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盛江

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在村口边种了十棵椰子树。到我懂事时，有次回家叔叔接我们进到村口，指着那几棵椰树告诉我，这是你妈妈成亲时种的。我很惊喜，跑过去这摸摸，那看看。树已长成一丈多高，粗壮、挺拔、葳蕤，树尾结了串串青青的椰果。长大后我想起此事，又有点纳闷：父母结婚时，怎么会想到种椰树来纪念的呢？

后来从叔叔那里，我才断断续续知道母亲的一些事情。母亲的家庭在解放前是干革命的。外祖父是地下交通员，以卖猪仔的身份为掩护走村串户，收转情报，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琼崖纵队那里。我少年时见过他，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光着膀子，牙齿几乎掉完，嘴巴瘪瘪的，但身板硬朗，两眼有神,爱靠在太师椅上喝黑咖啡。母亲在海南解放前上过高小，识得字，嫁给父亲后曾在村里当过妇女主任。我见过父母年轻时的一张相片，俩人一身戎装，束腰戴帽，真个是英姿飒爽。

母亲种的十棵椰树中有一棵是红椰。红椰与一般的椰树有所不同。它的枝叶、果实、树根显橙红色，在椰树的族群中仅占百分之一。它不仅因为稀少而珍贵，还在于椰肉椰水比一般的椰果好吃，椰根还能治病。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和父亲回家过年，当时班车少，交通不便，父亲颠簸劳顿好不容易回到家，牙龈上火肿痛。叔叔到那颗红椰树下刨下一把橙红色的根，煎水给父亲喝过两次，肿痛就消了。从此我知道红椰的根有此药效，对红椰油然而生出几分惊奇和敬意。

叔叔闲时爱和我讲村里的事。有次聊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饥荒，叔叔说，你妈种的那几棵椰树曾救过全家人的命。那时不允许个人“搞单干”，全靠生产队的工分吃饭。但吃了几个月的食堂大锅饭，就闹饥荒了。祖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剁番薯。番薯剁成指甲般小块，每天一簸箕，再抓两把米，就是一家人一天的饭食。后来连米也没了，祖父就去勾那几棵椰树果，一天一个，先撬开椰肉再剁碎，掺在番薯里煮。椰肉营养丰富，和着番薯煮尽管不是很美味，但那汤汁乳白乳白的，在那饥馑的年代还是很受用的，起码不会因营养不良而引起水肿。一家人竟然靠那几棵椰果和着番薯度过了难捱的饥荒。

椰树在家乡人的眼里全身是宝。椰叶能盖房子，树干能做房梁，椰肉椰水能吃，椰壳能做碗做勺做椰雕，果皮能当草纸能燃火能做压缩板能做床垫。椰叶还有另外一种用途是做艺馍做“笠”（音）。有一年我见父亲和叔叔在用椰叶编着什么，好奇的我跑过去靠着父亲问他们编啥。父亲说，做“笠”。“笠”是什么？父亲说“笠”就是用椰叶编成手掌般大的长方形盒子，然后把虾米、鱿鱼丝、猪油炒过的米包在里面，煮熟，就成“笠”了。做“笠”干什么？我又问。父亲说，“笠”是消灾解祸的。家里人有白事灾祸不顺的，要解“笠”，就把灾祸霉气解掉了。“笠”饭很好吃，渗着椰叶的清香，透着浓浓的乡情。许多南洋华侨回家探亲还喜欢带几个回去呢。

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家里有点田地，土改时定为中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儋县和庆税务所当所长。他长年累月在一个叫巴总村的驻点和农民搞“三同”，我平时难得见他一面。听母亲说，在我小时父亲是顾不上的。有次他下乡回家，见我在摇摇晃晃地走路，笑着对他的同事说，我儿子会走路了我还不知道哩。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时一伙造反派不知出于何动机，气势汹汹地闯到我家要拉父亲去批斗。我父亲坐着不动，我母亲拦在门口，大义凛然地说，我是贫农的女儿，参加过革命，老谢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你们要斗他，先拉我去！那伙人没办法，僵持在那里。幸好巴总村的几十号村民闻讯赶到，挡住造反派，说你们斗什么人我们管不着，但这个人不能斗！造反派见村民人多势众，不敢硬来，只好灰溜溜地撤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精神有些恍惚。她对我们说，想留在家里呆一段时间，和村里的乡亲姐妹说说话。母亲住在村里的几个月，我常打电话给叔叔问母亲的状况。叔叔说，我母亲经常到那几棵椰树前转悠，这摸摸，那看看。有时干脆坐在椰树前沉默半天，痴痴的不知想什么。我听后泪流满面。母亲呵，我的母亲，儿知道你想什么，父亲走了，那几棵椰树是你和父亲结婚时种下的，是你们一生爱情的见证、记忆和抚慰。

后来，母亲也离我们而去。出殡的那天，我点上三柱香，叫上弟妹，插在那十棵椰树前，恭恭敬敬地向椰树三鞠躬。

人走了，树还在。依旧青翠，依旧高耸云天。给人予果实，遮下一片荫凉。我后来一直琢磨着母亲和椰树的关系。我觉得她很像一株挺拔的椰树。风和日丽的日子，她默默奉献甘醇，无怨无悔；狂风暴雨来临，她傲然挺立，临危不惧，宁折不弯。既使老了枯了朽了，化为一抔黄土，依然滋养着这片深厚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