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杨

“高密王国”横空出世

文学史应该记住1986年3月。

这个月的《人民文学》，发表了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

我们再把时间拉到2000年，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莫言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4年的12月里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一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不在乎他对我讲了什么故事，因为我编造故事的才能绝不在他之下，我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

可以说，福克纳于莫言，更多的是一种激活，帮助他发现了自己文学地理中的“高密东北乡”。于是他自封疆土，划地为王。

朱向前在1986年12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红高粱》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发展而言，无疑标志着他的‘邮票构想的初步成功。”这方小小的“邮票”，便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第一次集中展现，便是在《红高粱》里。

莫言塑造的这些生长在北国高粱地里的庄稼汉们，他们不再是某种思想理念和道德模式的体现者，而是一批充满了野性、充满了原始生命激情，豪放不羁、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人，张扬着独立人格和生命欲望的英雄。

作家叶开说：“《红高粱》之所以震撼人心，就是因为在那个传统叙事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在虚假的温和乃至娘娘腔的抒情下，这种突如其来的切入角度和叙事方法，都有些离经叛道，出人意料，令人瞠目结舌。对于正统历史教科书观念的颠覆，更是力量十足。”

从小说到电影，高粱地里的家与国

1986年的夏天，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在楼下叫莫言。多少年后，莫言回忆道：“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了《红高粱》，想当导演。我对张艺谋做摄影师拍摄的电影很感兴趣，他作为演员、摄影已经很有名了。我们谈了统共不到10分钟。……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莫言与张艺谋的结合，是当时最为经典的小说与电影双赢的壮观场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用张艺谋的说法，小说驮着电影走。那个时代，文化界各个领域都充满着一股凌厉的创新锐气，小说界的莫言、电影界的张艺谋，都是30多岁的年纪，各方面趋向成熟，有阅历、有经验也有激情。

如今享尽了荣华富贵的导演张艺谋，那时“手里提着一只凉鞋”，可谓是创业之时事事艰，唯有雄心可凌云。写出了中篇小说《红高粱》之后的莫言，也处在一种疯魔的状态，根本就无法顾及其他，只是拼命地写小说。

那一年，无数高密人亲眼目睹了电影的拍摄过程，并有人在电影中扮演鬼子、吹唢呐，参与历史。

1987年，电影上映，捧红了小女生巩俐，摘取了西柏林的金熊奖，造就了好几个神话。因为契合当时社会上的苦闷心情和宣泄的需求，在大街小巷，男生走着走着，就会吼一嗓子：“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啊头——”在这种激情澎湃的、略带粗野的歌声中，人们孱弱的躯体获得了一种强悍的假象和虚伪的勇气。

一个作家的青春期

莫言写《红高粱家族》的设想，背景是韩少功当年提出的“寻根”的口号。韩少功提出“寻根”后，很快发表了《归去来》、《爸爸爸》。贾平凹随后迅速以他的商州系列呼应。当时郑万隆在北京写他的老家关东，李杭育在杭州写葛川江系列，莫言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从意象转换到对传奇的兴趣。

借助于电影的影响和传播，《红高粱》毫无疑问是莫言所有小说中最有名的一部。这点莫言也很清楚，对于他来说，这既造就了他的暴得大名，同时也掩盖了他其他作品的光芒，甚至使其他同样优秀的作品遭到了被遮蔽、被误读。

莫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

当时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说：“他后来的创作因素，在他80年代前期的创作中其实都已经萌芽，比如对丑陋的展示与深刻的嘲讽，用展示残酷的方式来尖锐揭示残酷的人性，再比如在天马行空般的倒错中无边的悲伤。只不过90年代以后，他把原有这些因素都重新发酵、放大了，组装成一部部鸿篇巨制。”

莫言的80年代，是他的青春期，接下来的一切都已经奠定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