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克利福德·柯布 著成文杰 译 谢琼 校

建设性后现代视阈下的中国生态农业

〔美〕克利福德·柯布 著成文杰 译 谢琼 校

从既结合现代科学又尊重传统的建设性后现代有机思维出发，结合美国现代农业的失误，本文从全球视野论证了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在作者看来，发展生态农业的最大障碍是现代思维方式，该思维方式是基于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的，因此只适用于机械系统，而在处理复杂的生态与社会系统方面往往导致混乱。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推重全局性的和长远的考量，因此它挑战我们在研究生态农业时注重非线性或间接的因果关系；正视大型系统如何影响小系统的行为，寻找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关注众多不同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农民的传统认识。作者质疑了现代农业中许多根深蒂固的假定，其中包括“土地私有化是灵丹妙药”的观点，认为农田私有并不会明显增加粮食产量，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和社会不平等。作者主张寻找第三条道路，即寻找使土地使用权既不完全属于公共也不完全落入私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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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不只是耕种

当我们提到生态农业时，首先倾向于想到种子、土壤、肥料和一些天然的控制害虫的方法。生态农业这一主题似乎被定义为在农业中减少环境破坏的方法：如何使用更少剂量的化学农药和肥料，如何控制土壤侵蚀，如何种植互为有益的农作物，例如豆类和谷物，如何轮作农作物，以及如何实施综合的农场管理。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生态农业的远景，也是美国大多数有机农场所例证示范的景象。

然而，英文单词“ecological”还有其他含义，它是关于在任何一个复杂系统中各种关系的学问。这就是我在本文中用这个单词的含义。因此，生态农业比农耕层面的活动要宽泛得多。这个系统涉及的范围从地区文化到全球贸易，从哲学到经济学，从家庭之间的关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除非我们有一个思想体系指导我们协调所有的价值观，否则我们仍将创建一个不平衡的农业系统。即便所有农民都采用合理的环保技术，这种不平衡的农业系统还是会造成社会性的破坏。

生态农业最大障碍是现代哲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流行这样一种观念，即现代的总是较好的，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任何技术或实践方法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场合，在某种情形下的进步可能成为另一新情形下的社会病。人们对每项新技术都普遍充满信心，这表明现代化可能轻易地成为一种幼稚的信仰形式，在这种信仰中，人类不仅自我崇拜，也将人类的发明物置于膜拜地位。

对于生态农业来说，最需要的是采用平衡哲学。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这种哲理，譬如道教、中药、阴阳论和新儒家思想。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西方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找到这种哲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既结合现代科学又尊重传统，更重要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教导我们思考全局，而不仅仅是那些关于现代思想的现实碎片。

相较于以抽象的形式讨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我更乐于以哲学范例的形式来展现关于生态农业的观点。适用于生态农业的哲学，其关键要素是：（1）过程重于结果、系统重于元件；（2）非线性或间接的因果关系；（3）所有科学知识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4）相对主义——多角度的有效性；（5）财产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对性。这样，为了明白如何实现生态农业，我们必须正视大型系统如何影响小系统的行为，寻找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质询应用于农业的已被认可的科学观念，关注众多不同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农民的传统认识，并寻找使土地使用权既不完全属于公共也不完全落于私人的方法。简言之，我们必须从包容性的系统出发，再收敛聚焦，而不是从最低级的现代生化农业出发，再向外扩散。

一、全球体系

1.全球生态系统

在全球化的世界，国家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每个国家都依赖大气和气候的调节。因此，近期最直接影响中国农业的全球性问题是气候变化。全球气温上升将导致中国某些地区风暴灾害加剧而其他地区降雨量减少,导致中亚地区冰川收缩而引起河水流量减少，导致更严重的气象条件变异性，并削弱了人们对携带登革热、疟疾、黄热病蚊子的抵抗力。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将导致农业收成低于当前大部分农业分析家的预期。目前，环境损害已经消耗了中国经济8%-10%的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每年3-4万亿元人民币。气候变化的成本（包括：洪水、干旱、疾病、虫害、以及有益物种的减少）是极其高的。2005年到2011年的五年干旱，应该作为对那些分析家们的一个警示，因为他们相信在未来急需用水的地方，水的供给将不成问题。如果中国的灌溉用水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急剧下降，中国将很难维持充足的粮食供应。同时，由于食物生产的微量减少都会导致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这可能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负担，并可能导致大范围的饥荒。

在全球生态系统中，各国共享资源并从中受益，中国仅仅是其中的一员。中国从中受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同时，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将因未能有效管理全球生态系统而遭受苦难。工业化国家由于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甲烷而使气候改变，结果造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粮食短缺的天气模式。世界各地海洋和陆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也由于过度捕捞、水质污染和土壤侵蚀而减少了。世界低成本的石油已经消耗殆尽，只留下高成本的石油储量以供将来使用，这将提高日益增长的食品和市场运输的成本。所有这些因素将影响中国农业的未来，即便是中国不对这些因素拥有直接管辖权。

因为全球生态系统是无序的，其价值要么因过度使用而被浪费（如大气或海洋渔业），要么被私有化，就像目前企业正在将大气私有化（根据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交易计划）和和渔业私有化（国家捕鱼许可证）一样，他们一度按照帝国主义式的合资方式将世界石油和矿产资源私有化。事实上，世界上肥沃的土地过去也是被侵略性地瓜分的，而不是通过某种公平的方式分配的。北美、俄罗斯、加拿大和阿根廷的人民享有超过其平均份额的世界富饶的土地，正如沙特拉伯拥有超过其平均份额的石油一样。在拥有一个公平地分享地球资源的方法之前，生态农业难以实现，因为全球生态系统将是一个不公正、紧张和滥用的源泉。

地下水就是国际间公共资源管理不善的例证。美国允许奥加拉蓄水层枯竭的做法正危及着食品安全，这个蓄水层是世界上最大的蓄水层，它跨越整个小麦种植平原。德克萨斯州北部的许多灌溉农田已经失去了供应水。自1950年以来这个蓄水层已经缩水了9%。由于地下水的储水量估值是根据地表水位的临近值测算的，蓄水层水位的下降已超过了9%。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它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完全枯竭。中国的华北平原蓄水层亦是如此。随着山东、河北、河南和陕西地下水的枯竭，小麦持续生长的能力将会下降，一些地区的水将会在30年内消耗殆尽。尽管在美国和中国的干旱地区，水资源是收费的，但水的使用依然十分浪费，完全不考虑未来生产足够粮食的能力。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管理自己境内的公共资源，那么，管理公共资源的国际协议又如何才能生效呢？

2.粮食，贸易和食品价格

中国未来的粮食供应也逐渐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农业政策行为。五十年前，非洲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国，而现在却依赖进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同样的情形。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依赖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阿根廷和南非的食品供给，由此造成的供求失衡将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让我们思考一下：如何将中国的农业体系与其他国家的农业和土地使用政策联系起来。

2010年，中国食品价格上涨10%，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涨幅。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实现粮食自给，是因为政府的合法性确实依赖于解决饥饿问题。去年价格突然上涨，部分原因在于生产水果和蔬菜的地区发生了洪涝，导致这些商品价格上涨了62%。

中国食品价格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世界粮食市场。由于粮食需求相对价格是缺乏弹性的，粮食供应的微量减少就会导致世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2010年的全球小麦产量比预期水平低4%，就导致价格上涨了50%。2010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增长了120%。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粮食储备，但是中国在应对世界市场方面的脆弱性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中国肉类和酒类消费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由于香港的人均肉类消费量比大陆大约高出2.6倍，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粮食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无限增长下去。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工程，是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和一些著名的欧洲科研机构参与开发的相对保守的系统，连这个系统都提出未来中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将会增加。这项研究预计，中国60%的肉类消费增加将需要增加900%的粮食进口——从3百万公吨增加至3千万公吨。这项研究的假设是过于乐观的。此时，我只想指出，粮食进口就是只增长这900%，中国在国际粮食价波动面前就够受的了。

为了避免这种脆弱性，中国已开始研究长期租赁莫桑比克、苏丹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土地和水的可能性。问题是这些租约将造成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因为非洲人民将怨恨外国对他们资源的控制，特别是水。迄今为止，中国农业部已经开始勉为其难地全力争取非洲的土地和水的使用权。然而，当国内的农业不能满足人们膳食纤维需求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时，中国的压力将会演变为干预非洲。

即使中国不直接参与非洲的农业项目，生态农业的发展仍将是一个国际问题，而非在任一国的边界之内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内部稳定有赖于其他国家的食品安全，因为任何其他地区的歉收都将导致中国食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因此，巴西、加纳或肯尼亚关于将农民和土地分离、以咖啡和茶叶等出口作物替代本地食品消费品的政策，将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意味着，要实现以生态健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人民的膳食问题，不仅是中国如何自我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中国如何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问题。

我主张推行一个巨大的计划——告诉世界各国：中国是如何通过土地再分配、公平竞争、鼓励生产与政治稳定来实现高度的粮食自给的。在一个中立的政治环境中推行这些观念是十分艰难，更何况世界上还总有那么几股强权力量不希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州实现粮食安全和政治自治。

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目的在于使其他国家依赖美国的粮食供应，中国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所作的任何事情，都将是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直接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就将粮食出口作为一个潜在的武器。美国迫使发展中国家依赖其粮食供应，有两个目的：1）影响外国政府；2）增加美国粮食贸易商的利润。美国两大综合性企业集团，美国嘉吉集团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集团控制了世界75%的粮食贸易量。他们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他国家的粮食销量。基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咖啡、茶叶和可可粉的生产，以及其他非食品商品的出口，但并未促进供这些国家国内消费的粮食的生产。这导致许多国家在满足粮食基本需求方面完全依赖于美国企业。

更阴险的是，美国将其军方的世界气象控制项目作为一种军事和政治控制的手段。这些项目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一直都在试验中，一位研究人员认为它们可能是造成近年来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因素。古巴和北朝鲜的干旱和洪水过度频发且十分严重，表明这些事件可能是人类人为制造的产物，而不并非由纯粹的自然因素所引起。粮食贸易和粮食安全政策已开始具有地缘政治的性质，类似于石油和水资源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希望实现国内和谐的国家将不得不全力合作以抵制这种不合理的世界粮食供应体系。为了避免资源被其他国家开发，为了让人民不挨饿，怎么做都是不过分的。中国需要向那些无视国际国内公平正义的国家发出挑战。从其他国家获得石油、矿藏和水所产生的短期利益，可能会被全球长期的不稳定所抵消，这也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粮食贸易。

因此，要理解农业和食品政策，需要掌握比土地栽培、畜牧、灌溉等更多的专业知识。生态农业是一个需要透过全球视角观察才能理解的事业。

二、国内经济体系

虽然全球事件影响了农业，但国家经济政策对农业会形成更深远的影响。创建生态农业体系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乡村文化。换句话说，要使大自然表现和谐，就要求人们尊崇自然的节奏规律。在农村长大的人，对自然的进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明白尽可能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必要性。基于几个世纪的传统习惯，农民推崇环境的长期健康和自然的平衡，因为这种自然平衡能维持他们的庄稼和牲畜健康生长。相比之下，现代的工业化农耕方式倾向于化学品投入的短期效益，却忽视了自然资源具有害虫防治和土壤供肥的本能。

因而，不需要给农民授予一些生态农业的方法。他们早就知道，如果要在陡坡和梯田上种植农作物，就必须维护其表层植被的生态价值。如果他们违反植被保护原则或往土地上喷洒农药，那只不过是税收、补贴、产权及其它外部强加政策驱动短期行为的结果。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农业问题是由农民的无知引起的，相反，这些问题应归咎于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构建者们，农民不过是被迫遵循罢了。

政策的设计必须既能保证足够的劳动力，又能激励农民采取正确的行为。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中央规划者们力推增产的现代农业方法，却只增加了环境污染和土地退化。即使政府培训农民采取有机的农业种植方法，农民也不会接受，除非国家政策对这种无害化的生态行为进行奖励。可是由于政策的影响是复杂而间接的，要制定能带来实质性效果的法律政策并不容易。

为了实现生态农业，中国必须创新经济刺激措施，同步推进：（1）降低农民的税费负担；（2）稳定耕地供应以促使粮食安全；（3）减少水污染，促使水资源的有效使用；（4）保护农田免于侵蚀，增加土壤的有机物供应；（5）减少农业的化学品投入，尤其是化肥和杀虫剂；（6）减少农村非农业生产的能源消耗。

所有的这些目标都已经被中国的专家和领导所认可。中央政府已经通过法律引导这些资源更加合理使用，但由于还存在很多需要攻克的障碍，这些法律通常发挥不了作用。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些已经被采纳的政策，及其在地方上失败的原因。

1.征税

虽然税收政策一般不被认为是实现生态农业的工具，但是不好的税收政策干扰了土地谨慎管理的目标。过去，当农民们面对农作物和牲畜养殖的高税负时，他们很少对生态涵养做长期投资，如植树造林、增加有机质和山坡梯田化等。在极端情况下，农民甚至会抛荒。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对农民过度征税是一个问题。2003年，政府将农民的多种赋税统一为总收成的8.4%，这有效地减轻了农民一半的税负。政府也试图阻止地方官员对农民非法的苛捐杂税，但却很难强制实施，因为地方官员并不总是遵守中央政府制定的规则。成千上万的关于农村抗议地方官员非法收费的事件见诸报端。读了这些报道，人们会认为中国农民的过度税负问题可能与地方官员的腐败有关。

但是，中国税收体系中的不平等是普遍存在的，这种不平等始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从来就没有被赋予征收地方税的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依靠土地买卖和非法收费来获取经费。虽然中央政府近几年开始给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补贴，但是不平衡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农村地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者不得不承担不公平的税赋份额。基于生产和消费而征收的增值税，阻碍了生产力，并给穷人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和商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征税是通过地租的方式面向经济富余地区而不是农村地区，如果税收以全国人均水平来分享，沿海地区的收入剩余将会减少，而农村及中国西部地区将会拥有足够的税收收入。如果国税系统采取这种形式，乡镇干部对农民进行非法征税的压力将会减少。那么，本质上由不平衡的国税系统所造成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也会减少。通过国家土地税的形式从最高层面恢复平衡和公平，将会使得农村生活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农民也不再会拒绝改良耕作方式的经济机会。

此外，城市的土地价值税会降低城市扩张和征用农田的趋势。这项税收将鼓励城市通过增加城市密度的方式，促进城市空间更有效的利用。

2.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

中国的粮食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业。2000多年来，粮食生产一直被看做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和中央政府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是抵御外来侵略和保护国内粮食供应。历史上实现这两个目标时期，国家祥和安定。

195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国在粮食生产上是自给自足的，并且是粮食净出口国。但是，在国家式管理的经济中，粮食出口并不一定是粮食剩余的一个信号。一直到1959年，在夺取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大饥荒的前期，国家粮食采购部门仍在出口粮食。而后来，在粮食产量激增的1978到1982年时间，粮食进口反而增加了。中国怎么能在急需粮食时出口粮食，而在农民生产有富余时进口粮食呢？主要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计划不能准确地计算出粮食赤字和盈余，因为他们缺少关于短缺的准确信息，而这类信息在市场经济中反映在价格水平上。虽然，目前的市场价格相对于几十年前对中国农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在中国粮食供应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中央计划管制。这就意味着分析家们不能仅凭近几十年的粮食净出口，就认为农业部门是健康的。

最近的历史表明，在国家粮食管理核心上有一种悖论：国家越是想控制粮食供应以保障粮食安全，就越是搞不清楚粮食的供应储量。如果政府完全放弃对粮食供应的控制，让市场价格来揭示粮食的短缺，国家或能更好的预测出私人市场上的价格突增情况，但却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西方的专家学者们力劝中国政府能采取粮食的贸易自由，并放弃自给自足的目标。从短期来看，这可能更具经济效益（这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国家粮食储备系统是中国抵御未来饥荒最重要的武器，这里存储了70%的年度粮食消费量。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储备水平，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严肃性。

但是，粮仓或粮食储备只能作为一项有效的短期措施。中国农民要继续生产足够的粮食、实现国家自给自足，至少取决于三个经济因素：（1）足够多的完全控股的耕地，（2）足够高的粮食价格，以鼓励生产，（3）一个经济上支持农村的环境。所有的这三个条件都是不可忽缺的。

在中国，保持充足的耕地供给是很困难的。城市和工业用地影响到了耕地。虽然，政府规定了农用地占补办法，即每占用一公顷的耕地，就必须整理出另一公顷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但结果是用最好的农用地换取了边际土地（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生产收益正好足以补偿所需费用的土地）。1978到1996年间，约有4%（9940-9950万公顷）的耕地转变为其它用途，如草原、森林，或城市用地。这些土地的减少大部分是在1978到1987年间，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在耕地的最好地区。然而，变更耕地用途的情况并没有停止过。之前恢复林地和草地的压力一直在推动耕地转变用途，所以，为维持生态条件而进行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造成了耕地数量的进一步下降。在短短10年间（1986-1996），中国丧失的生产潜能等于一亿四千万吨粮食（大约相对于过去十年平均粮食产量的3%）。从短期看，加强农业技术可以抵消这一损失，但是从长远来，土地的减少将使整个中国的吃饭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土地流失不仅危害国家，它也摧毁了许多农民的生计。在法律上，土地属于集体，农民从集体承包土地。因为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地方官员便能以较低的赔偿金掠夺他们的土地，再以高价把土地用于商业或工业用途。2003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加强农村财产权并防止土地非法承包。虽然这项法令完全没有禁止土地征用，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非法侵占土地的村庄数量下降了50%（从占被调查村庄的6%降到3%），对农民的货币补偿也增加了35%（从人均6642增加到8950元/亩）。然而，由于补偿只是土地转让之前年净收入的11.5倍，大多数的农民对于永久性失地感到不满意。部分原因在于村庄确实缺少税收的可代替品，因此只将收到的补偿金的一半移交给了农民。

因为对土地的掠夺问题发生在农村，所以人们倾向于谴责地方官员并指控他们腐败。但这些问题来源于城市，城市外扩至农村才创造了土地征用的条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限制城市向外扩张侵占农田的政策。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征收土地价值税来鼓励城市土地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这项政策会对城市的土地租赁人造成财政压力，使得他们在现有的城市边界内建设更高的建筑物、增加建筑密度，并容纳更多的城市土地使用者。

3.水资源政策

像中国土地流转问题一样严重的是，水资源的短缺将是未来生态农业的一个更大的障碍。这个问题可能会严重到中国不得不放弃粮食自给自足政策，因为农民会转向种植那些耗水量的少农作物。像税收政策和土地利用的情况一样，那些由政府而非农民设立政策将导致不合理的水资源管理。

政府已经了解到，中国的水资源政策不仅是要基于现在和未来的需求，也要基于气候变化所致的旱区水源供应的减少。在中国北方，黄河、淮河及海河流域已经显现出水荒问题，这些地区以全国40%的耕地和区区8%的水，生产了全中国60%的小麦和40%的玉米[1]Hong Yang,Xiaohe Zhang,Alexander J.B.Zehnder,2003.“Water scarcity,pricing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northern China irrigated agriculture.”AgriculturalWater Management 61:143-161.。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区域的内河水流量已经降低了24%左右，而这一问题可能还会变得更遭[2]Ximing Cai,2008.“Water stress,water transfer and social equity in Northern China-Implications for policy reform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87:14-25,citing research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在这一区域，用于粮食生产的可获得的水资源会继续减少，因为：（a）气候变化会引起喜马拉雅冰川水流减少[3]Jianchu Xu,R.E.Grumbine,A Shrestha,M.Eriksson,X.Yang,Y.Wang,and A Wilkes,2009.“The Melting Himalayas:Cascading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Biodiversity,and Livelihoods.”Conservation Biology,23,3:520-530.；（b）城市用水在增加；（c）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在增加；（d）华北平原含水层的地下水位在下降，那里的农民已经抽了大量的地下水来灌溉农田。除非施加措施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否则粮食生产还会继续下降，农民将被迫放弃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关于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任何希望也将成泡影。

到目前为止，政府几乎只信赖工程解决办法，比如废水的回收和其它的节水技术。但是，在该地区每个用水的人面对反映水源极度短缺的高水价之前，农业、工业和居民用水的浪费是不会停止的。比如宁夏省农民每公顷的用水就是河北省的两倍。

水的使用具有竞争性，在这种复杂情况下，规划者要决定如何在多种用途之间分配水资源是不可能的。满足大多数人的解决办法是，根据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用水量，强化市场用水价格。过去，在水域之间和用水类别之间，部门分配的低效率是可以接受的，但如今，低效用水、浪费水的社会成本正变得让人不能接受。虽然水的定价已经开始，但水价还普遍不能高到足以支付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坝、管道、处理系统）的水平，水的稀缺性价值并不没有得到任何反映[1]Hong Yang,Xiaohe Zhang,Alexander J.B.Zehnder,2003.“Water scarcity,pricing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northern China irrigated agriculture.”AgriculturalWater Management 61:143-161.。

干旱地区水资源的分配问题并不只在中国才有。美国的干旱地区曾在水资源的有效分配上做得很糟。相反地，在美国，水权给予水资源的所有者们很大的政治权利。所以，在加利福尼亚，水被浪费性地用于耗水性农作物，而在这些区域，其实更适合通过滴灌系统种植水果和蔬菜。经济学家建议水权私有化，并允许水权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交易。但是这种想法是错的，水权市场事实上会造成低效率和浪费。因为水权所有者没有出售水的动机，水权市场也不能运作。

在中国北方，最需要通过拍卖的方法分配水资源，这样，该地区每一个用水户都面对相同的用水价，不管是来自地表水还是地下水，也不管是灌溉用水、城市居民用水还是工业用水。如果有需要经济支援的特殊的水用户，如宁夏农民，那么在补贴农场方面，直接给他们钱比允许其浪费地灌溉要好很多。

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往往表现为穷人买不起高价的基本商品，如高价水。这是真实的情况，但是理性地讲这又是不诚实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水资源的短缺，而不是价格。如果不能以真实成本给水定价，必将摧毁中国北方的经济，从而剥夺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从长期看，不能有效地分配水资源，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贫困[2]而且，如果不是根据其稀缺价值来给水定价的话，那么江河之水的全部生态价值都将流失。对于保护鱼和其他野生动物来讲，给水定价是一个比行政配置好得多的办法。。

合理的水价取决于其负责机构，如水用户协会，它能够保证农民直接从水利工程中受益。如果水费被官员挪为私用，农民就会对此系统失去信心，并极力反抗。就如同税收政策一样，水政策的改革必须作为是一个透明的系统，强加成本和使用收益必须根据其经济因素而非政治影响力。

4.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和保留有机物质

水土流失是中国的一大主要问题，尤其是风蚀致使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沙漠化区域正在不断的扩大。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政府也已经采取了大规模的整治措施。可结果是，这些整治措施自身也变成了新的问题。

虽然已经构建了一些政府项目以期抑制沙漠的增长，但这些项目大多失败了，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工程现实的视角上，在这种视角下，因果关系是线性的，整体的解决方案只会按计划进行。整体项目的实例有绿色长城项目和“绿色粮食”项目，绿色长城项目（或三北防护林）是中国北部的一个4500公里的防风林，“绿色粮食”项目是通过支付方式让干旱地区的农民不耕种已侵蚀的土地。然而，由于这两个方案都忽略的自然条件和当地农民和牧民的反应，反弹效应造成了新的问题。通过间接方式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措施，例如上面讨论的全额支付水资源的真实成本。但是在考虑解决措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审视为什么已有的项目阻碍了整治的进程。

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干旱易发地区，最具破坏性的政策的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体制下，将草场划分给个体承包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体制政策能使定栖的农民受益，但却不适合游牧农业。官方政策给每家每户分配了具体的放牧领地，以防止过度放牧。但牧民的文化是集体合作，家庭放牧权的分配与传统的放牧习惯相悖，在传统习惯中，由村里的长老管理全村农户对牧场的使用。畜群本应继续集中到集体牧场，过去村民们一直根据这些传统来控制个体畜群的规模，但现在，新的规定阻碍了这些传统的实施，结果是过度放牧。我们需要重拾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政策，以便村庄可以在内部调整畜群规模，防止过度放牧。

5.减少化学品的使用

大多数人把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的话题与减少依赖化肥和农药的联系在一起。这里为了简洁起见，我只讨论化肥，而不讨论杀虫剂。每种用于农业的化学物品具有相同的一般原理。

1952年，中国只消费0.6公斤/公顷的化肥，197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0公斤/公顷，1980年为100公斤/公顷，2008年约为255公斤/公顷[1]Josephine Williams,2005.Understanding the Over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in China:a synthesis of historic trends, recent studies,and field experiences.P.R.E.M.I.U.M.2005 Research Experience for Undergraduates.http://forestry.msu.edu/ china/new%20folder/jo_fertilizer.pdf。可见，1980年以来，化肥的使用就已经超过了两倍，而在集体合作化时期，其增长速度更快，这大概是由于政府希望避免重复1959-1961的饥荒。

粮食产量几乎与化肥使用量平行增长，因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化肥使用密切相关，以直接管制的方式减少化肥使用将十分艰难。过度使用氮肥已经污染了中国许多地区的地下水和地表水，即便是这种事情已经广为人知，但依然不会改变难以减少化肥使用的事实[2]W.L.Zhang,Z.X.Tian,N.Zhang and X.Q.Li.1996.“Nitrate pollution of groundwater in northern China.”Agriculture,Ecosystems&Environment,59,3(October):223-231.Also G.D.Liu,W.L.Wu,and J.Zhang.2005.“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agriculture-derived nitrate nitrogen in groundwater in northern China.”Agriculture, Ecosystems&Environment,107,2-3(May):211-220.。一项官方的调查显示，农业污染——尤其是化肥、杀虫剂、动物排泄物、水产养殖——对水的污染比工厂更甚[3]Jonathan Watts.2010.“Chinese farms causemore pollution than factories,says official survey:Groundbreaking government survey pinpoints fertilisers and pesticides as greater source ofwater contamination.”Guardian(UK).February 9.http: //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0/feb/09/china-farms-pollution.Apparently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by the Center for Chinese Rural Studies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or Zheng Dacai,according to CRI,China's Agriculture Pollution under the Spotlightat http://www.hxen.com/englishlistening/CRI/2010-11-22/127825.html。政策制定者们也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要补贴化肥使用来提高农业产量，另一方面，那些化肥造成了严重水质污染。

尽管化肥使用快速增长，但在中国47%的耕地上，有机肥料依然提供了35%的基础肥料（氮-N，钾-K）[4]Zhang F.S.,Fan M.S.,Zhao B.Q.,Chen X.P.,Chen Q.,Li L.,Shen J.B.,Fen G.,Jiang R.F.,Ma W.Q.,Zhang W.F., Cui,Z.L.,Fan X.L.2006.Fertilizer use,soil fertility and integrated nutrientmanagement in China.Rome:United Nations Food&Agriculture Organization.http://www.fao.org/docrep/010/ag120e/AG120E21.htm。换句话说，一半的中国农民在继续使用粪肥作为无机肥的补充。因此，在中国恢复粪肥使用来部分的替代化肥使用，不会像那些完全放弃传统做法的国家一样困难。

无论中国政府怎么做，中国农民今后将会使用更少量的化肥，由于化肥成本的持续上升，农民将在经济上强制减少化肥使用。2007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导致了世界性的化肥价格增至三倍[5]mongabay.com(February 20,2008).World fertilizer prices surge 200%in 2007,hurting the poor.http://news. mongabay.com/2008/0220-fertilizers.html.For future trends,see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worldfood/Reports.../cwfso.doc，这是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这种趋势在未来会持续下去。

三、结论

对于中国农业和食品安全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建议将农田进一步私有化，仿佛它是一剂灵丹妙药。然而，这样并不会明显增加粮食产量，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所有权集中和社会不平等。一些学者建议通过恢复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来恢复团结协作的精神，但这尝试已因失败而被放弃了。

我提出了一个土地价值税建议，但这需要首先从城市土地开始。虽然征收土地价值税确实能增加税收，但其主要目的不是这个，而是减少城市扩张对农村土地的压力。

同样地，我还建议在中国干旱地区，应以全额经济价值向用水户们收取水费。像征收城市土地价值税一样，这样做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而是要求农民、工业，以及家庭节约用水，这样才能给别人留下足够的水资源。

为了防止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水土流失并保护那里的草原，我认为地方化的行动措施可能会比绿色长城造林项目等庞大的国家工程项目更有优势。尤其是需要那些促使牧民采用传统方法限制牧场畜群的规模的政策。政府必需认识到，部分私有化的草场与部分私有化的农场并不具有同样的效果。

生态农业最大障碍是现代思潮，现代思想中解决方法总是基于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那只适用于机械系统，而在处理复杂的生态与社会系统方面往往导致混乱。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承认在某些情形下现代分析方法的价值，但它提出要扩大调查探究的范围。

由于土地和水相对于人口稀缺性，未来，中国无论如何有效地管理国内资源，都必将要进口更多的食物。但是，当国家之间争夺资源的时候，战争便有可能发生，而粮食进口只有在全世界能经得起的战争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中国追求实现生态农业至关重要的政策，在于帮助建立一个和平管理全球生态系统的国际框架。数百年至今，人类都未建立这一目标，但在未来，它将非常必要。

〔责任编辑：曾逸文〕

Chines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from a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erspective

Clifford·Cobb(author)
Cheng W enjie(translator)Xie Qiong(proof reader)

Starting from the organic thought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which both integrates modern science and respects tradition,with reference to faults in American modern agriculture,the essa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positive solutions.In the author's opinion,the biggest obstacle to develop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the modern thinking pattern which is based on simp listic and linear causal relations and thus only app lies to mechanical systems,resulting in confusion in comp licated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On the contrary,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has a high regard for global and long-term consideration;as a result,it challenges our attention to nonlinear or indirect causal relations,seeking comp lex networks of causal relations and focusing on a multitude of know ledge systems,especially on farmers'conventional cognition.The author questions a few deep-rooted assumptions in modern agriculture,including the notion that land privatization is a panacea.The author seeks for the third road,a way that the ownership of land is neither comp letely public nor privat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ecological agriculture;modern agriculture;Chinese agriculture;food safety

克利福德·柯布（Cliff Cobb，1951-），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成文杰，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030006

谢琼，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43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