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从周

白发的史景迁从人群中抬起头来，四周是殷切而惶恐的年轻人，抱着他的著作。中国的工作人员试图驱散这些渴求签名的读者，高瘦如老鹤的史景迁已经接过了一本书，轻声说：“One，each（每人一个）。”

几乎整个3月，史景迁都在中国四处奔走，北京、上海、南京、成都、西安，到处都被热情的粉丝包围，不知道的会以为人群围绕的是肖恩·康纳利，而不是一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

他已经78岁，旅途开始显得比从前更漫长，更容易让人疲惫。他不太明白与日俱新的互联网世界，也不太愿意谈他对当下中国的意见。但说到自己的《改变中国》一书因为被“上面”审核还未能出版的时候，他就哈哈笑起来，好像这是一件非常幽默的事。

南京人沈福宗的故事

史景迁这次来北京，陪伴他的，一个是夫人金安平，史学大家金毓黻的孙女，同样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另一个是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史景迁的学生。

但他们几乎完全被无视了。金安平女士一直谦和低调，而郑培凯教授——即便是在同场宣传史景迁和他的新书时，他也只是在包围史景迁的粉丝群外做看客，抱怨主办方没能阻止过分热情的读者。

在中国，史景迁在十年间从一个小圈子谈论的学者，变成了一个明星般耀眼的人物，从粉丝的热烈程度上看，能与之媲美的中国学者只有易中天，但是倘若你把他们相提并论，史景迁的读者一定会对你怒目而视。

史景迁自己也对这样的热烈欢迎有点不安。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已经退休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不过我感谢到来的所有人。”

那是2月28日，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因为人满为患，不得不临时更换了可容纳300多人的教室。当晚，他讲了一个发生在17世纪的故事，一个叫沈福宗的南京人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在那里见到了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刚刚建成的凡尔赛宫里，他们讨论了书法、筷子的使用，路易十四让他用中文念了一段新教的主祷文。后来他在英国跟国王詹姆士二世会面，国王指派宫廷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这幅画后来丢失在历史的动荡中。

沈福宗在欧洲游历长达8年，除了国王和名士，他还见到了一些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并跟他们谈论了度量温度的办法、草药的知识，他也参与了教会对《大学》、《论语》和《中庸》的翻译。这位在欧洲有过如此奇遇的中国人，准备带着所有他在西方世界的见闻回中国，给同胞讲述地球另一边的世界，但却在回程的船上染病去世，被故乡彻底忘记。

事实上，史景迁并没有谈论什么新鲜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沈福宗这个名字可能非常陌生，故事也超出了对清代初期中国人的想象，但是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检索到很多关于他的资料——至少比史景迁一个小时的英文演讲里说的详细得多。

但史景迁的重点不在这里，他想说的，是他一直以来看待历史的方式。

“我同时也想谈谈学者们，包括我，对这个故事背后意义的看法。”他开始列举，从沈福宗的故事解读当时的全球化，语言的交流，儒家经典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甚至，“象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和西方交流的过程？”

“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他抛出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像他经常在耶鲁大学指导学生时所做的那样，把思考的任务丢给了听众。

史景迁的中国之路

史景迁第一次来大陆是在1974年，那时他已完成第三部历史学著作：《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尽管学界对他的研究方法还有争议，但他过人的叙事才华已经为他赢得卓越的名声。

在不同场合，史景迁都谈到过他和中国历史结缘的故事。他出生在伦敦附近的苏尔里，6岁时，他看到了关于中国艺术史的书，对水墨画产生了兴趣。那时候，人们都叫他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ce）。

“当时是二战期间，通过父母的描述，中国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抵抗的英雄形象。而通过这些画册，我开始对中国的历史发生感情。”史景迁说。

1959年，史景迁23岁，在剑桥大学修英国史。他得到一笔奖学金，到耶鲁大学交换。当时的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大的远东“研究基地”。二战时，这里是美国培养中文、日文人才的基地，也是研究对华、对日政策的智囊。史景迁到来时，战争的色彩已经大半褪去，但依然能嗅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气味。

像很多面对未来举棋不定的年轻人一样，他决定换个专业，一度想去学物理或者美国文学，但最终转而研习中国史。

当时的中国已经与西方世界隔绝，水墨画里飘渺如仙境的山水间，正蔓延着威胁上千万人生命的饥荒。

“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悲剧性的。”史景迁说。

他在耶鲁大学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一位是专攻近代史的芮玛丽。史景迁开始学习汉语，练习繁体字。不久，他被芮玛丽介绍给了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

房兆楹在20世纪30年代初赴美，参与编撰《清代名人传略》。这是美国汉学界清史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二战期间，房兆楹受美国陆军聘请，教授军人汉语，并编写了两本汉语教材。60年代，他一度去了澳大利亚，但不久又重返美国。

史景迁跑到堪培拉，拜访了房兆楹，投入门下。时至今日，史景迁依然称呼房兆楹为“老先生”。在澳大利亚的三年，他在房兆楹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并有了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以向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表示敬意。

1965年，史景迁以一篇题为《曹寅与康熙皇帝》的论文拿到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成为他第一部出版的著作，书中描述了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探究了清初统治者管理和控制江南的状况，刻画出康熙盛世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他再现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

回忆那段学习时光，史景迁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提醒他，中国有很多正史，但研究历史，要去深入观察一些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老生常谈背后，往往有被隐匿的真相。比如人们往往笼统地概括清朝初年民众对清政府的态度，但只要深入一点观察，就会发现不同阶层在此事上的态度迥然相别。

后来的几十年里，史景迁以几乎3年一部的速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包括《王氏之死》、《追寻现代中国》、《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皇帝与秀才》等。

这些中国故事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大受欢迎。他和哈佛大学的孔飞力（Philip A Kuh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Frederic J.J. Wakeman）并列为“汉学三杰”，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最好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

如果给他一本电话簿

正当史景迁进行早期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时，大陆发起了一场绵延十年的文化革命。它对外隔绝，敏感而亢奋，随时准备进行自卫和反击。 史景迁只能在香港、台湾开展研究。

在台湾，通过房兆楹的帮助，他获得了查阅故宫档案的机会。这如同打开一座宝藏。康熙皇帝是在成年之后才开始学习汉语，这让翻阅皇帝朱批的史景迁深有共鸣。他在康熙那些运笔缓慢、书写清晰的汉文中，发现这位皇帝会把“密”写成“蜜”——认错字成了史景迁与华裔太太偷偷分享的小乐趣。

直到1974年，史景迁才初次踏上大陆的土地，“把英国、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真正地联系了起来”。

那个时候，大陆的知识界并未对史景迁发生特别的兴趣。据说钱锺书曾调侃，史景迁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当然后来他又否认了这个说法。

2005年，史景迁的书才开始出现在大陆书店的书架上。上海远东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包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 》、《皇帝与秀才》、《追寻现代中国》、《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等8部著作。

据引入者、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教授陈达凯说，让史景迁同意引入的原因之一，是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正在大陆准备编辑出版。“汉学三杰”中，孔飞力以理论深刻、剖析精细著称，与史景迁华丽恣肆的文学式叙述大相径庭。坊间一直传言：他们彼此不睦。

史景迁特意问了《叫魂》可以卖出多少。“我清楚地记得他听了我的回答后那种掺杂有惊讶、疑惑而又略带兴奋的表情，随即就和我讨论起他作品的翻译问题来。”陈达凯回忆。

中国的读书人在黄仁宇之后又新奇地发现了另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宏图大略和王朝兴替退隐了，小人物的命运挣扎成为焦点。人们将史景迁与黄仁宇比较，发现他们有着微妙的不同。在这个系列最畅销的《王氏之死》中，史景迁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讲述了300多年前，山东郯城一个妇人王氏抛弃丈夫任某和情夫出逃，途中王氏被情夫抛弃，最后被丈夫掐死的故事。

凭借这个故事的线索，史景迁描述了清初山东社会的状况和民众生活，历史在这里得到一种更富有人性的展示。

他甚至花了几千字的笔墨，来描写王氏死前的梦境：“世上正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

这样的文字出现在历史书中，即便是读惯文史不分的《史记》的中国人，也觉得一时难以接受。以至于许倬云开玩笑说，给史景迁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

在《太平天国》中，史景迁花了大段文字去罗列狗的消息。“1862年的大雪之后，洋人的狗开始失踪。最早是一条黑猎犬，在2月份被人从医院附近带走。第二条是‘梯撒，一条浅棕色的牛头獒，尾巴短而粗，鼻嘴色黑……”

“当时，饥荒使得人们非常虚弱，他们开始偷他人的狗来为自己和家人充饥。那些天，我想到很多问题。如果你有一条狗的话，你会怎么给它起名？你会用什么来喂狗？当你的狗不见后，你会去哪里找它？你会惩罚弄丢狗的那个仆人吗？狗会学会一些特技吗？狗会戴上面具吗？”史景迁解释他写狗的原因。

他用当时报纸上关于狗的材料，讲述了一个另类上海故事，并把它看作太平天国历史的有趣补充。从他津津有味的文字里，谁都可以看出，他对这样的写作方式有掩藏不住的得意。

历史在此模糊低语

人们难免不满史景迁半路出家的汉语。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汉学的英国人，史景迁并不总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的古典著作。在讲述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故事的《前朝梦忆》里，他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理解为“与（诗人）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实际的意思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如同鼠饮”；把“岁久成帙”理解成“时间长了，成为习惯”，而实际的意思是“时间长了，记录的文字累积成册”。

但这些瑕疵，与他“具体而微”的史观对中国人的震动相比，很容易被忽略。

在北大的另一场讲演中，史景迁再一次阐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

他用了一个半个小时谈论雍正统治时代中国社会的交流。他从“历史中留下的那些模糊的低语声中”搜罗出五类人群：行商与行医者，国内流放犯人，僧侣与考生，客栈经营者与算命先生等。

商贩和行医走街串巷，传递着新鲜事和各路消息，他们彼此告知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友好，在哪些地方生意最兴隆；流放犯人抵达城镇之后，会聚集在一起吃晚餐，农民、过路人、差役围在饭菜周围，听犯人们讨论彼此的刑罚、当时的政治传闻；僧侣和考生是有学识的人，对考生而言，僧侣也是值得托付者，可以让他们代为保管、传递文件和家书；客站经营者则熟知周围区域的一切琐碎信息，并通过跟过路人的交往成为消息的集散地；算命先生向城镇居民出售天体的运行、天象的变化以及命运预示的消息。

而雍正皇帝，会指派人手去关注这些流传在民间的信息，阅读书院或者市集的招贴，以了解民众在想什么。史景迁举例子说，当时有很多夜航船，雍正很想知道这些船驶向什么地方，官员说船太多了，我们没法知道每艘船的航线。雍正会批示：你们一定得找到，我想知道！我问了一个问题，你就得给我答案，如果没有答案，你就找出答案。

“作为一個西方人，对这些生活在小城镇的，或者是高度流动的中国人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他们的生活有很多晦暗不明之处。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更好地注意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我们和未来的历史学者可以对那个时代有更好的，更清晰的认识。”在这场演讲的结尾，史景迁总结道。

他终于可以谈一些放松的话题。几天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他在众人的簇拥下上台，尽量让高瘦的身体舒适地靠在沙发椅里。在这场名为“在西方书写中国”的沙龙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的夫人金安平和学生郑培凯在说话，他偶尔与他们交换一下眼光，点头微笑。

他又一次笑着提到了那本正在审核的《改变中国》。在这本书里，他写了从汤若望、利玛窦、洋枪队领袖戈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史迪威将军到苏联顾问们的故事，他们如何试图用自己拥有的知识、教育、经验和观念改造中国，最终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史景迁依然无意于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他只是讲述了所有的故事，讲述这些试图改变中国的外国人与中国现实的冲突，他们彼此的偏见、傲慢与顽固。

两个不同的文明，分据天平两端，重量各异。而史景迁毕生的写作，都像在维护这架跨文化天平的平衡。故事就是最好的砝码，增进彼此的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