181.。

比尔·麦吉本详细描述了他家乡佛蒙特州这种多样化小农场的重新开发。他引用了用汤姆·吉尔伯特（Tom Gilbert）用死畜堆肥的高地研究院的案例。吉尔伯特还从周围学校和餐馆收集食物垃圾用于堆肥，为周边农场提供肥料。他生产的一些肥料被用于一英里之外的种子农场。这是全美最大的一间有机种子公司，提供多种蔬菜种子。

住在附近拉夫斯巴利镇的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是种子的买主之一，他是新泽西州使用太阳能温室进行全年耕种的先驱。他设法让温室成为可移动的，从而可以一年十一个月时间都能移入田地中。约翰逊从事得到社区支持的农业（CSA），为订购者提供食品盒。根据他的计算，他的本土栽培的食物比超市里卖的同类食物便宜20%，还更加新鲜，更有营养。

种子农场的一些种子还卖给附近的一家大豆公司，他们为附近的小农户提供大豆，用于在附近的一个小工厂制作豆腐和豆奶。这家公司经营颇佳，产品已经进入波士顿和纽约的市场。对于比尔.麦吉本来说，堆肥、种子、全年食物、豆奶和豆腐等这些互相关联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开展本土有机农业的惊人例子。

社区支持的农业（CSA）不仅在佛蒙特有。它是一个发端于英国和日本的全球运动。CSA把区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起来，通常指的是面积在20到200英亩大小的田地，使用有机方法耕作。支持它们的是本地的直接订货成员用户，通常每年或每两年付一次费，每周都能受到一盒新鲜的时令作物。通过间作或轮耕，以及使用天然肥料和杀虫剂，这些农场能避免工业化农业对食物、土壤和水的毒化。由于不需要大量储存和长途运输，也可以把对食物的浪费降到最低，这常常是工业化农业的一个大问题。在美国大约有100间社区支持的农场，大多位于新泽西、中西部偏北和太平洋海岸。这些农场主通常都较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责任感，其中大约40%是女性。

举一个CSA的例子，加州湾区北部古因达的大肚农场[1]。农场建立于1984年，发起人四男一女。它是一个200英亩大小的、经过认证的有机农场，种有80多种不同的作物，包括各种蔬菜、水果和坚果。它还养有一群鸡、一群羊和几头牛，用于产生肥料和土壤再生。农场种植了固氮的植物，为土壤提供肥料，并为益虫提供生长空间。

大肚农场有650个成员用户。它雇佣了35个全职员工，福利包括住房、基本工资和医疗保险。工人们和农场主一起劳动，为农场提供了一支稳定、负责的劳动力。农场也在市场上出售新鲜食物。它通过到附近学校作介绍、为附近学校提供参观访问和实习的机会推广其经营理念。每年都举办一个丰收节，以使大众了解其种植和销售食物的可持续方法。社区支持的农业和其它小型有机农场扭转了西方和全球农业的人口趋势。过去一百多年以来，西方和第三世界社会发展都是将农民人口转移到城市生产和服务产业之中。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为全球模式。农场工人被机器取代，随季受雇的短工们受到严重剥削。象大肚这样的CSA农场使得农场工人能够被全职雇佣，从而过上体面的生活。农场工作不再被看成是处于底层的工作，而是需要较高教育背景和社会关怀的职业。

除了CSA，在像纽约和三藩市这样的城市周围还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城郊农场。越来越多的人为自己的家庭和邻居生产食物。三藩市最近还通过了鼓励邻里食品生产的法律，移出了一些限制本土市场的法律。在我所在的社区－清教徒之家－我们有超过两百棵果树和多个蔬菜种植地。每周都有一个农产品集市。卖得的利润用于社区成员的紧急医疗需求。

再发展的农业需要再发展的能源生产相匹配。这意味着从给我们带来危机的燃烧化石燃料转向可持续能源如太阳能、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这个转变也意味着从大型集中型能源供应和传输方式转移到更加本土的方法。这遭到大型能源公司的抵制，他们是诋毁气候危机现实的主要出资人。尽管被大力提倡，核能发电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核能发电产生的废料，以及核电厂在地震和风暴袭击时的不稳定性，使得核能发电的可靠性受到严重质疑。这一点在2011年日本东京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显露无遗。

远离当前浪费的能源系统的第一步是保护和更高的效率。人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利用我们现有的能源。应有更多的节能高效汽车，同时削减废气的排放，建筑应有好的绝缘层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还应改变出行交通方式，多使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而不是私家车，随着汽油价格的上升这将变得更有吸引力。

即使是在充斥着汽车的洛杉矶，骑自行车的人数也上升了50%，多数人骑车上下班，而非仅仅是休闲。骑车人数的上升迫使洛杉矶市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以保护骑车者免遭驾车人的袭击和骚扰[1]Ted Chen and Julie Brayton,“More Rights for Bike Riders Approved by LA City Council,”NBC LA,July 21,2011.。在主干道和高速路上也开辟了更多的自行车道。

如果能把节能、高效与清洁能源结合起来，就能提供美国和世界所需的大多数能源。麦吉本引用的一个本地自足研究所2008年度报告显示，风力发电和屋顶太阳能电池板能提供纽约81%的能源和俄亥俄州三分之二的能源。在北达科他州，风力发电能产生14,300%于本州自身所需的能源[2]McKibben,Eaarth,p.188,pp.196-204.。

即使对于个人家庭而言，最好的风能太阳能能源系统也是本地的。安装在屋顶的太阳能板能提供家庭所需的多数能源，甚至还能将多余的回送到供电公司的电网。在我住的社区，一个新近装修的几间单位在车库上安装了太阳能板，能供应十五个单位外加管理处的能源需要。加上高性能绝缘层的安装以及其它高效节能措施，就能够达到LEED绿色建筑认证的环保标准。

本地能源输送也使得能源传输的线路得以缩短。尽管大的石油和电力公司仍在抗拒并阻挠这一转变趋势，当前系统不断升高的费用渐渐起到好的作用。中国尽管仍然非常依赖于煤的供应，但它正在通过建立新的风能、太阳能系统准备一个至少是部分的后化石燃料时代。不久的将来中国将领先于西方成为最大的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生产者[3]“China is Leading the Race to Make Renewable Energy”www.NYTimes.com/2010/01/31:Jan.30,2010.。

麦吉本认为，这一向更加局部的农业和能源生产转变的趋势不会简单地导致我们受限于一个狭隘的世界。这个再开发既需要局部的、也需要全球的意识。或许因为汽车和飞机昂贵的能源价格的限制我们会减少旅游的物理范围。但是我们需要比过去更加理解粮食和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系统如何再全球范围内与我们的邻居互联。价格低廉的电子通讯手段已经使得我们不仅能和国内远方的亲朋好友能多沟通，也使得我们能在全球范围内与万里之外的朋友轻松交流[4]McKibben,Eaarth,p.188,pp.196-204.。我们可以在Skype上面对面视频对话，而无需乘飞机前往会见。

为了新生命共同体的精神

随着支撑人类文明达万年之久的地球系统危机和一个“艰苦的新地球”的到来，天气变得更热、更异常，我们不仅需要改变开发地球的方式和燃烧埋在地下300万年才形成的化石燃料的做法，更需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我们用来想象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终极实在之间关系的文化。我们从未有过如此的经验，因此没有足够的模型帮助我们来思考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新方式。

今天已经支撑人类文明达万年之久的地球所面临的危机既是一个更长的人类发展时期的“终结”，也是该发展在全球更大范围扩张的“终结”。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迫在眉睫的世界的“终结”？该怎样生活在这个我们即将进入的新的“艰苦的地球”上？产生于公元四世纪的社区模式和禁欲、隐士的精神能否为我们今天所需的精神提供任何线索？

我认为早期的经验仍可能帮得到我们。在安东尼和帕科缪时期得埃及发展起来得修道院社区认为他们抛弃了破坏身心关系得放纵的消费主义。经过数年的斋戒和同魔鬼力量的斗争，安东尼从坟墓中出来，非但不显得憔悴，反而更加健康、身心一如、焕然一新。对埃及修道士而言最关键的是对财富和权力的拒绝。新的社区共同过一种简单的、自食其力生活。

埃及修士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新的关系。修士们重新回顾《创世纪》第六至九章的记述。最初上帝创造了人并给予他们各种绿色植物为食。但是随着人类在地球上的不断繁衍和加速堕落，上帝发怒了，并以一场大洪水将人类文明从地球上清除。

但是一个人的虔诚使得上帝动了怜悯之心，把他全家和成对的动物拯救下来。但当人类幸存者从诺亚方舟中出来的时候，上帝见证了洪水过后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改变。之前，上帝只是给了人类植物为食。现在，人类被赋予捕食任何空中飞的、地上爬的和海里有的动物的权力。今天所有的飞禽、走兽和游鱼都感受到了人类当初的面临灭种的恐惧，显示了大洪水之后新的充满暴力的、堕落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对修士们来说，他们的新的生活方式克服了人们对动物的扭曲的关系，允许回到洪水之前那种更加友好和善的状态。

并非所有的修士精神都是有助的。很多是基于对现世的仇恨和恐惧，以及一种逃离肉体进入外部精神世界的努力。我们需要对悲观逃失的思想和创造平等社会、万物和谐的积极思想加以区分。为我们的新的艰苦地球建立新社区生活的精神需要区分我们剥削自然界以得到权力和利益的遗留做法，和如何跟动物和植物、风、水和大地以及周围的生态系统共同建立一个生命社区的做法。

在这个我们即将进入的新世界里，我们需要放弃跟自然界的关系中的诸多剥削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要创造的新精神中继续要有一些禁欲或牺牲的成分。但是我们需要放弃的不是对现世的痛恨，而是要放弃那些污染环境的行为，那些行为正在杀死鱼儿和鸟儿，并使穷人受到压迫。我们需要放弃那种跳上私家车就可以肆意妄为的特权，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能源使用模式下汽车的排放会污染空气。我怀疑在未来的新世界里乘飞机满世界旅行或许将变得不可能，因为高涨的能源价格会使现在仍能负担得起的中产阶层也无力承受。但那一天多快到来仍是一个问题。显然当前的能源系统短期之内不会放弃这块肥肉。

但是为培养有机食物和采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我们需要适应地球上不同的能量来源，这尽管会使我们跟周遭的环境联系更加密切，也会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在做饭时，我仔细地把可使用的部分和皮、叶子和籽分开。不是象往常那样不问去处地将它们简单丢弃，而是将其放置在后门外的一个沤肥容器里。我把它们放在肥堆的上层，以将其转化成肥沃的土壤，然后混入种植新一轮蔬菜和水果的土壤。我的消费成为一个生命周期：生长、食用、降解、沤肥、土壤再生和再生长。做饭和沤肥成为生命再生的精神修炼的一部分。

这些通过沤肥、土壤再生、培育食物、分享给邻居、节省水、从屋顶的太阳能发电等为生命再生的精神修炼同时也把我们跟本地社区以一种新的方式联系再一起。我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我自己，可能已经搬到了一个有这样的特别意图的社区之中，这里种植和土壤再生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系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也在和我们正在创造的新的感情互联的小镇或社区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正在建立本地社区，而非抽象为按州或国家等官僚结构定义的碎片化的自我。在此基础上，我们跟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发生关系，有时候也把我们跟更大政治和经济系统相联系的方式改变成更加局域化的产生生命的方式。

我们将要进入的新世界是令人恐惧的。所有人的日子都不会好过。以传统方式过活的穷人的日子将更艰难。在酸化的海洋中无法产卵的鱼类的日子也更加艰难。栖息地被人类侵占的动物们的日子也更加艰难。为了在这个艰苦的新地球上生存，我们需要有一种对周围其他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的新的责任感。我们需要一个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生活的深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日常生活将产生一种新的喜悦。这就是我自己所寻求的生活的精神和修炼。

〔责任编辑：曾逸文〕

〔美〕罗斯玛丽·鲁瑟，加州克莱蒙研究生大学

郭海鹏，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519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