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红英

王安忆完成于1993年6月的中篇小说《香港的情与爱》，将一个以香港为故事背景的“钱与色”交易的故事讲述为一个颇感人的“情与爱”的故事，如多数读者的感受——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构成了对话关系，事实上建构了一个新版世俗传奇。这个新世俗传奇完成与发表于奠定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走向的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次年，同时又是发表于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率先发起之后持续到1995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开端期的作品——初刊于1993年第8期《上海文学》，今天读来很能辨识其消费主义时代“预言”的意图。

一、“情与爱”对“钱与色”的改写

作为一个“情与爱”的故事，《香港的情与爱》很能引起读者的认同。三十四岁的女人逢佳，让多年前抛弃她和母亲与别的女人去了香港的父亲帮助，移居香港，本想安定之后再接丈夫、儿子到港，“不料”第一年，她丈夫就跟她离婚去了美国。一则父亲在港“自顾不暇”，一则“也是为争一口气”，逢佳决意也要去美国，而由老乡小栉介绍认识了老魏。五十多岁的有妇之夫老魏是美国第二代移民，辛苦创下了家业，一年两度生意淡季便到香港度假。这两位主人公都出身于艰苦的家庭环境，在他们历经一番生活的磨砺之后，因要进行“交易”走到一起，发展成一个“情与爱”的故事，确实有其令人同情的辛酸之处。

然而，一桩不道德的“钱与色”的交易成为让读者认同的“情与爱”的故事不会是那么理所当然。为了使它成为一个获得认同的“情与爱”的故事，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对通常的“钱与色”的故事进行了必要的“改写”。

这个故事首先是循着情爱故事的模式展开的：“老魏基本以隔天一次的节奏请逢佳吃晚饭或是喝酒。”就是不带逢佳回酒店——故事开始于老魏以追求者一般的方式持续地约会逢佳。显然，作为“交易”，这样的过程显得拖沓和奇怪。所以，逢佳跟小栉说：“老魏是个老滑头，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却是三天两头地请她吃饭喝酒，她倒成了个陪酒的了。”但是，正是经由这一“约会”式的开端，老魏和逢佳自然地开始了——作家很自然地铺展出超出了交易的关系。

其次，按照逢佳一再重申的说法，在这个故事中“反正大家凭良心”——即是说这个故事的交易性质具有不彻底之处，尤其是“良心”作为一种心理动力，推动其奔向一个“情与爱”的故事。尚在约会阶段，老魏带逢佳买衣服，逢佳专拣不起眼的看，“这一切，老魏也都是看在眼里，他体会到她的世故和自尊，也体会到她对自己的顾恤。虽然是交易的关系，但内心还都保持了善意”——这自然就是男女双方都有“良心”的写照。老魏再次到香港，已住到了逢佳寄住的公寓，后更买下一套房子，形成了小栉眼中的“一副你唱我随的和合景象”——充分说明，有“良心”的参与，“即便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也经不住朝夕相处，就是磨也磨出点真心了”。因此，即使交易目的非常明确的逢佳，后来也跟老魏说：“就这样也很好，干脆我做你的小老婆吧”且有一段时间沦陷于彼此关系是否有结果，跟老魏玩起了第三者试图“上位”的把戏。而本该面目冷酷的交易的“甲方”老魏，则充满人情味地处处为逢佳感到心疼和怜惜。

以情爱故事的模式展开，并借助了“良心”作为发酵剂，这一钱色交易的故事于是就成为了一个“情与爱”的故事。在这一情爱故事模式和“良心”的引导下，读者往往很容易忽略其交易的性质，因为本不相干的两个人仿佛不经意间磨出了真情，从而证明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微妙、向善，感到温情。

毫无疑问，王安忆不会满足于将一个“钱与色”交易的故事改写为一个具有情感感染力的“情与爱”的故事。她的这一“改写”，并不难以察觉，其实是进行了一次新的金钱故事的建构、新的情爱关系的表达：在“钱与色”的表象之下，它实质上是一个钱与情感经验交易的故事——即她事实上进行了一次对新型的以金钱为中介的情爱关系的探索，同时赋予它超越情爱的深刻意义。

这一意义的完成主要依赖于它的故事发生地——“香港”。王安忆说：“它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意，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从王安忆同年发表的这番夫子自道可以看出，她依赖“一百年的历史”和“地处所在”赋予“香港”象征的意义。在这一历史与地理的坐标之中，“香港”首先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场域——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史；其次是一处远离中国核心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沿海/边缘之地。因此，“香港”象征了中西文化同场交汇，也象征了与以精神为主导的80年代中国相反的以金钱为主导的生活现场。

这个经由“钱与色”的故事改写而成的“情与爱”的故事，也即是诞生于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同场、以金钱为主导的生活现场之中，而且只是其中故事的一个——“香港的际遇大多是萍水相逢，然后转瞬即逝。可它是人海战术，按照概率的原则，它终能成功几宗。逢佳和老魏，便是成功里的一宗”。

因此，将老魏和逢佳的情爱故事成就为一宗“香港”故事，单单把故事开端设置为一般情爱故事的模式、赋予俩人“良心”，自然不够说服力。为了使这一故事成为“香港”的“情与爱”故事，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中，延续了她在《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等小说在人物的文化身份坐标上建构人物性情、欲望的叙事手法，也从而使小说衍生了更深层的意义。

老魏是在唐人街长大的一代，他那一代人“英语讲得磕磕巴巴”“汉语也不大行”，是心理上没有国家也没有籍贯的人，人生也是实打实的——从老魏这一文化身份可以看出，他跟香港处在相似的中西文化夹缝、国族观念模糊的境遇中。老魏对此也做出了准确的指认——他走遍世界各地，对香港最有认同感和归属感，选择“把他最悠闲和最自在的时间留给香港”，认为“只有香港才能容纳他这些好时间”。而逢佳，在大陆长大，结婚生孩子之后才投靠了香港，且急于奔赴美国，她“是朴素的，真实的，可信的”，又“难免是有些俗气的，但也正是这俗气，使她成了个真人”——如果说以上描述还不足烘托逢佳的身份特征，从“她的化妆是大红大紫的”、她的服饰颜色也是“大起大落”的则可看出，她带有鲜明的中国乡土色彩。在这一“交易”中，逢佳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她将自己交出去，老魏便得还她个美国，然后银货两讫，大家走人；老魏要是给不出个美国，那么就恩人变仇人，接下来，还是走人”。即是说，老魏和逢佳之所以会发展为“情与爱”的关系是因为逢佳吸引了老魏，让他不甘于“钱与色”的交易——就像他准确指认出了他与香港在文化境遇上的相似，他在逢佳身上指认出了浸淫在西方文化中的他/移民日益模糊了的中国本土文化。endprint

逢佳并不是老魏在香港的第一个“艳遇”，在逢佳之前他曾跟凯弟有过一段关系。凯弟出生于台湾，从小没有父亲，随母亲改嫁到菲律宾后，全家又迁往美国——“在纽约她爱上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虽然爱她但更爱他的艺术，她就来到了香港”。虽然，“老魏很欣赏她从来不向他要求责任，就像通常中国女孩子会做的那样”，但他还是选择跟逢佳发展成“情与爱”的关系，因为——“逢佳是更难对付的，她是要求负责的，她是叫人感到重量的，因这却把虚空给拴住了给坠住了。而凯弟只会放大那虚空，使那虚空更加飘无定所”。显然，凯弟是比自己文化身份更为模糊、文化心理更为飘浮的人，老魏也相当准确地指认了出来。只是，凯弟的不要求负责，也或是她试图抓住一点实在的手段——拒绝将自己的身体物化为交易的商品，而和老魏有意在自己身上建构一个中国式故事的方式相反，她是以在自己身上拒绝彻底的西化/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填补“虚空”。可见，王安忆真是非常有心地通过人物的文化身份去建构他们的性情和欲望，从而通过“香港”这一场域，成功结构了一个新型的以金钱为中介的情爱故事。

所以说，老魏所进行的交易，实质是钱与情感经验的交易。通过这一交易，他要填补的既是前半生疲于奋斗所错过的恋爱经历，更是身为华人长期浸淫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具有的心灵上的“虚空”。

因此，《香港的情与爱》依赖“香港”这一“传奇”的空间，让故事的发生地和故事人物互相映现——以香港的历史、地理内涵映现人物的文化身份、心理结构，又以人物的性情、欲望映现香港此时此地的文化形态。在这一互相映现的结构之中，作家合理地将“钱与色”交易的故事改写为一个“情与爱”的故事，从而凸显其钱与情感经验交易的实质，又以其钱与情感经验的交易，透露出香港这一资本主义文明发达的华人城市和浸淫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华人的一种内在的缺乏，从而展示了在中西文化交汇之中，在现代化都市表面的繁荣之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介入对以中国文明为根基的华人制造的“虚空”。

二、新版世俗传奇的“传奇”性

尽管王安忆坦言早就读过但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倾城之恋》”，作为同样以香港为故事发生地、主要人物都是男华侨和上海女人、情节结构都是由虚情假意发展到真情实意的中篇小说，从文学史意义上说，《香港的情与爱》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倾城之恋》之间的对话关系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如果将《倾城之恋》看作是一个民国的旧版的世俗传奇，那《香港的情与爱》便是一个九十年代的新版的世俗传奇，它们各自体现了不同的“传奇”色彩。

作为讲述俗世里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展示俗人的性情和欲望的场域，《倾城之恋》之为“传奇”，首先是它的标题所示——“倾城之恋”：在战争爆发、城市倾覆的背景下成就的恋爱；其次，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结合在那个年代的世俗生活中是难得一见的事，如张爱玲说：“向来中国故事里的美女总是二八佳人，二九年华，而流苏已经近三十了。”范柳原却又“豪富，聪明，漂亮，外国派”，是“一班少女”要找的“理想丈夫”。自然，“倾城”是个大前提，没有“倾城”，这一“传奇”便极不可能发生，而“倾城”之所以能成就“传奇”，则需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时刻同在一处。但无疑，近三十岁的自流苏跟少女眼中的“理想丈夫”范柳原走到一起本身也极具“传奇”性了。因此，别具匠心的关键在于——自流苏和范柳原何以会相聚在一起？这个问题，作家在小说中交代得很清楚。

对于白流苏来说，跟范柳原一起去香港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她离婚回到白家七八年了，被兄长骗光了钱后成了吃闲饭的眼中钉，因此，遇上她前夫去世，他们便想赶她回前夫家守寡、过继个前夫的侄子——“就是拨你看守祠堂，也饿不死你母子”，好撇掉包袱。作为一个旧式淑女，“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分。那身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且“除了人之外，她没有旁的兴趣”，然而“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白流苏能够认可的最好出路只有改嫁一条。于是，既然范柳原在跟宝络相亲时看上了她，暗邀她去香港，即使前途未卜，白流苏也要赌一下——“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胸中这一口气”。

自小在国外长大、“思想上没有传统的背景”的范柳原，对白流苏，则多少是真有好感的。白流苏家虽败落了，但是她还算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范柳原在“上等调情”中把她的优势看得很明白：

柳原道：“你好也罢，坏也罢，我不要你改变。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流苏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罢了。”柳原道：“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

柳原道：“我陪你到马来亚去。”流苏道：“做什么？”柳原到：“回到自然。”他转念一想，又道：“只是一件，我不能想像你穿着旗袍在森林里跑。……不过我也不能想像你不穿着旗袍。”

只是，“很明显，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然而她家里穷虽穷，也还是个望族，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他担当不起这诱奸的罪名”。所以，范柳原设计了那样一次香港旅行，让白流苏终于在“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的情形下做了他的情人，终于弄假成真为一场“倾城之恋”。

作为新版的世俗“传奇”，《香港的情与爱》之为“传奇”，首先则是相对于老魏和逢佳在现实轨道中的生活而言的。老魏作为在唐人街长大的一代，他的人生是实打实的加倍辛劳的人生：婚姻是“必须手拉手，才不致滑落下去”“一生是辛劳，没有休憩，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一生，是没有逃避的一生“没有材料开辟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和休憩地”，精神是个虚无的东西。因此，这一香港故事作为老魏一手谋划而非命运迫使他选择的插曲，“使他的人生有了一个空穴，供他逃避和休憩”。对逢佳来说，她此前的人生是不断被“抛弃”：年幼时被父亲抛弃，后来去了香港找父亲，本想着安定下来把丈夫、孩子接过去，却又被丈夫抛弃——“我这个人好像总是被人家抛弃，被父亲抛弃一次还不够似的，再要被丈夫抛弃一次”。所以，逢佳遇到老魏，老魏给了她一段安稳的生活，让她的愿望折中地完成——帮助她去了澳大利亚，也算是使她的争取有了结果，改变了她的生活。因此，无论对老魏还是逢佳来说，这段关系都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彼岸。endprint

其次，还因为《香港的情与爱》作为一个世俗故事又是超越了“香港”的“普通人生”的。王安忆说：“香港简直没有宁静的一刻，一出连着一出，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时期，没有日常生活。”“它将人和人的相逢提炼为邂逅，它将细水长流的男女之情提炼为一夜欢爱，它将一日三餐提炼为盛宴”。同一篇文章中，她又说：“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因此，在王安忆看来，香港的“普通人生”——“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时期，没有日常生活”，所以，她写的这个“传奇”反而是—“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而成的。所以，在小说中，老魏和逢佳的故事拒绝了任何戏剧性，显得非常日常、非常平实：一个在家倾听着电梯声等另一个下班回家；一个烧菜煮饭另一个帮着洗碗；一起看电视；晚上闭灯后一起倾谈心事；等等，这些刻意提及的细节，铺陈出日常生活中独有的温情画面。而“老魏最爱的是有时他们夜半醒来，有雨滴滴滴答答溅在窗上，谁家的排风扇还在呼呼地运作，逢佳会突然地说起话来”，相比那“普通人生”，则已经是奢侈的事了。难怪逢佳这个实际的人，也简直要把这个“香港的梦境”变成真的。

可见，旧版世俗传奇《倾城之恋》作为民国故事，新版世俗传奇《香港的情与爱》作为“90年代”的故事，虽都是彻骨的世俗故事，其“传奇”的着色处却是很不同的：张爱玲通过两个戏剧性结构，将一桩以婚姻为目的的关系写成一对自私的男女各怀鬼胎，最终却在战争中弄假成真结为夫妻的故事，王安忆将一个以“钱与色”交易为目的的金钱故事，改写为一个男女主人公在日常而温情的相处中磨出真感情的“情与爱”的故事；张爱玲认为是战乱导致“倾城”成全了主角们的故事，王安忆让小说男主人公一手策划了那一故事；张爱玲讲述的是世俗生活中的戏剧性，王安忆特别强调的则是世俗生活中的日常性。

王安忆评价说：世俗的张爱玲，“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认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而对于《倾城之恋》的圆满结局，王安忆也认为，那不过是张爱玲“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终归张爱玲不相信“现实的理想与争取”。在《香港的情与爱》中，确实可以看到王安忆“就事论事”地肯定世俗的人与人之间的“良心”，肯定个人的争取与奋斗，从而对《倾城之恋》执意不认为范柳原与自流苏之间有真情、个人的意愿于人生有用——“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这种虚无的、被动的人生观念，进行了一番反驳。

显然，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通过《香港的情与爱》与《倾城之恋》之间的对话，王安忆不只对张爱玲的人生观念进行了反驳，更为突出的是，她通过这一新版世俗传奇与旧版世俗传奇就“传奇”性的对照，花了很重的笔墨，展示了对世俗中的日常生活本身的特别关注。

三、想象消费主义时代

90年代初，在创作《香港的情与爱》之前，王安忆还写了《叔叔的故事》《妙妙》《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等重要的中篇小说。这几篇小说可粗略看出王安忆该时期小说创作的倾向，简要地说，《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着重围绕旧日价值观与信仰进行探讨，《妙妙》和《歌星日本来》意在书写变动中的时代。也便是在对社会转型颇敏感的状态下，王安忆写了《香港的情与爱》这个新世俗传奇故事，传达出对消费时代的想象。

小说开篇即写道：

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撒它的热情和音乐。它的音乐是二十年代的爵士乐，强烈，即兴，还有点忧伤。……还有时候，它是幽暗的，是咖啡座前的烛光，是萨克斯管独奏的那段……

随着这一暖昧气氛的铺展，引出来小说人物的第一个场景：

老魏最爱的就是在九龙的丽晶大酒店，喝酒隔岸看香港岛。酒吧的招待都认识他，见他来了，就说：老魏来了。……他的好时间是一杯最好的酒，XO的那种，香港则是个最精美的酒杯。……他在度假的日子里去过巴黎、罗马、柏林，还去过马尼拉、曼谷、吉隆坡。……

这些描述，包含对“爵士乐”“萨克斯管”等西洋音乐和乐器的描写，演染着“咖啡馆”“酒吧”等西式休闲场所特有的气氛，同时还关联了西方顶级白兰地酒“XO”和跨国旅游的两大热点——欧洲和东南亚。这一典型的“西方情调”，戴锦华曾指出，“享有城中的公寓、郊外的别墅和私家轿车，不断地享有并计划着种种自费越洋旅行，出入于国际名牌专卖店或优雅宜人的酒吧、咖啡馆、健身房”，作为“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在90年代以来已经是国内“有些‘成功者或幸运儿已过上”的生活。出版于1999年的同一书中，戴锦华还指出，“尽管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经历着缓慢而持续的下降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大资产阶级势力的上升，但在今日美国，中产阶级（middle-class）仍占美国人口总数80%之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美国社会的‘大众——多数人。”老魏作为在美国有了产业的第二代移民，理应属这“中产阶级”“大众”中的一员，这一开头无疑很吻合老魏的美国身份。而对于今天熟悉都市生活的国内读者，这样的开头，也自然不再因其描写的是其时（90年代初）持续高速发展了二十年位列“亚洲四小龙”的香港而产生眩晕感。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开篇：正如戴锦华教授的论述在中国大陆与美国社会之间熟练地进行时空穿越，揭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与美国/西方生活方式之间的暖昧关联，《香港的情与爱》开头营造的“西方情调”和置身其间的老魏的华裔身份这一组合同样深具意味，掀开了这篇小说的张力所在。

显然，在“情与爱”的名义下，《香港的情与爱》事实上也构成了一篇关于“华侨”的小说：其中出了场的人物，老魏是美国第二代移民；逢佳最后登上了前往澳大利亚的飞机；凯弟由台湾至菲律宾，又往美国再到了香港；小栉是香港新移民；逢佳的父亲也是香港新移民——读完小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人物在异国和他乡家族与个人的辛酸成长。小说特别做了细致交代的两个地区，亦是其时尚属英“租界”的香港和美国华人集居地唐人街。对香港的描写见缝插针遍布全篇不说，对唐人街也有这样详尽的描述：“逢到美国的国庆日，唐人街的欢庆队伍是一个奇观。其中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有西天取经的唐僧，有创建蜀汉的刘玄德，有七下西洋的郑和……这是他们称为祖先的人物，是他们寄托血脉之情的人物。当他们摇摇摆摆走在游行队伍中，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之感，好像一支孤旅。”在这里，小说人物和他们活动的场域显然是互为指涉的，他们和它们都处在西方/华人这个二元结构之中。即是说，这个故事大体上就是在开篇出场的西方情调/华人构成的张力中开展和完成的。endprint

因此，无论是将“钱与色”的故事改写为“香港的情与爱”的故事，还是强调出一种新的日常化的“传奇性”，其背后都有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西方情调/华人——西方/中国这样两种文化共同构成的大环境。毫无疑问，“香港”以它“一百年的历史”将这一大环境写实了，但它因为“华侨”人物世界性的迁移史又无法全然囊括西方/中国这一文化结构的所指，它只是这个所指中的一个景观，承担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功能，暗示了这个所指的可能性。思及9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和文化事件，便能觉察这一小说结构并非单纯是讲述故事的策略，且更有其寄予其中要着重表达的意义。

在90年代初，《香港的情与爱》发表之际，发端于1993年6期《上海文学》的“人文精神讨论”是人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如程光炜教授所说，“以‘80年代的人文知识积累和理想愿望试图进入不兼容的‘90年代的多元社会和文化结构”，围绕“人文精神”和“市场经济”——以捍卫“人文精神”还是适应“市场经济”为核心主题，“人文精神讨论”表达了对于时代交接的深刻情绪。这场讨论的历史意义尽管在当时不可能看得这般清晰，其复杂性也可做更为细致的回顾，但在今天试图理解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时，它作为一个可对照的前史，为研究者提供了重温、认识历史的契机。可以说，这场携带了诸多历史内涵的“人文精神讨论”，它是人文知识分子回应现实的一次互动，它的发生跟社会转型直接关联并且提示了一个事实——9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关节口，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心灵普遍受到了冲击。

这一讨论由诸多上海学者率先发起，王安忆90年代初中篇小说的主旨与其精神亦相近，这自然也不是单纯的巧合。王晓明教授说；“正是‘改革之潮在90年代初的大转弯，将上海托上了弄潮儿的高位。上海凭借历史、地理和政府投资的三重优势，迅速显示出新的神威。两千多幢高楼拔地而起，四十年没有粉刷过的淮海路被用大理石墙面装潢一新。殖民地时代的老店名纷纷重现街头，权威报纸更以醒目的篇幅报道‘百乐门舞厅的重修工程，……仅仅十年时间，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一跃而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也取代十年前的海口和十五年前的深圳，成为各地走投无路者和跃跃欲试者寻求生计和财路的首选。”以上作为一种事后描述，对于90年代初的上海尚是后话，是不久的将来逐步完成的远景，从回忆者激动的语句可看出，上海这十年间的变化是何其之大，因而又恰好彰显了90年代初上海即将面临的巨大改变。《香港的情与爱》和“人文精神讨论”，就出现于那个面临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

也正囿于社会转型刚刚起步，90年代初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即将统领“90年代”的“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识，同样也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人文知识分子更注意到“80年代”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遭受的冲击而不是“90年代”可能会带来什么——学者们更花笔墨的叙述出自对“80年代”逝去的确认而不是对可能到来的“90年代”的描述。陈思和教授的回顾谈得很清楚：“到了1992年以后，突然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大潮就汹涌起来，‘开放了。这个东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来说不是一个新时代，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时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过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所以在1994年那个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这样一种市场经济大变革，会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习俗都带来强烈冲击，可能在人文立场上带来的冲击更大。”

因此，在90年代初王安忆在西方/中国这两种文化构成的大环境下讲述“香港的情与爱”故事，不会是无的放矢。小说中，显见着中国本土文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正面交锋，以及对“中国式”心灵在“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中的可能处境的想象。而且，早在1990年的书评《上海的故事——读<歇浦潮>》，王安忆就已表达过对于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社会的思考的自觉：

进入了近代，外国资本已经开花结果，城市规模大致已定，市民阶层亦已形成：“表面上似乎进化”，自然指的是政治上共和制取代帝制，经济资本化，工业的兴起，生活上则渐渐接受了西方文明影响；“暗地里却更腐败”，说的则是人性改变，几千年在农业社会基础上建立的道德、人生和价值的观念，在这城市的新社会里，全部破产。

这些句子虽在于评论《歇浦潮》的“开首便言”，却足见王安忆对于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西方文明与华人之间联系的思考在写作《香港的情与爱》之前已是相当有意识的，且在其中一以贯之。

所以，《香港的情与爱》作为一个在今天变得格外熟悉的故事，反映了其在昔日所承担的“预言”性：它借助“香港”呈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多年碰撞与交融的社会形态的想象，借助新旧世俗传奇的对照刻画了在这一想象的社会形态之中华人的生活与精神处境的独特性，从而深刻地书写了“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处境——表面繁荣的都市化、内心的“虚空”和日常生活的动荡，使情感经验和生活中的日常性亦已成为了由买卖构成的“消费”对象。由此亦表明，在其时人文知识分子普遍陷于对“80年代”的怀念时，王安忆已经意图明确地进行了对“90年代”——消费主义时代的想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王双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