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珍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人称“格格作家”的叶广芩，祖姓叶赫那拉，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冲击被迫离京来陕西落户，是陕西这个古老且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大地重新给了她活力，走向创作成为陕西著名作家。作品以京味著称，小说多取材于旗人上层社会的家族风云，世纪之交出版的长篇小说《采桑子》问世即获好评，多次再版，这部长篇以典雅细腻之笔描写了一个满清宗室近一百年的家族史，也是一部贵族没落的沧桑史。人物命运与时代、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期间的政治风云诡谲多变，而且作品还弥漫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建筑学、堪舆学、古玩字画等）。正如作者所说：“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变革也好唯不能堕落。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1](P337)有人说不幸的童年也许可以成就一个作家，《采桑子》等有关北京大宅门人物的复杂情感来自于叶广芩成长中的记忆。独特的家庭出身，对生活经历的感悟又为叶广芩书写家族题材开辟了独特的视角。目前学术界对叶广芩作品的研究多从“京味”特色方面展开，而从视角变换手法方面少有涉及，本文则重点通过主人公不同时期的视角视域，展开一个旧式大家族人物的悲欢离合，追述他们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小说从人性出发，以人性欲望取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文本展示了每个生命个体在纷纭多变的政治年代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政治历史的演变对人性又造成怎样的伤害，试图探寻人性的迷惑甚至堕落是否会成为人性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变化的终极归宿。

一、通过女童视角看家族亲人的命运——对早逝者的追忆

作家池莉曾指出：“文学是人学的重要标志就体现在人性的描写上。”[2]人性的主题是叶广芩始终关注和思考的。《采桑子》中的“我”带有叶广芩的影子。“我”对人性的自觉关照和深度体验，最初来自于家庭的影响，出身于贫穷的南营房家庭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个妻子，母亲善良、待人宽厚，影响到我也是对人富于同情心。小说通过“我向思维”，选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我”来建构家族故事。童年时期的“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淘气、好玩，对外界事物充满了新奇。“我”的大姐大格格金舜锦是父亲嫡妻瓜尔佳氏所生，长相清俊，身材修长，但性格孤傲，不合群，一生喜好唱戏，在北平四十年代那场轰动一时的京剧义演中一唱成名。这来自于琴师董戈的鼓励、配合，“大格格只有在董戈到来之后才快活，才能找到自己，才觉得充实酣畅。看得出他们彼此深深依恋着对方……艺术的唯美性在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深刻共识与和谐，实在是一种诗化了的感受，它让艺术家着迷的同时也蕴含着悲剧的到来。[1](P33)不久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使董戈失踪，大格格失魂落魄、恍恍惚惚嫁给了北平日伪警察总署署长的三公子宋家驷，没多久宋家驷对大格格失去兴趣，丢下已有一个儿子的大格格去德国找昔日情人去了。随着日本投降，公公被国民政府处以极刑，婆婆病死狱中，家产被没收。大格格的儿子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她本人也在疯癫中凄然死去，死在她的戏剧世界中了。大格格实际上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才一直生活在戏里面，“我”通过家人的叙述知道了“我”的大姐凄美而痴迷的一生。

二姐金舜鎇是金家姊妹中长得最美的格格，深得父亲宠爱，出自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张氏。二格格与一个戏子的儿子（商人）私奔被金家开除，永世不得回娘家门。自己幼时看到了已有孩子的二格格跪在雨地里泪流满面地向病中二娘的窗户磕头的一幕。二格格虽被驱逐出家族，但她争得了个人的婚姻幸福，教育子女重视人品的培养和精神气质的熏陶，且子女成人后都很争气，没有媚俗的功利心，令人敬佩。

五哥金顺锫是金家众多子女中最活跃、最富才华的一位，聪明却浮躁，多情却不专，写得一笔好字，说得一口流利外语，每天不是泡戏园子跟女艺人、女戏子打得火热，就是破衣烂衫打扮成叫花子上街乞讨，体味一种颓废游戏的乐趣，最不得父亲喜欢，后来父亲在九条买了一处房产让五哥自立门户，跟大宅门永无来往。犯了烟瘾的五哥死在后门洞桥底下，他的丧事得于平时结交的各色名流，办得光彩之极，轰动北平。留下个遗腹子就是金瑞，文革中金瑞下乡到陕北农村，80年代初娶了个带儿子的陕北寡妇回到北京五哥九条故居艰难生活，后来研究出父亲乞讨的碗居然是极有数的元代枢府绝品，这是他那放浪形骸、佯狂避世的父亲留下的遗物，这其中的大智若愚、大巧藏拙蕴含了道家出世避祸的智慧。

女童视角的“我”虽然有可能亲历大姐、二姐、五哥之事，但也有可能处于一种有亲历而无记忆的情形（通过他人转述而来），“我”在叙述中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那份浓郁、沉重又心酸的情感，更接近作家历经岁月积淀下来的一种真情实感。作家追忆金家繁华如梦的往昔成为“我”想象的过去，通过追忆亲人来呈现童年的快乐与忧伤，也是对大宅门往昔岁月的一种缅怀。

二、通过成年视角看家族亲人的命运——完成对人性的审视

对二哥、三哥、四哥之间的战争，从孩童时起直到自己成年一直耳闻目睹了三十年。从四十年代起，三位哥哥就在戏楼胡同老宅为女艺人黄四咪反目成仇、大打出手，并为此偷卖家中父亲收藏的古董。黄四咪却能在几个哥哥中游刃有余、巧妙周旋，黄四咪手段之高在于她能使三兄弟都对其倾注真心，每次的家中聚会便是争吵——摔碗——买碗三部曲。此时的我对几位兄长反目动辄动粗摔碗的情景是抱着看戏般的儿童心态的，经常兴致勃勃和七哥去东直门外顺福的土窑买粗瓷（供哥哥们摔砸），每当坐着三轮车出城时，还要在门洞里大喊几声：“驴肉——肥呀”，成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心情却是如此的沉重。三兄弟的战争在文革期间达到高潮，他们已处于边缘化状态，或是消极阴郁、或是迷惘混乱、或是绝望苦闷。仆人顺福为给自己丢枪做开脱（解放前当过警察），编出黄四咪是国民党的特务，在金家发展了二哥、三哥、四哥三个三青团员，而且编出二哥金舜餺和黄四咪借其枪不是去德胜门打兔子而是去打共产党；而二哥为避免皮肉之苦，只得承认自己打过共产党，承认是三青团员，又“交代”三哥金舜鑇在六国饭店与黄四咪会晤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接着三哥又编出了十多万字的材料，说四哥金舜镗与黄四咪去妙峰山与共产党游击队联系。但外调的情况说妙峰山根本没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四哥只好胡编是去妙峰山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野餐会。四哥遭到一顿毒打后痛恨三哥，“揭发”顺福是受蒋介石指挥潜伏下来的特务，利用雷电传出的无线电电波与美蒋特务联系，反之四哥又揭发三哥“具有飞檐走壁之术，多次盗窃国家机密，还毒死结发之妻静蕴”。[1](P54)一幕人间骨肉相残的悲剧就这样上演。以致连造反派都觉得越审越荒唐，越审越没趣味，怀疑四哥神经有问题。这场闹剧最终以对兄弟仨的联合批斗草草收场。第二天二哥吊死在后花园的桑树上，二哥之死是死于兄弟间的反目相煎，它反映了文革的荒唐，也反映了人性在极端政治条件下的脆弱与变异。在文革荒谬背景与阶级斗争嗜血本质的审视下完成了对人性的透视，在此使用了现在视角和追忆视角（儿时的记忆）。90年代三哥、四哥、福顺终于在母亲的命令下重回老宅，化解了一生与现实纠结百缠的爱恨情仇，化解了兄弟不能处于同一屋檐下的激愤与伤感。现在我们回忆这段岁月淘洗后的关于阶级斗争、文革政治、特务、封建遗少等历史概念已很陌生，这段三兄弟争斗的岁月也显得荒诞不经和残忍。父亲的时代至少还有祖宗的遗产兜住些贵族的颜面，而到了儿子一代却被新的时代政治风云冲击得七零八落，浮华落尽不见了真淳，显示了作者对人性的卑劣、对生命的不幸、对命运的荒谬进行的理性审视与反思。劫后的三哥不仅置手足于不顾（拒不见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妹妹二格格），而且拒孝悌与门外，贪掉侄子金瑞的传家之宝（元代枢府绝品），沦为奸商，作者在此揭示了一种人性的阴暗与堕落。

家族亲人中也有人性美好一面的呈现。四姐四格格金顺镡勤奋聪颖，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回国后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和故宫角楼、天安门城楼、东直门的修缮设计，是全国政协委员、劳动模范，也是金家十四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出生于堪舆学、建筑学世家的廖世基与四格格同过学，长大后虽各奔东西，但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喜好中国的古建筑，在文革中都受到批斗与冲击，但依然不减对古建筑热爱的赤子之心。尽管廖世基退休后得了老年痴呆症，但是他对四格格的那份真情，对古建筑的那份痴迷始终不渝。这是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浸泡而显出的一种淡定从容的人格品性。

五姐五格格金顺铃嫁给了出身世家的完占泰，完公子乃金世宗的29世孙，解放前过着衣食无忧的闲适生活。解放后，五格格入了党成了国家干部，和完姐夫离婚嫁给了陕南农村出来的王连长，完姐夫又娶了金家原看门人——山东人的寡妇。他们的婚姻既是喜剧又是悲剧，所幸这个金族子孙心态完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思无虑，无嗜无欲，无秽无累，绝群离偶，神形两忘，烦恼自然也就不来侵扰了”[1](P245)。颇具道家风范。

七哥金顺铨在几个哥哥中最纯正憨厚，琴有名，画更有名，对谁都温恭俭让，曾跪求父亲救关在监狱里的三格格（共产党），可谓有情；对自己的女弟子柳四咪慷慨赠送大红双耳宝瓶，可谓有义，在婚姻遭到父亲反对的情况下，毅然与女友出走，从南京情场失意归来毫无怨言。与此相反，早年加入国民党，又进了军统，成为国民党军界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金家长子金舜铻，不仅将先行南京的柳四咪由未来的七弟妹变为自己的夫人，而且对父亲的嘱托求救三格格置之不理，对自己的亲妹妹“大义灭亲”，绝情寡义，后去了台湾。90年代海峡两岸同胞相见，金家硕果仅存的大哥、七哥还有“我”在北京见面，金舜铻不仅冷淡而且毫无忏悔之心，七哥与“我”更是与之话不投机。七哥身上有儒家的风范，他一生对父母、对兄弟、对恋人、对朋友有情有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断然拒绝了老大的美金见面礼，只接受了带回来的装有柳四咪骨灰的大红双耳宝瓶。

在最小的“丫丫格格”——“我”身上有作者的影子，“我”成年后所具有的那种清醒和不吝的劲头都藏在骨子里，岁月的磨蚀又让“我”变得体贴入世了。叶广芩于朴实无华却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叙述中，抒发她对此岸中苦苦挣扎的人的理解、关注、感叹和沉思。《采桑子》写了兄弟姊妹间的成长经历，写了他们的软弱和安于现状，也写了文革中兄弟间的隔膜无力与挣扎，但也写了他们的正义与追求、倔强与尊严、爱与重生。否则三格格不会为革命献出生命，二哥也不会自杀的。叶广芩写了很多亲人人性上的缺陷，但你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写了这么多的问题和人性缺陷，只是因为她是爱他们的，她自己的欢乐和痛苦都是和他们相通的。成年视角叙述无疑是小说中最包含情感介入冲动和价值批判意义上的叙述者，与童年自我的追忆性叙述相比，它在完成探究极致环境下人性所呈现变异的原因的同时，也多了份成熟、理解与包容，写得没落而不颓废，叹沧桑却终能释怀。

三、通过女性视角看大宅门里女性的悲剧命运——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作为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体验和评价……文学创作正是以这样的性质与功能，在向人们揭示真理的同时也向人们呈示着意义并用情感影响方式，发挥着特殊的意识形态争议”[3]——丫丫格格“我”从3岁起就被当成“年货”送到舅爷札萨克多罗亲王在北京的府第，舅爷（祖母亲弟弟）赫尔札布是蒙古科喇奉沁右旗第8代亲王，蒙慈禧太后钟爱，将瑞郡王的六格格毕荥赐婚于舅爷为福晋。舅爷又不忘旧情，恳请皇上恩准早年父亲订得一门亲，娶回被流放到东北安宁的大学士狼士豪之女狼伊雁为侧福晋。舅爷年纪轻轻就病故了，养子宝力格不堪死寂般的王府生活逃走，只有将“我”送去陪在两个老福晋身边。舅太太毫无生气而且性情阴郁，偌大的王府不用电灯，以烛照明，在死寂般阴森的王府里，舅太太秉烛夜游，偷窥我睡觉，比狐仙还恐怖，造成“我”严重睡眠不足，另外“我”还要承担下人才干的拔草工作。后来舅太太孤寂死去，还剩一个养着黄鸟的舅姨太太，比舅太太慈祥，黄鸟死了，她哭着写悼词，其实她不是在哭鸟，而是在哭她自己的命苦。舅姨太太精通满文，虽病病歪歪却活了下来，一直在找养子宝力格，文革中被接到镜儿胡同的家中，念念不忘宝力格，活过百岁，终于在宝力格（不知真假）的汇款单中满足死去。

被送到阴森王府中的“我”对极不自由的王府生活充满了厌恶和恐惧，对代表这种生活的舅太太、舅姨太太甚至仆人田姑娘也十分反感，但在成年之后“我”却对被森严的王府禁锢了一生的舅太太、舅姨太太、田姑娘充满了同情。她们虽锦衣玉食却如死人一般活着，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没有任何生活的乐趣。这里的女性视角是由追忆性叙述完成的，由经验自我再现童年我的思维、心理、情感、语言到成年后的我以女性视角反观这段历史，叙述侧重从女性角度体验女性的生命历程。对两位祖母辈女人的命运，厌恶与同情这两相矛盾的情感，通过二合一的双重视角一同融入到对王府生活的叙述中去了。

命运最凄惨的是姨祖母。对姨祖母的追忆是通过“我母亲”的复合人称视角展开的（我尚在没有记忆的婴孩时期）。26岁的姨祖母被祖父从八大胡同的清吟班买回纳为小妾。但不为祖母所容，不仅未给姨祖母如夫人的名号，还将其贬居偏院，院门上锁，一日三餐与下人同等饮食，由墙上递进。与祖父偶一相见也是谦卑慎言，更不敢开口吟唱，祖父遂失去兴趣，由其自生自灭。自己儿时学爬便由这位下肢已瘫的姨祖母照看，母亲同情姨祖母将我送至其身边，才有了些许生气与安慰，姨祖母后来全身糜烂，在后花园凄惨呼叫数月而死。这是一个不知姓名、籍贯、家世，被卖入娼家的苦命女子，有着怎样的隐痛与悲惨，不可得知。在金家住了几十年，至死也没得到金家的认可与接纳。只有同命相怜的舅姨太太过问过。姨祖母命运之悲不仅在于受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迫害，而且还受到以祖母为首的封建家族势力的迫害与凌辱。

谢娘的丈夫谢子安是宫廷内务府广储司衣作的裁缝匠，经常走动于大宅门，同时出入的还有谢娘，给大宅门女眷做衣服。谢子安死后，谢娘带着儿子六儿在南门生活。父亲经常瞒着母亲带我去谢娘处，父亲在谢家成了事无巨细都要管的当家人，看着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帮谢娘和泥、搪炉子的父亲，这还是那个金家大院里严峻整肃的阿玛吗？父亲在谢家是快活的。对于谢娘及其儿子的追忆，是被时间“诗化”的一段生活记忆，作者以颇具才情的笔调和追忆性视角再现出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的情感的最好的法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甚至很悲惨的现实以及很粗野的自然主义的体验，过些时间，就变得更美丽，更艺术了。”[4]谢娘在丈夫死后为了维持自己和儿子的生活只能讨好依附于父亲，她和父亲之间显然是没有爱情因素的，当她和父亲在屋里拉上窗帘的时候，她可能更多是为自己无颜面对儿子而具有的内疚与耻辱。几十年的风雨，皇亲贵胄已成云烟，兄姐族人凋零殆尽，等我再见到谢娘的儿子时，彼此之间被时间磨砺得只剩下一种共同拥有的关怀思旧之情，我激动地叫了声“六哥”；十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件“精致的水绿滚边的缎旗袍”，它是六儿的手艺，也许是这个裁缝世家的最后一件作品。上述追忆性叙述来自作家已有的生活经验，英国作家毛姆说过：“一个小说家只有把自己早年就已经接触的人物作为原型时，才能创造出杰出的人物形象”[5]。

多重视角下的家族命运的反思是通过视角的切换和交织形成的一种叙事实现的。作品中的“我”或是以故事人物身份担当叙事者，叙述限于人物的知域，或是以故事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自己所在故事的部分叙述，并兼有看者与被看者的双重身份。上述三种视角根据不同的主题、情节与表现人物的需要，精心选择叙述的立场，从不同的认知角度展现了世界与人性的复杂，也使得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趣味性尽显。

个人的身世经历与家族兴亡等微观历史直接构成了文本能指的景观，虽然呈现的是一个贵族家庭的人物沉沦、飘零命运，但是这些微观历史领域中的各种命运沉沦变迁以及兴衰际遇却又反映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时代与宏观历史的巨大变迁。在文本中叶广芩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存在，恪守“以人为本”，维护人尊严的人道主义传统。叶广芩与身俱来的善良使她的小说浸透着知识女性对人性复杂变迁的悲悯与关爱，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特征。

［1］叶广芩.采桑子.后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2］池莉.池莉文集——想象的翅膀有多大［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220.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12.

［4］赵丽宏、陈思和.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50年经典理论）批评——鲁枢元“论文学艺术家的记忆”［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159.

［5］毛姆.厄运与杰作［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