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薇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译者的修养与责任
——由严译《原富》引发的若干思考

宋薇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他己有不少研究，其中不乏洞见，但从译者的修养与责任对其翻译思想的相关研究尚鲜。见鉴此，本文参照严复翻译《原富》的经验，通过作者对译者的“选择”、“信”与“达”、“通”、“责任”这四个方面的理解，对译者的修养与责任提出了一些想法。

严复；《原富》；适应与选择；翻译理论

一、引言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紧张形势，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维新派人士希望联合起来，开辟富国自强的新中国。他们在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后，也希望中国通过“维新变法”来改良清末的知识界和积弱的经济。维新派人士非常注重对外国文献的翻译，其中著名的翻译大家当数严复了。

严复（1854～1921），初名体乾，后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改今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1868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十九岁毕业。二十四岁被派至英国游学。严复在英国留学的两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时期，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探讨，由一个遵守封建理念的士大夫转变成为了一个积极主持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新进知识分子。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通过翻译西方著作来向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推广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良国人的封建主义思想用以救中国。用《国富论》这样一部经济理论政策著作，达到“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严复本着出于改变内忧外患的中国的远大目标为翻译宗旨，致力于对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 （王宏印，2003：98）。本文拟从严译《原富》的背景着手，分析严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国富论》为切入点的原因，从研究严复翻译《国富论》的具体策略中对译者的修养与责任提出一些见解。

二、译者的选择

翻译是一个从源语文本向目的语文本转化的持续选择的过程。翻译也是一个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交际活动。译者在这个交际活动中的持续选择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效果。从文本的取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行为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译者对多种选择的确定，相比于一般的语言选择过程，翻译这种双语间的转换活动涉及的选择层次更为复杂。从译什么到怎么译，无不贯穿着语言符号之外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 （宋志平，2004：20）。因此，译者作为一种持殊的语言便用者，要想成功地实现译作跨文化交际的功能，就必须顺应持定的语境条件和读者对象，有目的地选择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 （梅晓娟、周晓光，2008：29）。

（一）文本的取材。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正当中国民族资

本主义刚刚萌芽的阶段，严复在留学英、法的期间是英、法两国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当发展的阶段，严复的思想上播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种子（陈福康，2008：105）。严复希望借鉴西方著名的经济著作《国富论》的富国之道来引导国人克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使中国资本主义尽快发展起来。在他看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指的英国经济政策的缺失，与中国的情形有类通之处，通过向国人介绍如何发财致富，提醒当权者，要使中国富起来，必须让民族资本自由发展，不能由官府加以控制和干涉。具体说，在办工业企业方面，要信民办，不要搞官办（林其泉，1993：89），表达了他对社会经济的深切焦虑以及对富国强民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一点，从《原富》的发凡中可以得到说明，他说，“吾之为书，将以考国富之实，与夫所以富之由”。充分体现了译者的选择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借鉴西方富国之道老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以译文“托译言志”，“即兴式”的，“语言膨胀式”的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目的。他所译介的西方学说对清末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翻译策略的运用。“非务渊雅也，务其实耳”是严译《原富》贯穿始终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在主观上是为翻译目的服务的。严复自称翻译《原富》与翻译《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盖。”不过对其中某些地方“文多繁复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有些地方“所言多当时琐节，则删置之”（陈福康，2008：116）。

斯密指出，英国自亨利八世以来，财富与收入持续增长，其增长速度不仅在进步，而且增长的越来越快。劳动工资在这个时期也不段增加，但是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在不断减少。严复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发，“民之日富，其验如此。庸则日升，赢则日降，皆母财日多，政理公平之效也。财退之群反是。”（严复，1981:83）他认为斯密所言的工商业资本利润减少是“以巨商驵贾，睹一业之利，则争出财为之，竞者既多，其利自减”。（《原富》,83页）严复在案语中提出资本利润减少之时正是表明国家工商业到达繁盛时期。斯密在下文中对比英、法、荷兰的市场利息率。以及三国的繁荣程度与进步速度来说明商业的繁荣与衰退和利润无关。相反，利润减少也是商业繁荣的自然结果。两者是所投资本比以往更多的自然结果。严复指出中国于欧洲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今之英美诸国皆庸优赢劣，而中国反比”（严复，1981:7），而“彼之通我，最为得利”。

第二篇第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中，斯密将资本分为四种用途。第一，用来获得社会所需使用和消费的原材料；第二，用以制造原材料而满足当前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将原材料或加工品运输至匮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将原材料和加工品小部分分配，从而满足需求者的临时需要。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采用第一种用途；制造商采用第二种用途；批发商热采用第三种用途；零售商人采用第四种用途。严复在译此段时，采用增译和释译的手法，将这四种不同的用途“名之曰农工商贾四业”（严复，1981：295）。斯密认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而严复在案语中提出了资本的第五种用法，他认为“此外商有具资习业之事，应为第五。后之计学家谓民巧为国富之一，其始亦斥母积劳，而后能得其事，于斯密氏所列四端又难定自属，固应列一门，国富攸关，殆不可略也”。由于“民巧”难空纳为斯密所划分的四种资本的用途之一，因而严复提出将“民巧”作为资本的第五种用途。在这一篇，首次提出“农工商贾虽分四业不可偏废”。（严复，1981：296）这四个产业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产业，其他三个产业不能独存。在此，严复又一次采用增译和释译的手法不仅提出“亡其一则三者不能独存”，还增加了个人的见解“乱其一则三者不能独治”，因此说明农工商贾同等重要，有力地抨击了中国历史上农本工商末的封建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之产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之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或谓区二者为本末，刀中土之和论，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严复，1981：120）严复认为农工商贾“理实有本末之分”，但不应“贵人而贱末”。严复一方面肯定了农工生产部门的作用，认为是工商业是农业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工业等其他生产部门同样能使一国财富增加。

三、译者的“信”与“达”

1898年，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原则。在中国，百年来“信、达、雅”的所指是“文”而不是“人”；几十年来“神似”“形似”“化境”的取向也都是“文”而不是“人”。在这些译论理念中，或在关于翻译的定义中，对译者的忽略和遮蔽是显而易见的（胡庚申，2014：31）。严译《原富》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把重点放在“信”与“达”的统一上，严复本人翻译的某些“不信”实际是他故意选择的结果。

（一）《原富》对原著内容作了大量的删除，主要有两种方式：（1）将部分繁琐、解释性的文字删去；（2）以极为简练的文字节译原文的大段论述；

（二）严译《原富》中参合许多己见，首先托译言志、借题发挥，增加大段原著中没有的内容，其次添加字句或曲译原文，改变原文议题，间接表达自己的理念。大多是联系国情而发表的议论。

严译《原富》中的“信、达、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扎根于中国翻译的深厚土壤中，一直指导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和译学研究者，值得学习和发展。

四、译者的“通”

“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便不博”，翻译家傅雷的这番话本是针对做学问讲的，其实也是对翻译工作者的告诫。在翻译中，无论是话有三说还是文有多译，都是语境规约所引起的反应，或者说都是译者不同修养的直接反映。鲁迅所谓“翻译无定本”，实际上正是就不同的修养和手笔而言的（阎佩衡,王谋清，2011：96）。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赴英国Greenwich海军学院留学两年（1877～1879）。他在国内外并未受多少正式的经济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但从他在《原富》案语中，可以感受到对西洋经济学的流变、分析手法、代表人物、不同见解等都有相当广泛的精通，此外，他能广征中国古籍的语词和观念，来辅助解说原著的意思，如果严复没有扎实的双语基本功、对翻译执著的追求、强烈的爱国之心，那么他很难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

五、译者的“责任”

切斯特曼（A.Chesterman）总结归纳了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其中有一项是再现的伦理模式下，译者应忠实地再现原文（Chesterman，Andrew，2001：139－142）。翻译是一项“崇高的求真的职业”。在再现的伦理模式下，译者一方面恪守着职业操守所规定的“忠实原文”原则，埋头苦译，默默无闻地承受着社会对译者的苛求和地位上的不尊（王守仁，1996：37）；另一方面译者应该以真善美为理想、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振兴中华文化和经济为目标，做一个讲究道德、崇尚真理的人。而行为责任的归属最终是以行动者的控制权能为前提的（郭金鸿，2008：170）。换言之，译者的责任是有限的控制责任。在选择什么作品翻译时，应从民族利益出发看其有没有译介的价值，严复耳闻目睹西方由弱变强的事实，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以西学为武器，对封建主义进行全面的讨伐，表现了强烈的译者的“责任”，至今再读严译《原富》，仍令人肃然起敬。

（注：本文受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2KYR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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