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6)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省级重点学科承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中国西南区域研究(1840-1960)”科研创新团队协办的“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0-13日在成都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机构的民国边疆史、中国边疆学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共70余篇，涉及论题广泛，涵盖了中国边疆学及民族理论研究，民国边疆与中央政府、外国关系研究，民国边疆地区治理与经济研究，民国边疆社会及人物研究，民国边疆教育、文化及文献资料研究等议题。

一 关于中国边疆学及民族学理论的研究

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考察了中国西南边疆早期的现代化，认为这一过程属于“沿陆地边疆型”的现代化模式，并指出了清代后期边疆危机的加深对边疆地区近代化的促进，使边疆与内地联系得愈发密切、边疆少数民族精英对国家的认同感得以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宋培军副编审考察了“边政”、“内政”等概念及其关系，并对“藩属体系”、“边疆统部体系”、“藩部体系”与“藩封体系”的范畴进行了比较，同时指出将四川土司纳入藩部研究的重要性。中央民族大学袁剑讲师对近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边疆”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在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时，需要建立起“中国自身话语主体性的边疆研究范式”，并在中国语境与比较视域下进行研究。云南大学博士杨海潮则对民族分类、民族识别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探析，认为语言虽然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若在民族分类与识别中过于倚重语言分类标准，则会出现清季以来“唯科学论”的倾向。

二 关于民国边疆与中央政府、外国关系的研究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管理国家内部各个族群并建构其对国家的认同，始终是中央政府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辛亥鼎革后，先前以“排满”为名的革命口号逐渐为“五族共和”、“国族”等观念所替代，中央政府亦在建构国家共识与文化认同上做出了努力。

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关系方面，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梳理了北洋政府在民国初年(1912-1916)的西藏治理以及陆兴祺的主要事迹，认为陆兴祺在无法入藏办公的情况下，积极联络西藏政教上层人士、及时向北京政府提供关于西姆拉会议的情报并安置逃亡哲孟雄、印度的中国军民，对西南边疆的稳固特别是北洋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郑州大学边笑非博士考察了民元以来袁世凯对藏政策的三次转变，认为袁世凯虽然维持了中国对西藏的绝对主权，但在英国的压力及国内政局的困扰下，最终只得以妥协示人，从而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南京邮电大学熊玉文教授通过对比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策略，认为五四运动是促使北京政府拒绝与英国政府就西藏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的重要原因。南京大学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讲师黄雪垠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开放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在不以牺牲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尊重其民族文化宗教，并注重其国民身份的培育，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亦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族际关系提供了经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许建英研究员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调解达赖与班禅间的矛盾并有效行使对班禅和达赖系统的管理、建设驻藏机构等措施，对于维持西藏的稳定、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有着重要意义。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四川大学邹敏博士考察了1942年发生在拉萨的“藏警案”，认为“藏警案”的发生反映出噶厦政府利用宗教作为其政治运作的工具，并以此向中央政府及驻藏办事处施压的意图；“外交局”的设置及“藏警案”的发生，使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跌落至最低谷，反映出自身力量孱弱的国民政府在当时国际势力介入“西藏问题”的背景下难以解决西藏问题的现状；在“藏警案”发生的次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克服政治、经济方面的困难，依惯例进行了传昭布施活动。四川大学邹敏博士进而考察认为，以孔庆宗为首的驻藏办事处通过传昭布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的政治僵局；国民政府亦通过宗教的方式，体现出国家在场的原则，彰显了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阿坝师范专科学校黄辛建副教授考察了1935年藏军离防助剿红军的事件，认为藏军的调动确系“奉委座命令”，但由于蒋介石、刘文辉、马步芳、西藏噶厦政府各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各方对这一军事行动产生了“假托”、“误会”、“奉调”的不同解释。四川师范大学田利军教授梳理了川西北土司对国民党中央军军纪问题的控状档案，认为蒋介石重道德教化而轻法治建设，加之其对部下亲信主官“调查”结论的盲目信任，致使中央军的军纪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这也是使川西北土司对国民党军与蒋介石感到失望以及“剿赤军”最终败绩的重要原因。

在民国边疆与外国关系方面，云南民族大学段金生教授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例，指出“列强间进行政治博弈时对地缘政治的考量”以及“列强企图分裂中国边疆时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利用”加剧了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的复杂化，在探讨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时，不能忽视当时的国际局势。西南民族大学张世均教授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为构建“印度安全”的战略而对中国新疆、西藏进行的侵略活动，是当今中印间边界争端问题的源头；印度独立后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权益，也成为中印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四川旅游学院向玉成教授对20世纪20—30年代初外国人具有代表性的三次康区极高山科考活动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对这些考察成就进行了述评。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对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教会医疗卫生事业进行了探讨，认为边疆服务部在创办医疗卫生机构、传播医药卫生知识、创办高层次卫生事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云南大学罗群教授对抗战时期滇黔地区“敌侨”的基本情况以及重庆国民政府、滇黔地方政府对“敌侨”的管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国民政府对“敌侨”的管制在维护边疆国防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林日杖副编审回顾了明清至民国时期大黄贸易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演变过程，结合同时期来华西人对于大黄的相关记述，从观念史的角度对民国时期青藏高原大黄产销的重要性进行了考察。

三 关于民国边疆地方治理与边疆经济的研究

在民国边疆治理方面，四川师范大学何文华讲师对清季民初的蒙藏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文化的差异是蒙藏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指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应注重文化融合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四川师范大学何毅教授等人则对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在西康与青海两省的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青、康两省的宗教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但因宗教工作的重点不同，两省的宗教政策有“专制”与“宽容”之别，两省的宗教实践在推动民族地区近代化及边区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四川大学陈沛杉博士考察了民国时期康区县制的组织形式及运作状况，认为康区县域政治的多元化发展是民国时期康区县制最为显著的特点，而县政制度若要在康区得以有效实践，则需要关照当地藏人自身发展的需求。云南红河学院范德伟教授重新考订了龙云致陈布雷两件电文的发送时间，梳理了龙云要求设立滇黔绥靖公署，进而兼领黔地的史实。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论述了西康省宁属彝区“政治指导区”、“建设指导局”的由来、演变及性质，认为：“政治指导区”的建立与发展是民国时期四川及西康治理彝区的必然举措，在化解矛盾、维护治安、稳定社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受到了彝民的欢迎；而以“建设”为要旨的“建设指导局”，则由于政局的动乱及经费的短缺，并未在彝区产生太大的影响。成都师范学院廖华西讲师对刘文辉接管西康之后治理西康地区的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文辉在“发展文教”、“尊崇佛教”、“振兴农牧业”三方面的措施较为得当，这也使得刘文辉对西康地区的治理卓有成效。四川音乐学院付娟副教授、四川大学黄茂讲师则探讨了杨增新的治疆方略与新疆的城市发展，认为面对英俄两国殖民渗透的加剧以及民初鼎革后新疆政局的动荡，杨增新的治疆方略虽然维护了新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但由于杨增新治疆思想的保守性，新疆社会尤其是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展显得较为缓慢。河北师范大学文志勇博士探究了新疆三区革命中的军事问题，对第一次巩哈暴动的时间、巩哈暴动期间以及伊宁事件中参战双方的军事实力进行了重新考订，认为以往学界对参战的政府军警实力估计过低，同时认为苏联的精锐部队在伊宁事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边疆交通建设与边茶贸易方面，四川师范大学徐文渊讲师考察了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公路建设的背景及成效，认为西康地区的公路修筑推动了西康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巩固了西南边陲，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教授等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北的驿运事业，指出在抗战及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大背景下，西北驿运运输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为抗战的胜利和民生需求的满足提供了保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曹必宏研究员考察了该馆收藏的民国西藏与内地边茶贸易的档案，对当时西藏与内地间川茶、滇茶及康茶的运销做了梳理，认为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地区的边茶贸易数量虽呈下降之势，但川康滇地区的茶叶仍源源输往西藏地区，维系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间的关系。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探讨了民国时期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到达西藏的“新茶路”，指出“新茶路”的开辟，不仅化解了西藏的缺茶之虞，还促进了中缅间的交流互动以及滇缅间的交通建设。

四 关于民国边疆社会与人物的研究

在民国边疆社会方面，四川大学何一民教授、赵淑亮博士对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居民婚姻家庭的形态进行了论析，认为这一时期藏族居民的家庭婚姻形态受到农奴制度、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制约，保留了较多原始婚姻的残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复杂性特征。昆明学院徐波教授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考察了民国时期西南边疆人口变迁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认为民国时期滇池区域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迫使水利建设与拓垦持续开展，致使生态恶化，气象灾害加剧。四川师范大学李峻杰讲师以云南和顺镇十大宗族为中心，考察了宗族力量在和顺社区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胡宝华从国家权力的视角对广南乡村社会进行探讨，将民族村落放置在国家视野中进行叙述，并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影响，认为在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时，要避免将其视作封闭的状态，应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互动方面对其进行考察。

在边疆人物研究方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丁小文教授通过口述采访和文献调查，对刘曼卿的家庭成员、婚姻状况、民族、对抗战的贡献、赴康藏的次数及个人著作等问题进行了考证。陕西师范大学王海燕副研究员则对民国时期超一法师的弘法活动及讲经法要进行了梳理，认为超一法师提倡的“显密佛教通融理论”，为汉地佛教的联合发展提供了思路及路径选择；在民国佛教复兴困难的背景下，超一法师提出文化共存思想，对于推进各宗派间的互补与融合和汉地佛教的复兴具有一定的意义。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尔布什哈先生、李金凤女士、邓海春先生分别撰文对民国时期西康省宁属彝区的彝族上层精英代表岭光电在社会改革、兴办医疗的实践以及岭光电进步思想的形成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探析。四川大学博士陈鹤为《藏汉大辞典》的编修者张怡荪先生编纂了简略的年谱。

五 关于民国边疆教育、文化及文献资料的研究

在边疆教育方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张永攀研究员对民国初年蒙藏事务管理机构主导下的蒙藏教育进行了探讨，对民初蒙藏学校筹建时的状况、办学经费、课程设置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及韩觉贤博士论述了民国时期雍和宫的寺院教育，认为雍和宫的寺院教育在延续传统寺院教育特色的同时，顺应了民国政府关于寺院教育改革的号召，同时雍和宫作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的纽带，其寺院教育的发展亦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主编凌兴珍编审对国民党中央筹办边疆教育的史实进行了梳理，并考察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筹办边疆教育的过程、意图与效果，认为这是国民党中央以教育文化之力制衡边疆地方势力、应对列强对边疆地区侵略、推进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成效显著，影响深远。四川师范大学成飞讲师对民国中后期边疆教育学者们的边疆教育理念进行了考察，认为边疆教育学者的边疆教育主张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亦为民国时期西部边疆地区的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重庆工商大学徐德莉副教授论述了抗战时期西南边疆教育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进边区教育的革新与发展，缩短了区域间文化的差异，促进了西南民族教育现代化与西南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四川民族学院周正龙副教授对抗战时期西康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就进行了梳理，肯定了当时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办学格局以及职业教育社会化、注重实用性的意义。西藏民族学院张屹讲师考察了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教育，认为西藏地区的人口与传统的寺院教育体系、国民政府对边疆教育的重视以及列强对西藏的文化侵略等因素交互作用，影响了当时西藏地方教育的发展。

对边疆文化，四川省社科院徐学书研究员对民国时期“江源”观念的转变进行了考察，认为“江源岷山”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历史文化认同，有助于建构当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暨“同源异流”的文化认同，故“江源岷山”的文化认同不应被“江源金沙”的科学地理观念所取代，文化认同与科学认知应并存不悖。哈尔滨师范大学曲广华教授考察了东北沦陷时期日本进行文化殖民的机构与渠道，指出除了学校教育外，广播、电影、社会教育与宗教移植是日本占据东北期间进行文化殖民的四种主要方式。

对文献资料，四川大学姚乐野教授对《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三种刊物兴办的背景、各自的特征与侧重进行了阐述，认为这三种刊物作为民国时期有关康区及藏事研究的主要期刊，所刊载的康藏社会资料与研究成果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与学术价值。四川师范大学汪洪亮副教授以民国时期的边政刊物《边政公论》为中心，从学术史的角度就1940年代国人对于边政政策、边疆机构、边疆政治制度、地方边政制度等问题的思考和建议进行了梳理。阿坝师范专科学校何芳芳讲师对民国时期康藏研究刊物进行了概述，并对康藏研究刊物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学术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康藏研究刊物作为学术与社会互动的纽带，极大地推动了边疆学术的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左茜讲师就民国时期九世班禅的两种办公刊物《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与《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进行了探讨，比较了两种刊物的创刊背景、宗旨、发行情况、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等方面的异同，认为两种刊物对于民国时期的边疆问题、民族关系及蒙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西华大学吴会蓉副教授对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经过、机构设置、人员构成以及通志馆编纂《西康通志》工作进行了概述，指出西康省通志馆的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安多研究》副主编杨才让塔对民国时期研究拉卜楞的文献集成《甘南史料丛编拉卜楞部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述，指出了《拉卜楞史料丛编》在研究拉卜楞寺及其周边社会文化、方志修纂及西北边疆社会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本次研讨会的研讨较为成功圆满,如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广程主任在闭幕式的总结所言：“发言的学者非常认真，评论人非常到位，富有学术性，本次研讨会非常成功。中心成立20年来，第一次专门把‘民国边疆’作为研讨会的主题，其意义是深远的。”当然，本次研讨会仍存在不少缺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研究员就指出，此次会议论文研究陆疆的多，研究海疆的少，海疆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对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也较少，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学科建设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