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农1，肖 柯

(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成都 610072；2.西南交通大学 政治学院，成都 610031)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一般规律，解开了历史发展之谜，充分印证了“历史的真实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1]334。邓小平是运用辩证法的大师，他的改革思想，在指导中国复杂多样又广阔深刻的改革伟大实践中，把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辩证法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正确分析和科学解决改革所面临的若干矛盾问题，呈现出鲜明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思维特点，为我们在改革实践中成功地运用辩证法树立了光辉典范。系统总结、深入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特点，对于当前我们以科学的方法论扎实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有着显著的现实指导意义。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特点是丰富多样的，从全面深化改革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特别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具有系统性

邓小平始终认为改革是一个包含各种关联环节的系统工程，系统的构成要素有机组合、彼此联动，他注意改革的系统谋划、整体布局和协同推进，认为改革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局部性问题，而是由多种规定性综合而成的复杂有机整体。正是由于改革具有这种系统性的特点，所以，决定了我们所要推进的改革必然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改革。也正是因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法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特点，才能在指导改革实践、提炼改革理论的过程中，将改革辩证法的诸范畴，即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内容和形式、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从社会主义发展系统性角度，深刻揭示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可能性、具体总体性及其基本路径。

邓小平辩证地审视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改革，提出要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370所谓“讲全”，实质上就是要系统看待促进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条件，只有认识到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才能抓住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邓小平关于“讲全”的思想是十分丰富而具体的。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249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就需要辩证地看待改革的系统性问题，做到综观全局，着眼长远，用宏观的战略眼光分析问题。例如，对于价格改革，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因为价格改革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综合改革这一系统之中的局部改革，离开了系统谈局部，则只能陷入片面和抽象。对于沿海和内地的发展，邓小平基于系统整体的角度，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277没有系统的辩证思维，就不可能高瞻远瞩地提出“两个大局”的宏大构想。就具体改革举措的贯彻落实而言，邓小平对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的情形非常不满，认为要树立中央的权威，由党中央、国务院来统一，这同样体现的是辩证看待系统与局部关系的辩证思维。邓小平强调：“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2]278“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2]277这就是说，中央的任务是统观全局，掌握大系统的动向。因为站在局部立场上，容易产生本位主义、地方狭隘主义，在局部看来是有利和可行的事情，于全局而言则不一定有利和可行，所以，需要中央全面权衡利弊，综合协调、通盘规划，把各个小系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组织起来，使局部服从全体，小系统服从大系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改革是“全面深化”的改革，“全面深化”所体现的就是改革的系统性，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变与稳相结合的系统性思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所强调的制度、体系、能力都是系统，因此，要实现这样的系统性目标，就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样的目标设定和方法论要求所彰显的，就是邓小平改革思想辩证法的系统性特点。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只有坚持改革辩证法的系统性思维特点，才能“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62。

二 具有创新性

马克思强调：“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112这揭示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破旧立新、新陈代谢不断向前发展的，而改革就是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邓小平认为，改革创新的直接体现就是破与立，但创新不是与过去断然割裂，而是革故鼎新，在继承中发展，也就是扬弃。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2]369，同时辩证地指出，不能墨守成规，而要敢于讲前人没有讲过的新话，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新工作，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新事业，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敢于冒前人没有冒过的新风险，在局部范围试行、评价改革的结果，为发现新事物、开拓新路径、建立新制度提供突破口。

中国的改革是没有现成做法和成熟经验可供照搬照抄，邓小平非常强调改革实践的创新，他首先提出实践优先的原则，强调真抓实干、不搞争论，既体现了邓小平抓住机遇、推动改革的思想，又体现了他大胆试、大胆闯、“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的方法论。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372这里所说的试验、试和闯，就是指兴利除弊的创新。邓小平要求开辟改革的新路，不要拘泥于前人说过没有或前人做过没有，不要为认识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歧而争论不休，导致改革时机的丧失，而应在创造性探索中大胆地去干，由改革实践为认识提供来源和动力，由改革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最后达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目的。邓小平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2]367邓小平重视改革试验的作用，注重改革试验方法的探索，主张不搞争论、大胆地试，体现了创造性实践的改革创新精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5]2这三个“永无止境”的判断就是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揭示了在不断创新中得以全面深化的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前进的重要法宝。对此，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重要讲话中，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深刻而形象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63这一论述诠释了改革开放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一论述蕴含的思想无疑是与邓小平改革思想辩证法的创新性特点一脉相承的。

三 具有平衡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诸事物间及诸事物内部均存在矛盾的对立统一问题，这种对立统一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改革是一场革命，必然会面临相互交织、差异性对称的各种矛盾，在指导改革实践的过程中，邓小平认为改革所包涵的各个环节和层面都存在对立统一问题，都需要着力去寻找矛盾对立统一的平衡性，在平衡与不平衡相交错的波浪式发展进程中，促进矛盾的良性转化，通过矛盾的化解进而推动改革的发展。面对具体矛盾，邓小平认为在处理改革矛盾的平衡性问题时，通过求同存异，正确处理积极与稳妥、全面与重点、先富与共富、目标与手段等之间的平衡关系，才能避免全社会的激烈冲撞，使中国始终坚持走渐进式改革之路。

邓小平善于抓住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使矛盾向有利于改革方面转换。过去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时，往往更多地看到两者对立、冲突、斗争的一面，很少看到双方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优秀的东西并不能说只属于资本主义，比如“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6]351。邓小平抓住矛盾双方于我有利的方面，推动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科学、技术、管理等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邓小平却认为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发展手段具有平衡性特点，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73。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平衡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时指出，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后来，他又专门叮嘱第三代领导人，要想让所做的工作为人民满意，就要做几件让人民满意之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邓小平在改革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主张，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所运用的就是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原理，所彰显的就是科学把握改革的平衡性问题。只顾一头，不及其余，失去平衡，必然会导致失误，遭遇挫折。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这一原理，才能确保改革顺利、平稳推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习近平同样运用了辩证法的平衡论思想，反复强调必须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若干对重要矛盾关系的平衡问题，比如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习近平指出，要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等。这些重要论述展现了鲜明的辩证特点，是邓小平改革思想关于平衡处理矛盾问题的方法论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和丰富发展。实践必将证明，运用好辩证思维，就能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事业平稳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四 具有务实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实践作为基点，从具体的、现实的人的需要、生产、交往等出发。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法不搞抽象思辨，而是从生动鲜活、不断变迁的具体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探索改革的方式和方法，体现出突出的务实性特点。

在改革面临各种具体的现实难题时，邓小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改革实践中努力做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邓小平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143所以，一切都要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来思考和谋划，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问题。邓小平始终实事求是地坚持认为，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他说：“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7]323

改革开放是一个新情况和新事物不断涌现的过程，要准确把握新情况、新事物的本质，既是一项艰巨的理论工作，更是一项艰辛的探索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8]925邓小平深谙改革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在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事物时，不断赋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邓小平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在变，世界发展一日千里，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科学技术一旦落后追都难以追上，所以“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292。看到这种变，是务实，在看到这种变的基础上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行改革开放，更是务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面临一个又一个挑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政治风波和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历史发展的又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衡量和评价改革成效的具体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2他还提出要从本质上去把握社会主义，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不动摇。这些重要论述抓住了实质、说出了实话、讲透了实理，解除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头脑的思想禁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重要经验，总结了“四个坚持”，其中第二条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这充分体现了务实性的特点，离开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改革思想辩证法的务实性特点，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重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3]86。

五 具有战略性

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法，不是针对个别问题所做的战术考量和权宜之计，而是站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进行视域宏阔、高屋建瓴、着眼未来的战略部署。由于邓小平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改革的战略全局上面，才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竞存、“一国两制”构想、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一系列气势恢宏的总体设计。邓小平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从改革战略的高度，对改革开放作出顶层设计，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改革发展的枢纽，提出了推进改革的一系列方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法不是凌空蹈虚的概念，而是立足改革实践，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超越传统狭隘认识的具体的、生动的战略智慧。

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就从战略高度抓住了生产力标准这个根本。从战略保障来看，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从而使我国的改革事业获得了根本保障。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241因此，改革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绝不是要改变它的根本制度，而是通过消除具体体制上的缺陷与弊端，从而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从战略方向来看，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点的科学分析，邓小平指出改革的对象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环节和关系。邓小平把准了方向、找准了症结，所以才能充满改革自信，从深度、广度及社会效果等方面对改革作出科学的战略判断。从深度上讲，改革并不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也不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局部调整，而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作根本变革。从广度上讲，改革不只是经济领域的变革，而是对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从社会效果来说，这种全方位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从战略关系来看，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邓小平坚持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的科学定位来处理三者间关系，在灵活运用各种改革手段谋求发展的同时，确保始终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坚强后盾。

习近平反复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要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要胸有全局，善于从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角度和高度思考问题、统筹谋划。习近平反复强调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实际上就是从战略层面高屋建瓴地把准了改革的方向，从而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战略方向前进。正是因为在解答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具体问题时，坚持运用辩证法进行战略分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能制定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引领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六 具有群众性

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辩证法伟大之处时曾总结：“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9]319邓小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只能是人自身的科学论断，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改革就是对人的“对象”世界的解放，贯彻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主体只能是广大群众，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蕴含着推动改革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和创造力。因此，邓小平在改革中总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注意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走改革的群众路线，改革的方针政策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2]118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0]73。马克思主义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来理解世界，既强调客体、直观，又强调主体、能动，在客体与主体、受动与能动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事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赋予群众路线新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为了谁”的角度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是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衡量标准；其二，从“依靠谁”的角度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无不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推动。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因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只有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复杂而艰巨的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攻坚克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强调，增加群众的实际利益，“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150。1983年，他又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23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生产力标准”，1992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在邓小平看来，实践结果的好坏，最终要看人民利益的实现和满足程度，要看人民群众的评价。上述可以看出，邓小平把判断是非的标准由实践标准深化到生产力标准，又由生产力标准上升到人民利益标准，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改革思想辩证法的群众性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群众路线，既是认识论又是辩证法。伴随改革探索的深化和实践的推进，邓小平改革思想辩证法的群众性特点日益突显出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了深刻总结，指出要确保完成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离开了这一点，或者说我们所推进的改革不体现出这个特点，就不能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和智慧，也就难以形成最大化的改革合力。对于如何在改革实践中具体彰显辩证法的群众性特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六十条举措作出了明确解答：“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5]60这一论述立足新的时代特征和任务，从改革主体、载体、动力、机制等层面体现和拓展了邓小平改革辩证法的群众性特点。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742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方法。毛泽东曾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12]200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的辩证特点，有助于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科学运用正确的方法论，及时发现问题，找出对策，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威力，不断解决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迈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每一步，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奋勇向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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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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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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