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杰

(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近些年来，我国学界英国史研究较多地局限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相关问题，较少从文明史的总体研究视角来把握英国史的逻辑结构与书写方法。然而，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史家已经开始用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英国文明问题。他们从长时段、大问题、总趋势等要素出发，用诸多新方法与新视角来考察和书写英国文明史。在民族国家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的今天，应从研究英国史家著述的英国文明史文本出发，取用区域文明史的视角来研究英国的内政外交、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凸显基本方法与多维视角、总体把握与细节研究、历史时序与空间考察、核心问题与存在样态等路径来把握英国文明演进的历史状况，从而开启当代中国英国文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界。

一、英国史家书写的英国文明史

英国文明史家研究英国史的著述较多，然而从总体上讨论英国文明史的著述则以巴克尔、斯特拉特福德和奥克兰等人的著述为代表。他们的著述均以自己的探索与尝试，为我们从不同视角思考英国文明史的结构与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一)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及其品性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著述的《英国文明史》分为三卷。卷一论述英格兰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研究对象。重点讨论历史研究的资源和人类行为规律性的证据，指出这些行为是受到心理法则和物理法则的支配，没有自然科学就没有历史学。①Henry Thomas 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57，pp.1 －29.并且用物理学方法来考察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的个体品性;进而研究部族的基本情况并抽象出物理学的基本特征，以此来呈现用自然科学方法考察并探究人类心理的新路径，讨论道德或者思想的心理法则、道德与思想法则的比较以及它们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探究宗教、文学和政治的影响;讨论源于中世纪历史文献中的国家;研究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的英国思想史。

卷二讨论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的精神与思想。著者讨论了16世纪中叶到路易十四掌权时期的法国思想概况;①Henry Thomas 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Vol.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61，pp.1 －83.英格兰与法国防卫精神的历史及其比较研究;法国防卫精神的强化并对边境失败的原因作出阐释，法国与当代英国边境反叛之比较;路易十四的防卫精神走进文化界;探讨思想界与政治界联合的影响;路易十四之死对防卫精神的影响以及法国革命的准备;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法国历史文化状况;18世纪中叶之后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因;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西班牙思想史概况。

卷三论述苏格兰思想史。该卷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4世纪晚期苏格兰概况;②Henry Thomas 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Vol.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63，pp.1 －40.第二部分论述15—16世纪的苏格兰思想史;第三部分论述17—18世纪期间苏格兰概况;第四部分是17世纪苏格兰思想史考察;第五部分是18世纪苏格兰思想史考察。

从著作的总体叙述情况来看，著者显然重视对英格兰及其周边民族国家与地区文明的基本特征的考察，尤其重视英格兰文明史的总体论述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历史时序、生存环境、心理要素、思想品质、民族精神等文明状况的考察。

巴克尔《英格兰文明史》构成的基本要素是:卷一为调查与实证、心理与物理、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宗教、道德、政治、文学、思想等研究对象;卷二为英国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思想、文学、政治与革命，重视历史形成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精神;卷三为苏格兰思想史。著者对英国文明史进行跨学科研究，且重视自然环境，并对英国文明进行统计学分析，也就是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初步呈现出新史学和新文化史学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新史学研究要彻底熟悉生物学、人类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他们还需要就自己所决定要进行研究的那些范围，接受特别训练，掌握这些范围内所不可缺少的和密切联系着的某种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美学部门的知识。③［美］巴恩斯:《论新史学》，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0页。

另外，新史学研究领域也可以超越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国家与社会的存在形态，关注人的内在思想与心灵，关注社会底层的社会风俗与日常生活，关注人的心态、情感，体现人的想象力。④［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更重要的是，巴克尔的研究关注区域文明中的不列颠，在考察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语境中来讨论英国文明问题。这种尝试显然超越了国别史研究的缺陷，呈现出区域文明史研究对于从民族国家向全球化时代发展大趋势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受到朱谦之等国内外思想家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朱谦之认为，我们如果能如Buckle在《英国文明史》第一章所说，以统计方法为发现历史进化法则之一个重要工具，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补助方法，实在再好也没有了。他还说: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历史中之统计方法，他的功效也只能如Buckle所说，于历史进化的法则有所贡献，过此便失去了历史统计学之原来的意义了。⑤《朱谦之文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国内还有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年、《学部官报》1911年和胡肇椿1936年的《英国文化史》等译本。1929年4月，徐琚清著《谈谈历史》说，柏苦儿一班人是造史律的专家，大胆地拿历史也当自然科学看，有时不免流于武断。⑥徐琚清:《谈谈历史》，《燕大月刊》第4卷，1929年第2期。另外，我国学人王孝鱼翻译了德国人E.福利德尔 (E.Friedell)的《现代文化史》，也批评巴克尔和其他英国人犯同样的毛病，叙述的时候用一种松懈无力的口气，不足以感动读者。还说，他念的书太多，因此把他的书弄得臃肿膨大起来，累得他不能自由行动，……从巴克尔的性质上来判断，他的著作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化史，只会变成一种英国人民知识的发展史，即表见于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公益、教育商业和工艺上的各种智识发展史。⑦［德］E.福利德尔著，王孝鱼译:《现代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3页。可见，中国学界对巴克尔的著述存有不同看法。

(二)E.W.斯特拉特福德的《不列颠文明史》及其特点

著名史学家E.W.斯特拉德福德 (Esme Wingfield－Stratford，1882－1971)，先后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他的著作主要从不列颠文明的性质入手，探讨不列颠文明的历史进程。

《不列颠文明史》共有四个部分，一二两个部分合成第一卷，三四两部分合成第二卷。相比之下，四个部分之间缺少内在的关联。如果从宗教文明、政治制度和经济技术三个角度来审视英国文明史，则呈现出英国文明历史转换的内在逻辑。

第一部分研究天主教文明，①Esme Wingfield－Stratford，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Vol.1，book1，Catholic Civiliza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1928，p.1.讨论不列颠文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凯尔特文明、诺曼文明以及英格兰的统一;骑士时代、中世纪的黎明。该卷重视宗教、政治、法律等因素在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的影响。然而，在结构上将凯尔特文明置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之后，显然违反了英国文明发展的历史时序与内在逻辑。

第二部分研究新教文明，②Esme Wingfield－Stratford，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Vol.1，book 2，Protestant Civilization，p.293.讨论了英国近代的黎明，尤其是新知识、新人、新景观、新风俗和新政策，以示资本主义的起源;英国宗教改革，新教伦理的缘起以及教俗关系的变化;荣光女王、君权神授以及新教伦理的精华。

第三部分研究寡头政治，③Esme Wingfield－Stratford，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Vol.2，book 3，The Oligarchy，p.575.讨论了寡头政治形成的基础、建立的状况、岛国心态、法律精神与世俗权力的崛起;宪政与革命，寡头政治时代的情感，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与民族的再生以及英法关系的重要意义。

第四部分研究机器时代，④Esme Wingfield－Stratford，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Vol.2，book 4，The Machine Age，p.871.讨论机器文明语境中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工人觉悟与社会理想以及新自由主义，从英帝国到英联邦;英帝国主义背景下的权力意志和社会倾斜以及民族主义形成与暴风骤雨时代的到来。

斯特拉福德对于英国文明史的建构及其要素的把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其实，从总体上看，如果将宗教文明合成一体，再续之以政治文明与技术文明更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以英国文明的主体性质为依据，可以将其分为:宗教文明、制度文明与技术文明三种类型。

(三)奥克兰的《不列颠文明史》及其视角

利兹大学约翰·奥克兰的《英国文明史》，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视野宽阔的解读当代英国的学术路径，考察不列颠的地理、人口和社会结构特征等方面演进的历史。⑤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s，London:Routledge，1989，p.1.该著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英国的国家、人民、政治与政府、国际关系、法律体系，还有经济、社会服务、教育、媒体、宗教、文体与消费等领域的问题。但该著在结构与方法等方面缺少一定的思想深度，是一部适合大众阅读的普及性英国文明史著述。

与巴克尔和斯特拉特福德的视角不同，奥克兰的《不列颠文明史》超越问题研究本身的局限，打破英国文明史研究的学术传统的限制，更加关注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体现出鲜明的全球视野。该著在认真考察英国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全球影响时，关注到国家机构的重新设立及其所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⑥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s，p.11.与前两种英国文明相比，全球视野是奥克兰的《不列颠文明史》的显著特征。

奥克兰的《不列颠文明史》同时植根于深邃的历史考察与现代精神。从诸多原住民、殖民者和移民的考察中研究不列颠民族的形成过程，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间的交往、同化与融合，都成为不列颠诸多民族形成与划分的重要因素。该著还就诸多民族古今变迁的历史状况做了充分的调查与案例研究，体现出充分的历史意识和现实精神。在当代社会，不列颠的社会安全、健康与个人服务以及住房等问题，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①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s，p.166.英国作为福利国家的职能与作者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著作中得到彰显。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该著还十分关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基本状况，尤其是英国人的个性、运动、休闲和艺术生活。诸多不同的文化习俗与文化差异远远超过过去时代的整体形象，或者是参与者与观望者的简单分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种状态的形成有益于不同社会阶层，包括少数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民族认同。②John Oakland，British Civilizations，p.260.该著对于当代人文化生活中的影视、流行音乐、文学和教育等相关领域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凸显了精神生活与文化心理在英国文明史研究中的地位。

相比之下，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关注不列颠及其周边区域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书写英国文明史;斯特拉特福德重视对于英国文明史的长时段走向的考察，并把握其总体趋势与基本特征;奥克兰的《不列颠文明史》则以新兴的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国家背景下的社会领域、生活方式及历史形态。三位史家的著述，分别以自己的教育、生活与人生经历为语境，体现出三种不同的学术视角、著述方法与价值取向。

二、英国史家著述英国文明史的主要方法

从诸多英国学者著述英国文明史的案例及其存在问题的考量来看，英国文明史著述的构成要素和研究方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考。

(一)英国史家著述英国文明史的构成要素

从英国史家著述的几种英国文明史看来，总论、时序、区域、主体、形态、特征等应该成为英国文明史构成的基本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总论。总论应当讨论英国文明史书写的基本理论及其对全文的指导效用、主要材料及其来源以及研究方法及对主要问题的研究视角。

其次是时序的断裂与延续。历史书写必须遵循以历史时序为基本线索的原则。当然，时序有其相对性，历史上诸多现象的发生大多具有历史连续性，但是也有一些历史现象具有一定的时序断裂或者时代交叉的现象。赫伊津哈就曾经发现，中世纪文明的某些惯性一直影响到近代社会。③［荷兰］赫伊津哈著，刘军等译:《中世纪的衰落》，中国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同样，伯恩斯就世界近代史的书写提出“近代早期”的范畴，对于把握中世纪与近代社会的诸多承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再次是区域的拓展与位移。区域划分有许多不同的参数:比如人种、信仰、语言、国别等因素;同时，区域还具有相对性。比如，移民与流动人口问题、国籍与族裔的差异性问题，还有跨地区、跨国界的相关问题。区域史研究，大多以语言、文化与宗教等因素为参照系，在民族国家作为主体身份向全球一体化迈进过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

此外，主体的类型与存在领域:一方面是人与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人员构成的诸多民族与族裔问题，都需要严密的思考与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突出人的史学价值，尊重人创造历史的观点;同时，历史书写既要有客观论述，也要有心灵考察，即国家或地区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研究，如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民俗文化;另外，还要考察不同历史时代的事件与思潮的主体性，比如文艺复兴、理性主义中人的主体性等问题。

最后是文明的形态与特征。英国文明史的形态可以有多种分类尺度，如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宗教、教育、思想、文化、艺术;游牧、农业、工业、生态;大陆、海洋、太空文明等，需要我们综合思考、抓住主要特征，突出历史的主要问题，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突出民族国家的基本品质，尤其是民族国家精神 (Spirits of Nation－states)，包括总体的哲学思考与细节的案例研究。

(二)英国史家著述英国文明史的主要方法

英国文明史研究，既需要总体的方法论，也需要一般的研究方法和一些细节问题研究的视角。只有多种方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系统、全面地把握真正的英国文明史。英国史家著述英国文明史的方法给人以诸多启示，从科学门类与历史时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学的方法。在奥克兰的《英国文明史》中，我们充分感受到生产、贸易与消费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生活风俗的发展等问题的考察与研究。近年来，已经出现运用经济学理论来研究英国政治与社会文明的发展等现象。比如，经济产权理论可以用于研究英国圈地运动问题，即通过对土地权利的位移来考察人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以及社会阶层与结构的变化。政治经济与社会方法的交互使用，是近年来英国文明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尝试。①洪闰华:《1760—1830英格兰议会圈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2年。政治哲学、政党政制、政治改良、政治革命等问题的研究;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军事哲学、战争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研究，常常需要专门的政治哲学与外交学说来展开分析、研究与著述。

其次是思想观念与文化史的书写方法。众所周知，尽管在英国史家中，有柯林武德和彼得伯克这样的历史学家，但是人类文明史绝不仅仅是思想与文化史，因此英国史家还要对英国文明史研究状况进行总体概括与研究，考察英国文明史研究的方法与范畴、英国文明史研究的其他理论问题。民族精神的书写应当成为英国文明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之一。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正是在诸多民族文化精神的比较中突显出英国人的民族品质与文化精神;此外还有英国的科技、文化、教育、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进步，甚至包括数据考量与定量分析。比如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村自然史》，就是通过书信的方式来考察自然生态的诸多变化和历史变迁。通过记录塞耳彭村的植物、动物、天气、温度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来考察塞耳彭村自然生态变化的历史以及文化景观的变迁及其忠实记录给人们文化心理带来的影响，思想文化视角也是英国文明史书写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次是跨学科与跨文化的书写方法。以英国史家的著述为参照系，反观中国史家的诸多著述，中学与西学传统的人文科学的著述方法之间的互融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西学的基本观点与发展状况也是英国文明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因素，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中国的礼、乐、射 (箭)、御 (驾车)、书、数，有异曲同工之处。应在吸纳东西方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关注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关注人的发展由单向度到总体性发展的升迁。作为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吸纳一切科学辨证与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以丰富人类文明的珍贵财富，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跨学科方法在史学研究与著述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运用。比如，关于英国政治制度，我们主张用政治学理论中的君主共和主义学说。英国的政制，大家都认为是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但是他的君主立宪制与别人的不同，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的专家形象地称之为股份制，却是一种十分精准的指称。②陈晓律:《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从学理上来说，我们采用政治学中的共和主义理论。所谓共和，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社会的权力，也同时承担社会的义务。因此，我们有理由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君主共和制。关于霍布斯忠诚问题，我们应该避开阶级观点和社会阶层的偏见，避开文化史书写过程的主观意识，用文学领域中罗兰·巴特的“零度书写”学说来研究，摈弃问题产生过程中的时代、立场、语言表达和个人风格等原因，来寻求霍布斯终成问题的真正答案。③［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写作的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3页。

还有区域文明史的书写方法。区域文明史研究方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突出民族与民族、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重视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的根本地位，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世界文明交往的基点;二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以区域文明为新视角，考虑到区域间的交往与沟通，考虑到地区、民族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考虑到当下具体的历史情境与具有长时段性质的大时代之间的关系;①［美］埃德蒙·伯克三世著，杨彪译:《世界史:大时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三是区域文明史研究吸纳新史学、新文化史学的合理因素，科学与综合地使用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与透视文明史进程中的政治风波、经济变革、科技创新与环境气候等日常生活现象以及人的精神进步、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等内在品质。英国正是在不断吸纳异族的宗教与古典文明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民族性的。②于文杰:《不列颠前近代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与特征》，《英国研究》，2014年第4辑。对此，法国史家孔多塞做过有益的尝试，并以此来寻求整个人类的文明与进步;③［法］孔多塞著，何兆武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6页。四是以全球文明为大背景参照系。在全球化以经济技术等方式影响整个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的语境中，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现象是英国文明史研究必须考虑到的问题，这一研究方法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区域文明史研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既可以从事地区性的细小问题的案例研究，也可以拓展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探索;既关注个人，也关注民族和民族国家，还关注影响每一个个人与民族的世界历史。汤因比说，我们为什么要关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地域以外的事物呢?这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眼光。在最近500年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④［英］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可见，我们处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我们以区域史研究为载体，可以关照英国文明走过的历史，展望整个世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未来。

最后是英国文明史书写的实证方法与辩证意识。巴克尔使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斯特拉特福德考察英国文明长时段的趋势与特点，奥克兰对现代英国人生活方式的真实记录与深入研究，均体现出实证研究方法的生命力。在英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历史问题存在争论或疑问。比如，英国文明的发展模式、英国近代文明崛起的历史根源、英国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英国的经验主义与乌托邦思想、英国政制的形态与特点等重大历史问题，与霍布斯忠诚问题、休谟政治思想的矛盾性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争论不休与人们研究的视角和技法的是否恰当也存在着一定联系。显然，量体裁衣，相需为用，或许是重要途径。

实证方法是英国文明史书写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关于英国文明的发展模式，英国近代文明崛起的原因以及英国中央集权制的形成的效用等问题，都需要使用实证方法。巴林顿·摩尔说，英国走的是一条渐进、温和、改良的发展道路，⑤［美］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可事实上近代英国除了对内实行几次政治改革以外，还有疯狂的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国内的诸多暴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鲜血洒满整个世界的国家，能是一个温和渐进的国家吗?英国近代文明的崛起也是如此，不是因为英国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也不只是地理条件的优越，而是这个民族群体善于吸纳与创新，基督教文明、古典文明、其他域外文明的进入与融纳，能很快消化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强有力的文明因素，成为近代社会崛起的强大动力。

辩证意识也应该在历史书写中发挥作用。比如，几乎全世界都认为英国的外交是一种孤立主义外交。然而这一判断实质上只对了百分之五十。在和平的时代或可能均衡的时代，英国人喜欢玩弄孤立外交，可是在动荡的时代或者利益发生冲突的时代，英国人则使用实利主义外交。同样，当我们在认定英国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国度的时候，英国也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国度。经验主义者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罗吉尔·培根，⑥于文杰:《英国前近代摄取古典文明的路径与特征》，《英国研究》，2013年第4辑。与托马斯·莫尔、弗兰西斯·培根、威廉·莫里斯，同样在英国文明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倡导经验的弗兰西斯·培根，也写作了富有理想和想象力的《大西岛》，可见经验与理想同样是英国人的财富。也就是说，如果要科学认识英国文明的特点，既要看到经验主义的因素，也要看到理想主义的因素。或许，多元并存正是英国文明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