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再兴

(怀化学院 中文系，湖南 怀化 418008)

合作化小说“个人”故事的讲述及其问题
——以马烽和《韩梅梅》为例

王再兴

(怀化学院 中文系，湖南 怀化 418008)

“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症结。由于前合作化时代并无“集体”，两者的关系除了在利益层面的起源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们在知识层面上的缘起。这预示着后来社会主义农村小说对于集体和个人话题的某种叙述范式。新中国教育部1953-1954年的教育整顿，造成了在个人认知的层面“集体”和“个人”的相遇，并引发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难题。由此，“个人”的故事如何被讲述，将不仅仅与历史有关，同时也关乎文学自身。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但是在历史化的视野上，它却呈现了多重隐晦与纠结的意味。

合作化小说； “集体”和“个人”； 个人主义； 讲述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即1953年，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工业迅速发展的要求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不仅这一年因为粮食的危机，出现了10月份的全国粮食会议，并于当年冬季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大陆除西藏外)；同时应该说，新社会的工农差别也逐渐开始明朗起来，一些文学作品记录了农村青年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并隐约出现了时尚的痕迹(如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改霞“考工厂”的经过等)。所以，农民的“乡-城”流动在这一年也引起了中共高层更强烈的关注，出现了正式的《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2012-2013。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劝止农民“乡-城”流动的指示，又意味着城市就业开始趋向紧缩。它影响到了一大类的人群：来自农村的中小学生。因为当年考不上学校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第一个愿望往往就是去城市寻找工作，“在大量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中，他们一直占据着很大比例”。这也是由于当时教育资源匮乏，中国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绝大部分都相当低，普通的农村村庄里即使高小毕业生也相对较少的缘故。而中国教育部1953-1954年的教育整顿，使得这种情形尤为严峻。解放初年，全国学生入学人数虽然曾持续上涨，但在1953年，不仅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青少年不能继续升学；而且，“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2]4-5。而国家面临的现实选择只能是在城市已经不堪重负的情形下，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加入到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去(《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人民日报》1953年12月3日社论)[3]105。然而，引起我们思索的是，正是在这个转换当中，对于这批身处变化漩涡中心的广大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们来说，既出现了“集体”，也出现了“个人”，它们在1953年开始的严峻状况中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矛盾状态。由此，这个“个人”的故事如何被讲述，将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领域的话题了。

一、“集体主义的个人”如何诞生？

作家马烽在1954年6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书信体小说《韩梅梅》，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关于〈韩梅梅〉的复信》中，作家回忆了这篇小说的写作缘起[4]64。——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以“辩论”的叙事方式为特征的小说作品。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劳动”观念其实与源于革命的“改造”观念，是有着较深的渊源的；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烽先生说的“向高小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的主题，其实是意有所指的，但显然不是止于“劳动”。尽管当时对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特别是农村的)展开“劳动生产”、“体力劳动”等教育，确实是国家意志的政治目标，如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即宣称，“新中国教育的任务……首先就是教育人民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把劳动看成光荣的事业，把劳动看成为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天职。因此，我们的教育和劳动生产是绝对不可分离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等等[3]108。然而，如果说“社会主义”的说法同时包含着劳动无贵贱的思想，即“平等”的含义，则依韩梅梅的性情，即使不在农村而在工厂，大概也是不太需要进行什么“劳动教育”的，原因在于她从未逃避过劳动。我们毋宁说，《韩梅梅》实际上是讲述了一个关于“个人”和“集体”之间关系的故事：小说从“个人”的危机开始，最终与“集体”达成了现实的和解。这正是从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和《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调查报告)以后，持续多年的面向初中及高小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所真正要讲述的故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马烽先生的《韩梅梅》一经诞生，便不胫而走，不仅被《中国少年报》、《人民文学》等多家刊物转载，单行本数次出版，而且还被改编成话剧、评剧、秦腔、鼓词、花鼓戏、连环画等多种艺术样式广为传播，甚至还被节选并改名为《三封信》入选当年的高小语文课本第三册，自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都被保留着了①。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这个关于“个人”和“集体”的故事，可能都并不是容易被讲述的。

小说《韩梅梅》主体由主人公的四封信组成。小说的第一封信一开始，就体现出“个人”所遭遇到的严重危机：在城里念书的韩梅梅和同村的张伟，都没有考上中学。十六七岁的城里二完小学生张伟，看榜后甚至“‘哇’的一声就哭了”，引得街上好多人都为之侧目。这就是当年教育整顿的时候，人们习见的关于农村高小毕业生的故事。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曾引证周立波的《王秉源和韩文恭》(《中国青年》1955年第20期)以及魏巍的《创造幸福的家乡》(《中国青年》，1955年第22期)两文，描述了当时的这种情形：“很多青年都把升学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升学考试之前就已经有人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是投陆军——流浪’。一旦落榜，痛不欲生。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8月5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他表示：‘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这种现象，其实至今仍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感到陌生。”[2]5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韩梅梅的反应是不同的，显然小说是将张伟与韩梅梅作为“个人”的两种不同故事，来分别进行讲述的。它体现了“个人”也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概念。非常有意味的是，在韩梅梅遭遇与张伟同样的“个人”危机时，她的自我救赎方式是想到了“集体”。这是一个在通篇小说里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的在场者。也就是说，韩梅梅是相信吕老师所代言的国家意志的，她将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归并到对“祖国”有贡献这一目的之下，这说明韩梅梅正是冯定先生所赞成的集体主义的“个人”，而此后的张伟才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这正是他们之间的极其重要的区别[5]258。事实上，“集体主义”正是中共革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同样贯穿于此时期对于农村高小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宣传中，如《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4日的社论《努力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就称：“应当教育青年一代善于在日常生活中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克服自私心理。我国青年应当是集体主义者，时刻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家建设，关心人民苦乐，而不是那种只注意个人生活，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者”；“热爱劳动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特征。应当培养青年一代热爱和尊敬劳动的高尚情感，教育他们积极劳动，……克服好逸恶劳、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反对懒惰行为。”[3]99

但问题在于，即便确立了“集体主义”的优先原则，这个“个人”的故事也并不是容易讲述的。韩梅梅一回到村里，不仅在关帝庙前遭遇了刻薄的李玉清的挖苦，回家后也遭遇了家人的失望与鄙薄。事实上，这个第一封信里潜藏着一个“个人—集体(现代)—家庭(传统)”这样的三边矛盾。作为“个人”的韩梅梅，应该说是弱小的，未成年而且是女性，她获取个人力量的方式是将自己自觉地归于“集体”之下。而这个集体，是韩梅梅的父亲所谓“如今男女平等，有了本领，女的也一样办大事”，和吕老师所说的“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前途”的“新社会”，即一个隐喻着科层化形式的现代性空间。但是，它却遭遇到了旧式的乡土空间的强烈抵制。这个坚韧并且以温情、乃至自我牺牲的面目出现的旧式乡土空间的力量，似乎不需要在此做出更多的阐述。事实上，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力，可能是国家意志进行宣传教育时所遭遇到的最坚固堡垒。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曾对此无可奈何地表示，“为什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宣传教育，还有许多家长存在着错误思想呢？”而“若干地方召开家长会议的经验也证明，许多家长轻视体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者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人民日报》1954年7月11日社论)[3]116-117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也称，“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容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6]10由此，作为“个人”的韩梅梅，就陷入了以新社会为代表的“集体”、和以传统家庭为代表的“私人”(即个人主义)之间的双重争夺。应该说，这个双重争夺对于韩梅梅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它正是评判她到底是“集体主义的个人”，还是“个人主义的个人”的节点。

也是因为从上述角度来看，小说里主人公的四封信中，这个第一封信或许是最重要的。有意思的是，作者马烽先生对于这个关键的矛盾，却表现了颇为耐人寻味但是不易引人察觉的一次态度改变。1951年冬天，马烽先生曾在乡下工作过一个短时期，耳闻目睹之间，已经遭遇了类似后来1954年间韩梅梅、张伟那样的故事：

我从乡下回来以后，这些事情经常在脑子里缠来绕去。当时模模糊糊感到这里边有点问题，特别感到农村里的确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参加这一工作。后来我就写了这么一篇小说，大意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山村里，以往没有识字的人，现在有了三个高小毕业生，他们都要求升中学，可是因为村里工作需要他们留下一个，后来经过支部书记的说服，有一个就留下来了。我自认为其中有些人物写得还不错。结果却失败了。本来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写，但由于自己思想水平低，对这些问题认识不明确，因而其中流露出一种对这个留在村里的高小学生惋惜的情绪。好像留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是一种“伟大”的牺牲。我让别的同志看过，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作品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后来就把它压在抽屉里了。一九五三年冬天，我又到乡下工作了一个时期，直接间接的又了解了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虽然认识上比以前清楚了一些，但真正对这个问题明确起来，却还是在看了那些指示和社论以后。这样才使我记忆中的一些零碎材料和一些人物又逐渐活起来。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我觉得打通高小毕业生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参加农业劳动的意义和重要性，比较还容易一些。而在他们参加了农业生产之后，如何和那些旧思想作斗争，如何克服工作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却是个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我知道有一些高小学生，凭着一股热情参加了农业生产，但在遇上那些情况之后，便打了退堂鼓。根据我这样的理解，我便把这问题作为了小说的中心[4]66。

正是通过上述1952年未写成功的那一篇小说向1954年这一篇十分成功的小说的转变，我们看到，马烽先生出于一种现实主义策略的考虑(“我觉得这样的作品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回避了韩梅梅陷于前述双重争夺中可能出现的艰难选择。不得不说，这原本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话题，但马烽先生采取的，却是耐人寻味的“不问，不说”的方式[7]29。由此，话题的重心再不是“集体主义的个人”还是“个人主义的个人”的二难选择，而是转换成了“他们参加了农业生产之后，如何和那些旧思想作斗争，如何克服工作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问题。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马烽先生在小说第二封信开头那段最关键的描写猪圈卫生脏污不堪惨状的文字之后，为什么最后是如下文字了：“……这工作虽然又脏又累，我倒还可以咬着牙忍受下去，最使我苦恼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换句话说，韩梅梅成为一个“集体主义的个人”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自然”的表现，它一开始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二、“思想教育”遭遇历史与个人经验

因为特殊的历史语境的缘故，“集体”曾对“个人”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压抑，这也导致了这个概念的某些暗淡与扭曲。所以通常的情形是，“集体”战胜“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反反复复地进行宣传教育；而即便如此，“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往往仍然让人觉得难以充分信赖(虽然这里首先涉及到的，可能只是“集体”为什么没有更好地发挥出自身的效能的问题，即与“个人”等的关系，而并非“集体”这一组织形式的问题。但这是另一个话题)。显然，马烽先生对此也不能例外：韩梅梅选择参加农业社劳动、甚至劳动特别吃苦耐劳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能说明她将不会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也就是说，一个人热爱劳动，但未必他(她)就必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甚至毋宁说，这个人成为个人主义者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就像《创业史》里的郭世富、姚士杰、梁大父子等一样。所以，在韩梅梅的选择之后，“集体”的声音再次出来予以鼓励，“吕老师，在学校的时候，你常教导我们：‘一个青年团员，应当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我为什么要挑轻松的工作呢！”在韩梅梅选了养猪工作以后，小说在第一封信的末尾这样写道：“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晚上，团里还开了个欢迎会，大家都鼓励我好好工作。吕老师，从今天起，我是农业社的一个正式社员了。我想你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高兴的。”现在，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农业社劳动，还是精神生活上的青年团组织，韩梅梅是真正成为“集体”当中的个人了。小说在后来进一步证实了，每当韩梅梅在工作生活中遭遇困境的时候，“集体”都会再度出现并给予其力量，如团支书张润年对韩梅梅的鼓励，以及团员发动义务劳动帮助清理猪圈卫生，等等。

马烽先生在《关于〈韩梅梅〉的复信》中曾说，“写《韩梅梅》是先有了主题，先有了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才进行创作的”，这个先行的主题，就是他说的有必要对农村高小毕业生进行的“劳动教育”。有意思的是，小说正是在这个“劳动教育”的环节中，才出现了主人公韩梅梅的一句十分关键的话：“我觉得受不起委屈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相反，这句话并非是在前述的艰难抉择中体现的。因此可以说，马烽先生在小说中是将“个人主义”放在“劳动”这个场域中，作为好逸恶劳的对立面来展开其讲述的。但问题是，随后出现的关于张伟的故事，却逸出了作者的构想：他的所谓个人“前途”和个人“表现”的辩论，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个人主义”的话题了。而韩梅梅不仅在这里再次不自觉地回归到了精神的集体(“为祖国服务”，以及团支书和社长对张伟的劝说)，同时，也正是在这个“劳动”的场域里，传统的乡土空间的力量也在被作者悄悄地予以淡化。一方面是村里一些人对猪圈的卫生状况的改变开始感到满意，一方面是韩梅梅的爹和奶奶听到张伟“在省政府找下事”的消息后，虽然免不了又有些生气和冷言冷语的敲打，但文字已经明显高度缩减，并处于一种类似于“附言”的次要地位了。所以至少在表面上，故事正在作家马烽先生的控制下沿着“劳动教育”的逻辑发展下去。顺此线索，在第三封以“猪的饲料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信里，涉及到了吕萍老师寄给韩梅梅的“关于养猪的书”。这使得韩梅梅开始感叹，“养猪”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把它做好，真不是件容易事。专业化的“猪也需要有各种养料，也需要钙、磷、维生素什么的”这一类表述，用以说明知识和科学在农村是有用处的，也是需要的。韩梅梅作为高小毕业生的知识背景终于有了用处。现在，不仅韩梅梅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就是村里人也不小看她了。可以看到，故事还是慢慢回到与“集体”关系的轨道上来了，它越出了狭窄的“劳动”场域。

本文希望能在一种间性关系的基础上来谈论“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或者这可能是规避集体主义演化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演化为极端的“利己个人主义”的现实途径吧。当个人的积极行动最终没能在“集体”中获得认同的时候，间性关系就可能发生断裂，从而“个人”就走向了被压抑，而这最终也会对“集体”造成伤害并使之发生扭曲。这正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和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里表达过的意思。因此，对于韩梅梅来说，对她的态度积极、不畏脏累、并勤于钻研“科学方法”的集体劳动予以最后的确认，就成为“劳动教育”中不宣而喻、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了。而这恰好是小说第四封信中的主要内容：韩梅梅不仅在社员大会上被选成了模范，而且农业社的账目结算后，她总共挣了七十多个劳动日，分到了一千多斤粮食。——正是在这时，小说主人公发出了自我肯定的咏叹：“吕老师，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这是用我的劳动换来的，我过去是依靠父母来生活，现在我靠自己劳动能够过活了。”同样地，“一千多斤粮食”也引起了主人公的母亲、奶奶、和父亲对她的尊重，并且通过她母亲之口转述了村里人对她的认可。但是，对于韩梅梅辛勤劳动的最大回报，却是随后出现的“受训通知”事件。很显然，这是一个关于“荣誉”的事件[8]83；同时，它又是一个类似于“升学”的景象(“到省国营农场去受训”)。这一事件不仅是对韩梅梅在农村的创造性劳动的确证，同时也为她积极学习的精神给予了一个正面的发展通道。它的意义至少在起始阶段，是与“升学”乃至到城里工作差不多的。父、母、女儿三人流下的“痛快”而且“甜蜜”的泪水，意味着开篇陷入“个人”危机的农村高小毕业生韩梅梅的个人价值，在一滚更为重要的抽象层面即精神上，得到了补偿。旧式的乡土空间的力量，也被无形中消解。至此，马上要出远门去“受训”的新社会农业社社员，不仅预示着“知识”获得了发展及得到运用的可能，也预示着“新人”想象的即将切实完成。至关重要的，“集体”在此再一次出场，“今儿下午团里开会给我做了鉴定，大家都希望我好好学习，精通业务。我决不会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它再一次证明韩梅梅是一个自觉归置在“集体主义”之下的个人。

然而，我们说当年“个人”的故事并不是容易被讲述的，其意思还在于，它既在“历史”上是有极大虚拟性的，同时在知识上也是仍然没有能够解决“个人”的深层危机的。张旭东先生在讨论“当代性”的时候，曾经批评了一种研究者容易蔽身于“历史”、“知识”等概念之中的倾向，因为这些概念给予人们以“安全感”；但正是这种知识或者历史带来的所谓安全感，窒息了“当代性”非常活跃的意义生产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马烽先生的《韩梅梅》虽然如此著名，并且确实融入到了现实农民生活中去成为了众多的个人励志性的故事，各种地方性的材料如1955年山西汾阳小伙张增华的、1958年山西闻喜姑娘解引仙的、1957年河南沁阳姑娘冯国兰的，等等，非常常见[9]，但是这些宣传意味十分强烈的材料，由于它们原本为了树立“模范人物”的组织化编写方式，可能仍然让人满腹狐疑。原因就在于，这些材料当中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集体”)的声音，而“个人”，则处于被遗忘或者被压抑的状态。如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就谈到了这种人为地树立活的榜样，即树立知识青年先进典型模式的严重缺陷。书中以延边朝鲜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青年吕根泽为例称，“……这种极力把典型人为地往一个固定模子里套，企图将他们塑造成高大完美形象的做法，不仅使还十分年轻的典型本人扭曲了自己的才能和天性，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也使这些先进人物本身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其流弊之深，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都深有体会的。”[2]15因此，如果我们寻找另一种民间化的韩梅梅式处境的故事，我们可能会发现，真实原来与小说中的讲述会绝然不一样。如1990年代初，诗人雷抒雁曾在一篇文章中同样回忆了“韩梅梅”对他的一段成长经历的影响：“在我高小毕业的那一年，报纸上突然飞出一位回乡务农的邢燕子，课本上也有了回村喂猪的韩梅梅。我心头一热，响应党的号召，断然不想上学，想做一名新农民。”其结果，却是作者遭到父亲以近乎残忍的方式对他进行的“劳动惩罚”，并最后重返学校[10]70-71。事实上，这在当年的农村曾经是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各地都可以屡屡见到的故事。虽然，社会主义的劳动热忱以及集体主义道德的教育，在当时确实是“新社会”所需要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也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后者一类亲历劳动的艰辛并视劳动为“惩罚”的态度，也是当时乃至今天绝大多数农民私下里可能有的想法，它代表着“个人”经验的真实，因而同样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但我们讨论的却是集体与个人两者的复杂的互文关系问题。困境可能就在于，当“个人”被刻意遗忘的时候，“劳动教育”的脆弱性也会马上浮现出来，有时甚至是公开而且极具讽刺意味的③。有些确实完全呼应了当年的集体主义道德而真正忘却了“个人”的模范人物，他们几十年后的现实境遇，却往往使他们反过来滋生了怀疑和后悔，从而瓦解了对于这一道德的信赖，良可使人叹息。即使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也无法否认上述韩梅梅式处境的故事同样是历史中的真实，甚至是比小说《韩梅梅》更为常见得多的真实。但就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现实故事中所缺乏的，恰恰是原小说中第四封信里的“集体”对于“个人”劳动的认同与报偿环节。这个过于冷严的缺失，导致了“集体”与“个人”良性关系的松解。由于中共社会主义革命中集体主义声音的强大，所以才会有马烽先生所说的群众的“沉默”[11]，即个人的声音在公开表达中被予以压抑。如果这样说是不无道理的，则我们往上做一个逆溯，个人的被压抑，显然会引起对于“集体”信赖的瓦解，于是，那个最先的艰难的抉择：不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个人”，而成为一个“集体主义的个人”——看起来就更像是一种宣教的需要，而不太可能出自一种诚恳的个人选择。至此，“集体”就受到了扭曲和伤害，“集体”的故事将很难继续以原先的模式讲述下去。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马烽先生觉得1952年的那篇小说发出来没有好处，而在反复的自我教育之后才能够写出1954年的《韩梅梅》的原因。耐人寻味的是，马烽及柳青这一类作家都十分强调报纸和社论等对他们的影响性，但“思想教育”的说法，却恰好意味着某种立场或者态度选择的艰难。

三、结语

出于复杂的原因，1954年马烽先生的小说《韩梅梅》正是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故事。在马烽先生那里，这位十七岁农村高小毕业生的经历，被作为“个人”的范例自觉地放回到了“社会的”处境，这样就回避了将它上升到极端“利己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从而维护了革命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道德。当年确实有不少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文学批评者的文章把“个人主义”称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乃至“敌人”的(如《朱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不难理解，在文学领域，为什么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就对所谓“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进行了强烈的贬抑。它的暗示对象，正是“个人主义”。这种语境对于19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发生了极深的影响：有的作家因为不适应，在创作上走向了停滞或者转向，如沈从文、丁玲、路翎、张恨水；有的则试图通过对写作的“改造”，来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如巴金、艾芜、沙汀，当然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而有的作家，像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以及马烽等，他们虽然写了许多重要的作品，但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意蕴都各有复杂。如以《韩梅梅》为例，马烽在1952年的那次失败的讲述，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颇有意味的反证。他将其归结为自己“思想水平低”，对问题“认识不明确”——这就是当年频繁出现的所谓“思想问题”的典型例证。当然，由此也出现了需要频繁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这也解释了马烽以及柳青这一类作家为什么会如此强调“看报”和“读社论”的原因，也说明了“集体”几乎本能地成为他们写作时的“不在场的在场者”。然而，正是在前述所谓“思想问题”那里，隐喻着“个人”面临某种立场或者态度抉择的艰难。也许正是因为第一封信在这方面的暧昧，它在小说后来入选高小语文课本时就干脆被全部缩减掉，四封信于是就变成了“三封信”。马烽先生这种“不问，不说”的做法，不就是马舍雷所谓“意味深长的沉默”吗？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后续的现实生活情形，正是从柯文所谓“历史三调”的另两个因素(“经历”与“神话”)来看，马烽先生虽然将“韩梅梅”的故事讲成了“社会的”，却仍然没能够将它充分讲述成“历史的”[12]166。恰是在这里，“个人”故事的讲述并没有能圆满完成，反而导致了通常情形下更多个人对于“集体”或者“集体主义”的信赖的迅速流失。这转而造成了“集体”概念的扭曲和伤害。事实上，它还带来了更加令人意外的历史效果：甚至到了民族、国家、大众等集体主义话语成为主流的1980年代，循着反封建主义、反阶级论、和反理性等路径，结果却出现了张扬“抽象与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差异”的美学个人主义。这曾经是当年1980年代文学新潮的重要内容。到了1990年代对于消费主义的文化批判中，美学的个人主义仍然是当时习用的话语资源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说，对于这个“个人主义”，我们即便意识到了民族、国家、大众等的存在(即承认“集体”的前提)，我们终于也有些含糊了起来：它不是我们长期以来批判过的吗？而这些，正是薛毅先生1999年《关于个人主义话语》一文中所批评的内容[13]1-6。

[1]于建嵘.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二卷(1949-2007)(下册)[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2]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3]北京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编.教育社论选辑[C].1959年7月第一次印刷(内部发行).

[4]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1955年)[A].高捷等编.马烽西戎研究资料[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5]顾红亮,刘晓虹.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7][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9]李晋泉,刘锡仁,王锡万,林秋声.有出息的年轻人——张增华[A]；建文,秀哲,喜成,柏林,怀德.养猪能手解引仙[A].畜牧战线立功劳[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

[10]雷抒雁.劳动的诗篇[A].悬肠草[C].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

[11]马烽.关于群众路线的点滴经验[N].晋绥日报,1948-8-27.

[12][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3]薛毅.关于个人主义话语[A].当代文化现象与历史精神传统[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注释：

①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3月第四版以及同出于1956年的第五版《高级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都包含有《三封信》这篇课文。其中，第五版高小《课本》上的《三封信》起讫于第97-108页。

②参见张旭东：《在“当代性与文学史”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此文节选部分包含在《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记录中，并发表于《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第5-16页；参与者：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千野拓政、林春城。

③如有本书曾回忆过如下的趣事：“据说六十年代初，湖北作家黄碧野曾撰文并做报告歌颂鄂西北神农架，将神秘的大山写得千峰陡峭、万壑深邃、瀑布挂彩、岩洞献奇、珍禽飞鸣、异兽出没，鼓励青年们去此落户，访古探宝。其名声兼之优美的描绘，烧得武汉三镇的许多中学生热血沸腾，毕业时纷纷结伴报名去此落户。数年后，‘文革’初起，这些人专门成立了一个‘揪黄战斗队’杀回武汉，要把散文家押上神农架去游山，对其示惩。害得作家东躲西藏。”张桦、刘凯：《天之骄子启示录》，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NarrationanditsProblemabout“Individual”intheAgriculturalCooperationStories——ACaseStudyofMaFengandHanMeimei

WANG Zai-xing

(ChineseDepartment,HuaihuaUniversity,Huaihua,Hunan418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collective”and“individual”was an extremely serious problem in socialist rural novels.Because there was no“collective”in the Pre-Cooperation Era,the beginning of people’s knowledg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as more important.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 and change about that relationship in their different profits,it indicated some kind of narration paradigm that the later socialist rural novels would occur for the subject of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The education redressed by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53-1954,in the students’ perceiving,resulted in the meeting of“collective”and“individual”.And,the meeting caused some troubles.Therefore,how did the stories tell“individual”?This question was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history,but also with literature itself.Ma Feng’s story Han Meimei in 1954 was exactly the one that got something to do with“individualism”,but seen from historical view,it presented us a lot of contradictions and entanglement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fiction; “collective”and“individual”; individualism; narration

2013-12-19

王再兴，1968年生，男，湖北鄂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I206.7

A

1671-9743(2014)02-00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