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一、杨培新荣获2014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杨培新,1922年1月生于广东大埔县百侯镇。1938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进入重庆《商务日报》,先当记者,后任采访部主任,主要承担了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残酷剥削,国民党官吏的贪污、腐败,以及民族工商业的衰败和挣扎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上海《文汇报》,任经济版主编。在这期间,出版了《新货币学》、《中国通货膨胀论》,在香港出版了《C C豪门资本解剖》、《T V宋豪门资本解剖》、《大财阀蒋介石》。上海《文汇报》被封后,赴香港创办《文汇报》。

1949年,杨培新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并兼任宣传处长等职,创办并主编《中国金融》杂志。1978年三中全会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着手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1982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此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首钢公司顾问。在这期间主要著作有《旧中国通货膨胀》、《新中国五年来经济建设成就》、《中国的金融》、《论我国银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银行》、《我国货币政策》、《华俄道胜银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路》、《承包制——企业发达必由之路》、《通货膨胀——人民的灾难》等。

2014年4月19日,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杨培新荣获2014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中国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代表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评奖委员会对杨培新的成就做了充分的肯定和褒奖,指出杨培新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金融制度建立和金融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奠基人之一。认为杨培新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学科建设工作长达70余年,为推动我国金融、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杨培新为推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倾注了自己的心力。早在1978年,杨培新就提出了推动银行改革的政策主张,坚持在银行改革中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银行体制改革支持全面经济改革的进程。在金融改革中,杨培新提出了“首先扩大基层行的自主权,发展多元化的金融结构体系和金融市场,改革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最终建立现代市场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路径。

在20世纪80年代,杨培新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和政策建议,阐述他的货币政策、价格改革和金融全面改革的主张,经党中央国务院采纳后,促进了中国改革的平稳推进,取得了兼治通货膨胀和失业困难的显著效果,成功克服了治理通货膨胀与失业不可兼得的“二元悖论”,同时也避免了俄罗斯“休克疗法”模式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

在经济领域改革中,提出了先从简政放权开始,并通过承包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然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张,并被中央采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被理论界戏称为“杨承包”。杨培新提出的货币政策、价格改革、金融改革、企业改革、财政改革等主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整体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而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市场转轨过程当中的市场代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杨培新在经济金融理论研究与推进现实改革做出贡献的同时,在金融教育与人才方面表现也很抢眼,他参与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前身)和广东嘉应大学,并任嘉应大学的首任校长,兼任多所大学的教授,培养了大量的金融专门人才。

二、西方学者承认解释中国成功具有深远意义

杨培新获得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货币政策、价格改革和金融革的主张,促进了中国改革的平稳推进,取得了兼治通货膨胀和失业困难的显著效果,成功克服了治理通货膨胀与失业不可兼得的“二元悖论”,避免了俄罗斯“休克疗法”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杨培新在20世纪80年代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弗利德曼相识,他们作为中美两国研究货币和通货膨胀问题的权威专家有过长期学术交流,两人学术观点虽然不同,但在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的主张上有相似之处,弗利德曼在交流中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成就表示钦佩,他曾称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上述评价出自一位一惯固执地鼓吹自由市场的著名西方学者之口,绝非是讨好逢迎,而是遇到了他实在无法理解的客观事实,承认中国的成功超越了他认为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西方货币理论的权威人士尚且如此赞扬中国,中国就更不应该自我轻视、自我贬低本国的成功经验,而应进行深入研究并提炼出超越西方的市场理论和货币理论。倘若盲目追随和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其实并不能赢得西方经济学家和学术界的尊重,只有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中国独有的特色,才能取得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且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西方学者对中国走“北京共识”道路成功的赞扬,对俄罗斯盲目追随“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批评,以及近年来国际舆论赞扬“中国模式“都说明了这一点。

弗利德曼认为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放开价格,无论忍受任何社会痛苦也不能进行干预,政府唯一可以干预、控制的就是货币发行量。弗利德曼所主张的“放开物价发挥市场作用、管紧货币控制通货膨胀”政策,20世纪70、80年代在智利、巴西等拉美国家实施后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当年智利物价上涨位居全球之冠、失业猛增了十倍之多,广大民众陷入极度贫困甚至难以承担公交费用,平均食物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从17%猛增到了接近80%,弗利德曼弟子曾撰文揭露许多儿童因营养不良常在学校晕倒的事实[1]；即使在美国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后也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导致实体经济的众多企业陷入破产、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发生；前苏联、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实施后付出的社会代价更为惨重,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衰退、失业危机和民众储蓄化为乌有的后果。令人担忧的是,弗利德曼的市场、价格、货币理论仍在全球占据主流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做法与世界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迥异,成功克服了严重短缺经济和隐性通货膨胀,不仅没有造成严重的失业,而且还解决了数千万知青待业难题,这意味着中国较好地攻克了治理通货膨胀与失业不可兼得的“弗利德曼悖论”,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转轨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避免了拉美、前苏联和东欧甚至美国等发达国家都被迫付出的沉重代价。弗利德曼称赞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诺贝尔奖,不仅意味着解释中国成功具有深远的经济理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还有解决现实难题和避免社会代价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美国、拉美等实行市场经济上百年的国家都一再遇到的难题,今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还会因种种原因而不得不面对,如滥发美元引发全球输入通货膨胀、油价暴涨、爆发战争等等。毫无疑问,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起来的治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成功经验,将能够有效地避免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和民众收入、储蓄缩水的代价。

三、中国改革奇迹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论

早在1978年,杨培新就提出了“经济改革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银行改革扩大自主贷款权支持国企面向市场扩大生产”[2]的思路。杨培新认为当时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带来了误导,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运作远比教科书更为错综复杂。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亲身体验过美国顾问推荐类似政策的效果,抗战胜利后取消统制经济过程中就曾经“放开物价、管紧货币”,但在供求缺口过大时放开价格以后物价立刻就会不停地上涨,而管紧货币政策却有很长时间滞后效应难以发挥效果,紧缩工商业贷款抑制生产供给不利于吸收过多货币,直到企业纷纷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锐减,企业家、民众手中没钱之后才会抑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又会变成通货紧缩给工商业、民众带来新的经济灾难[3]。

杨培新在改革开放时期处理货币与物价关系的政策建议,与弗利德曼的货币理论相比取得了更好的实践效果,关键在于发现并稳妥处理了一些重要的市场失灵,而这些市场失灵现象在西方经济学中往往被忽视。杨培新认为,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缺口的情况下,放开市场价格就会导致价格暴涨并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时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发挥有效调节作用并恢复供求均衡。由于企业受固定资产限制价格上涨刺激,供给的作用非常有限,管紧货币就会限制银行支持企业扩大生产的能力,价格暴涨往往还会诱发市场投机导致需求严重扭曲,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价格猛涨和市场失衡[4]。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需求曲线看似非常科学、合理,其实仅仅适用于价格均衡点附近供求缺口不大的情况。当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供求出现过大缺口并远离均衡价格时,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一段之后就会变成垂直的直线,原因是受企业设备、厂房等限制难以继续扩大生产,价格暴涨往往导致大量资本涌入追逐投机暴利,导致正常的需求曲线从向下倾斜变成向上倾斜形成严重扭曲,生产者也可能被高额利润吸引加入投机者的行列,惜售、囤积居奇,扭曲供给曲线发生向后逆转的倾向,这意味着供给停滞、需求猛增导致价格加速上涨甚至失控,市场价格机制出现失灵并难以促使供求恢复均衡。

杨培新认为,上述情况并非偶然发生,其实在许多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如通货膨胀、爆发战争、资本操纵、过度投机,从战争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等,都可能出现供给和需求之间过大缺口和价格机制失灵,出现过度投机市场失灵、通货膨胀市场失灵、战争经济市场失灵、经济转轨市场失灵等等,这些市场失灵往往具有相互作用和彼此扩大趋势,此时政府不应坐视不管而应根据市场失灵的具体原因,灵活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帮助市场机制恢复正常运转,这样才能促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杨培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长期研究各种商品、金融市场的运行,曾经反复亲身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过度投机等市场失灵情况,当时的政府和美国经济顾问对民间疾苦视若无睹,表面上不干预经济而实际上放任外国、豪门大资本掠夺,市场失灵和供求缺口过大恰恰是投机牟利良机,四大家族豪门资本趁机操纵商品、金融市场投机大发横财,导致广大民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

杨培新认为,发挥市场机制的关键并不是放开价格,而是生产者自主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消费者根据自身需要在市场上自主选购商品,在供求缺口不大时可以允许价格自由浮动,这样既能更加准确调节供求关系又不至于伤害消费者。但是,在供求缺口过大时就会出现价格机制失灵,市场就可能将大量资源配置给趁机谋利的投机者,任由价格暴涨暴跌就会严重危及消费者或生产者利益,当构成市场主体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受到严重的伤害时,就根本谈不上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正常作用,特别是涉及重要大宗基础商品影响到整个经济时,就可能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导致经济陷入危机[5]。存在供求缺口过大、过度投机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不是放开价格,而是政府应该将社会利益和民众利益放在首位,灵活采取各种手段如价格管制、稳定基金、国企配合措施,将价格波动维持在消费者、生产者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同时采取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待供求缺口缩小、市场稳定之后再放开价格。

改革初期虽然存在政府管制没有放开市场价格,但是大多数的价格是在生产者、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内,产品的出厂价格高于成本能够保证企业有适当的盈利,产品的销售定价较低照顾到了低收入的普通民众利益。导致商品供应不足、品种单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太死,只要让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银行改革扩大自主权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发放贷款,就能迅速扩大短缺的消费品生产并缩小市场供求缺口。这种通过扩大生产恢复供求平衡方法比放开价格更为优越,能够更好保护消费者利益并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避免涨价伤害民众利益造成阻力反而影响改革的稳妥推进。限制涨价虽然在短期内对生产者利益有一定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却为市场容量扩大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企业通过提高效率、扩大投资能够获得更大的长远发展。涨价将刺激生产者沿着供给曲线向上移动达到低水平的均衡,而沿着同一价格水平扩大投资平移供给曲线将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适当条件下限制价格波动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6]

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认为,价值规律有调节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价格受供求状况影响围绕价值波动并调节资源配置。资本家追求最大剩余价值限制了工人的收入增长,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有效需求的矛盾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时价值难以实现并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出现过大的供过于求的缺口和市场调节作用失灵。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为西方社会改良缓解这类市场失灵提供了重要启示。二战后西方社会改良、改善收入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实施国有化、金融管制化措施限制资本贪欲,实行汇率、利率和资本账户管制并严厉打击金融投机,实际上是在冷战压力下被迫借鉴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这在美欧上层精英专家智囊的著作中也直言不讳承认这一点。2008年以来,美欧滥用凯恩斯主义挽救金融危机,却深陷财政赤字、国债膨胀和滥发货币等难以自拔的困境,也从反面说明二战后西方较好经济增长来自借鉴马克思主义。

存在过大供不应求缺口、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将会影响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发挥正常的资源配置作用,此时放开价格将会导致物价飞涨并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引起不同产品相对比价的扭曲,妨碍资源在不同领域的配置,促使大量资源从生产领域流出并引发过度市场投机,结果不创造价值的投机者获取大量资源引起市场失灵,导致商品生产、流通、消费、投资活动难以正常进行,国民经济将会陷入长期停滞。这一现象绝非是“短期市场闯关阵痛”。杨培新认为,西方倡导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并且恢复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应恪守西方经济学维护资本利益的不干预市场教条,而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将价格控制在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内,特别是影响广泛的大宗商品、汇率、利率等重要价格,有控制价格比放任价格暴涨更有利于发挥市场正常功能,同时应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加速经济结构调整。这样有利于迅速消除过大的供不应求缺口和通货膨胀,从而更好发挥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作用,恢复供求平衡。

杨培新认为,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关键是维护广大民众利益,这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将生产、消费、流通连接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才能促使市场经济为人民发挥配置资源作用,违反这一规律,损害广大民众利益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和经济危机。杨培新关于如何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和推进改革的主张,不仅符合改革初期党中央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衡量改革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不是看其符合某种理论教条,而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

杨培新提出的稳妥的价格改革和货币政策主张得到了政府的认同和采纳,最终促使中国平稳渡过了短缺经济转轨的危险期并形成繁荣的买方市场,没有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付出了经济转轨的惨痛代价。但是,也应预见,今后由于种种原因还可能出现供求缺口过大的情况,如过度投机、自然灾害、爆发战争、货币失控等,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当前美欧国家已进入了虚拟金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经济资源正大量流出创造价值的第一、第二产业,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第三产业如教育、科研、医疗等,大量流入不创造价值的虚拟金融投机领域。国际金融资本施压各国敞开大门、开放资本账户,促使国际投机热钱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迅速流动,人为制造过大市场供求缺口、操纵市场价格暴涨暴跌,特别是操纵大宗商品、汇率、汇率等重要价格的剧烈波动,掠夺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并获取巨额投机暴利。他们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破坏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功能,酿造频发金融危机打击国际对手并掠夺全球民众财富。美欧金融资本曾误导突尼斯、埃及等中东国家放开价格、取消补贴,进而趁机在粮食丰收情况下,投机炒作国际粮价暴涨,引发中东动荡；利用民众强烈不满煽动闹事输出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还曾施压日本实行汇率、利率自由化并酿造泡沫经济,致使日本爆发金融危机并陷入二十年经济停滞。国际金融资本还利用自然灾害、爆发战争等趁火打劫。这种情况下,如果恪守不干预市场教条就会导致物价飞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物价失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二次大战期间西方国家被迫吸取教训并普遍实行价格管制。历史事实证明,其实根本不存在让广大民众忍受“市场闯关阵痛”,结果却让市场经济更好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客观规律。这些其实都是西方为维护大资本利益误导别国编造出来的神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如果损害民众利益,其结果就会违反马克思揭示的生产社会化规律,就会破坏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正常作用,引起乘数扩大的连锁反应,经济危机甚至整个社会动荡。当今世界出现了金融动荡频发、战争危险加剧的复杂形势,从这个层面上看,杨培新关于如何矫正供求缺口过大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控制过度投机、通货膨胀危害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对于维护民众利益、社会稳定和经济金融安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改革不应照搬西方教科书的市场教条,而应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样社会主义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潜力。杨培新既熟悉市场经济调节供求、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也反复经历过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复杂市场失灵,深知必须将民众利益放在首位并有效矫正各种市场失灵现象,这样才能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服务广大人民。他认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将维护人民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这样就能创造出优越于西方的市场、价格和货币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曾经盲目崇拜西方经济理论,将美国向中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政策,当作规范的系统经济改革方案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忍受阵痛闯关”激进价格改革主张,并曾一度占据了上风。但是,凭借杨培新等亲身经历过市场经济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竭力反对,并提出新的稳定价格主张下,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采纳世界银行推荐的政策建议,而是坚持将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放在首位的改革方针,成功避免了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更好地发挥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避免了美国推荐的市场经济转轨方式带来的社会风险代价。

五、稳妥处理货币与物价关系兼治通货膨胀与失业困难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中国推荐“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举措,将这种价格改革与货币政策称为规范的配套改革。杨培新则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指出,“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是很不稳妥的,主张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都必须十分慎重稳妥,货币增长应适当并经常根据经济情况变化调整,不应一刀切而应甄别对待以利于结构调整,价格改革应采取谨慎的渐进方式避免损害民众利益。为此,杨培新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政策建议和著作,阐述他的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主张,并最终赢得了政府的认同和采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改革的渐进平稳推进,取得了兼治通货膨胀和失业困难的显著成绩,避免了美国认为治理通胀和失业不可兼得的负面效应。

杨培新主张的货币政策与价格改革思路,从某种意义上与美国推荐的政策恰恰相反。杨培新认为,在物资短缺导致物价上涨压力较大时,仓促价格改革等于放手涨价,会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涨价受固定资产限制难以马上刺激供给,特别是此时管紧货币就更加难以支持企业扩大生产,不如谨慎推进渐进价格改革缓解物价上涨压力,同时以比较宽松的信贷供给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企业投资改造并扩大短缺商品生产,促使短缺商品供求接近平衡后再放开价格。中国改革初期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数千万知青返城没有工作,形势远比前苏联改革初期严峻。中国采取同西方规范药方相反的办法,一方面进行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一方面增加银行贷款支持轻纺工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既增加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返城后的待业问题。前苏联采取西方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却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失业危机。1979年—1984年间,我国消费品供应从严重短缺变得日益丰富,缓解了隐性通货膨胀压力,1983年北京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消费品市场繁荣景象,绵延数公里的皇城根邻街两侧全是摆满轻工产品的新商铺和商摊。我国还通过发展生产新安排了4 600万人就业,其中国企新增就业占50.38%,集体企业新增就业占49.6%。1979年,公开失业率曾高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5.9%,但是到了1984年,明显改善并下降到1.9%[6]。

1978年,杨培新提出了银行改革支持全面经济改革,由银行根据市场情况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以扩大短缺商品生产的思路。1980年冬,由于“洋跃进”上马了过多大建设项目,国民经济面临着物资短缺和物价上涨压力,出现了较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党中央做出进一步调整和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的决定,国民经济进入了重调整、缓改革的时期。当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调整压缩基本建设首先就要压缩银行中短期贷款,银行中短期贷款是“信用膨胀的表现,是拉长基建战线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看法,杨培新撰写了《关于中短期设备贷款的意见》,上报给党中央和国务院。杨培新在上报政策建议中指出,发放十几亿中短期设备贷款的实践证明,这种贷款用于国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它投资数额小,土建工程不大,投产时间短,发挥作用快,能迅速增加短缺消费品供给平抑物价,有利于通过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消除农轻重产业失衡,消化因压缩基建严重过剩的机电产品。中央领导采纳了这个意见,在调整期间,不仅没有停掉银行中短期贷款,而且还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这种贷款额度[2]。

控制通货膨胀是进行价格改革的前提条件,在没有消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就等于放手让商品涨价并损害广大民众利益。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认为,西方一些国家在轻度通货膨胀的刺激下,可以取得社会经济的一定发展的做法,“我们不妨也可以采用”。杨培新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我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危机,恰恰相反,我们的货币购买力经常是大于商品供应,再加上基建战线拉得过长,人民生活需要不断提高,这在客观上就已存在着自发性的通货膨胀现象,如果从宏观上不控制有可能转化为爆炸性的通货膨胀,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有些人曾主张价格改革一步到位,据说二战后西德改革就曾推行了这样的政策,结果带来了高速增长的“艾哈德经济奇迹”。但是,杨培新从长期从事银行和通货膨胀的研究出发,质疑这种美国推荐的所谓德国成功经验,还亲自到西德进行经济考察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86年,杨培新特意访问了德国贤人委员会主席斯奈德,他说战后德国价格改革采取了慎重的步骤,影响面大的钢、煤、电供不应求,价格没有放开,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加速钢、煤、电的生产,供求基本平衡后才放开价格。战后住宅严重短缺,房租、房价都没放开,二十多年后虽然放开了房租,房价仍有较多管制以遏制投机。[9]

1986年,有关经济部门原本打算采纳价格改革闯关的建议,放开某些重大短缺物资的价格“一步到位”,如钢材价格准备每吨大幅度提高一倍多。杨培新考察德国回国后,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了相反意见的调查报告,建议钢材等重要物资调价缓行,因为基础性大宗商品的影响面很广泛,可能通过复杂的经济连锁反应引发普遍物价上涨。中央领导专门召集会议听取汇报,说明这是1986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决定,定于次年的1月1日起实施,中央书记处已通过方案,只等政治局委员划圈了。但是考虑杨培新提出的建议,决定暂不实施[8]。

20世纪80年代,如何评价中国这段改革历程,虽然众说纷纭,但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却从反面印证了中国改革初期改革选择的正确性。俄罗斯改革完整照搬了西方推荐的规范改革方案,“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在俄罗斯有了充分的实践机会。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曾被称为“市场经济之父”,他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经济工作的经验,西方有意选择许多这样的学者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培训,然后当作市场经济专家推荐给叶利钦政府并委以改革重任。盖达尔受到西方貌似科学而实则过于简单的市场供求和价格理论的误导,采纳了美国推荐的“放开价格让市场发挥作用、管紧货币控制通货膨胀”政策,结果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放开价格之后,市场表面上可以更加自由发挥调节经济作用,实际上作为市场主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遭受沉重打击,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导致市场规模大幅度缩减一半以上,这根本不是“短期阵痛”,而是持续十年之久的长期灾难,直到普京执政并且抛弃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才出现经济复苏。

美国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据说既能刺激生产又能遏制物价,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放开价格导致的物价狂涨,使企业供给和需求均遭受打击。从供给方面来看,物价上涨使企业资金大大贬值,难以购买变得昂贵的原料和设备,“管紧货币”更令企业雪上加霜,无法获得调整结构的设备贷款,甚至无法获得维持生存的周转资金；从需求方面来看,物价猛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将广大居民数十年储蓄一扫而光,社会需求萎缩导致市场陷入萧条,企业难以维持生产更谈不上扩大投资,原来短缺的彩电、冰箱等消费品,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幅度滑坡。俄罗斯民众盼望“经济奇迹”会降临至俄罗斯,但他们望眼欲穿迎来的却是高达2 000% 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有超过20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的严重衰退[9]。

参考文献：

[1][加]那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杨培新.论我国银行改革[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3]杨培新.中国经济动向[M].桂林：耕耘出版社,1946.

[4]杨培新.我国货币政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7.

[5]杨培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路[M].上海：上海三联书痁,1988.

[6]杨斌.探索解决当前就业矛盾的宏观治理对策[J].中国工业经济,1996(6).

[7]杨培新.论我国银行改革[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8]李向阳.走进中国经济学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99.

[9]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