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十九

没有人知道，2014年5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握住他的手时，87岁的汤一介在想什么。

他已经太老了，脸很瘦，须发皆白，需要倚靠拐杖，而眼前温和的领袖高大而宽厚，满是力量。

一个月之后，人们再次看到汤一介，是在《儒藏》精华版的出版仪式上。他的身体显然越来越差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说话也显得虚 弱。

之后的9月就是他病逝的消息。“國学大师”、“泰斗”的赞颂充斥了哀悼的文章，尽管很多人对他全然不知，更多人不明白那些晦涩的著作有什么意义。

少年投奔延安的失败之旅

1943年春天，16岁的汤一介谋划了一次出 逃。

作为“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汤用彤的大儿子，汤一介在北京度过了童年的无忧岁月。父亲只管做学问，与吴宓、陈寅恪并称“哈佛三杰”。一家人一应生活起居，皆有出身大族的母亲张敬平照应。

直到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汤一介才随母亲经天津、上海、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与父亲相聚，有半年时间都在颠沛之中。

父亲给儿子取名“一介”，取的正是“一介书生”之意，然而汤一介小时候并不算一个好学生。刚到云南，他进入宜良县立中学念初一，功课平常，贪玩，逃学，偷老百姓家的瓜果，跟闻一多的两个儿子去山上烤玉米，差点烧了山。之后到昆明，转入西南联大附中，只好又从初一念起。

到1943年，他和几个学校的少年伙伴得到了一本《西行漫记》，对延安发生了兴趣，决定到延安看一看。他们商定，从家里偷出黄金和钱，结伴跑到延安去。

汤一介偷了家里的金笔、金表和一块刻着父亲名号的金牌，跟伙伴乘火车去曲靖，然后搭运盐巴的卡车到了贵阳。他们计划从贵阳去重庆，再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去延安。

此时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实现“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延安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都在接受“彻底改造”。

而在几位卡车上的少年人心中，延安是承载希望和未来的圣地。靠着年少的乐观，和口袋里充裕的钱，他们一路兴致勃勃，然而进到贵阳城，找到旅馆住下，一群宪兵就把他们捉住了，关到贵州警备司令部。

原来，家人得到他们出走的消息，便传讯到贵州。他们被学校的教务主任领回昆明。投奔延安的梦，就这样破灭了。

结婚时，新人跟父母划清界限

1947年，经过一次失败，汤一介终于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子承父业。两年后，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年秋天，汤一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

当时，梁实秋、千亩、罗家伦、蒋梦麟、殷海光、傅斯年等学者纷纷退往台湾，汤用彤和北大的大多数教授依然留在北京。他们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穷途末路，而新政权的艰苦朴素让他们感到，也许由这些人管理国家，国家是有希望的。汤一介也在这个时候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认为这就是通往真理的坦途。

于是，留在北京的汤用彤担任了北大的校委会主席，主持校务。而作为积极分子，汤一介在1951年初，还没从哲学系毕业，就被调去北京市委党校深造，之后留在党校任 教。

第二年9月，汤一介和妻子乐黛云结婚。他们请了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的战友，和党委领导。婚礼简陋，只准备了喜糖、瓜子花生和茶水。年轻人在院子中嬉闹，汤用彤夫妇就在走廊上笑眯眯看着。乐黛云发表了结婚讲话，大意是很愿意进入这样一个和谐的家庭，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

汤用彤先生在走廊下依然笑着鼓掌。婚礼结束，汤一介和乐黛云去到他们的新房，党校宿舍的一间小屋。

第二天，汤用彤先生在饭店设宴招待亲友，宣布儿子的婚事，新夫妇却认为这是旧风俗，拒不参加。汤老先生也没有责备的 话。

在漩涡中晕头转向

虽然跟父辈对立，但父亲的影响依然深刻。汤一介的理想，还是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哲学家。他在党校教了几年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10月，在父亲的要求下，他又回到北大，进入哲学系中共哲学史教研室，同时协助父亲整理著作。

虽然是做哲学工作，但那个时候的汤一介也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他们只是哲学工作者，用哲学为党和国家服务。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如果我们的思想跟他的思想不符合的话，总觉得自己是错的，要检查自己。”

然而不久，乐黛云就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汤一介因为不愿意跟妻子划清界限，也被警告处分。

汤老先生大为困惑，不能理解如此革命的儿媳妇居然是右派。他本来就是只做学问，不问政治，处事宽厚温和，被叫做“汤菩萨”，运动一来，更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看不懂革命局势，身体也不好，只好整天闭门不出。

乐黛云后来回忆说，她被打成极右，原因是新来的领导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之鱼，把中国文学教研室的8个青年教师都打成右派，而乐黛云是党支部书记，领头的自然成了极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