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更为希元，号西山，福建浦城人，是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他编有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大学衍义》，该书原是《西山读书记》乙记中的一部分，后来真德秀将其单独抽出，于端平元年(1234)进献给了宋理宗。此后《大学衍义》便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并受到了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及学者的高度重视和极高的评价。而该书的价值亦颇为真德秀自己所看重，据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记载：“公(按真德秀)归，修《西山读书记》……乙记曰人君为治之本，人臣辅治之法，凡一十有二卷①……(真德秀)谓门人曰:‘人君为治一门，告君之书也，以范《唐鉴》为法。如有用我，执此以往。’又曰:‘他日得达乙览，死无恨矣。’”[1]卷一六八，1499所以说，《大学衍义》是真德秀一生中编纂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亦是研究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然而，如此重要的一部理学著作，关于其成书时间，历史上却产生了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清代真鼎元、真采在《西山真夫子年谱》中说的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说；第二种是四库馆臣在《大学衍义》提要中说的该书成书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说[2]卷一八七，1699；第三种是孙先英先生在《〈大学衍义〉成书时间及版本考述》中提出的成书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说[3]68。此三种说法之间的年代差距较大，当前《大学衍义》的研究者对此问题也是各持一说。如台湾中央大学向鸿全博士毕业论文《真德秀及其〈大学衍义〉之研究》就是采信清代真鼎元、真采之说，认为“《衍义》成书约在宋宁宗嘉定十五年”[4]9。但正所谓读书要“知人论世”，如果连《大学衍义》产生的时间都搞不清楚，又何谈对其作深入研究呢？笔者在研读过程中便遇到了真德秀晚年时期编纂的《文章正宗》与《大学衍义》成书时间孰先孰后的问题，这关系到《文章正宗》的编纂思想是否受到《大学衍义》理学思想的影响，故有必要对《大学衍义》成书时间进行一番深入研究以辨是非。

愚以为，四库馆臣提出的《大学衍义》成书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说最为可信，只是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没有进行充分论述，笔者不揣浅陋，以下申论之。

一 从《〈大学衍义〉序》看该书的成书时间

按照古人的习惯，一本书写成之后会写一篇关于该书内容结构的序言，而该序言的撰写时间一般也就成了判断该书成书时间的一个重要参考。真德秀写有《〈大学衍义〉序》，此序中虽未提及撰写时间，但真德秀在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写的《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中说：“忽蒙圣(按宋理宗)训：‘卿(按指真德秀)所进《大学衍义》一书，便合就今日进读。’……(真德秀)读毕，奏曰：‘臣之此序，成于绍定二年。’”[5]卷十八，297也就是说，《〈大学衍义〉序》撰写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所以据序言撰写时间推定《大学衍义》成书于绍定二年是符合逻辑判断的。而且，从该序言的内容上也可以推定《大学衍义》在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序》时，已经成书。

首先，真德秀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写的《〈大学衍义〉序》中已详细提到了《大学衍义》的结构内容，纲目已定，如：“剟取经文二百有五字载于是编，而先之以《尧典》、《皋谟》、《伊训》与《思齐》之诗、《家人》之卦者，见前圣之规橅不异乎此也；继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者，见后贤之议论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论‘帝王为治之序’)。尧、舜、禹、汤、文、武之学，纯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学，庶几乎此者也；汉唐贤君之所谓学，已不能无悖乎此矣；而汉孝元以下数君之学，或以技艺，或以文辞，则甚缪乎此者也(以上论‘帝王为学之本’)……盖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诚意正身之要’也……谨言行、正威仪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者，‘齐家之要’也……”[5]卷二十九，459-460这与真德秀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写的《召除户书内引札子四》中提到的《大学衍义》的结构内容几乎一样，该札子中说：“首之以‘帝王为治之序’者，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为学之本’者，见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学，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谓‘纲’也。首之以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诚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谨言动、正威仪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者，‘齐家之要’也，此所谓‘目’也。”[5]卷十三，236也就是说，从绍定二年真德秀写成《〈大学衍义〉序》到端平元年真德秀进献《大学衍义》这五年时间里，《大学衍义》的结构内容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既然如此，则《大学衍义》成书于绍定二年应是无疑的了。

其次，《〈大学衍义〉序》中说：“比年以来，屏居无事，乃得翻阅经传，汇而辑之，畎亩微忠，朝思暮绎，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时而献焉。”[5]卷二十九，460这“所得惟此”之“此”自然是指《大学衍义》了，而“巾衍”是放置书卷等物的小箱子，“秘之巾衍”中的当然是《大学衍义》一书了，同时真德秀还想将该书“俟时而献”给皇上，如果真德秀在写《〈大学衍义〉序》时，《大学衍义》还未成书，那真德秀拿什么“秘之巾衍”，又拿什么“俟时而献”呢？所以《〈大学衍义〉序》中的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真德秀在撰写《〈大学衍义〉序》时，《大学衍义》已经成书。

而且，真德秀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写的《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中还详细解说了《〈大学衍义〉序》中的话，真德秀在该《手记》中说：“所谓‘竢时而献’者，盖待陛下亲政而后献者，若权臣尚在，陛下未亲大政，虽欲进献，必无由彻乙夜之览。”[5]卷十八，297此话明确表明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十月亲政之前，《大学衍义》早已成书，所以《大学衍义》“成书于端平元年”的说法无法成立，故《大学衍义》成书于绍定二年是可以采信的。下面笔者再提出旁证加以说明。

二 《大学衍义》编纂的起讫时间

《大学衍义》的编纂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我们能够考证出真德秀开始编纂《大学衍义》的起始时间，以及编纂《大学衍义》所花费的总时间，那么《大学衍义》的成书时间我们自然也就清楚了。

(一)《大学衍义》编纂的起始时间

笔者发现，真德秀《跋吴仲坚史论》是判定《大学衍义》编纂起始时间的重要材料，该跋文中云：

余端忧多暇，因疏古今兴亡事数十条于《读书记》，将与儿侄辈讲论其所以然……岁壬午子日，某书以勉之。[5]卷三十四，524-525

这则跋文写于壬午岁，即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在此之前，真德秀于嘉定十三年(1220)丁母忧归福建浦城故居，并于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建成西山精舍，由此推知真德秀最早应在嘉定十四年六月以后开始闲居家中撰修《西山读书记》。如果我们能断定上引跋文中“疏古今兴亡事数十条于《读书记》”是《西山读书记》乙记《大学衍义》中的内容的话，则可推断《大学衍义》编纂的起始时间最早应是宋宁宗嘉定十五年。

下面我们来看看《西山读书记》甲、乙、丙、丁四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据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记载《西山读书记》“甲记曰性命道德之理，学问知行之要”[1]149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也谓《西山读书记》“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处，大抵本经子②格言，而述以己意。”[6]579其内容无关史论，所以“疏古今兴亡事数十条于《读书记》”不可能是甲记中的内容。

而“丙记曰经邦立国之制，临政治人之方，其书惟兵政一问(疑为“门”字)先成；丁记曰出处语默之道，辞受取舍之宜”[1]1499，今丙记不得见，丁记今存两卷，附于甲记之后，其内容为论理，丙记的内容据刘克庄的记载也应为论理，总之与“疏古今兴亡事数十条”无甚关联，故所谓的“疏古今兴亡事数十条于《读书记》”只能是《西山读书记》乙记《大学衍义》中的内容了。

从现有资料来看，乙记《大学衍义》的内容确实涉及“古今兴亡事”。据《〈大学衍义〉序》所述内容结构云：“每条之中,首以圣贤之明训，参以前古之事迹，得失之鉴，炳然可观。”[5]卷二十九，460真德秀在《召除户书内引札子四》中也说《大学衍义》“首之以圣贤之典训，次之以古今之事迹”[5]卷十三，236，这《大学衍义》中“前古之事迹”、“古今之事迹”的内容与“疏古今兴亡事数十条于《读书记》”应是相符的了，而且真德秀还说《大学衍义》“以范(祖禹)《唐鉴》为法”[1]1499，《唐鉴》是史书，内引唐代兴亡之事为宋代之鉴，则“疏古今兴亡事数十条于《读书记》”是乙记《大学衍义》中的内容便无疑。由此可以推出《大学衍义》编纂的起始时间是宋宁宗嘉定十五年。

(二)《大学衍义》编纂花费的总时间

真德秀曾经在不同文献中提到过编纂《大学衍义》所花费的总时间，但是，真德秀对此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述：一种是“十年用功之勤”、“十年纂辑之余”，即《大学衍义》花费了十年时间编纂；另一种是“闲居八年，此书方能成就”，则《大学衍义》花费了八年时间编纂。这岂不是自相矛盾？想来古人在不同语境之中经常会说不一样的话，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细致地从语境入手去分析古人说的哪句话最可信了。

真德秀在宋理宗端平元年九月十三日进读《召除户书内引札子四》中云“伏望圣慈察臣一念爱君之笃，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叡旨，许臣投进”[5]卷十三，236，这是真德秀首次言及编纂《大学衍义》所花费的时间，即所谓的“十年”。从这句话的语境来看，有语言修饰的成分，“一念爱君之笃”与“十年用功之勤”明显是一种对偶，以“一”对“十”。同样的，真德秀于端平元年十月四日写的《进〈大学衍义〉表》中说“以十年纂辑之余，欣一旦遭逢之幸”[5]卷十六，265，其语境与《札子四》的语境如出一辙，此句亦是对偶，有语言修饰成分，以“十”对“一”。如果真德秀是出于修辞的考虑而用“十”字的话，那这“十年”只能算是一种虚指。而且，真德秀因忤逆权臣史弥远而去国十年，这是事实，宋理宗在端平元年九月十三日召真德秀进读《召除户书内引札子》时就当着真德秀的面说，“卿去国十年，每切思贤之念”[5]卷十三，236，则真德秀用“十年”一词显然是有用意的，是暗指他“去国”的时间，故我们不能以此断定这“十年”是指真德秀编纂《大学衍义》所花费的总时间。

真德秀在进读完《召除户书内引札子四》后，回家又写了《得圣语申省状》，将进读札子时的情况记录了下来，其中云：

读“进书札”(按：即《召除户书内引札子四》)……又读至“明道术、辨人材”处，某(按：真德秀)奏云：昨来权臣凡事皆是欺罔陛下，是时讲筵官亦为欺罔之言……臣于是时便欲编集此书，以献陛下(按：宋理宗)，缘去国之速，不曾做得。闲居八年，此书方能成就。[5]卷十三，238

从这篇省状的内容来看，真德秀是边读札子，边与宋理宗攀谈。他当着宋理宗的面说，“闲居八年，此书方能成就”，乃平常说话的口气，无书面语修饰成分，是一种实录。可知真德秀说的这“八年”比“十年”之说更可信。而且，真德秀的学生刘克庄在《西山真文忠公行状》中亦说《大学衍义》用了八年时间成书。所以，《大学衍义》应该总共花了八年时间纂成。

由以上可知，《大学衍义》是在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开始编纂的，又花费了八年时间纂成，则正好是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序》时的宋理宗绍定二年。据此旁证，则《大学衍义》的成书时间便可断定为绍定二年了。

三 孙先英反驳理由辨析

孙先英先生《〈大学衍义〉成书时间及版本考述》(以下简称《考述》)一文重点反驳了《大学衍义》“成书于绍定二年”说，该文提出了四条反驳理由，在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其辨析一番，以佐证愚说。

第一条反驳理由是“绍定二年”说无法解释“闲居八年，方克成书”之说。此推断是从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中的一段记载开始的，其云：

公归，修《西山读书记》……别疏进《大学衍义》，曰：“近世大儒朱熹所为《章句》、《或问》备矣，臣不佞，思所以羽翼是书……臣于是时，便欲纂集是书，上裨圣学，缘去国不果。闲居八年，方克成书。”上喜甚，曰：“此书便可进入。”《衍义》即乙集中“人君为治一门”。[1]卷一六八，1502

《考述》中说：“这则材料明确表示：《大学衍义》动笔于宝庆元年(1225年)，完成于绍定五年(1232年)”[3]68，但笔者具体查证真德秀的生平，发现如此推断有问题。

《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一》中说：“(宝庆元年十一月)甲申(按：二十一日)，朱端常言魏了翁封章谤讪，真德秀奏札诬诋。诏魏了翁落职，夺三秩，靖州居住；真德秀落职罢祠。”[7]787知真德秀于宋理宗宝庆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落职去国，此时真德秀从京城杭州回福建浦城老家，少则一月，故真德秀真正落职归家后“闲居”的起始时间应从宝庆二年(1226)初算起。此后，真德秀便“闲居”至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知泉州为止，魏了翁《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中说：“(绍定)五年秋八月，进徽猷阁待制，守泉。”[8]卷六九，104《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一》中也说：“(绍定五年)八月乙卯，起真德秀为徽猷阁待制、知泉州。”[7]797所以，真德秀真正“闲居”家中的时间应是宝庆二年初至绍定五年八月，但却不满七年，何来“闲居八年”之说，可见这“闲居八年”不应是指宝庆元年至绍定五年。

显然，《考述》一文将刘克庄所言的“公归”错误地理解成是真德秀宝庆元年落职罢归一事了，其实从刘克庄所写的行状内容来看，他所说的“公归”应是指真德秀嘉定十三年丁母忧归，因为《西山读书记》是从真德秀丁归之后开始修撰的，而不是从宝庆元年罢祠之后才开始编纂的，所以说《考述》一文中提出的第一条反驳理由无法成立。

第二条反驳理由是无法解释真德秀在《召除户书内引札子四》中说的：“陛下(按指宋理宗)亲政之始，而臣书适成”[5]卷十三，236之说，宋理宗是绍定六年十月亲政的，故《考述》一文便以此认为《大学衍义》不可能成书于绍定二年，其实此话也不难解释。

因为《大学衍义》原为《西山读书记》乙记中的内容，据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记载有十二卷，未单独刊行，宋理宗绍定六年十月亲政后，真德秀欲献《大学衍义》，便把该书从《西山读书记》中抽出，厘定为四十三卷，从《大学衍义》前后卷数不同这一点可见真德秀在献《大学衍义》时将该书又重新做了章节上的编排，故真德秀所谓的“臣书适成”是指将《大学衍义》从《西山读书记》中抽出并重新厘定而成，并非是指《大学衍义》成书于宋理宗亲政之时，况且上文已论说了《大学衍义》在宋理宗亲政之前便已成书，不存在“成书于端平元年”的可能。

第三条反驳理由是无法解释“十年纂辑”之说。此问题上文已论述过，即“十年纂辑”之说不可采信，因其有语言修饰成分，且暗指真德秀“去国”十年。如果一定要坐实这“十年”的话，愚以为，真德秀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至宋理宗绍定二年编纂《大学衍义》花费的八年时间，加上真德秀从绍定六年至端平元年将《大学衍义》从《西山读书记》中抽出重新编排献给宋理宗所花费的两年时间，算在一起恰好是十年，而这种推断也未尝不可。

第四条反驳理由是《考述》中提出的：“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落款‘绍定执徐之岁正月甲申学易斋书’，‘绍定执徐之岁’即绍定五年(1232)。而刘克庄在《文章正宗》一文中说，‘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遗书曰《西山读书说(应为“记”)》、曰《诸老集略》，纲目常、篇帙多，其间或未脱稿；曰《文章正宗》者最为全书’。可见，在绍定五年(1232年)《大学衍义》等在此时还未为全书，也就是说《大学衍义》还未完成。”[3]67-68

此材料中，刘克庄写的文章应叫《〈文章正宗〉跋》，他在跋文中只是说《文章正宗》成书时，《西山读书记》和《诸老集略》还未脱稿[1]卷一百，867，而《西山读书记》分甲乙丙丁四记，乙记为《大学衍义》。《西山读书记》在绍定五年时未脱稿，并不能证明《大学衍义》在绍定五年还未完成，这里《考述》一文对文献的理解显然也有误，将《大学衍义》等同于《西山读书记》了，所以这条反驳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要之，《考述》一文所提出的四条反驳理由均不成立，无法驳倒“绍定二年”说。而且，《考述》一文说《大学衍义》“草成”于绍定二年[3]68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编纂者自己才能说其书“草成”，这是一个谦词，旁人用此词便显得不妥了。

综上所言，《大学衍义》的成书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真德秀丁母忧归；嘉定十四年，真德秀在福建浦城故居西山精舍中开始编纂《西山读书记》；嘉定十五年，真德秀写《跋吴仲坚史论》，此文证明真德秀在这一年开始编纂《西山读书记》乙记《大学衍义》中的内容；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六月，真德秀回朝为官，鉴于权臣和讲筵官皆欺罔宋理宗，于是便打算将以前所写《大学衍义》的内容整理成书以献理宗，但随即被贬，不曾做得；宝庆二年初，真德秀重回福建浦城家中后，“闲居无事，则取前所欲为而未遂者，朝夕编摩”[5]卷十三，236；至绍定二年(1229)，真德秀用了八年时间终于编成《大学衍义》，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序言，以介绍该书的内容结构；此后的日子，真德秀主要在编纂《西山读书记》未完成的部分，以及《诸老先生集略》和《文章正宗》，直到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赴泉州守泉为止；绍定六年(1233)十月，宋理宗亲政，真德秀开始将《大学衍义》从《西山读书记》中抽出，重新厘定成四十三卷，并于端平元年(1234)冬十月进呈给了宋理宗。此后，《大学衍义》便以单行本四十三卷的面貌流传于世了。

注释：

①《四部丛刊》本作“一十有二卷”，《四库全书》本作“二十有二卷”，不知孰是。

②《四库全书》本作“子”，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本却作“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然而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五和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四十四所引《直斋书录解题》该段内容时均作“子”，疑徐、顾点校本有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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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先英.《大学衍义》成书时间及版本考述[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5).

[4]向鸿全.真德秀及其《大学衍义》之研究[D].台北桃园：台湾“中央大学”，2006.

[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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