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文

埃及女王与中国女皇之相似性研究
——哈特谢普苏特与武则天

史晓文

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一般认为她是古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女法老①；武则天是古代中国武周王朝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虽然她们所处的时代跨度超过两千年，虽然她们所在的国度相距超过10000公里，但是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相似的家人以及相似的智慧和野心，造就了她们相似的人生，成就了相似的伟业，也将两个国家及其文明推向了所在时代相似的高度，缔造了两段不朽的传奇。

哈特谢普苏特 武则天 女性帝王 古埃及 相似性

自从文明之光降临，男权特色鲜明的人类文明史上女性帝王相对少有，虽然自但丁的《神曲》拉开文艺复兴的序幕后，欧洲涌现出了不少有影响、有作为的女性帝王，但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的回归、思想的解放等等不无关系，然而在此之前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帝王就凤毛麟角了，其中最耀眼的两位非哈特谢普苏特和武则天莫属。她们不仅是所在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帝王，而且在分属大陆两端相隔数万里的国度、时代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情况下，还有着极其相似的生平经历，这就显得更加的非同一般了。如今对于她们其中任意一人的研究数不胜数，但将二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研究却寥若星辰。因此，本文将着重研究她们的相似之处以及引发这种相似性出现的因素。

一、相似的历史背景

首先来看哈特谢普苏特，她来自古埃及，这里地处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中下游地区，通过西奈半岛与亚洲接壤，约公元前31世纪，自国王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之后一千多年，古埃及除第一中间期出现了短暂的分裂外一直保持着统一，且从未有外族能够威胁到埃及的本土政权。但是随着第十二王朝在人民起义的怒火中覆灭，分崩离析的国家无法再阻挡外族的入侵，亚洲的希克索斯人趁虚而入占据了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第十五、十六王朝，而埃及的本土政权被驱逐到尼罗河上游的底比斯建立了第十七王朝，直到约公元前1567年才由雅赫摩斯一世驱逐了入侵者[1]重新统一了国家，建立第十八王朝，古埃及自此进入新王国时代。这是古埃及在各方面影响力都达到鼎盛的时代，哈特谢普苏特是这个时代的主人之一，是第六位戴上王冠的国王②。

其次再看武则天，她生于古代中国，地理上位于亚洲东端，黄河与长江自西向东奔向大海，炎黄子孙的华夏民族世代在此繁衍，经历了汉朝近400年的大一统后，公元184年太平道揭竿而起，战乱、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外族入侵等纷至沓来，这种状况时断时续将近400年，直到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才逐渐结束。之后古代中国进入了大唐盛世，武则天恰恰也是这个时代的缔造者之一，也是这个王朝第六位君临天下的帝王。此时，距离哈特谢普苏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却无法阻隔她们相似的传奇人生，甚而她们身边的人似乎也受到了命运的牵连。

二、相似的家人

首先是公公，哈特谢普苏特的公公是图特摩斯一世，他被认为是新王国时代古埃及帝国的真正奠基人，然而这位伟大的国王原本是哈特谢普苏特的亲生父亲，由于后来哈特谢普苏特嫁给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才使得父亲变成了公公；而武则天的公公也不一般，武则天在14时被唐太宗李世民招入宫中封为才人，这样看她公公应该算在李渊头上，但是武则天入宫后一直未能得宠，做了12年才人，直到后来与李治渐生情愫甚至珠胎暗结，李治登基后她才扶摇直上，并与高宗李治一起生活了32年，这样看来李世民也算是她的公公。而唐太宗的文韬武略与图特摩斯一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是从丈夫变成了公公。有趣的是这两位雄主在登基前都不是必然的继承人，都是经过一番斗争战胜竞争者后君临天下的，而且经过一生的奋斗为后人打下了一份大大的基业。

其次是丈夫，哈特谢普苏特的丈夫图特摩斯二世，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最没有存在感的法老，他本来就是庶子的身份，借助哈特谢普苏特的嫡系血统才稳固了王权，他生性懦弱且体弱多病，在位期间表面上是与王后共同执政，但实际上大权被哈特谢普苏特独揽；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李治虽然比图特摩斯二世有作为得多，但同样是体弱多病、性格不坚且在位后期大权被武则天把持。有趣的是，这两位丈夫也并非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哈特谢普苏特有两位兄弟都在父亲去世前先一步魂归神国，这才轮到了图特摩斯二世；唐高宗李治上面同样有两位兄长，可是大哥被废，二哥被流放，他就只好做皇帝了。

再次是儿子，图特摩斯二世临终前与哈特谢普苏特只有一个女儿，于是便将一位侧妃的儿子立为王储，即位为图特摩斯三世，虽然三世并非哈特谢普苏特亲生，但是也应该算是她的儿子。可哈特谢普苏特并没有把大权交给这个异子的意思，她赶在三世达到掌权年龄之前把他流放到卡尔纳克的阿蒙神庙中当僧侣[2]，自己拿起权杖和王鞭、戴上王冠当国王；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倒是有4个儿子，但是遇上这么一位极度强势又野心勃勃的母亲也只能自认倒霉，长子23岁暴卒，次子被流放后又被逼自尽，三子当了36天皇帝就被贬黜长安，四子当了6年傀儡皇帝后被废，最终武则天如愿以偿的登上了皇位。但相似的命运并未到此为止，最终她们的儿子又通过政变从她们手中夺回大权。这既与她们因年老体衰、疾病缠身而无法有效执政有关，更与古代历史上男权社会中人们的传统习俗脱不开关系。

三、相似的登基之路

1.男权社会的障碍。

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尼罗河畔，古埃及社会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算是女性地位比较高的社会，他们保留了部分母系社会的传统。如“父母会将财产全部或者大部分传给自己的女儿，以致于许多男人娶自己的姐妹为妻，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姐妹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3]；又如国王虽然是一国之主，但王后地位也同样崇高，古埃及有着大量的关于国王与王后共同执政的记载。尽管如此，在古埃及人的传统观念中，仍然认为男性更有智慧且在面对大事情时更有远见，所以自立国以来不论是国王、政府要员、宗教祭祀以及知名学者少有女性，加之第六王朝和第十二王朝的两位女王分别将国家推向覆灭的深渊③，客观上也加深了人们对女性能力的不信任，以致于哈特谢普苏特也不得不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男性，可见尼罗河畔女性成为一国之君的土壤也并不富饶。

再来看看古代中国，由于受礼教传统的影响，男女地位的天差地别是古埃及所远不能及的，具体情况这里不再赘述。这种传统导致古代中国的女性自己就认为女人不能站在台前，因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延续下来，女性追求权力和地位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皇后或母凭子贵成为太后，所以在子弱母壮的形势下太后临朝称制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几乎没有女性有能力或者敢于穿越那道垂下的帘子并坐上那把龙椅。

可见，女性登基为帝，在男权社会中实现真正的加冕，就是在颠覆原有的传统，下面来看看她们是怎么做的。

2.君权神授。

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对于陌生及未知的事物充满着恐惧和敬意，于是宗教便产生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政治乃至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分化的出现、国家的诞生，过去不曾有过的社会现象出现了：有人衣不遮体，有人锦衣玉食；有人辛勤耕耘，有人不劳而获；有人权倾天下，有人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这些都导致了社会的不安定，不利于统治者对国家的掌控。于是统治集团与宗教集团联起手来，通过神意、天命来解释那些不平等的现象，以至于后来王权的合法性也需要来自神的赋予。因此，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各个时代，不论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不论是自立为王还是谋朝篡位，甚至是亡国灭种，获益的一方总要或多或少在自己头上加持神谕的光环。而我们的两位女主角，作为男权社会的女性，想要完成君临天下的大业，培植心腹、排除异己、武力威慑并最终击败政敌是必经之路，而更重要的是还要打破传统、堵住天下悠悠之口以及使自己权位的获取合法化，这就要创造出顺天应人的局面，那么“神的旨意”就尤为重要了。

哈特谢普苏特就曾经为自己封上了“荷鲁斯女神，上下埃及之王，太阳神拉之女”的头衔，并宣称王位是父王图特摩斯一世赋予的[4]。约公元前1503年哈特谢普苏特僭取了图特摩斯三世的权标头④，加冕象征上下埃及共主的红白王冠，成为真正的法老。卡尔纳克神庙墙壁上有关她的纪传铭刻着那个“君权神授”的经过：一天，大神驾着祥光，带着异香，与其母阿赫摩斯（Ahmasi）相会。临别时，大神宣称，你将生一女，此女所具勇力智慧，必大显于世[5]。这段壁画让我们看到了哈特谢普苏特的良苦用心，她要让人们知道，尽管她是女性，但却是神身，她王权的获取是合法的。

同样，武则天的登基也经过了一个君权神授的过程：先是由武承嗣命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号称在洛水中发现，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大喜，命其石曰“宝图”。之后她“加尊号曰圣母神皇。……大赦天下。改‘宝图’曰‘天授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加位特进，并立庙。”[6]然后以冯小宝为首的和尚在浩如烟海的佛经里找到一部《大云经》，经里记载女主统治国家，最后又成佛。同时，为了普及《大云经》，他们又炮制了解释经典的《大云经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晦涩的经文加以演绎阐发，并和当时流行的弥勒信仰结合起来，称唐宗室衰微，太后就是弥勒下世，必定取代唐朝的统治。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应群臣及人民之“请求”，终于就帝位，改国号为周，元号定为“天授”，她自称为圣神皇帝。

由上可见，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登上帝位殊为不易，不仅需要过人的智慧，还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更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再强势的女性依旧是女性，即使像哈特谢普苏特和武则天这种帝王层次的女性，仍然需要情感和精神的寄托。如果说男人是她们情感的寄托，那么建筑就是她们精神的寄托。

四、情人与宏伟的建筑

由于年代久远和人为的破坏，关于哈特谢普苏特女法老情人，我们所知的只有一位，名为森穆特（Senemut），此人上通天文下晓建筑，骑过马打过仗，在哈特谢普苏特当政期间担任过首席祭祀、王宫总管、财政大臣等要职，还设计并主持建造了埃及现存最高的方尖碑和著名的达尔巴赫里祭庙。先来看方尖碑，它是用一整块大石头雕刻而成，高度约29.5米，重约323吨[7]，石碑的尖顶完全用黄金包覆，在太阳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金光，以证明她和太阳神亲密的关系，石碑上的碑文在铭刻的时候也是经过了精密的计算，使人站在碑下面仰视碑文时看起来从上到下是一样大小的，当时仅耗时7个月就完工，如今只保存下来一座，矗立在卡尔纳克神庙遗址上。再来看达尔巴赫里祭庙，从远处眺望，气势恢宏的三层建筑伫立在半山腰，与其他祭庙完全不同的是它的第一、二层是基础，第三层才是神庙主体，门前竖立了一排女王的雕像，是按男人的形象塑造的，双手交叉于胸前，带着王冠，还留有胡须。似乎要告诉人们，她和男人一样智慧，一样强大。方尖碑与祭庙3000多年以来历经人为破坏和自然侵蚀，至今仍巍然屹立，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女王的功绩和权威，展示着古埃及的悠久历史和伟大文明。

再看武则天，她的情人就远不止一位，而其中之一名为冯小宝，此人是武则天的第一位面首，后来赐姓薛，改名怀义，曾经积极为武则天登基造势，也曾经领兵讨伐突厥，官拜左武卫大将军，受封梁国公，他负责督建了神都洛阳天堂和明堂，这是两座被后来的史籍多次提到的宏伟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建筑。由于这两座建筑没能保留下来，因此对它们的了解仅限于地基的遗址和史籍的记载，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十二月“辛亥，明堂成，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号曰万象神宫……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8]按照古今的长度换算唐代一尺大约相当于今天30.7厘米，那么明堂的高度大约为90米，长宽各约92米，其高度按照如今每层楼3米计算，有30层楼高，而天堂的高度则达到150米以上，这已经超越了胡夫金字塔146.5米的原高度。这两座建筑，构成了洛阳城辉煌壮丽的景观，象征着武则天主政期间无与伦比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杰出成就。

不论方尖碑还是达尔巴赫里祭庙，明堂还是天堂，这些宏伟建筑的拔地而起不仅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与智慧的结晶，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说明了两位女性帝王在位时期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她们治理国家的作为当然是有目共睹的。

五、奠基盛世

哈特谢普苏特作为古埃及三千多年的历史上罕有的女法老，却做出了一番许多男法老都追之不及的功绩。在她主政期间，在卡尔纳克、卢克索以及埃及的许多地方，宏伟的宗教祭祀建筑拔地而起，这与她注重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埃及所缺，提升了国家财力有着直接关系。在森穆特为她设计修建的达尔巴赫里神庙中，铭刻在一面墙壁上的壁画和铭文描绘了当时贸易的场景“蓬特国各种非常沉重的奇珍物品：神圣之国的各种香木、成堆的没药树脂和新鲜的没药树、乌木和纯净的象牙、白银和黄金……，没有任何一个居住在北方的国王曾运来过这样的东西。”[9]如此一来，大量优质木材的输入繁荣了古埃及的土木工程建设和木雕艺术行业，而没药树脂则是制作“木乃伊”所必不可少的材料，据记载古埃及原本没有这种树生长，当船队带回树苗后女法老曾亲手种植在底比斯的郊区，从此埃及有了稳定、可靠的树脂来源，促进了“木乃伊”制作水平的提高，客观上推动了解剖学和医学的发展。哈特谢普苏特时代国家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的繁荣，为此后200多年时间里，古埃及成为各国人们所向往的圣地，底比斯成为世界文明之都，打下了基础。

时间再度跨越两千年，回到我们的东方神都洛阳，女皇武则天也在孜孜不倦的治理着国家，人口的增长就很说明问题，永徽三年（652）七月，户部尚书高履行奏，计户三百八十万。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苏瑰奏，计户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10]。唐朝籍面户口就增长了235万户。此外，玄宗开元年间的众多名臣，如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在她的时代培养起来的。“从她参与政权到掌握政权的50年中，继承和巩固并发展了唐太宗的贞观治世的事业，足食安民，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发扬文化委下一代培养了人才，下启唐玄宗开元时代的太平盛世，就唐朝前期的历史说是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就整个我国历史说，她也是封建统治者中的杰出人物。”[11]

哈特谢普苏特与武则天执政的几十年都为之后国家的鼎盛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储备，但是由于千百年来人们对女性智慧和能力看轻的传统，加之她们登位过程中所积累的仇恨，似乎注定了她们的惨淡结局。

六、黯然谢幕

约公元前1482年在哈特谢普苏特执政的第22年，图特摩斯三世突然重返王庭并如愿以偿的亲掌大权，而女法老却从此销声匿迹。她最终未能下葬于自己的祭庙中且木乃伊不知所踪，达尔巴赫里祭庙中关于她的图像、以及名字都遭人为的涂抹和铲除破坏，她的众多雕像头部被砸掉，甚至埃及其他地方与她有关的信息也几乎全被抹除。尽管没有足够证据说明哈特舍普苏特死于与图特摩斯三世之间的冲突，但“20余年来，王位权力之争必然导致母子情义的破裂和政治权术上的报复。”[12]近年来，经过对哈特谢普苏特木乃伊的研究我们得知，她死前正深受着病痛的折磨，想来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已经无法亲理朝政，而反对她的势力迅速趁虚而入，当图特摩斯三世重返王位之时，她已命不久矣。尼罗河赐予埃及的守护者、阿蒙神最优秀的女儿、伟大的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就这样黯然谢幕。

武则天的结局相比于哈特谢普苏特的扑朔迷离对于我们就清晰得多了，自然也就显得更加的无奈与黯然。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因病重而卧床不起，包括宰相及羽林军将领在内的一干朝臣发动兵变，包围她的寝宫并逼她退位，就连她最疼爱的女儿也参与其中，她被迫禅位，儿子李显重新登上皇位，恢复李唐旧制，后人为这件发生在神龙元年的既不忠且不孝的不光彩事件冠之以“神龙革命”的光彩称呼，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礼制极大的讽刺。同年末，一代女皇武则天走完了传奇的一生，此时她的儿女们有否相伴左右？这不仅让我们又想起久远的历史中那位女法老，在她弥留之际，爱人与女儿皆已不在人世，还有谁会陪伴她走向人生的终点？那位雄才大略的异子图特摩斯三世会在此时放下之前的仇恨送她最后这一程吗？

随着悲剧一般的结局，两位女性帝王传奇的一生也落下帷幕，但她们的影响却并未就此结束，在她们之后的几十年里，十八王朝和唐王朝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这是任谁也无法抹除的。

七、结论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正是相似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家庭背景、政治背景以及自身性格等等因素，一步步引导着哈特谢普苏特和武则天走上相似的帝王之路，治下了相似的强盛帝国，最终也迎来了相似的黯然结局。然而这些相似的因素在历史上并非偶然，却偶然的在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和公元7世纪的中国造就了这样两位命运神似的女性帝王。当昔日的帝国已化为沙土，往日的荣耀也成过眼云烟，而只有泛黄的故纸堆、退色的壁画、幽静的墓穴和残存的垣壁似乎还在诉说着曾经的盛世。纵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就犹如欣赏一出宏大的舞台剧，居鲁士、亚历山大、嬴政、刘彻等雄主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用血火构筑起一个个让人仰望的时代。唯独哈特谢普苏特与武则天，她们如同宿命轮回般的相似人生，为充斥着冰冷与残酷的帝国演化史增添了一抹女性的柔色。她们的相似真的只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必然性？这里作以抛砖引玉，期待进一步的研究以寻找答案。

[1][12]刘文鹏.古代埃及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382,388.

[2](埃及)阿·费克里.高望之等译.埃及古代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92.

[3](英)纳撒尼尔·哈里斯.古埃及生活[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6.122.

[4]J.Finegan.ArchaeologicalHistory of the AncientM iddleEast[M].W estriew press.1979.265.

[5](美)威尔·杜兰特.东方的遗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10.

[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589.

[7]L.habachi.The obelisksof Egypt[M].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1985.p59.

[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1543—1544.

[9](俄罗斯)阿甫基耶夫.王以铸译.东方古代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269.

[10](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550—1551.

[11]吴晗.谈武则天[J].北京:人民文学,1960.120.

注释：

①在哈特谢普苏特之前虽然有过两位女王，但法老一词原意为“大房子”，只是自新王国时期才用于对国王的称呼。参见令狐若明，古埃及的第一位女法老，百科知识，2007年02期，53页。今天人们习惯上称呼所有古埃及国王为法老，并不准确。

②多数史料都将哈特谢普苏特列为十八王朝的第5位国王，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图特摩斯三世继位时未到亲政的年龄，而由哈特谢普苏特摄政，使她成为实际上的第五位掌权者。而图特摩斯三世继位时间为公元前1504年，哈特谢普苏特则是于公元前1503年僭取了三世的王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应算作第六位国王。

③第六王朝的女王是尼托克丽丝在位约2年，第十二王朝的女王为索布克尼弗鲁在位不到4年，她们的统治分别敲响了古王国和中王国的丧钟，之后古埃及都陷入了混乱的中间期。参见吉姆·余胡特:《都灵王表上的古王国晚期与尼陶柯丽丝的身份》,《古埃及语言与考古杂志》第127卷,2000年,第87—100页；华尔佛兰·格拉耶兹克:《古埃及的中王国》,伦敦2006年,第61—62页。

④关于哈特谢普苏特统治的确切时间，目前有很大争议，Aidan Dodson主张为公元前1472到前1457年,参见Aidan Dodson,AncintEgypt,Londen2006,P260; Peter Clayton主张为公元前1498年至前1483年,参见Peter Clayton,The Complete Pharaoh,Londen2006,P104; NicolasGrimal主张为公元前1478至前1458年,参见N icolas Grimal,histoire de l'Egypt ancienne,Paris1992, P251;本文采用的是《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中的年代,参见Donald B.Redford,The Oxford Encycloped ia of Ancient Egypt，Volume 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85

史晓文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师正科级秘书 历史学硕士

（责编 高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