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变换裂缝”及其“三维立体”填补

2014-04-11李勇强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李勇强

(第三军医大学政治理论与人文社科系，重庆 400038)

一、物质变换：Stoffwechsel的生态社会内涵

近年来，国内围绕德文Stoffwechsel(英文Metabolism)的翻译，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用“物质代谢”代替“物质变换”，韩立新是其代表；二是刘仁胜、肖峰翻译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时采用了“新陈代谢”这种译法，但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时却未做改动；三是依据语境的不同，Stoffwechsel分别被译为“物质变换”、“新陈代谢”或“物质代谢”[1]。前两种译法有些许差异，但拒斥“物质变换”这一译法却是其相同所在，他们认为Stoffwechsel主要来源于19世纪德国的新农业化学家李比希，从该词的起源看，是一个生理学或生态学范畴，故而翻译为“新陈代谢”或“物质代谢”比“物质变换”更为适宜，更能体现对自然、生态的关注。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笔者以为，深入到Stoffwechsel的历史语境和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中，正本清源，或许是澄清各种误解、消解理论盲区的较好方式。Stoffwechsel一词最早出现于1815年，并且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德国的生理学家所采用，表示“身体内与呼吸有关的物质交换”。1842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动物化学》一书的出版使这一概念更加流行起来，在李比希那里，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和阐释无机物和有机物、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关联，主要是一个农业化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范畴。[2]马克思深受李比希的影响，不过马克思从来不是“照着说”的学究，在引入了包括李比希等人在内的具有农业化学、生理学内涵的Stoffwechsel时前进了一步，将此概念应用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联动与协同进化之中，特别是在对劳动和自然之间交换关系的阐释中使用Stoffwechsel。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1—202也就是说，人是借劳动的中介和桥梁传送或者说转换着——但不是控制——自然，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208—209。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又指出：“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4]44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Stoffwechsel一方面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真实的“生态意义上”协同进化的关系，借助身体的各种器官，人自身是作为一种“自然力”而与“自然物质”相对立的，“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3]202；另一方面，Stoffwechsel还揭示了“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和“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故而人与自然之间的Stoffwechsel更具有深刻的人类学的“社会本质”，即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自然、生态”的一面，也有为人的“社会”的一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北美范式的代表人物福斯特也认为，马克思将此概念应用于社会生态关系之中，“既有特定的生态意义，也有广泛的社会意义”[5]176。这一思想伴随了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生涯，在1880年《关于阿·瓦格纳的笔记》中,马克思强调：“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分析W—G—W〔商品—货币—商品〕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6]422我们看到，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建立在人类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历史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一“物质变换”概念既彰显了人与自然基于劳动中介的协同进化性(co-evolution)，也表明从应然层面说“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没有断裂与缺项的完整的反馈回路，而不是割裂自然与历史统一的纯自然的“物质代谢”或“新陈代谢”过程。

由此观之，不可否认的是，Stoffwechsel一词的确有“新陈代谢”或“物质代谢”之意；同样不可否认Stoffwechsel一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展延。正是在自然科学“往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自然科学将成为“包括人的科学”，即人的自然科学。因此，根据具体语境的不同给Stoffwechsel以不同的译法更为精准和科学，拒斥“物质变换”就等于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7]90的科学论断。

二、物质变换裂缝：资本运动的逻辑必然

如上所述，在马克思的视域中，Stoffwechsel一词不仅具有生态学意义，而且具有人类学意蕴，正是基于社会实践与历史维度，面对资本生产的反生态性，马克思深化了物质变换理论及其裂缝的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运动的逻辑是主宰一切的魔杖，和人一样，自然界也受到资本的促逼，其圣洁的光辉淹没于利己主义的冰冷算计与核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暖融融的和谐图景蜕变为一种“单纯”的效用关系。马克思的资本增值公式深刻地揭示出资本的根本目的所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过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和条件而已——无限制地增长、越多越好才是最高的原则，自然也就沦落为金钱的载体。正如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所言，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首先注重的并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确保产品服务于公众自由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愉快；而是用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化的交换价值。[8]

面对资本运动逻辑扭曲的人类贪欲所导致的生态链的失衡，马克思实际上已用“物质变换裂缝”这一概念来指称在“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亦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劳动——异化的必然性和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断的严峻事实。就像福斯特认为的那样，metabolic rift(刘仁胜翻译为“新陈代谢断裂”，这里改译为“物质变换裂缝”)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已被马克思普遍地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例如，森林砍伐问题、土地沙漠化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物种的商品化问题、污染问题、循环利用问题、煤矿资源耗竭问题、疾病问题、人口过剩和物种进化问题，等等。[9]正是“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提出，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通过异化的劳动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一个分离和绝缘的过程，展示了自然环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滥用的现实和生态危机不可逆转的宿命。

马克思曾谈到，李比希的功绩之一是基于自然科学视角对现代农业消极方面的透析。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分析“大工业和农业”时对工农业的“资本主义”方式展开了批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由之，“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552—553。在《资本论》第3卷论述“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结尾处，马克思又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0]916我们看到，“不是鲜活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的统一，以及由此他们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些活动的存在之间的隔离，这种隔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以完全的发展”[5]158。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得出了一条基本结论：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的“携手并进”，才带来了如此严重的“物质变换裂缝”，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10]916—917,资本运动的逻辑正是造成“人—自然—社会”对立(正常的物质变换中断)的深层次原因。日本环境哲学家林直道就曾说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本质，称“这一洞察令人叹为观止”[11]。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世界历史与世界市场理论的广阔语境，马克思并没有把“物质变换裂缝”仅仅局限于资本世界中某一国家或地区，而是强调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症状，具有普遍话语的“全球性”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中揭示，正是资本家“盲目的掠夺欲”造就了英国地力的“枯竭”[3]267，这一事实可以从“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必须从秘鲁进口的状况中看到。海鸟粪必须从“遥远的国家”进口，而“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10]117。这足以说明由“盲目的掠夺欲”所引致的“物质变换裂缝”不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它必然是资本世界的典型性病症，同时，在这里马克思也间接地提到了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空间战略构想。

三、“价值—科技—制度”的重构：物质变换裂缝的“三维立体”填补

(一)尊重自然：物质变换裂缝填补的价值基点。马克思的理论内蕴了璀璨的生态思想，它们不是星空点缀的“附语”，而是深深地“嵌入”进了理论自身之中。马克思主张，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和受限制的存在物”[7]105，因此无视伟大的自然规律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厄运与灾难。基于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2]384呼吁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与协同进化，防止对自然的系统性、有机性的肆意破坏，对“支配自然”的活动本身进行再支配，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有计划的、向着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正向活动。

在抨击“物质变换裂缝”的种种表现，以及探讨造成这种裂缝根源的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思考摒弃“支配自然”的观念，加强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和呵护，树立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生态理念与文化自觉，从而奠定了物质变换裂缝填补的价值基点。在具体谈到土地维护对填补物质变换裂缝的重要作用时，承接李比希的“归还定律”，马克思这样说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10]875在马克思看来，土地是人类世世代代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体，只有树立尊重、呵护土地的价值观念，把它作为不能出让的生存和再生产条件加以自觉合理的经营和维护，才能改变对土地自然力的破坏和滥用，增进它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从而夯实人类永续发展、建设美丽家园的生命根基。

(二)科技创新：物质变换裂缝填补的技术支撑。对于科技的负面效应，尼采、韦伯、海德格尔、本雅明等现代思想巨匠都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现今的美国环境学者弗·卡普拉和雅克·皮卡德更是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破坏直接关联，拒斥科技的进步。马克思并不认同对待科学技术简单否定的形而上学态度，而是主张在本然层面上，科技的创新和应用能够大幅度减少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对自然的资源“索取量”和污染“排出量”，提供缩小“物质变换裂缝”幅度、减少环境负担的重要技术支撑。

第一，通过科技创新减少自然的环境负担，缩小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一方面，通过科技的发明与应用，可减少工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在《资本论》第3卷论述不变资本的节约时，马克思指出，从1848年起的近四年来，冷凝式蒸汽机的操作方式有了极为重要的改变，这样，同样的机器可以完成大得多的工作量，而耗煤量却显著降低，耗煤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乃是传统生产技术的升级革新。例如，技术改进前每台机器每小时的耗煤量是8到12镑，而技术革新后，每台机器每小时的耗煤量却下降至0.5到4镑。[10]113—114同时，农业生产中，科技的创新和推广大大提高了土壤的利用率，实现了人与土地的良性互动。就此，马克思这样说道：“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这就是说，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但从经济学方面说，总是同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现有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10]733，从而人类世世代代永久的共同财产——土地得以可持续的生态发展。

第二，通过科技创新减少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促进物质的循环利用。马克思发现:“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10]116但资本家却不懂得怎样利用这些排泄物，既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进而，马克思指出，对于这些排泄物要设法予以循环利用，实现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这样既可实现自然资源的低耗损和环境的低污染，还可实现产品的高产出。具体怎么做呢？结合当时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展，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科技创新，比如说通过机器的改良和化学的进步等措施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谈到化学在物质变换中的作用时，马克思毫不吝啬地赞誉道：“它(指化学的进步——引者注)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10]118；化学的进步与科技的创新使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3]664。马克思循环再利用的思想也开启了现代循环经济的先河，契合了当今“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需要。

(三)变革资本生产方式：物质变换裂缝填补的制度路径。诚然，物质变换裂缝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相关，但更直接的是由人类的物质实践所引发的，由之，解决这一问题也依赖于对物质实践活动的调节。这种调节在“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为自然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新的平衡而自觉地创造条件。[13]

相对于自然浪漫主义和科技万能论的“物质变换裂缝”填补方案，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重视对自然的伦理关爱、生态自觉和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而且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变换裂缝”的填补更需要实践(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制度的保障。为此，仅仅诉求于单一的价值观改变或是科技的创新，单向度地渴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绝对不够的，只有从解决社会历史问题入手，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与人类实践(生产)方式相关联，“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14]401，遏制资本主义利润追逐所必然导致的异化生产与异化消费，谋划和构筑起以实践(生产)范式的科学转向与制度变革为中心的“价值——科技——制度”的物质变换裂缝的“三维立体”填补，才能真正化解生态危机，解决环境问题，恢复物质变换的“裂缝”，从而通达“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83的未来理想社会。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了“通过行动来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以便创造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指出，这里所说的“行动”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里所说的“可持续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15]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资本生产范式的生态破坏进行了具体的透析和深刻的批判，进而极力主张需要对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生产方式，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完全变革的战略构想，以通达未来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在这一自由的王国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926—927

综上所述，“物质变换”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真实的“生态意义上”的关系与深刻的人类学的“社会本质”，契合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的著名论断。同时，“物质变换裂缝”被马克思用来指称在“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亦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异化的必然趋势。要实现这种“裂缝”的恢复，不能仅仅诉求单一的解决方式，而是要尊重、爱护自然，奠定物质变换裂缝填补的价值基点；加快科技创新，搭建物质变换裂缝填补的技术支撑；摒弃异化的资本生产方式，夯实物质变换裂缝填补的制度保障，从而构筑起以制度变革为中心的“价值——科技——制度”的物质变换裂缝的“三维立体”填补。

[1] 臧立.解读与争鸣:“物质变换”及其“裂缝”问题[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11).

[2] 陈学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意蕴——J.B.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阐述[N].中国社会科学，201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 (美)J.B.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 韩欲立,温晓春.生态文明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基础——基于欧洲、北美与中国的比较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9] (美)J.B.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J].刘仁胜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 韩立新.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与环境保护思想[J].哲学研究，2002，(2).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