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筱玲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文学史上的潘岳，有着两副鲜明而迥异的面目。一个是善于体验人世哀情、代自己也代别人抒悲写恨的“情深之子”潘岳，另一个则是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感慨的“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情趣高迈脱俗、人品却颇为可疑的潘岳。如果我们相信写作不仅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一种自我形塑的话，那么，追问这两个潘岳到底哪一个更真实也许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两个形象是如何在潘岳笔下并存的?它们对潘岳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一、潘岳的“哀情”:生之憾恨的表达

潘岳一生中写下了不少哀悼逝者的文字，《文心雕龙·指瑕》中说:“潘岳为才，善于哀文”。潘岳“善叙哀情”与时代政治环境的关系是许多论者都已注意到的。潘岳所在的时代，正是西晋在政治上开始陷于黑暗和混乱的时期，一般的文人士子，依违于权臣之间，在政治漩涡的边缘战战兢兢地行走，有的最终葬身其中。潘岳便是一个。这样的处境，使得当时几乎“每一个文士，都各有一段哀思在心。”［1］“当时文士多作挽歌哀诗以宣泄忧愤，非特悼人，盖亦以自悼。”［2］即便如此，潘岳的哀情还是显得特别突出——他今存的61篇文、21篇诗中，以哀悼为题材的竟有38篇。这些哀挽文字，或伤亲人，或怀挚友，或代别人抒悲写恨，其中， 《悼亡诗》是公认的名篇， 《怀旧赋》、 《寡妇赋》、《杨荆州诔》、 《杨仲武诔》、 《夏侯常侍诔》、《马汧督诔》、 《哀永逝文》亦被萧统收入《文选》，作为典范之作传世。

潘岳对叙写哀情的投入当然与他屡丧亲朋的经历有关。自他二十几岁起，就不断有亲人辞世，如《怀旧赋》缅怀的岳父杨肇及两位妻舅，《寡妇赋》代姨妹痛悼的连襟任护，此外还有弟、妹、连襟之女、妻舅之子。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中年以后，幼子、弱女、爱妻的相继凋殒。52岁那年，妻子的逝世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悲中，除了著名的《悼亡诗》三首，他还写了《哀永逝文》、 《悼亡赋》、 《杨氏七哀诗》。至亲之外，朋友、上司、种种社会关系牵扯到的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的死也一一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痕迹。

不过，仅仅把潘岳对于哀挽题材的兴趣归之于他屡经丧亡的经历并因此而对人世间的一切死亡有着特别的敏感与同情，则显然太过简单。因为，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子女夭折、亲人早逝其实是不少文人都曾有的经历，但哀挽伤悼未必就成为他们创作的中心主题。而且，虽然潘岳对叙写哀情投入巨大的热情，他对真正的死亡问题——人为何终有一死?既然终有一死，生命的意义何在?——却几无触及。他所叙写的哀情与其说是死之悲哀，不如说是生之悲哀——是被死亡这一特殊事件凸显放大的人生憾恨失意之哀。

在哀悼逝者的时候，潘岳往往将死亡问题归之于命运的捉弄。在潘岳笔下，一个个死亡事件，延展成一个个人生多艰的凄怆故事。他所追悼的死者，有聪颖美丽的孩子，有温柔娴淑的妻子，有德才兼备的青年，有洁身自守的君子，有戮力王室的忠臣义士。他们身份不同，经历各异，却同为造化所忌，或弱龄既夭，或英年早逝，或含恨而终。《杨荆州诔》中的杨肇，建功立勋，而一旦兵败东吴，即遭贬斥，最终是“玄首未华，衔恨没世”。①本文所引潘岳诗文均出自中华书局1958年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九十至九十三，及中华书局1983年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夏侯常侍诔》中的夏侯湛才华横溢，不苟流俗，栖迟下位，“中年陨卒”。《马汧督诔》中“位末名卑”的汧督马敦，率寡弱之众，力守孤城，却遭小人构陷，落得“功存汧城，身死汧狱”。《悲邢生辞》中的邢生“厉操确其不拔，乡誉著而日就”，“死之日，奔者盈庭”，一生却“其财至贫，其位至贱”。“如彼名驹，昂昂千里”聪慧贤良的妹妹，嫁与刘氏后，因为刘氏“禄微于朝，贮匮于家”(《阳城刘氏妹哀辞》)，在拮据的生活中早逝。最令人叹惋的莫过于那些幼小天真的孩童。《泽兰哀辞》中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孤女泽兰“淑质弥畼，聪惠日新”，却三岁而殒。《皇女诔》中的皇女“迎时夙智，望岁能言”。潘岳自己的女儿金鹿，也是“天资特挺”(《金鹿哀辞》)，然而都是妙龄辄逝。

这些不吝其辞的赞誉与痛切的悼惋，不仅寄托着对逝者的怀思，更是对天命的质疑:“天道辅贤，宜享遐寿”(《南阳长公主诔》)，“我闻积善，神降之吉”(《夏侯常侍诔》)，可是这些美好纯良的人物，却一个个遭遇不幸。在这里，潘岳要表达的不是对死亡的终极追问，而是对现实人生的深深困惑——这一个个逝者，套用江淹《恨赋》中的话说，“莫不饮恨而吞声”。

当潘岳表现生者的哀思时，那种难以释怀的憾恨同样是抒写重点。潘岳的哀挽文字反复渲染生者的茕独之悲:“无父何怙?无弟何友?茕茕此身，哀哀慈母。”(《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省微身之孤弱，顾稚子兮未识。如涉川兮无梁，若凌虚兮失翼。”(《寡妇赋》)“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悼亡诗》其一)对于活着的亲人来说，生命中美好的一部分随着逝者永远地失落了，这种生命的缺憾感，如影随形，在无望的追怀中，一次次被凸显出来。有论者曾指出，潘岳的的哀作善于“忆旧事以会悲，叙琐屑以引泣”［3］，回忆旧事，展现曾经在一起时的生活细节，正是以记忆一次次唤起“永失我爱”的悲哀，见证被命运抛弃的凄凉。

汉末魏晋时期，迁逝之悲开始成为文学中的突出主题，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在汉、魏之交才把时间与死亡整个地提出来加以‘哲学'的思考。”［4］52在这种“哲学”的思考中，人们虽然一方面感伤于死亡带来的人生意义的落空，另一方面则把死亡看作天地运流的组成部分，是终古常然的自然规律。既然向死而生是人无法逃脱的命运，那么，接受这种命运从理性上来说就并不是那么令人难过了，正如陆机《叹逝赋》所说:“亮造化之若兹，吾安取夫久长”。也因此，这个时期，人们对于死亡的哀伤往往引向天道悠长与人生短暂相对比的“宇宙性的悲慨”。［4］50

可是，潘岳的哀挽文字却几乎看不到对死亡的玄思式观照，与那种“宇宙性的悲慨”相比，潘岳哀挽文字由死亡牵引出来的“哀情”，总是落在具体的命运与人生情境中:或是逝者的命运坎壈之哀，或是生者在无尽追怀中的孤独畸零之哀，抑或是作者自己的失志牢落之哀。它们聚焦的不是天道崇替、生命轮回的时间意识，而是人在命运中的具体遭际，是现实人生中的种种缺憾与不平。在潘岳的笔下，死亡对逝者而言，是命运对美好事物的无情毁灭;对生者而言，则是造化对所爱的无情剥夺。“爱别离”的伤痛凝聚的是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和苦恼。

二、潘岳的“高情”:理想自我的建构

对潘岳来说，这种不能自主的憾恨和苦恼，绝不仅仅来自亲朋的殂逝。《晋书》载:“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5］1500少年得志，前景可期，但潘岳此后的仕途却未一帆风顺，“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5］1502在这种冲动之举的背后，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个被强烈的进取欲望煎熬的灵魂。也难怪，史书中会留下真假难辨的关于他与石崇谄事贾謐:“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5］1504的记载。他的 “轻躁，趋世利”［5］1504也许正是他在对自己前途的过高期待落空后，在体验了那种由一个被称为“终贾之俦”的奇童变成一个“郁郁不得志”小官僚的巨大反差后心有不甘、急于想以仕途的成功来摆脱这种挫败感的过激反应。但是，潘岳的一生却似乎注定不会如他所愿的那样飞黄腾达。他在《闲居赋》序中自述道:“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在宫廷政变迭出的西晋末年，像他这样汲汲于进取，难免有性命之虞。他所说的“一除名”，就是在太傅杨骏被诛之后，那一次他险些被杀。官职不高、风险不小，潘岳却始终下不了退隐的决心，据说他的母亲经常讥诮他:“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5］1504但他似乎无法知足。

富有意味的是，在潘岳那些表白个人意趣的诗文中，这种仕途失意的挫败感却被巧妙掩饰着。他在《秋兴赋》中说:“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诂不过农夫田父之客。”因此是不惯与那些“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游处的，“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游卒岁才是他理想的生活。不管这是不是由衷之言，赋中为我们展示的情怀意趣确实是高迈脱俗的，这与那个在阁道题写俗谣，对势位之争耿耿于怀的潘岳判若两人。《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中的潘岳似乎也是一个恬淡自适、宠辱不惊的潘岳。在《河阳庭前安石榴赋》中，他赞扬安石榴: “处悴而荣，在幽弥显。”《萤火赋》更是借写萤火虫塑造一个高蹈尘外的形象:“饮湛露于旷野，庇一叶之垂柯。无干欲于万物，岂顾恤于网罗。……犹贤哲之处时，时昏昧而道明。若兰香之在幽，越群臭而弥馨。”《闲居赋》是潘岳被除名复出后又因母疾去官时写的。潘岳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一幅退隐闲居、享受天伦之乐的田园生活图景，从权力倾轧中死里逃生的恐惧似已淡退，栖迟不进的憾恨似已释怀，他自称“拙”，而“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我们几乎要以为潘岳是决意从此退隐。也难怪后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会困惑地感叹:“心声心画总失真。”

潘岳的这种“高情”虽未必是他全部的真情，却也不能说就是“矫情”。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尔奈在她的著作《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曾指出，为补偿软弱感、无价值感和缺陷感，人生中的不得意者往往会借助想像创造出“理想化”的自我。［6］而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自我形塑，自我想像，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自我，与其说是他“真实”的自己，不如说是他的“角色”，是他的“内在性格和渴望的特定汇合”。［7］正因为现实中的潘岳，是“固既得而患失”，“飘萍浮而蓬转”， “如临深而履薄” (《西征赋》)，在政治的夹缝中苟且求存、胆战心惊，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所以才会有《秋兴赋》、《闲居赋》中那个淡定超然的潘岳。那其实是他在多年的仕途偃蹇后，为了抚慰自己惊惧焦灼的灵魂而创造出来的理想化的自我，是他希望成为的潘岳。

不过，潘岳构筑的这个自我形象却欠缺一种坚实的和谐性。如果我们仔细寻绎这些表白“高情”的诗文，将不难找到所谓“躁竞”的痕迹。在《闲居赋》里，他一方面谈论灌园鬻蔬的乐趣，一方面却炫耀自己的居所“陪京泝伊”，并且乐此不疲地一一介绍邻近的那些朝廷机构。《秋兴赋》中，他一方面傲然于自己投绂高厉的志意，一方面却为自己的沉沦下位而沮丧。《在怀县作诗二首》中那种故作达观的调子里也未尝不透着焦急和怨艾。即使是庭前的安石榴，作者也念念不忘它可以“羞于王公，荐于鬼神”。所以，他一方面构筑一个达观超脱的自我，另一方面却不知不觉地消解了这个形象。他的隐逸倾向，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思索，不如说是一种感性化的“遐想”。虽然他的“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秋兴赋》序)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后来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的“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闲居赋》序)也让我们想到“守拙归园田”，但是，他毕竟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赋予田园生活一种自足的意义。对于现实，他也缺乏清醒决绝的批判态度。“匪择木以栖集，尠林焚而鸟存。遭千载之嘉会，皇合德于乾坤。弛秋霜之严威，流春泽之渥恩。” (《西征赋》)“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几陋身之不保，尚奚拟于明哲。”(《闲居赋》)惊魂未定，却又感恩戴德、沾沾自喜。在这样的表白中，对一己沉浮的斤斤计较，远远多于对人生理想的关切。可见，他的“江湖山薮之思”并非来自对生活道路的深沉反思与严肃的选择，只不过是在惊惧与失望之后想像中的自我慰藉。他怀着满腹委屈，强打精神，勉励自己。正如他在《狭宅赋》里所写的那样，面对着破陋的房子，虽然“独味道而不闷”，却也不免“喟然向其时叹。”他极力要让自己显得坚强，显得超然，然而他依然软弱，依然矛盾，在通往心灵安顿解脱的道路上，他还“有间未达”。

三、 “哀情”与 “高情”:一体两面的自我救赎

潘岳内心的隐痛需要释放的渠道，那些哀悼逝者的文字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渠道。他在其中放纵自己的哀伤，再也不用故作超脱，再也不用自我克制。他是在哀悼逝者，也是在哀哭生活的磨难、理想的挫折、心灵的孤独。

他一次次替死者也替自己发出对命运的浩叹、对上天的呼告:“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尠。”(《哀永逝文》)“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难之匪忱。”(《寡妇赋》)“如何斯人，而有斯疾。”(《夏侯常侍诔》)“彼苍者天，胡宁斯忍!”(《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辞》)

他通过塑造一个个深情的追怀者来表达对命运的不甘: “日往月来，暑退寒袭。零落沾凝，劲风凄急。惨尔其伤，念我良执。适子素馆，抚孤相泣。前思未弭，后感仍集。积悲满怀，逝矣安及。”(《夏侯常侍诔》)“披览遗物，徘徊旧居。手泽未改，领腻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皇女诔》)“意惚怳以迁越兮，神一夕而九升。……愿假梦以通灵兮，目炯炯而不寝。”(《寡妇赋》)

不论是触景生情的悲怆、睹物思人的凄伤，还是期盼梦遇的痴情，都是试图挽留而终归徒然。这种惘惘不甘、反复“流连”的姿态在潘岳的哀挽文字中一再重现:《悼亡诗》三首中，诗人写自己或流连于庐室，或辗转于空床，或徘徊于墓侧，一而再再而三地难以从“斯人已逝”的悲伤中自拔。《金鹿哀辞》中以“捐子中野，遵我归路。将反如疑，回首长顾”写出一个在恍惚的幻觉中眷念不忍离去的父亲。他用歇斯底里的哀痛表达来释放被压抑的情感。 “叩心长叫，痛我同生。”(《阳城刘氏妹哀辞》)“口呜咽以失声兮，泪横迸而沾衣。” (《寡妇赋》)“望子旧车，览尔遗衣。愊抑失声，迸涕交挥。”

(《夏侯常侍诔》)

他还透过景物的描写把内心深处对人生对人世的种种阴郁、痛楚的感受毫不掩饰地倾吐给我们。这是个生命短促脆弱、无物可以恒久的世界:“空馆阒其无人，陈荄被于堂除，旧莆化而为薪”;这是个孤独永在、没有归宿的世界:“户阖兮灯灭，夜何时兮复晓”，“长夜无旦，孤魂曷依”。在这些文字中，人生美好、明朗、欢乐的一面被搁置了。作者的思绪追随着哀伤与怅惘，往而不返，连一如往昔的日常生活场景也染上了一层惨然的色彩:“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悼亡赋》)

此外，时序描写在潘岳的笔下也一再被引向绝望感的表达——虽然时间逝去，哀伤却从不消失:“曜灵晔而遄迈兮，四节运而推移，……退幽悲于堂隅兮，进独拜于床垂。耳倾想于畴昔兮，目仿佛乎平素。”(《寡妇赋》)从守灵到安葬，从秋天到冬天，从醒着到梦中，从白天到黑夜，充斥存者生活的都是无尽的伤悼。大自然轮转所带来的新鲜气息也驱不去这浓重的哀伤:“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悼亡诗三首》其一)在这里，时间面向过去，停滞于现在，未来只是过去和现在的一再重复，是永无止境的哀伤的绵延:“终皓首兮何时忘，情楚恻兮常苦辛。”(《哭弟文》)

本来，哀挽之文的写作，不仅是为了情感的发纾，也是为了在发纾中得到解脱，重获心灵的平静。在潘岳的笔下，我们看不到终之以达，但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深情流连的追怀、在哀伤中永远陷溺的世界、歇斯底里的哀痛表达无疑都起到了情感导泻的作用。通过对哀伤体验的一再沉湎和反复叙写，潘岳为自己构筑起一个情感疗愈的空间。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8］正是在“剌剌不能自休”的哀情叙写中，对人世的怨毒、对命运的怨恨才得以痛快而隐秘地宣泄，潘岳那颗疲惫受伤的心灵才得到些许的慰藉。这种情感导泻与他所叙写的“高情”所指向的精神超越恰恰组成了潘岳面对人生困境时一体两面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

四、 “情”之自觉: “情”之体认与超越

“哀情”与“高情”不仅构筑了潘岳心灵世界的两个面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折射出魏晋时期人们对“情”的自觉。

魏晋时代，“情”是当时玄学清谈中颇受关注的话题。哲学天才王弼曾针对传统的“圣人无情”论，提出圣人有情、但不累于情的观点。［9］事实上，对“情”的肯定与试图超脱“情累”一直是魏晋名士们面对“情”时的矛盾心理，而这样的心理在死亡的阴影下更是被极大地凸显。

《世说新语·惑溺》记载:“荀奉倩与妇至笃，冬夜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11］918荀粲为情而死，当时却“获讥于世”。尽管如此，荀粲如此高调地展示他对妻子的情爱①《世说新语》本条下刘孝标注引的《粲别传》还绘声绘色地描述“妇病亡，未殡”时荀粲与前来吊唁的傅嘏的一段对话:“粲不哭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聘也，遗才存色，非难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岁余亦亡。”，这个故事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轶事被传播并记录下来，本身就足以表明，当时的人们对肆意表露“情”的新态度。这样的态度，在《世说新语·伤逝》的一则记载中有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阐明:“王戎丧子万儿，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 “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11］637

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正是对“情”作为人之本质的肯定。从理性上说，“忘情”固然是理想的境界，但既然“情”是人的存在中不可让渡的真实，对“情”的执着也就可以接受和理解，尤其是死生之际，突破种种规制、不加节制的“情”的表达自然有了充足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魏晋之际，人们在临丧时任情越礼，却往往能得到社会的容忍和同情。

潘岳对“哀情”的抒写，正体现了对“情”的肯定。《悼亡赋》说:“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正如王戎一样，虽然在理性上承认“情”之超越或节制的必要，但在切身的情感体验中，还是不由地倾向于“情”之沉溺。《悼亡诗三首》中，他虽然试图以“黾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的现实责任和“庄缶犹可击”的超脱姿态来中断自己对哀情的沉湎，但是那种勉强的感觉和毫无把握的语气，使得这种努力显得软弱无力，最终，“哀情”的流泻只是暂时的停顿，又在春夏秋冬的季节荏苒中一遍一遍地被重新书写。

对“哀情”的抒写使得他的创作成为“缘情”说的“成功的实践者”，不过，与这种对单一纯粹情感毫无保留的宣泄相比，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以超越“情累”的努力，展示了反思性的视角，从而弥补了他的作品“趣旨不足”［10］的弱点。

这种“遗情累”的努力并不是彻底地抛弃“情”，而是在深刻体验到“‘情'之不可磨灭与历史情境之不可改变”“造成人生的终极的‘悲剧’”［4］62之后，试图以纵心物外的观照、沉思甚或想象来超越得失哀乐荣辱的具体生活境遇，从而回归心灵的平静。对潘岳而言，在那些叙写“高情”的诗文里，他正是试图以摆落利害计较的姿态来消除愤懑不平情绪的宰制，重获对人生的掌控感和内心的平衡。尽管这种努力并不那么彻底、效果并不那么圆满，但还是为潘岳的“深情”增加了一种深刻的内涵。

［1］张国星.潘岳其人其文［J］.文学遗产，1984(4):28－38.

［2］潘兴国.潘岳哀词试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67－73.

［3］萧永生.论潘岳的哀诔文字［J］.重庆社会科学，1996(12):47－50.

［4］吕正惠.物色论与缘情说——中国抒情美学在六朝的开展［M］ //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卷五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卡伦·霍尔奈.神经症与人的成长［M］.张承谟，贾海虹，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8.

［7］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象——自传诗 ［M］ //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22.

［8］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M］.李金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2.

［9］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2:795.

［10］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M］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 (中).北京:中华书局，2006:990.

［11］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