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光

浅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背景、文本及启示

李耀光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珍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期单行本，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的里程碑。本文旨在浅析《讲话》问世的时代背景、文本内容及启示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背景 文本 启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的文艺观，第一次明确表明了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一次科学回答了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的重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的里程碑。对《讲话》的早期文本进行研究，对于历史地认识这部深刻影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的经典理论著作的思想观点和历史价值，有着显而易见的意义。

一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于5月2日、23日两次在会上就文艺整风、文艺学习问题发表讲话。座谈会后，毛泽东对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阐发。1943年10月19日，在鲁迅先生逝世7周年之际，延安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最早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分为“引言”“结论”两部分，正式发表了上述两次讲话。同时，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自此，一篇两万多字的讲话，揭开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1953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发行。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藏有一本《讲话》早期单行本。2006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家文物局《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将这个早期单行本确定为三级文物。该《讲话》早期单行本，1943年10月由解放社出版，平装，32开，纵17.7厘米，横12.6厘米，微残。封面题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右上署“毛泽东同志”，左下署“解放社出版”，三列均用红色字体，竖排，集中在封面右半部分，大方别致。无书名页、目录页、版权页，正文40页，每页14行，每行38字，新闻纸铅字竖行印刷。《讲话》正文前面加有以下内容的编者按：“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解放日报编者 一九四三年”。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个出版于1943年的《讲话》单行本，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讲话》单行本。

二

《讲话》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其孕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批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文化青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追寻文艺救国之路，冲破重重封锁辗转到达延安，几年间竟使这里的知识分子达到四万余人，一度让这座黄土高原上不起眼的小城成为全国文化活跃的心脏。然而，这个生机盎然的文艺百花园，也存在思想困惑和作风不正等状况。一是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对群众缺乏真正了解和深厚感情，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二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现实生活不熟、不懂；三是有比较严重的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倾向，驰于空想、满足空谈，一味表现自我；四是背离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五是一些争论、分歧、对立、不团结现象及宗派主义问题因得不到解决而日积月累。如果把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这些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去分析、去认识，就会发现其来有自和其流有源，事情并不孤立和简单。而大敌当前、全民抗战的现实，决定了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必须服务于人民大众。

从时代背景方面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离不开新民主主义文化。1942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经进入到了第6个年头，此时中日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国内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为了加强团结，反对分裂，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不但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更需要文化上的大发展。

从自身发展方面来看，革命文艺运动虽然空前高涨，但也存在严重不足，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没有和革命战争紧密结合起来，没有摆正自己与革命事业的位置，以至于不能很好地服务于革命事业。

从文艺群体方面来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艺术素养亟待提高，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亟待解决。一是由于他们的经历和所处环境不同，创作风格和文艺主张有别，因此难免会产生一些无关宏旨的分歧。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没有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在各自的创作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三是即使是著名作家有些对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和生活状况，也或多或少地缺乏了解。

当此之时，确实需要有一种文艺主张与文艺思想，来凝聚和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力量；需要有一个根本方针和基本方向，为延安乃至未来中国的文艺事业和文化发展指明道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形势下，召开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通过深入讨论系统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统一文艺界的思想认识。之后，毛泽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以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给许多作家、艺术家写信或约谈，听取了几十个人的意见建议，为开好文艺座谈会作充分准备。

三

《讲话》包括“引言”和“结论”两部分，“引言”是提出问题，“结论”是回答问题的讲话主体。在“引言”中，毛泽东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为此，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在“结论”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从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入手，对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与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然后，《讲话》以这个根本问题为重点，就五个问题进行详尽论述。

在实际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学生动手做过的实验内容在考核中回答并不理想。这是由于受实验课时限制，实验初步的工作由带教老师和技术人员提前准备，学生在实验中只是参与了整个实验的部分环节，时间一长，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通过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学生能够了解一个完整实验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解决问题，并能更好地分析实验结果，培养初步的科研动手能力。

1.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并且把当时的文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主义文艺；第二类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第三类是以周作人和张资平为代表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他认为“这三类文艺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人民大众”的概念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领导革命的工人阶级，第二是作为革命战争主力的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农民阶级，第三是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第四是同样作为革命同盟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无疑，“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这四种人服务”，其中“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重要标志。

2.文艺如何去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在他看来，这里最主要的是要解决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而且有“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的明确指向。人民生活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他号召和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同时强调，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因此，“革命的小说戏剧电影等类，可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具体说来，就是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在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

3.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要服从于政治，因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对于“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必须“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另一方面，为使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实现完全一致，毛泽东又对“把无产阶级政治与政治家狭隘化、庸俗化”的倾向提出了警示。对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首先，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其次，凝聚人心,团结起来；其三，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在艺术方法和艺术作风上团结起来。离开这三个问题的其中一个，都会削弱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力量，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大众进行革命抗争。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文艺统一战线中，要注意团结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由于“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4.文艺界主要斗争方法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文艺界最主要的斗争方法是文艺批评，而“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不是等同的，应该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他还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就不仅对文艺创作提出了要求，而且为文艺批评指出了着眼点和归宿点。此外，从文艺批评的标准出发，毛泽东还批驳了“人性论”和“人类之爱”等诸多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毛泽东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同样，“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然，“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关于“暴露”和“鲁迅笔法”问题，毛泽东认为：“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进而提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5.延安文艺界党内思想整顿的问题。

毛泽东强烈地感觉到，“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三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从而“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鉴于“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因此“必须把内部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对于延安文艺界已经展开的思想斗争，毛泽东则“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向敌人，向朋友，向同志，向自己，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从而奠定了革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

四

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二为”方向。

《讲话》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出发，系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我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正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要自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坚持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作为繁荣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文艺创作中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作为开展文化工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讲话》阐明了文学艺术是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首先体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学习文艺创作，而且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艺术工作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艺术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发挥文化艺术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3.投身文艺创造活动，必须坚持“三贴近”原则。

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和发展，既有赖于“革命作家头脑”这个主观条件，也有赖于“人民生活”源泉这个客观条件，而“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正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只有贴近实际，用心积累走过的点点滴滴，才能真正感受社会发展的涌动，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只有深入生活，用心体会火热的现实生活，才能真正领悟社会历史的变革和进步。只有深入群众，用心感悟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真正获知群众的所思所盼。要之，广大文艺工作者应积极投身于讴歌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文艺创造活动，善于从“三贴近”中汲取素材、获得灵感、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和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

4.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必须把握时代特征。

抗战文艺就是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文艺。今天，《讲话》关于文学艺术应该服从于革命任务大局和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思想，仍然放射着熠熠光辉，照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前进旅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者只有自觉把握时代特征，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期待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关切，才能在科学发展道路上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结语

《讲话》作为彪炳史册的经典文献，是自有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著作。《讲话》的发表，是继“五四”之后在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发生的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从而把“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讲话》阐明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写下社会主义文化华章的光辉序言，成为我党最宝贵的理论资源与精神财富。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时代任务的转换，《讲话》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然而《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确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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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光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 主任

（责编 张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