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劳教制度，一朝寿终正寝。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正式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废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议案，并正式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

劳教之有悖于法律，其制度之恶，有任建宇、唐慧等太多受害者在，有太多的控诉在，有太多的呐喊在，在此不必重复。在“送瘟神”之后的“后劳教时代”里，大家更应思考的是——“娜拉走后怎么办？”

谁都知道劳教是一个“箩筐”，“罪名”宽泛，法力无边。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自己不喜欢的上访者往劳教里装，这是劳教最让人诟病之处，但实际上，上访者在被劳教人员中所占比例极小，大多数是小偷小摸、传销卖淫等轻微违法人员。因此，劳教废止之后，对于这类 “小错不断，大罪不犯”者该如何处理？如何避免犯罪率的骤然飙升？……现实的问题不能用公平、正义、罪刑法定的大词掩饰。一旦这些事情真实发生在身边，必将对公众造成巨大冲击，在重治理轻权利的传统背景之下，倘无心理准备，很可能迎来危险的回潮。

有必要回溯一下20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历史。当年在广州工作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警察强行收容；期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孙志刚的死，引爆了公众对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恐惧和怒火。当年，国务院就废止了强制收容遣送制度。

然而，作为恶制度的收容遣送制度，本身的确承担一定震慑犯罪、清理城市“边缘人员”的作用；所以一经废止，治安问题马上严峻起来。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数据，2003年上海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1035人，但2004年飙升为1550人，2005年为2084人……上海高院明确称：“2003年，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这与2004年开始非上海籍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另一方面，废除收容也引发基层公安的反弹，北京大学沈岿教授称之为，“许多基层公安干警产生了无所适从、‘多干容易犯错、多干不如少干等矛盾和抵触的心态，并且以一种相对消极的态度来对待违法犯罪现象”。

甚至这次收容改革，还延缓了劳教改革的进程。2005年初，取代劳教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就被列入立法计划，但是公安部门强硬反弹，提出“如果社会治安乱了、出现问题，到时不要找我”，劳教改革因之搁浅。

十年后，我们迎来了废止劳教的改革，同样可能出现治安问题严峻、利益集团反弹的“副作用”。这也是必须直面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

棋到中局方知险，改革在最后关头功败垂成的，甚至变得更糟的事并不是没有。我们曾对劳教改革寄予巨大的希望，但在此时此刻，有必要打“预防针”。立法机关废止劳教制度，只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在于设立一个衔接现行行政拘留与刑事处罚的违法矫治手段，以取代劳教制度，既足以威慑城市中游走在违法灰色地带的“边缘人”，又必须吸纳于现行法律框架内，保障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还要防止个别政府部门滥用它报复公民。解决的方式绝不是走回头路，而是以改革解决改革产生的问题

首先，目前的“社会矫正法”尚未成形，承担社区矫正职责的司法行政部门，还是新手上路。遏制违法犯罪苗头难像过去那样“雷厉风行”，所以废止劳教之后可能出现一个短时期的犯罪率的返潮。这是必需的改革成本，也要由全社会来承担。应该春风化雨的，便不能使用雷霆手段。公众要像习惯流浪人员不被遣返一样，习惯与轻微违法人员共处，所谓社区矫正，不仅仅是政府之责，也需要民众的配合。

其二，在旧法既除、新法未布的真空期间，要避免临时处置的制度化，成为新的改革存量。比如，在去年废止劳教的大背景下，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却对著名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做了罕见的扩张性解释，这又模糊了原本较为清晰的行政违法—社区矫正—刑事犯罪的边界。

每次重大改革，都可能面临“改革的诅咒”：因为改革不彻底，反而暴露了更多的问题，甚至降低了公民的直观福利，从而各方面合力抵制改革，转而怀念恶法。劳教既已废止，欢呼之余，更应以如履薄冰的姿态面对后续的问题，公众既应理解改革后的可能的犯罪率骤升，更要防止其他机构不正常的扩权，让改革换汤不换药。说到底，道理很简单：社会并不完美，但絕不可以以野蛮来对付丑陋，以大恶来防止小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