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澍晨 张恒

1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刚刚落幕，一贯反应“灵敏”的淘宝网上已开始出现“APEC‘新中装领导人同款预售”。据一家店主表示，仅预售半天就收到了20多份订单。

一天前，10日傍晚，与会各经济体领导人及配偶身着“新中装”的合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这种集合了中国历代服装要素的服装样式，立时在网络上备受追捧。而看着这些好评，赵卉洲和吴青青近一年的紧张情绪终于放松下来。

自从去年年底接到邀请函、开始参与这次会议领导人合影服装设计的初选以来，他们的言谈都非常谨慎。

大合影公开之后，赵卉洲（APEC女领导人及配偶服装设计师之一）和吴青青（APEC男领导人服装设计师之一）终于可以对所有人说——“我是这些衣服的设计团队成员”。

大范围邀请

赵卉洲是深圳女装品牌艺之卉的首席设计师，此前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获得过多种奖项。2013年12月底，她收到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转发来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领导人服装设计邀请函》，署名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

按照在美国举行的首次APEC会议沿袭下来的惯例：APEC领导人会议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不设主题，领导人不带助手，自由交谈。从1994年印尼茂物會议开始，与会领导人身着会议主办方的民族服装合影，成了APEC里的一桩盛事，也是其特别之处。

中国的丝绸唐装、墨西哥的家庭手织布服装、印度尼西亚的蜡防印花布服装和加拿大的牛皮夹克等民族服装一一登场，领导人们一改平日西装革履的模样，看起来平易近人不少。

当然，惯例也有被打破的时候。2010年，第十八次APEC会议在日本横滨举行。其间，领导人没有穿统一的民族服装。据说，这是因为日本和服穿起来比较麻烦拖沓。而2011年，美国檀香山会议期间，领导人也放弃了穿着当地民族服装——草裙。

中国上一次主办APEC会议，是在2001年上海，与会领导人身着中式对襟唐装亮相，其后多年仍为人津津乐道。

“当时以为是为哪位贵宾制作礼服。”2001年APEC唐装设计方回忆，当年有100多名设计师应邀竞标，组织者只是提前半小时邀请他们参加在一家酒店召开的会议，到会之前，他们都不知道标的是什么。

尽管从其后效果看，2001年的“APEC唐装”后来备受追捧，但实质上，只是将市面上已有的唐装做了一些改进。与那次不同的是，2014年北京APEC会议需要一种新的服装样式。在后来“领导小组办”的表述中，这次为APEC设计服装被当做“中国服装界创新发展的重要机 遇”。

这次领导人合影服装的制作由APEC会议北京市筹备工作小组办公室牵头，北京服装学院具体实施。包括赵卉洲和吴青青在内，共有71家企业、259位设计师和18所高校收到了设计邀请函。“领导小组办”称，这些受邀方是在全国范围经过设计风格、产业实力、业内评价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筛选出来的，通过服装设计师协会、纺织协会、高校等机构发放。

邀请函中提出了主要设计方向：要展现中国传统服装文化，同时要注重外交礼仪，“既服务会议，又着眼未来”。

其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是被特别强调的内容。

“要展现中国传统服装文化”

吴青青收到邀请函时，正在准备自营男装品牌VLOV的一场发布会。虽然当时整个公司都相当繁忙，他还是决定接受这次竞标性质的邀请，迅速组织了公司内部比较核心的20多名设计师，开始研究方 案。

经过多次讨论，吴青青选用了立领、中式连袖、双层门襟等样式，而这些都在最终的设计方案中得到了运用。他表示，其中不少都是中国传统服装中常见的元素，没有具体到哪个朝代。

吴青青和同事们还翻阅了《中国历代服饰艺术》、《中国丝绸通史》等书籍来选择纹样。

同时，赵卉洲在公司内部组织了设计团队，还频繁飞往江浙沪地区，拿着“全国最优秀的十几家纺织企业”名单，邀请他们组成了面料研发团队，一次次开会讨论，因为“设计师的想法需要工厂配合”。

赵卉洲和同事们上网查了APEC会议精神，理念、核心价值观，“这些都要领会理解”，她回忆。同时分析了会标的色彩、对各种元素的应用，还找来新闻看当时选这个图案的原因。“这些是联动的，会标和服装理念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最后表达元素不一样。”此外，他们还研究了2001年上海APEC唐装的一些要素。

按照邀请函要求，所有受邀方都必须在2月下旬提供男装、女装、配饰甚至包装的设计方案，还要提供面料小样。与邀请函一同转发到他们手中的还有一张保密协议。

保密，是“领导小组办”对参与企业的最基本要求。像参选企业北京威克多制衣公司，就专门隔离出一个车间供技术团队使用，其他工作人员不得入内。

未来的“国服”？

2014年1月底，所有受邀者都收到了北京服装学院发来的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仍然由之前发邀请函的机构代转。这份材料汇总了专家评审组刚形成的初期意见，对设计方案提出了进一步建议。

为时大半年的设计筛选过程中，这一专家评审组一直全程指导。其成员有12名，包括北京服装学院院长刘远风、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李当歧、原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会长李克瑜、外交部礼宾司参赞张卫等，涵盖了外交、服装、文化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设计师。

纪要中列举了专家的多种考虑。比如需要设计4套服装用于不同场合，因为各国领导人和配偶在非正式会议和宴会上各需要一套。还有，会期时北京郊区气温偏低，而合影在室外，“已超出用丝绸的可能，必须在面料上有新的突破”。同时还要为此考量色彩、舒适度等。

专家还提出，历次APEC会议领导人尤其是女性配偶都不愿向组织方提供服装尺寸，因此大家在做方案时“一定要在尺寸上留有一定余地，便于修改”。

还有两名专家强调，“一看就要是中式款式，但是又很现代、不古老”，“一定不能把那些出土文物和劇装拿出来”。

此外，参评人还必须研究21个国家有没有色彩、纹样上的文化禁忌。

这份纪要中，一位专家还提出，希望这次的服装成为未来的“国服”：“纵观现今局势，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从政治经济开始走向了文治时代，举国强调文化建设，服制问题也一定会提到议事日程上。很希望借现在这样一个契机，能解决我们礼制、服制、礼装的问题。”

“度”的把握

3月8日，评审组的12名专家看过以快递形式寄来的所有手稿、设计说明和面料小样，从136位参评人提交的455份设计方案中遴选出了60份。获选设计师被要求在一个月内做出第一批样衣。

赵卉洲和吴青青的方案正在此列。由于不知道很多领导人及配偶的尺寸，他们只能在网上一个个查大致的身高体重，以此估算着来做衣服。

威克多公司也进入了这一环节。“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尺寸，又要保证他们最终穿得合体、漂亮，能够让每个人穿得舒服，这块确实是很大的难点。”该公司相关人员回忆，当时他们公司只好以男士1.8米，女士1.6米的标准体形来设计。

这是个必须加班加点的时期。订制面料、大量手工缝制等都需要时间，赵卉洲最早组织的十几家面料生产商到这时只剩了四五家保持合作，其他都因时间、技术把控跟不上而被淘汰。

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中式衣服是连体的，腋下有很多褶皱。”威可多的工作人员回忆。但筹备小组要求，设计出来的成品不能出现褶皱。他们的团队因此尝试了四五种方案，每种方案都制作了一件样衣。

5月4日，设计师们带着几十件样衣，按约定时间来到北京服装学院。“领导小组办”中负责服装的工作人员将他们的样衣拿走安排模特穿上，然后每个设计师轮流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向几名专家展示模特穿着效果，并讲述设计想法、制作环节、面料、材质等。

这一环节留下的样衣有35组，相应设计师被组成一个攻坚团队，以这些样衣为基础进行深化设计。北京服装学院用这些“种子样衣”布置了一个展览，中央领导、中央筹委会和北京市领导观看后提出不少意见，由“领导小组办”汇总转交设计师，主要思路包括：“款式先行”、“形成系列”、“仪式感强”、“尊重个体”、“流行推广”。

这个阶段，设计师需要根据这些意见不断做不同的备选方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动，都是细节。”赵卉洲回忆。她觉得这个过程难在“很多东西需要猜，他们传达的一些精神我们都要分析”，因为这些领导并非服装专家，提出的意见不会特别直接明确。

难处还有“度”的把握：不同人对传统和国际化的定义都不同。“而且毕竟是给领导人做衣服，创新的尺度必须要他们能接受”。这就需要拿捏三者平衡点。

根据这些意见，“攻坚团队”的设计师们被要求在8月做第二批样衣。“大家各自做各自的，都比较保密。”赵卉洲回忆，“我做了十几套，时间只有几天”。

吴青青则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阶段，主办方“领导小组办”的人来现场考察过制作过程，还拍了照。

最后被选中的几位设计师开始在一起工作，共同商讨最后的备选方案。他们大致分为男装、女装、配饰几个小团队，“大方向、元素、体系上大家一起定，男女装怎么深化是分别负责。”吴青青说。他被列入男装设计团队，同时赵卉洲被安排主要参与女装设计，特别是各位“第一夫人”的服装设计。

这一最终方案已经做到非常精细的程度。比如设计团队查阅分析各位夫人的不同个性，为每位“第一夫人”的衣服都设计了独特的小细节。

宴会开始前还在修改

据“领导小组办”一位工作人员透露，9月初，他们将最终设计方案“以包括图片在内的多种形式”，“交由最高领导人定款式”。

9月15日左右，中央筹委会回函确定了最终方案。“没法说哪些元素最后没有用。只能说有一些不错的元素，只是最后没有被领导人钦点。”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也是在这最后阶段，这种新的服装样式被命名为‘新中装。”

本次APEC领导人着装也随之进入了制作环节。

据工作人员透露，从这时起，“领导小组办”在北京服装学院成立了指挥中心，负责这以后所有与服装相关的事情。最终采用的面料主要来自两家企业：江苏吴江的鼎盛丝绸主要提供了男式服装用的改良版宋锦，浙江新昌的达利丝绸主要提供了女式服装的真丝和羊毛混纺面料。指挥中心还选择了两家企业制作服装，一家企业制作配饰。为方便和保密起见，整个制作过程都在北京服装学院里的一个制衣车间里完成。

据中新社报道，女装图案均靠手工刺绣。“女装承制者张志峰表示，一般完成一件女装需要一个绣娘20天手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先后从苏州调了60个绣娘进京，两班倒，最终在规定的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上述工作人员透露，指挥中心是密闭环境，所有成员必须注册登记才能进入，门口24小时配备两个保安。进入其中不同工作的房间还要各过一道岗，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工作内容持不同证件，有权限进入的房间也不同。工作人员可以正常携带手机，但不能拍照，他们也在参与之初就签订了保密协议。随着工作流程推进，可以进入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少，最后除了制作工人外只剩下十一二个核心人物。

赵卉洲回忆，大约在9月底10月初，她收到北京市外事办发来的邮件。邮件要求她提供照片办理相关证件，并提供个人资料等待政审。“这时我们就知道进入核心的核心了。”她说，这表示她可能会被选中去给各国领导人送衣服。

最终，一支13人组成的保障服务团队负责执行了送衣服的任务，其中一部分是设计师，因为之前掌握的很多尺寸都不准，这就需要现场量体，然后可能需要做一些小修改，比如把袖子改短一点、腰改细一点之类。甚至到11月10日下午5点，墨西哥总统夫人的一套衣服还在改，夫人换好衣服后就立刻奔赴宴会现场。

APEC领导人合照之后，赵卉洲和吴青青等人都收到了“领导小组办”颁发的荣誉证书。第二天，两人按照“领导小组办”安排接受了频繁的采访，其后分别回到了深圳和厦门。

任务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