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越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概念;是一个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里要求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

科学发展观，就其本质而言，是指一个国家、部门、行业;小至一个家庭或个体，大至一个群体或整个人类，都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的发展过程，亦即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井然有序、万马奔腾、社会安宁的和谐发展观。所以，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容、相通、互相促进的，这也就是哲学上的所谓“本质同一性”。

科学发展观内含着社会和谐，至少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一、为社会和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但是“发展”的涵义是多义的，有的“发展”的性质甚至截然相反。例如有“科学的发展”，也有“非科学的发展”;有“良性的发展”，也有“恶性的发展”;有“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也有非“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等等。我们所要的发展，不能是非科学的、非良性的、非全面的、非协调的、非持续的发展，而只能是科学的、良性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一句话，是能必然导出社会和谐的发展。为此，它就必须不断地创新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同时不断完善上层建筑即我们的政治体制，并且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最为活跃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不断涌流出来，隨着生产力的不断地高速发展，社会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将会极大的涌流起来。

但是，和谐安宁的“大同世界”，并不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丰富就会逻辑的必然的到来。要使丰富的物质产品真正成为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就必须在保证国家的国防和再生产的前提下，将其余的所有财富都用于改善社会福利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发展全民教育、大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让所有劳动的成果，真正让全体国民共享。诚然，成果共享，并非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允许存在合理差异的共享;但反而言之，如果允许差异的存在，就放任自流，使其差异无限制地扩大，乃至出现贫富过分悬殊，以致极少数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绝大多数的人，则总是在“小康”的边缘徘徊;极少数人因为富有而醉生梦死、穷奢极侈、不可一世，绝大多数人虽已温饱无虞，但却缺乏应有的生活尊严。在这样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特权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和谐就难以实现。所以，国家如果长期处于贫困，可供国民分配的物质少之又少，社会就必然不会和谐，所谓“饥寒出盗贼”，显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因此，当我们已经具备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之后，要使社会和谐从理想变为现实，就要在公平、公正分配劳动果实上狠下功夫，尽快使关系到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公共设施日渐完善，例如，教育应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布局，要日趋合理;少数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应当逐渐走向平衡，那种把优质教育资源变为少数有钱有势的人的专有权利的局面，应当尽早遏制;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应当向中小城市有计划地转移，甚至向农村形成辐射;小病不出乡镇，大病、疑难病症、“绝症”的就医，不要南上北下、长途跋涉，就近在居住附近的中、小城市便可以解决;交通设施、剧院、电影院、图书室、游乐场，星落棋布在各个社区或大小乡镇农民集聚的地区，从而呈现出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相互关爱、欢歌燕舞的太平盛世，亦即我们早盼晚盼的和谐社会。

必须指出，人民生活普遍富裕，政府运行公平公正，社会人际交往和谐安宁，这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共同期盼。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圣贤就在《礼记·礼运》中做过描绘:“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德，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在这段话里，描写了一些圣贤心目中的关于“大同世界”的一幅蓝图:“天下为公”是人的德行的最高境界。社会的管理和各种事务，应由德才兼备的人来做，管理国家的人不仅要关爱自己的亲人，也要关爱天下其他的人;不单是关爱自己后代，而且要关爱天下人们的后代。人与人之间，要重诚信、讲仁爱、重友善、修和睦、富庶安康;对于社会成员，幼年要受教育，使之健康成长;青壮年各尽所能、老年人要对之终极关怀;男主外，女主内;生产工具、农产品可以置于地里而不必放在自己家中，大家的亊情大家出力，不必都由自己去做。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盗贼全无、夜不闭户、其乐融融，这就是人人向往的“大同社会”。可惜，这样美好的社会，在我国两千多年超稳态的封建社会里，并没有变成现实。究其原因，盖因封建统治者们不可能产生“天下为公”的思想。他们有的只能是一个心眼地去考虑自己的权力，如何才能够世代相传，如何才能够撷取富可敌国的财富，甚至总是把一个国家，看作就是自己的“家天下”!哪里会去顾及黎民的死活!所以才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鲜明对照。如此情状，要谈社会和谐，岂不是天方夜谭!当然，个别朝代的某个历史时期，也会出现个别开明的君主，推出一些有利于黎民与社会发展的措施，甚至使得当时的GDP已经名列世界前矛(如北宋时期的“GDP”的水平据说就已达到世界最好水平)，只是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其大量财富依然是向极少数的统治者家族集中，避免不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穷富绝对对立的铁律，因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总是以改朝换代而告终。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现实如当今非洲的一些内战频仍的国家，还是从历史事例来看，国家富裕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国不强，民不富，衣食不保，盗贼猖獗，社会和谐就必然不会出现，这也就是逻辑上说的“无之必不然”的道理。只有国家富了，物质产品多了，又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杜绝贫富两极分化，让社会全体国民都能过上享有尊仁的富裕生活，社会和谐才会必然到来。这时，也只有这时，物质丰富才会成为逻辑上的“有之必然”的充分条件。

二为社会和谐提供理论指导、措施与工具

近十年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不断充实与拓展。胡锦涛经过自己的深入研究，把科学发展观的完整理论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胡锦涛的这一言简意赅的论述，显示出了科学发展观上升成为一种学说，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使全党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高扬科学发展观的大旗，雷厉风行地深入贯彻和实施。习近平对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讲话，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的內容，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原则、方法与措施。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它既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又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何以如此，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温家宝曾经说过: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这种制度必须懂得一个真理，那就是党和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于人民。又说，这种制度，必须秉持一种精神，那就是人民公仆的精神，党和政府的一切公务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权。由此出发，必须尊重全体国民做人的权利，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有人对此表示质疑，甚至否定。他们说:“以人为本”的提法是错误的，应当回归“以人民为本”的提法。但是，这种修正是偏颇的，至今仍然带有“阶级斗争论”的残余。第一，“以人为本”命题的外延比“以人民为本”的外延要广。它以广大劳动群众亦即人民为主体是不言而喻的，有现实中，我们党和政府的心中，始终惦记的也是人民群众。但是除此以外，他也要维护其他国民如非劳动群众中的宗教人员的正当权益，其中甚至还包括那些犯罪嫌疑人和已判刑正在服法的人的合法的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只要他们是中国的国民，你可以根据他的犯罪而给予刑事惩罚，但是禁止对他们进行人身污辱，剥夺他们的思考、学习、写作、创造与发明的权利等等。而“以人民为本”的命题，则对这一部分国民的应有权利视而不见。第二，“以人为本”的提法，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它与无产阶级要真正解放自己，首先就要解全人类的博大精神完全一致，而“以人民为本”的提法则显得心胸狭獈，与无产阶级应有的视野与胸怀相悖，是“左”的“阶级斗争论”的思想的表现。因此，党和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以民为大，服务人民、关爱人民、化解矛盾。习近平指出: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是我国发展经济不可动摇的目标;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与人民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社会和谐就有了理念的遵循，人们的行为，就会变成一种理念指导下的自觉的行动。久而久之，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互助友爱，就会内化为一种善良、美好的心灵，随后，又会外化为一种包容、和善、助人为乐的日常习惯。

共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9株，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4株(44.4%)。未发现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菌株，除对奎奴普汀/达福普汀耐药率较低(22.2%)外，对其他抗菌药物耐药率均>40%，对红霉素则全部耐药。见表4。

(二)为实现社会和谐明确了目标、要求与举措。前已论及，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动态的、充满朝气活力的理论体系，它是要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而社会和谐，则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深度与广度。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已由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做了，但以习近平同志做得最好、最深入。

习近平同志还在浙江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大约2004年的前后，他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报告。这个报告论及稳定与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的关系，内容极其深刻与丰富，所以被理论界的一些同志称之为“新的稳定观”。“新的稳定观”的本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实现的手段“不是压制上访、截访、借用强力压服，而是各级政府应当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根本的立场，是要站在人民的一边，正确对待民众意见，倾听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正当要求;根本的动力，是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的主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与党及政府的凝聚力;根本的目的，是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趾高气扬的斥责他们，甚至动辄用强力压服，不会、也不愿意使用将心比心的办法与民众对话，解决他们正确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的“稳定观”，是动态的发展的稳定观。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是它的哲学依据，科学发展观是它的直接的理论来源。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是实现长期的、深度的稳定的核心。所以，他的“稳定观”与科学发展观有血缘关系，与和谐观有包容关系甚至是同一关系。《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报告中把和谐稳定并列使用，说明两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要细分起来，两者则应有差异:和谐中必然包含了稳定，但它比稳定包含更多的內容，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爱等等，这都是构建和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谐要有物质要素为前提，但更主要的是思想政治精神上的认同与融合。稳定的落实，有时是可以用强力的手段来实现的，所以，有时稳定是实现了，但未必人人都心悦诚服，亦即未必称得上“和谐”。基于这个原因，习近平同志总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深很细:往往投之以情，诉之以理，情理并茂。他提出:要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来巩固稳定与和谐，要以社会主义广泛的民主来促进稳定与和谐，要以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不排斥吸收西方有益的东西)来培育稳定与和谐;要以公平与正义来实现稳定与和谐，要以科学、人性的管理来谋求稳定与和谐。在这里，显示了和谐、稳定的兼容性，甚至是同一性。同时，为了改善党政干部与广大民众的关系，习近平还提出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可以操作的具体建议，如推进领导下访、创新信访制度、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努力化解劳资关系矛盾、坚决制止党政官员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作威作福的言行，等等。

从上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新的稳定观”，与以往的“维稳”存在着质的不同，而与“社会和谐”存在着“异曲同工”之美，两者具有本质的同一，因为两者都是以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依据，都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诠释与落实。而且可以说，习近平的新的稳定观，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化与进一步的拓展，因而使我们走向社会和谐的金光大道，更加鲜明、具体，更具现实性与操作性。

三、警示我们要关爱自身生理、心理健康的和谐

(一)个体自身的健康和谐，是国家、民族健康和谐的基础或“细胞”。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提示我们人类也要关注每一个个体的健康、和谐。而人类个体自身的和谐，乃是一个民族、国家和谐的细胞。我们这里说的“人类个体自身的和谐”，是指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处于相互平衡、协调的正常状态。人的健康是什么?是人类的神经中枢即人的大脑的控制能力正常，人的四肢和整个躯体在它的指挥之下，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手足的行动、躯体的向前或向后的位移，都是一种有序的、协调的、步调一致的行动。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大脑的自动调控作用。同样，人的消化器官及其系统、呼吸器官及其系统、血液循环器官及其系统，也是相互平衡与协调的。假如有一天，这些生理系统的平衡与协调被打破了，光吃不拉、光呼不吸、血液从心脏里流出却再也回不到心脏里去，或者回去的血液不足，那就可以肯定这个人的健康出了问题，各种细菌、病毒将会乘虚而入，给生命带来威胁，甚至造成很快的死亡。可见，“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思想，对于人类每个个体的健康和谐，也有指导的意义。通常，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民族的健康是否优异、其智商(IQ)和情商(EQ)是否很高，是指这个国家的人民或民族的个体健康与智慧的总和说的，故有“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名言，这道出了个人的智慧与强壮，是国家或民族智慧与强壮的前提。

(二)生理上即人的肌体上的健康和谐只是人的个体健康和谐的一个方面，人的思想、精神即主观意识是否健康与和谐，是人的个体健康和谐的又一方面。一个心里健康的人，常常会使自己的思想处于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对己，他既清楚自己的优点，也很清楚自己的不足;对人，他既能客观地首先看到其长处，又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其短处。待人待己，都持一种客观、公平、理性、平和、友善的心态。他可以自律、自持、自谦，自让、自重，甚至可以做到“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拥有这样心态的人，他就善于团结人、关心人、理解人与尊重人，因而常常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成为一个团体、部门、民族、国家团结的核心和缔造和谐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对于自已的言行，总是具有极大的控制力。接连不断的成功，他不会居功自傲，更不会因之而疯狂;屡战屡败的结局，他不会怨天尤人，悲观厌世，自甘墮落。而是在哪里摔倒，又从哪里爬起!拍干净身上的灰尘、反思自我、找出症结之后，又会充满自信，奋勇前行!在现实的生活中，当他遭到不公，甚至算计的时候，他也不会以牙还牙，使自己的行为失控，而是寻找在各种方法中选择对于利益各方，都是乐于接受的公平公正的方法，这样，既坚持了真理、原则与公道，又化解了可能激化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的和谐。这样心地健康与和谐的人，理所当然地受到他人的拥护与爱戴，很有可能成为担当大任的伟人!

所以，个体自身生理、心理的和谐、健康，是一个家庭、单位、民族、国家和谐的细胞与基石，是国家或整个人类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四、提醒人类要与自然友好相待

在胡锦涛同志诠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谈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时指出是五个“统筹兼顾”。“五个统筹”的实质，是在我国从事现代化建设中，应当着重解决这些事关战略全局的主要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五个统筹兼顾”中的前三个“统筹”，是指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第五个是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唯独第四个“统筹”突出了“和谐”的重要，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具有深义的。对此，在对待自然界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两点清醒的认识:

(一)人是大自然发展的产物，虽然它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处于发展的最高端，但不可因此夸大人类的力量而忽视自然力的巨大的报复。由于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智慧的动物，所以人类常常自视自己的强大与高贵，并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物可以为所欲为，是大自然的说一不二的“主宰”!美国科学家阿西摩夫甚至还对此作了论证:“人类之所以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仅仅因为受惠于一种更重要的特化器官——人的大脑”(转引至汪海燕课题:《公安创新人才创新思维训体的目标与方法研究》样稿)。

如何评价阿西摩夫的看法呢?诚然，人类因为具有认识自然界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在总体上，似乎比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高出一筹!但这样的看法，显然是过高的估计了人的思维或认识的能力。是的，人类的大脑可以抽象、概括出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或规律，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大自然的事物太多、范围太大，现象与本质太复杂，埋藏在深处和远处的事物的无穷奥妙，我们大多还不能去认识它们，不但如此，人类甚至对于自己的身体机理本身也都没有完全的认识，例如，我们的大脑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细胞在做功，那么其它百分之八十的脑细胞在干什么?至少目前还不甚了解。又如，人类许多的疾病如癌症，至今我们还无力完全治愈，甚至连“禽流感”的传染，我们也尚未找到绝对有效的办法。至于大自然中的地震、海啸、泥石流的发生，我们也常常是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这怎么可以因为人有了智慧，就可傲视自然，以为人类真是“万物之灵”、“老子天下第一”了呢?

人类在智慧上没有骄傲的资本，而只有不断提升智慧的责任。至于在人类机体上的每个局部，与自然界的自然力或某些动物的相关功能相比，有时更是相形见拙!例如，就人的个体的力量而言，我们应该惭愧地承认，还不如一只蚂蚁(除非使用工具)，蚂蚁可以轻松地拖走3至5倍于自己体重的食物，我们人类个体行吗?翶翔在二千米以上高空的雄鹰，其眼睛可以将在草原上活动的老鼠看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人类的眼睛能做到吗?苍蝇可以嗅到一公里以外的血腥味，而人类的嗅觉是否可以做到?事实告诉我们:由于人类可以通过智慧制造工具来代替人类的手脚，来强化器官的功能，而人类这些器官功能的本身，却可能正在削弱。计算机的出现，手写与心算的功能已在下降，就是证明。基于此，人类对于自己在自然界的演化中的位置，应该做出准确的定位。人类的出现，确实是大自然在演化中的最为美丽、精细的创造，但同时它又是自然界按其自身规律自然而然的产物，是自然界演化过程中的一环，他与自然界中的其它事物，有着平等的一面，并与它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亊实上，自然界中的无机体与有机体的各种物体的存在，都是人类的朋友，有的还是人类自身的构成、发育、成长、健康不可或缺的要素，例如铁、硒、氟、钙和水等等。因此，对于人类特有的智慧，不可估计过低，也不可估计过高。估计得过高，人类行为就会发狂，就会无节制的向大自然索取，破坏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估计得过低，又会对大自然突然袭来的灾变惊恐万状、手脚无措，不能主动地加以缓解和修复!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破坏，而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破坏，也就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繁衍(持续)、友好、和谐的破坏!

(二)“大自然”是人与自然相互友爱的另一个主体，必须平等相待、和谐相处。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强调人类这个主体的能动作用，认为人类由于具有独一无二的认识事物的本质或规律的本领，因而确认人是自然的“主宰”，“万物皆备于我”，“万物是人类的奴婢，可以任由人来摆布”。在此狂妄认识的基础上，人类近代以来，几乎近于疯狂地“掠夺”自然，一座座山头被削平了，一片片森林被剃光头，一个个矿山底下被挖空了，一条条清澈如镜的美丽河流，成了流淌着黑色、有毒的臭水沟，一个个生物品种，在人类的不断侵扰和杀戮之下，不断地走向灭绝，大地悲歌，山河抽泣!如果这种灭绝的趋势，不加强力的遏止，人类自己必将成为孤家寡人，并将加速自己的灭绝!人都不能存活了，何来人与自然的友好与和谐?所以如此，首先是在人类思想上出现了认识的误区，其次是一些人在私利、欲望的驱动下，利欲薰心、唯利是图。这些人，以为在地球上自有人类这个主体，没有自然界这个主体，因而构建起了一种错误的关系，即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欺压自然界的关系，而不是人类关爱自然、自然则以宽广的胸怀回报人类的平等关系。故此，必须树立两个主体的认识，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与自然都可以是关系的主体。

对于人是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主体”的看法，统治我们的思想已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使我们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以及直接关系着人类生存质量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地球、无机物、有机物中的动植物，累累遭受人类的侵害，苦不堪言。恩格斯早在1876年时，针对当时希腊、意大利人对自然的没有节制的开发而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时说:“可是，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的这种胜利，第一步我们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结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常常正好把第一个结果的意义也取消了。”接着，恩格斯举例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便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地方今天竟然成了荒芜的不毛之地。”(参见《自然辩证法》第l45－146页)“由于他们把森林砍完之后，水分积聚和贮存的中心不存在了。”同样，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十分细心地培养山北坡的松林，而把山南坡上的松林都砍光了，结果，他们却把自己区域里的高山畜收业的基础给摧毁了。(同上书)

恩格斯对破坏自然生态的批评已经过130余年了，我们本应从中得到警醒，但很可惜，为了急于求成，恨不得一个早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各种不合适宜、严重破坏生态和谐的口号与行动发生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于是，全民大炼钢铁、农业大放卫星，亩产3000斤、6000斤、36000斤的小麦卫星产量出现了;而水稻卫星的亩产也不断刷新:有的地方上报亩产3000斤，另外的地方就上报60000斤，更为甚者，广西某县一口气上报了亩产13万6千斤。但实际上，这些不可思议的产量都是弄虚作假，把几十亩甚至上百亩的产量堆积而成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国性的大饥荒，全国亿万人民承受了由于浮夸、虚报产量带来的最大之痛!这不但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且造成了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其认识论上的根本原因，就是无限夸大了人类主体的认识能力，同时，又从根本上忘记了自然界的主体性和它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反抗力。

自然界的主体性，突出地表现在它对人的掠夺、贪婪的无情的、可怕的反抗作用。这种反抗作用，在很多的情况，并非它们自身能量积聚的自然爆发，而是人类介入大自然的为所欲为，因而破坏了自然界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能量间的平衡与和谐的结果。自然界的主体性与人类的主体性的不同在于:人的主体的主体作用是有语言的、有目的的、有功利主义的行为，根据人类的需要，它对自然界的索取是全方位的;而自然界的主体作用是无语言的对其人类主体作用的回应，是对人类的反作用;反作用的区域往往与人类作用的地域相对应，但会辐射、扩散至周边的其它事物，如开采地下矿产，可以导致泥石流的发生、地面下沉、山体滑坡、河流改道、村庄消失、造成人员财产的重大损失等等，并且伴随着“无法忍受”而发出的天崩地裂似的“怒吼!”。由此可见，自然界的这种剧烈反应，许多情况下，并非自然界自身合乎规律运动的产物，而是人类强行介入，破坏了大自然的内部平衡与和谐的结果，是自然界这个主体“愤起反抗”的具体表现。因此，科学发展观中关于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的提示告诉我们:自然与人类的和谐，是人类自身和谐的前提，没有了这个前提，人类自身的和谐就失去了根基!不但和谐无从谈起，而且意味着人类将提前消失，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一些文明古国为什么消失?除了战争的原因之外，就是生存环境的恶化，致使人类无法生存所致，我国楼兰古国的消失，就说明了这点。

重视大自然的主体性，让人类的主体性变得谦虚一点，多一点对大自然们敬畏与关爱，在利用自然界为人类服务的时候，多想想自然界这个主体是否同意?是否会发脾气，甚至做出超乎人类想象的反应;如何方能使它们保持平衡、和谐，相安无事?唯有这样，先维护好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然后才有人类自己持久的和谐。

五、结语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是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两个核心的概念。前者是我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的理论与方法，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全面深化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建设中的具体表现;后者是我党进行宏伟的现代化的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目标。

(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是辩证的统一。表现在: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的、深入的贯彻与实施，必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纵深发展;而提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纵深发展，反过来又会哺育、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是孕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母体，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她所孕育的胎儿。只要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涵得到不打折扣的、毫不走样的贯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然呱呱坠地，这是逻辑的必然。

(三)“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是托举时代列车驰骋的两个飞轮，缺一不可。如果缺失其中的任何一个，疾速奔驰的列车就会倾斜或颠覆，或是列车严重损坏，或是车毁人亡!因此，只有相互支撑、保持平衡，才会保证时代列车不停地向前飞奔!

(四)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依为命、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永远友好与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是人类社会和谐持续地、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的保证。人类必须坚定的树立两个主体的思想，坚持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共生共荣共衰的生命共同体，务必时时处处，都要像保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护我们同大自然的友好和谐、友好相处。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姜爱林.习近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观”的研究[J].战略与风险管理，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