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森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论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的复兴

杨守森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坛上，旧体诗词的创作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兴盛之势。这一文学景观的意义不只在于文学本身，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依恋，是民间正在自发积聚的一股抵抗物欲泛滥、道德溃败的文化正能量。作为一种传统文学体式，如何适应现代生活，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自然也还需要人们从多方面进一步探索。

旧体诗词;当代;复兴

我这儿所说的“当代”，主要是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而言的;我这儿说的“复兴”，主要是就旧体诗词的创作热潮而言的。在这个当代时段的中国文坛上，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旧体诗词的创作，呈现出日渐兴盛、大有与新诗争雄之势。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据有关统计，全国的诗词刊物已有600余种，诗词组织已达2 000余个。仅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就已多达1万余人;该学会创办的《中华诗词》杂志，发行量已超过了《诗刊》近一倍。值得注意的是，喜欢旧体诗词、从事旧体诗词创作的人，具有更大范围的“群众性”，有学者专家、青年学生、军人、干部、公司经理、酒店老板、农村妇女等等。几年前，我曾收到过一本签名赠送的诗词集，作者即是河北承德市大石庙镇的农村妇女傅桂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新诗创作方面颇有成就的诗人，晚年亦纷纷转向了旧体诗词的创作，如臧克家、贺敬之、王辛笛、邵燕祥等等。

就作品来看，虽亦常见人们所诟病的空洞乏味的“老干体”，无病呻吟的“新古董”之类的平庸低劣之作，但确有不少作品，不论韵律技巧，还是意境创造，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兹举几例如下:

起灭浮沤聚散尘，何须分寸较来真。莫名其妙从前事，聊胜于无现在身。多病可知零件坏，得钱难补半生贫。晨曦已告今天始，又是人间一次春。(启功《一九九四年元日口占》)

千古风流赋玉章，狂歌对酒笑炎凉。唐王一座金銮殿，不及床前明月光。(吴北如《咏李白》)

播雨耕云无数春，艰辛谁与问，到黄昏，暂凭薄酒长精神，新弯月，来照杏花村。潇洒对芳樽，意征雁远，莫将心目看浮沉，伤情事，过眼似烟云。(傅桂香《小重山·春耕》)

如此品位的作品，即使放在整个中国诗词史上来看，大概也不算逊色吧?

旧体诗词创作在当代的活跃，可进一步证明:一个民族，业已形成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脉绪，是根深蒂固的，是很难人为割断的。与现代白话诗相比，在作为我们的国粹、经由上千年发展的旧体诗词中，深隐的无疑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脉绪。譬如，旧体诗词的某些规则本身，即是我们民族长期积淀的文化心理与审美趣味的体现;其用语的凝炼含蓄，亦更能体现我们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特性、表意性之类优势。也就是说，旧体诗词，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文学体式，至今看来，仍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也许正因如此，虽然经受过“五四”时代白话诗运动的剧烈冲击，这类体式，不仅没有像陈独秀、胡适等人当年所主张的那样遭到彻底遗弃，反倒如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仍广为大众喜闻乐见，且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五四”以来，我们的白话新诗，自然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曾造就了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北岛、舒婷等一代代著名诗人。白话诗，自然别有优势:因其语言的自由灵活，更便于反映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因其通俗易懂，也便于为更大范围的读者所接受。但与旧体诗词相比，白话新诗毕竟也存在着不易克服的某些局限。最突出的是以下两点:一是由于语体本身的特征，白话诗很难达到旧体诗词那样一种凝炼程度。早在白话诗初创的“五四”时期，对白话文学运动持异议立场的《学衡》派的胡先骕先生，就曾不无道理地批评过白话诗的这一缺陷。他以当时颇受推崇的刘半农控诉贫富不公的《相隔一层纸》为例指出:“相隔一层纸一诗，何如杜工部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字之写得尽致。”［1］(P116)数十年之后，资深的革命诗人萧三，亦曾有过这样的抱怨:“我总觉得，我们的新诗和中国几千年来的诗的形式(或者说习惯)太脱节了。所谓‘自由诗’也太‘自由’到完全不像诗了。”［2］二是很难形成旧体诗词那样朗朗上口的优美韵律。早在1934年，鲁迅在致窦隐夫的一封信中，就曾这样指出:“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3］(P250)鲁迅先生的看法是对的:新诗往往有诗而无歌。如卞之琳那首很有名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虽构思奇巧，韵味悠长，意境也极为优美，但因只是可看而不可诵，也就影响了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从这个角度来看，旧体诗词创作的兴盛，或许将有助于中国新诗的反思，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正因旧体诗词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的是，在当今旧体诗词的兴盛之势中，实际上隐含着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对回归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往。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素以重“诗教”著称。由孔老夫子亲手删定的《诗经》，即被列为六经之首。在后来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诗词也一直最被历代所看重。可以说，传统诗词，不仅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也培育了中国人优秀的文化人格，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心灵圣洁的重要精神家园。与一般的戏曲唱词、小说、白话诗，尤其近些年来中国诗坛上出现的不避秽词浊语的“下半身诗派”“垃圾诗派”之类的白话诗派不同，中国古代诗词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雅”，即不论立意、取象、造境、寄情、用语，都以超尘脱俗的静雅、古雅、典雅、清雅、优雅为标准。即使某些原本是正常的人性欲求，或世俗物事，我们的古代诗人，也往往会设法予以雅化，而使之达致高洁。孔老夫子之所以高度推重《诗经》，即是基于对《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之类审美品性的肯定。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推崇的诗之正则，亦是“趋雅避俗”，并具体强调学诗必须“先除五俗，即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

我们知道，源于民间“曲子词”的宋词，虽有“艳科”之称，其中常见吟风弄月、男欢女爱之类内容，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正宗文体，其要则亦正在于宋代词人一直奉行的“去俗复雅”的创作追求。对此，宋末元初的陆辅之在《词旨》中，有过这样合乎实际的总结:词实乃诗之支流，仍以“雅正为尚”，“不雅正不足言词”。以具体作品来看，即如以“俗艳”著称，为“市井之人悦之”的柳永词，实际上也一直在恪守着“俗不伤雅”的底线，正如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如是评价的:柳永等人的词，“虽作艳语，终有品格”。

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代诗词的“雅”，决非仅是一般性的文学准则，而实乃一种文化精神与人格精神追求，是中国古人一直重视的“道德文章”观的体现。显然，这样的追求，不只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高迈境界，亦培育了中国历代文人的高洁情怀。此外，传统诗词所讲究的对仗、平仄、谱式之类规范，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理性智慧与人格操守。

在我国历史上，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越是诗文盛世，越会少些贪官污吏。重要原因之一或许便是:经由科举录用的官员，往往本身亦多是能诗善词者，如唐宋时代的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范中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等等。这些诗人官员，由于时常处于“尚雅”的诗意追求，亦与写作过程中“不逾矩”的理性陶冶相关，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节制其世俗欲望，纯净其官场人格，多些超逸品性，多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高尚情怀。比如，我们很难想象，精于诗律，写出了《望岳》《春望》《饮中八仙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许多不朽名篇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警世之句的杜甫;笔力纵横，倾荡磊落，能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创作了大量或大气磅礴，或纯正深婉之作的苏东坡，会成为穷奢极欲、巧取豪夺的贪官。

仅从这一点着眼，我们就可以看出古代诗词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的巨大文化功能，也会进一步意识到旧体诗词在当代复兴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亦决非一种普通的文学复古欲求，更不是一般所说的恋旧心理的表现，而是我们这个民族，面对当今物欲泛滥、道德溃败、人心不古的现实，民间正在自发积聚的一股坚毅不屈的文化抵抗力量，其中隐含着的，应当正是我们伟大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与当代白话诗乃至整个当代文坛、乃至全社会在精神方面的某些下行趋势相反，在中国当代旧体诗词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其中洋溢着的更多是清纯之音，充盈着的更多是雅正之气。可以相信，钟情于这样一种清纯之音，浸润于这样一种雅正之气者，人格必会更为纯正，至少不大可能成为丧尽天良的为非作歹之徒。可以相信，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钟情于此，形成越来越强盛的这样一种审美追求，我们的社会现实，也必会大为改观。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文学体式的旧体诗词，毕竟是一种属于历史形态的完成式，“时序交移，质文代变”(刘勰语)，如何适应现代生活，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如何在“旧瓶”中装出“新酒”，是旧体诗词能否真正再现辉煌的关键。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论界，尚关注不够，研究不足。我们的创作界，也还缺少更为积极大胆的探索。就具体作品来看，虽已不乏佳作，但整体影响，毕竟也还无法与新诗相比。有的诗人，虽已颇受推崇，但也还很难说已经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促进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的兴盛发展，我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

一是应进一步加强真正学术化的诗词批评和理论探讨。中国当代诗词的创作虽然已很兴盛，作品很多，但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在评论方面，真正切实探讨问题的、分析不足的比较少，更多的还是不无夸耀性的肯定与表扬。与其它文学体式相比，旧体诗词的篇幅精致，文字简约，这在诗句锤炼、修辞用语等方面，就更要经得起挑剔与品评。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如，我们的当代诗词作者，甚至包括一些大家，似乎还缺乏古人那种“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求索精神。即如成就很高的聂绀弩先生的作品，就给我这样的印象:率性有余，推敲不足。但目前的有些评论，却往往在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举个例子，聂先生在《给马飞天送饭》一诗中，这样写一位女拖拉机手:“车上姑娘和汗下，雨中芍药让人清。”且不说与“和汗下”相对的“让人清”牵强费解，有为了对仗因词害意之弊，句意亦经不大起推敲。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是很熟悉拖拉机的，知道开拖拉机是个技术活，不是体力活。这样一种“技术活”，且又是在一个“风高能卷千重土”的夜晚，开拖拉机的“姑娘”是不大可能“和汗下”的，这样写恐是不怎么符合生活真实的。而一首有违生活事理，失去可信性的诗，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好诗，但著名学者舒芜给予的评价是:“这不仅是写她形象的美丽，而且写出了她在沉重的劳动中，仍然保持了人的美和尊严。”(《毁塔者的声音》)如前所述，“驾驶拖拉机”如何能算得上是“沉重的劳动”?这很让人怀疑，舒先生可能不太了解“驾驶拖拉机”这一工作。且，“劳动”本身就是值得赞美的，不是屈辱，也不是折磨，从聂先生诗的本意来看，显然也是在赞美那位女拖拉机手，而这又如何扯得上“保持了人的美和尊严”?这样一类不切实际的推崇，尤其是出自舒芜这样的名家的溢美不实之论，实在是不利于中国当代诗词创作水平提高的。我还可以举个例子，聂先生在《清厕同枚子之一》中有句“香臭稠稀一把瓢”。粪，有“稠”有“稀”，没问题，而说粪有“香”有“臭”，就有点莫名其妙了，粪怎么“香”啊?诸如此类，我觉得都因缺乏严格推敲，尚难经得起仔细品评。但愿我这不是吹毛求疵。

二是作为常识，我们知道，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作者内在生命冲动的产物。与之相关，真正成功的艺术创作，不能仅是依赖于某些技艺操作的训练，某些形式的表面模拟，更为重要的是，要基于真诚的生命体验;更不能别有他图，不能将其作为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而应是一种生命追求，甚至是一种人生活法的选择。我们的古人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好诗?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传统，即在许多时候，人们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已将写诗转化为一种习惯性的生活方式。因习惯使然，故而每到一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就会有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就想写一首诗，来一首词。这样的写诗作词，也就颇类乎于今人的写日记。那样一种诗日记般的写作，因是缘之于内在的生命冲动，而不是为了发表谋名，或参赛评奖，或邀功讨好，因而自然会更富于作者自己的生命灵性，作品也就会更具动人的力量。但在我国当代诗词创作界，我们会看到，有不少作品，特别是那些为了“纪念”什么、“庆贺”什么而为之的作品，有的虽格律严谨，体式周正，思想内容也很好、很健康、很重要，却没什么个性，很难令人感动，重要原因即在于:缺乏真切的自我生命体悟，其中呈现的不过是故作声势的空泛意绪，或只是在重复报纸社论或有关文件中的意思而已。这样的诗，这样的词，也只不过是徒具诗词的形式而已。更有不少作者，写诗填词，不过是为了附庸风雅，或应景趋时，这当然也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针对这些现象，加强学术性的研究与批评尤为重要。

三是应注重中国当代诗词的编选工作。在一般人看来，诗文的编选，似乎是一件很简单、很轻易、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为之的事情。而实际上，编选本身是一个审慎的学术研究与艰难的劳作过程，不仅需要海量的阅读比较，更需要真正艺术的眼界与判断能力。这样完成的一部选本，亦乃学术研究的结晶。编选工作，对于扩大某一文类的影响，促进其相关研究，亦意义重大。我们的唐诗，之所以得享盛誉，倍受重视，与前人下功夫编辑的唐诗选是有重要关联的。你如果读全唐诗，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唐诗也并非高不可攀，全唐诗中，也有大量不可看的平庸之作。人们推重唐诗，依据的实际主要是标志着其文学高度的唐诗选。同理，中国当代诗词，虽创作活跃，亦不乏精品，但在文学界的声誉，之所以还不是很高，普遍性的社会影响，也还不是很大，原因之一即是:某些真正高水平的作品，尚被淹没在大量的平庸之作、低劣之作之中。近些年来，中国当代诗词的编选工作虽已受到重视，也已有一些选本出版，但我的感觉是，由于编选者眼光的局限，或是其它某些外在因素的制约，还不够精当，不够权威，因此也就难以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可，也就难以产生大的影响。我想，有关学者或研究机构，如果能以严格的学术标准，以真正艺术的眼光，编选出一部类乎清人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那样一部《中国当代诗词三百首》，必会大受欢迎的，也必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当代诗词的繁荣与发展。

［1］中南区七所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G］．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2］萧三．谈谈新诗［J］．文艺报，1950，1(20)．

［3］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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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2

杨守森(1955—)，男，山东高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