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志标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17世纪英国政治家、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在其政论小册子《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1644)中发展了“天赋人权”这一概念，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主张实行“出版自由制度”，强调人人“与生俱来”的出版自由权利，呼吁公民自由。该书至今在西方仍被认为是关于出版自由理想的经典论述。下文将通过对《论出版自由》文本的深度解读，以“天赋人权”概念为分析视角，考证相关词源，结合国内传播语境下翻译和引进过程中的误读，试图寻求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现代意义，为自由主义经典融入当下理论语境服务。

一 “天赋人权”概念

最早提出“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或译为“自然权利”)论的是荷兰政治思想家格老修斯，其后，英国的霍布斯、弥尔顿和荷兰的斯宾诺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学说，英国的思想家洛克则通过其自然法思想予以全面系统地论证，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罗伯斯庇尔，美国的潘恩、杰弗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天赋人权”论。“天赋人权”论强调：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是人人享有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自由与平等合乎人的天性，是一种自然与人的本性赋予人的权利。[1]

清末严复伊始，中国思想家引进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这一对人存在合理状态的解释模式，就已经使用了“天赋人权”这种译法，梁启超、谭嗣同等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均未表现出异议。追溯英语词源，大约在17世纪中期，英语中开始出现“native rights”和“natural rights”的概念，直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所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发表后，“Rights of Man”这一概念才流行开来，至于当代西方所用的人权思想的核心概念“human rights”，据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7年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并运用于《世界人权宣言》的。而在《论出版自由》的英文原著中，实际上并未出现过“native rights”“natural rights”，更不必说“Rights of Man”“human right”了，只有一个“birthright”的词最接近附加在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上的“天赋人权”概念，其原文如下：

“that while bishops were to be baited down, then all presses might be open; it was the people’s birthright and privilege in time of parliament, it was the breaking forth of light.”[2]

吴之椿先生作如下译：人们说主教制被推翻之后，一切出版事业就将开禁，在议会执政期间这将被认为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与特权，这是光明的降临。[3]

对比理解，弥尔顿提出“天赋人权(birthright)”的同时便很好地阐释了其“出版自由”思想，“一切出版事业就将开禁(all presses might be open)”是“出版自由”思想社会化的结果，当然，在弥尔顿的论述中，这种状态还只是一种理想，是对人权解放的希冀。

二 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

“出版自由”思想历经欧洲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19世纪“西学东渐”初次传入中国、20世纪前期欧洲社会责任新闻理论对现代自由至上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国内学术界积极引入西方著作等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在当下的中国主流学术认识中，尤其是在我国多部外国新闻史教材中，“将弥尔顿定位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鼻祖，反复强调其‘天赋人权’观念”[4]的学术定论业已基本形成。

分析《论出版自由》的英文原版，约翰·弥尔顿共使用了6次“printing”(出版)，1次“presses”(出版事业)，13次“liberty”(自由权)，2次“liberty of printing”(出版自由)，还有“press”出现了7次，但意义多样不确定。因此不难发现，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最直观的原文出处只有两处：“liberty of printing must be enthralled again under a prelatical commission of twenty”[2]和“for what magistrate may not be misinformed, and much the sooner, if liberty of printing be reduced into the power of a few”，[2]吴之椿先生分别译为“出版自由又必须用主教式的20人委员会加以钳制”[3]“试问哪一个官员又能保证不听错消息？尤其当出版自由被少数人操纵的时候就更容易如此了”。[3]

传播学集大成者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其经典著作《传媒的四种理论》(1956)中指出：弥尔顿“为自由至上主义传统写下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庄严一笔”；“从弥尔顿的思想出发，发展出了‘观点的自由市场’(open market place of Ideas)和‘自我修正(self-righting process)’两个概念。”[5]施拉姆对弥尔顿的这个评价奠定了学术界将弥尔顿与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础。

三 法律范围内的“出版自由”

传播权利起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 传播权是构成社会每个成员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在传统上称为表现自由或言论自由的权利，弥尔顿于17世纪所呼吁的“出版自由”便是当时的传播权利。

但是，按照法国学者高科·科利所提出的“高度语境化”来解读弥尔顿“天赋人权”和“出版自由”思想，实际上其稍晚时期由洛克创立、19世纪的密尔发扬光大的自由至上主义不可类比，弥尔顿的自由主义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与共和色彩，虽强调“无需许可”的出版自由但其界限在于不能渎神、不能诽谤，虽反对事先约束却并不反对“事后追惩”，虽呼吁个人自由但却认为作为社会精英人物的个体应承担“公民自由”的义务，而洛克则以实证主义为基础，要求限制君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人民的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密尔则着眼于“群己权界”，特别提出要防范公众舆论对个人自由的吞噬。台湾学者林子仪则如下指出学界一直以来对约翰·弥尔顿的误读：“以追寻真理而强调言论自由之论点虽源始于约翰·弥尔顿，但其所主张之言论自由，事实上，与自由主义下的现代言论自由的理念，尚有一段距离。”[6]

弥尔顿强调的真理和呼吁的自由均受神学色彩和共和意识的局限，实际上是一种“公民自由”，它是古典人文主义的公民传统，在这种高尚公民自由的引导下，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实际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他论述的“出版自由”是一种法律内的自由，受限于出版登记法制的规定。他说：“关于出版管制问题,任何人所能给诸位提出的意见都没有诸位自己在目前这条法令之前所制定的那一条法令那样好，那项法令规定:‘除出版者与作者或至少印刷者的姓名已登记备案以外，任何书籍不得付印。’一切不遵守这一法令所出的书籍如果有毒素或进行诽谤，查禁或焚烧它就是人们所能拿出的最有效的办法了”。[3]这段论述的重点有二：第一，对比“目前这条法令”即出版许可制和“之前所制定的那一条法令”即出版登记制，明确批判出版许可制；第二，基于神学真理和共和自由之上，肯定“出版登记制”的事后追责对于社会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弥尔顿所倡导的“出版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他对出版登记法制的肯定是以“观点的公开市场”为前景，信仰“真理的自我修正”，为社会进步培养“自由而负责”的言论。

“天赋人权”概念在精神实质上贴近近代西方的人权理念，在内涵上贴近近代西方曾具有的理性与信仰以及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弥尔顿“天赋人权(birthright)”概念下阐释的“出版自由”思想，虽然由于弥尔顿自身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不免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和非民主主义自由等历史局限性，但实际上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在不违背“天赋人权”这一概念在人权解放历史进程中体现出的“人权的不可剥夺性和革命性”的前提下，他论述的“出版自由”思想以法治为前提，他对出版登记法制的肯定更是契合了现代社会对“自由而负责”的社会的建构要求，在这一点上，其“出版自由”思想正是现代社会自由观的核心价值“法治下的现代自由”的理论表征，具有显著的现代意义。

[1]史彤彪.“天赋人权”论简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3):108.

[2]John Milton. Areopagitica：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Eugene: University of Oregon Press,1997:18，19，29.

[3][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 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9,59，60.

[4]马凌.阐释与语境：弥尔顿影响[J].新闻大学，2007(4):37.

[5][美]施拉姆,等.传媒的四种理论[M]. 戴鑫,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6.

[6]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M].台北：月旦出版公司，199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