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君

（闽江学院 爱恩国际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是当今世界文坛公认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欧茨曾说过：“我有一个巴尔扎克的野心，想把整个世界都放进一部书里。”［1］4“只关注一件事：我这一代人的道路、社会状况”［1］4的欧茨在她的小说里真实地描写和反映了社会现实，尤其是反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唤起了人们对有关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1993年欧茨推出了长篇小说《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以下简称《狐火》）。书中欧茨将关注目光投向了帮派少女这一群体。小说里的少女帮派“狐火”帮由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底层的五位中学女生组成。这个帮派既是青少年帮派，又是校园帮派，还是女性帮派。《休斯顿邮报》评论说“小说探讨了帮派生活的悲剧性的特点以及受压迫的年轻女性是如何相互关联的”。［1］20对于小说中帮派少女们由自发反抗残酷冷漠的世界，发展为愈演愈烈偏离法律的犯罪行为，欧茨并非予以肯定，而是要通过她们来透视帮派少女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困境，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本文拟从越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来解读这部作品。社会学取向的越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社会互动过程和社会控制机制之类的社会变量对人们是否卷入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影响。［2］30

一

在越轨社会学的所有理论取向中，社会控制理论是主要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2］34总的来说，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都有违反法律的强烈动机，因此背离规范是十分正常的，但人们不做出越轨行为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和主流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纽带和联结，这种纽带和联结防止了他们做出越轨和犯罪行为。［2］35因此部分人由于缺乏和主流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和职业组织等）的纽带，才走向越轨。［2］35家庭、学校等社会纽带在 狐火帮少女们那里呈现控制软弱的状态，这些社会纽带的约束和控制作用的缺失逐步将少女们推离家庭、学校等社会正规组织机构，推离正常规范的生活轨道。

（一）家庭

病态的家庭环境影响少女们正常的个性发展，同时切断和削弱少女们与家人之间的纽带和联结，从而将她们推向犯罪的深渊。狐火帮少女们就有着各自不幸的家庭环境。恰如小说里所言，“我们中每一个人都与或曾与自己的家庭有过矛盾，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家里’总是会发生点什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狐火帮少女们的父母长期遭受失业和贫困的威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维持生活而不能给与孩子们及时、充分的指导和约束。他们有的酗酒成性，比如丽塔的父亲“喜欢喝得酊酩大醉”，遇到烦心的事情喜欢使用暴力；长腿的父亲有“脾气暴躁、性情多变、好打架、酗酒，与女人的问题，与雇主的问题”。他们还有的神经错乱、情绪不稳定，比如马迪的母亲“将自己摔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人们叫来了救护车和担架，她的嘴巴张得就像一条无声的痛苦的鱼嘴”。在这些家庭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严重问题：亲子关系疏远、彼此间的沟通严重不畅。马迪这样形容与母亲生疏的关系：“我们像不同的种类被迫生存在同一个空间里，本能地学会了避免碰到一起”，“我一点儿也不想她，就像我一点也不想我那死去的父亲一样。你怎么会想念一个你从不认识的人呢？”。长腿对其父亲也是既冷漠又憎恶：父女俩“一直拘谨地坐着，每过几秒钟，就会陷入一阵难堪的沉默之中”；“这个‘爸’字从长腿的嘴里说出来，是那么陌生，就像说外语单词一样——你很难判断这个词是表示轻蔑还是渴望”。贝克（Baker）和亚当（Adams）曾指出，犯罪青少年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于存在成员关系紊乱、经济困难等多问题的家庭，他们的父母经常是失败者——不能维持婚姻、事业不成功、酗酒、感情不稳定或有其他问题。［3］生活在问题家庭中的青少年表面固执倔强、特立独行，但在内心其实还是很渴望获得父母的关爱。马迪怀念多年前与她睡在一起的妈妈，但是“那个女人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位所谓的妈妈“拒绝接受对她女儿承担任何责任”。受到严重伤害的马迪将母爱的缺失怪罪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以致她听到自己的心里：“我必须诅咒这片我身处的天空”。家庭对女孩的影响要比对男孩的影响更大，而女孩却又往往被看成是比男孩更容易受伤害的群体。［4］57因此由于家庭这个重要的社会纽带的缺失，女孩们被推离家庭，推向了学校，结交友伴，加入了帮派以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

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的青少年，由于缺少家庭温暖，容易形成不良人格：孤僻、冷漠、粗暴、自卑、报复心强。［5］这样的不良人格，一遇到外界不良因素刺激，容易诱发犯罪心理，产生偏差行为。

（二）学校

学校是未成年学生接受教育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约束和控制他们的重要社会纽带。学校的社会化功能缺失、教育管理方式的不健全以及个别教师师德沦丧将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逃离学校，并加速学生帮派的形成，增加未成年学生卷入越轨和犯罪的可能性。

个别教师素质低下、师德沦丧、性的侵犯，切断了未成年少女与学校的纽带。研究表明，同样是受到身体虐待（包括性虐待），女孩比男孩更容易走上越轨的道路。［4］58在小说中，狐火帮成员之一的丽塔受到了来自数学老师巴亭金尔先生的性骚扰。一帮姐妹们筹划着如何为丽塔报仇，“那么，什么是她们的报仇工具呢？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更具意义、更能持续长久和更能具有约束力呢？马迪听见戈尔迪和兰娜在耳语：兴许可以建立一个‘帮’。光是‘帮’这个字就让她热血沸腾”。［1］24从紧张的家庭环境中逃离的少女们为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而联合起来，反抗教师的性骚扰以及其他的暴力侵袭，成立了少女帮派以寻求自我保护。

学校在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上同样存在严重问题。狐火帮少女们所在中学学校对“问题学生”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在教育过程中，老师对“问题学生”采取不理睬、疏远、隔离等行为。［6］217“那些最渴望走出咖啡屋、走进停车场的佩里中学的学生都是肮脏的‘问题’学生，当中某些女孩子也和大多数男生一样，一旦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学校当局也就不试图去管理他们了”。面对“问题学生”以及校园暴力，学校老师不是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和正确引导，而是采用“叫警察”以及开除学籍等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这些不当处理方式更容易使未成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不接受学校的约束和控制，进一步产生偏差行为。

二

由于家庭、学校等社会纽带的约束和控制作用的缺失而形成的青少年帮派最初不一定结成犯罪团伙。小说中五位中学女生成立狐火帮的初衷是为了进行自我保护，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然而她们却被贴上了“坏女孩”的标签，承受着来自周遭的争议和责难。这所谓的“坏女孩”的标签和周遭的反应激起她们的叛逆心理，使少女们逐步内化和坐实了这些“消极的标签”。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 y）是西方社会学在布卢默、戈夫曼等人互动理论基础上针对社会越轨问题研究中提出的一种有较大影响的理论。［7］167标签理论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越轨者，往往是因为在互动的过程中被贴上了诸如坏孩子、不良少年的标签，而这种标签式的越轨者同所谓的正常人区分开来。［8］201有研究显示被标签为越轨者的人被社会拒斥和疏远，而且标签越轨的影响长期而持久。［7］167被贴上标签的未成年人逐渐接受社会对其的评价，开始认同他人的观点，在不知不觉中修正了对自己的形象，内心确认并且接受了这一标签，从而造成恶性循环。［9］60他们在一次次地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成为越轨者，最终陷入“越轨生涯”这一深渊。

根据标签理论，当父母、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把一个孩子当成“坏孩子”、“朽木不可雕”来看待时，他也就极易成为真正的坏孩子而自暴自弃了。［8］60马迪的姑妈罗斯·帕克把马迪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并给她贴上了‘坏女孩’的标签。长腿的父亲也将长腿当作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未成年犯罪者，一个淫乱的未成年犯罪者，为女儿的行为感到羞耻而几乎不瞅女儿一眼，“仿佛他因羞耻而受到伤害”。邻里街坊把狐火帮少女们看成是“一帮臭名昭著的婊子养的小荡妇”，身上带有“帮生活”的标记，是一群“不可救药”的人。狐火帮少女们被家人、邻居贴上了不良少女的标签，受尽了歧视、闲言碎语和责难。

除了被父母、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贴上“消极的标签”之外，狐火帮少女们在学校里也被贴上了“问题少女”的标签，被看成是正常社会以外的人。此类消极标签在她们内心产生了一种消极的自我暗示，发展了她们的反社会人格和反社会行为。狐火帮少女们在这种状况下逐渐坐实了标签所标定的身份。狐火帮的头头长腿因参与校园暴力并犯下了重大盗窃罪而被未成年法庭收监。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她又被警察贴上了“淫乱者”的标签。那帮警察“把她看作是某类荡妇，或是廉价的娼妓”，“使用粗俗下流的语言”朝她攻击。

狐火帮少女们在上述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不断地被贴上了诸如“坏女孩”、“问题少女”、“淫乱者”等“消极的标签”。被污名化的标签会摧毁他们内心对社会规范的认同和尊重，把他们推向越轨生活，在逆反心理的支配下，慢慢围绕着越轨者的角色构筑他们新的生活内容。［7］167在标签所具有的强大心理暗示的作用下，狐火帮少女们逐渐形成了反社会人格和行为。这也是其最终陷入“越轨生涯”的重要原因。

三

狐火帮少女们走上团伙诈骗之路还应归咎于她们所生存的不平等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归咎于获得金钱财富与有限的达成这一目标的合法手段之间的矛盾关系。在1938年提出了结构性张力理论的美国社会学家墨顿将社会文化结构分解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目标”（如个人在金钱和财富上获得成功）和“实现目标的合法手段”（如通过良好的教育、努力工作获得高收入）两个部分。［10］31他认为在社会不平等存在和社会变迁的环境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即社会结构限制了人们获得成功的机会。［10］31对大多数穷人和少数族群而言，他们既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又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源，经常处在文化目标和合法手段之间的张力之中。［9］31对此，墨顿做出了如下判断：即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孩子都被鼓励去追求物质成功这一目标，而且与中产阶级的孩子相比，他们也更有可能发现这个目标不容易实现，更有可能受挫，因为往往只有十分有限的合法途径向他们开放。［2］32因此，他们往往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的驱使下，他们也就更有可能产生越轨的行为，如以贩卖毒品或团伙诈骗抢劫获得金钱。［2］32

狐火帮少女们皆来自工人阶级的家庭，处在社会底层，长期遭受贫困的威胁。帮派里的很多成员因为各种问题（或是盗窃，或是参与校园暴力等）陆续辍学，没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自然也就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狐火帮成员大多从事清洁员、店员等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职业），获取金钱和物质财富，进而实现美国梦。现实的残酷性在帮派少女搬入旧农舍（即狐火帮成员的梦想家园）后日益凸显。她们在开始独立生活，摆脱成年人的干预和暴政的同时，面临着无情的资金缺乏问题。她们“总是坐到深夜，冻得浑身发抖，因为厨房里烧木材的炉子里没有了火，只剩下炉灰冒出余烟”，她们“谈论着、担心着、策划着、计算着资金”，她们“计划着每月的房租、额外的用途，无休止的需要食品”等等。当无法获得通向成功的合法机会时，甚至在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时，狐火帮少女们就跟随她们的头头滑向与日俱增的暴力和利用女色勾引劣男而获取金钱的诈骗之路，以非法的手段来追求物质成功的目标。

四

未成年女性越轨问题时至今日依旧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性。欧茨将关注目光投向了这一群体，既印证了她的文学创作主张——文学应当反映和描写社会现实，又体现了欧茨的社会责任心，即通过她们的遭际引起人们对帮派少女的关注和思考，使人们认识越轨和犯罪行为、了解未成年少女特定的成长环境和心路历程。未成年少女始终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家人、学校应当宽容理解、鼓励激励未成年少女，给予她们更多的关注，为她们创造良好的生活氛围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给她们贴上“消极的标签”。社会也应该为她们提供获得成功的合法机会，从而降低她们通过获得非法机遇而铤而走险参与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欧茨同时坚信，“一切艺术都是有道德意义、教育作用、解说功能的。艺术教化人生。”［11］94－97因此她也期待通过作品唤醒众多未成年少女的自我意识，告诉她们如何战胜并超越各种苦难和困境。只有通过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共同协作才能切断未成年少女由个人走向帮派、帮派演化成犯罪团伙的可能性，进而阻断迷失的未成年少女的堕落之路。

［1］ J．C．欧茨．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4－24．

［2］ 刘 能．越轨社会学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J］．青年研究，2003（11）．

［3］ 陈秀丽．我国青少年犯罪与家庭环境研究综述［J］．中国青年研究，2004（3）．

［4］ 孙中欣．女性越轨理论百年述评［J］．思想战线，2004（3）．

［5］ 王国芳，李丽芳．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研究综述［J］．枣庄学院学报，2009（2）．

［6］ 黄 勇．标签理论与青少年犯罪团伙的形成［J］．理论界，2009（10）．

［7］ 宋 立．标签理论视角下的青少年越轨行为［J］．群文天地，2012（8）．

［8］ 李永升，叶 静．未成年女性性犯罪的原因及其防治——以“上海少女援交案”为例［J］．海峡法学，2012（2）．

［9］ 项亚光．西方社会越轨理论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控制［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6）．

［10］李 伟．“哥特小说女王”笔下的当代众生相——解读欧茨两部怪诞故事集［J］．外国文学，2009（1）．

［11］贾金玉．从心理学角度论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