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瀛山采药”：清末直隶省留日运动钩探

刘宏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甲午战后，中国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形成历史上罕见的留日运动。直隶省是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游历官绅较多的省份，在北方各省中更是遥遥领先。这既得益于清政府的政策支持，直隶地方官员的积极响应，也是适应了直隶新政对人才的需求。留日人员归国后，为清末民初直隶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直隶；留日运动；概况；原因；贡献

甲午战后，中国掀起向日本学习的热潮，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前往日本留学、考察，至1906年达到高潮，形成无可争辩的留日运动。直隶省是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较多的省份，在北方各省中更是遥遥领先。有鉴于此，本文将对直隶留日运动的概况、形成原因及其影响等，作一探究。

一、留日运动概况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中，中国战败。这个结局极大地震撼了清政府和中国士人。此后，向日本学习成为一种舆论潮流。因此战后第二年，即1896年，中国便向日本首次派遣13名留学生。1898年，光绪帝发布谕令，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作为一项政策被正式确定下来。1896-1900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早期。在早期赴日留学的人群中，即有直隶人的身影。

1899年，日本成城学校有中国学生49人，其中浙江3人，湖北20人，江苏14人，北洋8人，湖南4人*(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9页。。北洋学生，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所派。同年在日本留学的，还有天津头等学堂、水师学堂、二等学堂派来的学生12人，他们在专为中国学生补习语言文字及各种学科的日华学堂学习日语，其中有3月份入学的直隶籍人安庆澜和蔡成煜*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进入20世纪，随着清末各项新政的次第举办，清廷迭令各省督抚，遴选在职官员和学生赴日留学，以后又陆续制订颁布了有关鼓励章程。于是，自1901-1906年间，国内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据统计，官费、自费留学生一项，1899年是200名，1902年则增至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1906年高潮时，更达到8 000名左右*(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5页。,“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1901-1907年，适值留日极盛时期，由于清政府在政策上提倡、鼓励，加以直隶“新政繁兴，储才为亟”，而袁世凯本人对留学日本亦持积极态度，因此，这一时期，直隶人赴日留学在全国居于前列，在北方各省中更是遥遥领先。例如，1901年，各省留日官费、自费生总数269人，直隶留日人数为17人，仅次于湖北、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居第六位，在北方各省则居首位*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1904年初，据《东方杂志》登载，当时留日学生的籍贯是：旗籍27人，奉天1人，直隶77人，山西1人，陕西1人，河南7人，山东40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江苏175人，浙江142人，安徽55人，江西27人，福建42人，广西8人，四川57人，广东108人，贵州17人，云南21人*《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可以看出，这一年直隶留学生数仅次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居第六位，而在北方各省中，则明显高于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居首位。

袁世凯辞去直隶总督后，后继者大都延续了对日派遣留学生政策，直隶留日学生数依然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从1908-1911年各省留日毕业生统计来看，排在前六位的是：湖北410人，江苏331人，浙江318人，四川302人，湖北239人，广东213人；直隶位居第七，167人；至于北方其他省份，如辽宁84人，山东68人，山西66人，河南33人*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15页。，既不若直隶人数之多，且差距较大。

以上是游学(留学)情况。再以赴日考察的官绅游历来看。直隶省一级官员多有赴日考察的经历，例如，早在1902年7月，袁世凯即派直隶农务局总办黄璟与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一起，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7页。。1903年，直隶学校司督办胡景桂，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其为学自帝国大学下逮幼稚园；其为科，自工医专科、地理、历史，以及国语、自修、算学、习字、图画、唱歌、体操各式；其为学堂所需，自标本、图书、实验、讲堂、自习室、寄宿舍，下至饮食器用之具……靡不周流遍观、悉心考究”*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著有《东瀛纪行》一书。1903年4月，直隶银元局总办周学熙奉袁世凯札委，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积六旬乃归”。在日期间，“周历各处，备得工商富强之状”，以调查所得著为《东游日记》，“所记录者多工商实业之事”*周小鹃：《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第83页。。著名近代教育家严修曾于1902年东渡，著有《壬寅东游日记》。1904年4月，奉袁世凯札委任直隶学校司督办，5月，即再次东渡考察教育。

1905年下半年，直隶省出台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袁世凯对各州县官绅赴日游历做了硬性规定，要求实缺州县人员，其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各属品端学粹之绅士，亦须“咨送日本游历四月”，“每州县至少须送一人”*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2页。。此后，直隶官绅赴日游历即成热潮。其中，1905-1907年，以知县名义赴日直隶省官员，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外国官民本邦及鲜满视察杂件》(清国之部)中，有名可查者就有40多人，分别来自直隶省保定、抚宁、西宁、栾城、邢台、博野、清丰、无极、高邑、赵州、宁津、巨鹿、满城、广昌、容城、任丘、迁安、柏乡、曲州等府、州、县*王倩、罗福惠：《清末留日学生与游日官绅之比较——以立宪风潮中直隶游日官绅为中心的考察》，《鄂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可见其地域分布之广。另据《严修年谱》记载，1905年5-6月间，由严修派赴日本的游历官绅达百人之多，“绅董赴日游历者，到津经考询后赴日，随到随考，不拘人数，有一次数十人者，亦有数人者，自四月(5月)起，考验若干次，共百余人”*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68页。。

总计1901-1910年间，全国共派遣916名官绅赴日考察，其中由直隶省派出的官绅达225名，高居各地之首*江沛：《留日学生、东游官绅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二、留日运动之形成原因

综合直隶人赴日游学、游历的情况来看，清末直隶人留学日本已然形成规模，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称得上是一场“留日运动”。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运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清政府的政策支持

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这样的地理位置，使直隶总督负有拱卫京师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清代督抚制度中，直隶总督职位最高。特别是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时，决定不再专设北洋通商大臣，而仿南洋之例，由直隶总督兼任，于是直隶总督地位更加重要，甚至分掌一部分外交、洋务之权，其影响远在南洋大臣之上。由于这一缘故，清政府在制定对日遣派留学生政策时，对直隶省有所倾斜，分配的名额也要多于其他省份。例如，早在1898年7月19日，对于日本驻京公使希望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建议，总理衙门覆奏称：“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聪悟、粗通东文诸生……陆续派往。”*(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可见在清政府最早拟定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少数几个省份中，直隶省即榜上有名。又如，1904年5月练兵处奏定《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从此，各省始按年派遣大批学生至日本振武学校习陆军。其章程规定：“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京旗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各六名，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陕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计其一百名为第一班。”*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直隶省是派遣陆军生名额最多的省份之一。再如，1907年，中国驻日公使李家驹与日本文部省签订协定，由五所日本官立学校接受中国学生入学，每年招收165名，其名额分配是：“由直隶、奉天、山东、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大省各派九名。吉林、黑龙江、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广西、贵州、云南等各派六名。”*(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0页。直隶被列为“大省”，名额仍然最高。

总之，是清政府的政策支持，为直隶省留日运动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2.直隶省地方官员的积极响应

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清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直隶省地方官员，无论是总督袁世凯还是主抓教育的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等人，均不得不遵照执行。除此之外，就他们个人来说，对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亦持积极态度。

早在任山东巡抚时，袁世凯就提出“教官吏”“重游历”等主张，称“倘若亲贵中有以海外风涛为虑者，不妨先赴日本或中国通商各埠，就近游览，亦足以通知时局，稍识洋情，未始非成材捷速之一道”*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就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更是积极推进直隶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他说，“北洋筹办新政，参酌东西各国成规，而日本步武泰西，最著明效”*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7页。。因此，对于派遣留学生、游历官绅赴日本学习、考察，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截至1905年7月，由袁世凯先后派遣的直隶官费、自费留学生计一百数十人*同上书，第1161-1162页。。但袁认为，留学一项“费重时长，暂难普及”，因而更倾向于派遣官绅赴日游历考察，并且出台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硬性规定各州县官绅须赴日游历三至四月。正是由于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的提倡、支持，直隶省才形成赴日游学、游历的热潮，特别是官绅赴日游历，更是走在各省前列。

严修，字范孙，直隶三河人。戊戌变法失败后，隐居天津，致力于地方兴学，受到袁世凯的赏识，特奏请赐予五品卿衔恩赏，并奏派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十分重视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称“若肯出洋游学，尤为事半功倍”*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51页。。曾于1902、1904年两度赴日考察。任职期间，积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例如，1904年9月，“派官绅赴日本习法政”；是年底，又将“天津教员轮派出洋”；1905年5-6月，“派人赴日本学习印刷”；“派各县绅士出洋游历”*同上书，第8页、第166页、第168页。等。虽然严修在任仅一年多，却奠定了直隶教育全面振兴的基础。袁世凯曾对人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指严修——引者)之所为，予供指挥而已。”*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531页。严修对清末直隶省教育改革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尽量多派直隶人赴日游学、游历，即其一大贡献。

3.直隶新政对人才之需求

清末新政开始后，各省地方官亦纷纷响应，在其辖区内实施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措施，而实行得最好的无疑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的所谓“北洋新政”。周学熙的后人对这段历史评说道：“朝廷既议改制，地方亦谈新政，一时各督抚如吾曾祖悫慎公(周馥——引者)之于山东及南洋，如张文襄之于两湖，如袁世凯之于北洋，皆以兴学、劝工、练兵诸新政为首要，而北洋之治绩尤著。”*周小鹃编：《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袁世凯在直隶推行的新政，以军事、实业、教育、司法为其大端。这些新政的次第举办，需要大量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参与其中。而培养新式人才，除了在国内大量开办新式学堂外，派遣留学生、游历官绅赴日本学习、考察，亦是重要途径。中国人赴日留学、考察，当然是希望归国后能够学有所用，因此，所学专业都与当时国内举办的新政紧密相关。清末直隶人赴日留学、考察，研习科目多在军事、教育、法政三个方面，这正是适应了直隶新政的需要。

袁世凯是清末军事改革的集大成者。为了解决编练新军所急需的将帅问题，除了自办大量军事学堂外，还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2年4月6日，袁世凯奏派他创办的武卫右军随营学堂毕业生55名，赴日留学军事*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7页。；1905年9月，另一所由他创办的军事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考选学生104人，赴日本学习军事，毕业期限为3年*《大公报》，1905年9月27日。。1906年，该堂划归陆军部管辖，改名为陆军速成学堂，设有留学生预备班，蒋介石便是上预备班后留学日本的。从这里留学日本的还有杨杰、王柏龄、张群、马登瀛、杨侃、林志雄、项鹏等。

创办新式教育是直隶省的“新政大端”。鉴于新式学堂大量开办，急需大批师资，并学习借鉴日本教育的先进经验，有大批直隶人赴日习师范、教育。1903年10月，直隶学校司派遣游学生21人，赴日本宏文书院学习速成师范*《大公报》，1903年10月10日。；1904年8月，袁世凯考取学生50名赴日本留学，其中绝大多数习“师范”“教育学及管理法”*《大公报》，1904年8月29日。等。游历官绅亦以教育为考察重点。1905年袁世凯在《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中，将“参观学校”作为官绅赴日游历的要项之一。根据江沛“1893-1927年间直隶省东游官绅一览表”可知，自1901年至1910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官绅赴日，考察内容或“师范”或“教育”或“学校”*江沛：《留日学生、东游官绅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直隶人赴日研习或考察法政(法律)，则与省内立宪政治改革紧密相关。袁世凯是清末立宪的积极推动者，试办天津自治、改良天津司法制度均取得较大成功，并在直隶各地推广。为了配合这一新政举措，便派人赴日本学习、考察。1904年10月，袁世凯选派直隶官绅50人，赴日本法政大学学习速成科*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9页。。1905年7月，当宪政改革刚刚提上议事日程，袁世凯就在为直隶地方自治做准备，他在此时做出各州县官绅赴日游历三至四月的规定，“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庶新政不致隔膜”；又说“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同上书，第1162页。。可见派遣官绅赴日游历，乃与即将开展的直隶宪政改革密切关联。袁世凯之后的直隶总督，亦大都延续了宪政改革的思路。上引江沛统计表显示，从1901年至1910年，直隶几乎每年都有官绅赴日本考察法政，内容涉及“行政”“法律”“监狱”“司法”“地方自治”等项，其中在天津地方自治达到高潮的1907年，考察地方自治的官绅也最多，达86人*江沛：《留日学生、东游官绅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可见两者之适应关系。

三、留日人员对新式教育的贡献

袁世凯督直期间，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从那时起至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据统计，1907-1909年，直隶省初、高两等小学堂数量及学生数仅次于四川省，居第二位；而初等小学堂数量，则连续三年超过四川，居全国首位。1912-1919年，直隶初、高等小学校及学生数仍保持在全国第一、二位的水平*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9页。。造成直隶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很多，如清政府停科举、办学堂、直隶总督的重视和士绅热心教育等，但有一点不应忽视，即赴日游学、游历人员归国后投身教育事业，对直隶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直隶省主抓教育的官员到其他部门的官员，再到致力于兴学的士绅，许多人都有赴日考察学务的经历。他们考察归来后，或具体筹划，或亲自兴学，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清末民初直隶教育的发展。

胡景桂是直隶学校司第一任督办，1902年就任。次年，奉袁世凯之命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凡有心得，次第施行”。在任两年，直隶教育有蒸蒸日上之势，“省垣各学，开办在先，各属中、小学堂亦设殆遍，两年以来，士气民情，均有鼓舞奋兴，蒸蒸丕变之势”*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21页。。

1902年8月，严修携子赴日。在东京期间，正值吴汝纶访日，与其相伴游览。回津以后，将考察所得“取有益者用之，或变通之，或于家塾试验之”*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8页。。1904年严修任直隶学校司督办后，再赴日本考察。归国后，即锐意兴学，所办教育事项如：于保定创办初级师范学堂，派官绅赴日本习法政，改家塾英文馆为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1905年，又在直隶创办各级各类学堂多处，于家设女子小学堂、保姆(幼儿师资)讲习所、蒙养园(幼儿园)，为我国北方私人办女子小学、蒙养园最早者，培养幼儿师资为全国之先导。特别是各县设劝学所，系严修仿日本地方教育行政管理办法而首创，并由直隶推广至全国。《清史稿》记：“劝学所之设，创始于直隶学务处。时严修任学务处督办，提倡小学教育，设劝学所，为厅、州、县行政机关。仿警察分区办法，采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法，订定章程，颇著成效。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即修呈订原章也。”*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2册)，卷107，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4页。

总之，严修在任期间，直隶“各县教育无不蒸蒸有起色”，清末直隶新式教育的创办，与他的精心筹划有很大关系。当然，其他主抓教育的官员亦不容忽视，除上述学校司第一任督办胡景桂外，还有1906-1908年任直隶提学使的卢靖(字木斋)，1905年曾率直隶官绅赴日本考察学务，任职期间正值罢除科举，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其著者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法政学堂、长芦女子医学堂、天津中等商业学堂，等等。因此，袁世凯督直期间直隶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应是他们三人以及其他学务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有为胡月舫(胡景桂——引者)总理直隶学校司创办，继而先生(指严修——引者)又开设大半，卢靖又续办”*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91页。。而赴日考察教育的经历和收获，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对兴办新式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为直隶旧式学校的教员，赴日本考察学务的经历，对其回国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改办新式教育无疑具有巨大帮助。曾任严修家塾教员的张伯苓，1904年偕严修专程赴日考察教育，深感“彼邦富强，实由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回国后，即将原有的两所家塾合并扩充，成立中学，1906年改称南开中学，任校长。

从事教育工作的留学生也有很多，以清末民初直隶各学堂斋务长、监督、校长等职来说，多由留学生担任。例如：金邦平曾一度兼任直隶师范学堂斋务长，高淑琦任直隶师范学堂教员兼斋务长，张瑛绪为该堂监督，此三人曾留学日本，被袁世凯称为“本省不可多得之人才”；1907年成立的北洋师范学堂，以留日学生李士伟为监督；留日学生李伟章，曾任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监督；胡家祺，任天津府中学堂监督、直隶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胡源汇，任北洋法政学堂监督；黎渊，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第一任校长；武濬源，任直隶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刘宝慈，任天津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堂长，等等。至于留日生担任各新式学堂教习者，更是不计其数。

1909年严修50岁生日那天，赋诗云“两度瀛山采药归”，系指他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的经历。以“采药”比喻向日本学习，汲取其近代文化的长处，为内忧外患的祖国寻觅求存图强的良方，最是恰当贴切。清末直隶省的留日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直隶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教学及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奠定了清末民初直隶新式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

“YingShanHerbs”：OntheMovementofStudyinJapaninZhiliProvinceinLateQingDynasty

LIU H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China began to send students to Japan, which formed the rare movement to study in Japan. More students and traveling gentry were sent by Zhili province, which was especially far ahead of other northern provinces. It was not only due to late Qing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s, the positive response of local officials of Zhili, and also due to the adaptation to the demand for talents by the new policy of Zhili. When the students and gentry returned, the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in Zhili province.

Zhili province; the movement of study in Japan; overview; reasons; contribution

2014-06-25

刘宏(1962-)，女，天津人，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河北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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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9X(2014)05-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