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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中幻灭的人物形象
——直治

2014-03-31于梦晗

关键词:太宰骗人斜阳

于梦晗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发展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斜阳》是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战后代表作。这部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描写了战后这一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的悲剧。小说中的直治出身贵族之家,他痴迷文学,自高中以后,便开始了颓废的生活。他模仿某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习性,吸食毒品,也因此欠下了高额的债务。直治的母亲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将他的欠款还清。在此期间,直治去当了兵,在从南方回来之后不久,又经常去东京玩乐。每天,沉溺于酒肉之中,但是,每天游戏人间的直治并没有感觉到快乐。由于心里的苦无处释放,他最终选择了自杀。《斜阳》中的直治与作家太宰治的经历十分相似,直治的内心挣扎与苦闷也正反映出作家太宰治在战后日本原有的价值观念丧失后精神上的不安、困惑与绝望。本文从生存能力的欠缺、对战后社会的批判、对贵族的留恋与背叛的矛盾心理三个方面立体地去剖析直治这一人物形象,以期更好地去理解太宰治的一生。

一 生存能力的欠缺

直治为了偿还毒贩子近千日元(现合10万日元左右)的欠款,带着典当行的老板悄悄回到家里,但是,经过盘点之后,发现自己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最后,仅有廉价的小说被典当行老板带走,为此他只收到了5元钱。在小说中,直治关于自己的生存能力,进行了如下的阐述:“为了解决千元的欠款,最后换来的只有5元。在这世上,我的实力大概只能如此了,这并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儿。”[1]由此可见直治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之人。关于自己不能赚钱的原因,直治在自己的遗书中写到:是因为自己没有与人竞争的力量,骗人的事情做不出来。[1]作为没落贵族中的一员,长时期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丧失了讨生活和与人竞争的能力。直治深知要想活下来,与人抗争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像直治这样既没有姐姐和子那种能忍受贫困生活的坚强,又不能像和子那样发动道德革命,缺乏与社会抗争的勇气的人,最后只能选择死亡。

二 对战后社会的批判

战后的日本,迎来了大变革时期,对战争的反省使得日本和日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日本人战争观的变化,由之前的仅产生了反省的萌芽到逐渐加深,最后在当时每一个民众的思想中打下烙印。虽然民众逐渐认识到这场战争是错误的,但是,战前和战后的幕后决策人和一些为之卖命的文化人却毫无反省,对此直治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夕颜日志的开头就表达了直治的这一态度。“忽然有种想法,即使苦、这种苦闷即使只言片语也不能喊出来,是从来都不曾有过的,从人类世界开始以后,史无前例,有种处在深不见底的地狱中的感觉,不要再欺骗了。思想?骗人的。主意?骗人的。理想?骗人的。秩序?骗人的。诚实?真理?纯粹?通通都是骗人的。”[1]其中,对于不要欺骗我了,是对当时高唱着民主主义、共产主义领导世人的决策者和为之卖命的文人、知识分子的痛骂,批判他们说得全部都是谎言。

当时的决策者和一些文人、知识分子,在战时进行着神国日本、神州不灭等等一系列的狂热的所谓爱国主义精神,至死效忠天皇等等的思想宣传,但是,在战后,为了迎合当时的时代浪潮他们又提倡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直治认为作为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作为应该保持诚实的态度的决策者,在战后,那没有任何反省的态度,只不过就是顺应时代大潮而已,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治说到的有种身在地狱的感觉,也暗指被那些对自身所犯错误毫无反省的文化人、决策者所支配的战后社会犹如地狱一般。

看着战后决策者和文化人的丑态,为了对他们所支配的社会做出自己的反抗,直治选择了不良生活。对于“不良”这一词在《斜阳》中的解释,片山晴夫说道:“所谓不良,是对世间的公序良俗进行反抗也就是做着违反一切世间的规定和常识的事情,或者,无视一切世间的规定和常识。”[2]选择不良生活的直治一直践行着这一理念。从高中开始就吸食毒品,向药店欠下高额债务。在上大学期间应征入伍之后不久,又开始过量吸食毒品。复员后,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回家,而是拿着家里的钱去到上原(直治的朋友,作家)那里每日沉溺于酒肉之中。这样的直治在世人看来却是像一个不良少年一样,但是这恰恰就是直治对当时战后社会的一种反抗。

在战后,由于社会上提倡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人类平等等思想,曾经作为贵族的骄傲不复存在。为了迎合战后的时局,直治不得不打入到群众中去。作为贵族的直治一直到高中毕业之前,都和自己母亲、姐姐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但是在战后,为了能成为民众的朋友,不得不使用一些下流的语言,沉溺于毒品与酒色之中。直治认为能成为民众的朋友的唯一道路就是自己变得粗俗。直治认为若想得到民众房间的入场券就不得不忘记家人,违背自己的血统,拒绝母亲的温柔,也必须对姐姐变得冷酷。融入到民众之中,必须舍弃自己与贵族相关的一切东西,其中,包括自己的贵族血统和作为一个贵族该有的行为。

但是,努力加入到民众中的直治,对于民众来说,他却是一个做作的男人。上原这样评价他:“贵族,我很讨厌。不论做什么、在哪里,都有种傲慢的姿态。你弟弟小直,作为贵族,确实很称职,有时候、平时、总是显示他那些不容易相处的小自大。”[1]对于民众来说,直治是个不肯舍弃自己贵族身份的人,完全不能变成一个有着粗俗行为的人。对于自身不能融入民众的事实,他在《夕颜日志》中写道:“想和不被尊重的人一起玩。但是,那些人却不愿和我一起玩。”[1]直治在遗书中写道:“他们是真心不想与我敞开心扉的一起玩,仅从民众那里得到了充满恶意的旁听席。”[1]由此可以看出,直治自身已经认识到不能融入到民众的事实。

究其原因,还是直治保留着作为贵族的自尊心。自身比民众的血统和行为等更加优良的想法,导致他不能融入民众中去。直治对于“人类、大家都是平等的”这句话表示了数次的蔑视。直治认为这种话就像是在酒馆里丑男对美男抛出的话语一样,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人们之间相互惧怕,所有的思想被强奸,努力被嘲笑,幸福被否定,美貌被玷污,光荣被抛弃。所谓‘世纪的不安’,都是从不可思议的这句话开启。最初回想起这句讨厌的话,为什么要说相同,为什么不说优秀呢?最后,却被这句话所胁迫,胆怯、震惊,不论做什么都会有不安,最终紧张得连自己的容身之所都没有。只有依靠酒和麻药所产生的幻觉,得到些许的安慰。”[1]

虽然,这只是从酒馆里抛出的话语,但由此可以看出直治对这句话的反感,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于自己作为贵族的骄傲与地位被剥夺的反抗。由于日本战后,贵族的土地被进驻军剥夺,加之金融紧急措施令使得家中的钱财也被没收。因此,此时的贵族,之前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财产一夜之间全部失去了。“人类都是平等的“这句话,使直治切实地感觉到自己作为贵族所享有的优越地位被剥夺,所以才会说“感到被威胁了、害怕得直哆嗦”。直治虽然憧憬着自己能融入民众的圈子并为之努力过,但是,由于自己的心里仍然抛不开贵族的影子,最后,由于自己曾经作为贵族的那份骄傲感,导致他始终都没能融进民众中去。这也是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对贵族留恋与背叛的矛盾心理

直治一方面留有自己作为贵族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却又对贵族有着反抗的情绪。在《斜阳》中曾这样写道:“实际上的贵族,绝大部分都是高级乞丐。即使我们的阶级中,也都是些废物。都是些白痴、幽灵、守财奴、狂犬、吹牛皮的人、卖弄自己身份的人、从楼上小便的人。我对于那些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上装模做样装出高雅姿态的人,都想吐,一刻都等不了。”[1]直治彻彻底底地看清了贵族的本质,他所认识的那些贵族,只是拥有爵位,作为贵族应该拥有的优雅,纯净的心灵等这些因素他们都不具备。唯独自己的母亲是真正的不做作、难以模仿的优雅、内心纯净没有任何杂念的贵族。对于自己阶级里大多都是那些“高级乞丐”之类的人,忍受不了的直治只能选择离开。但是,即使再鄙视贵族这个群体,自己作为贵族的那份骄傲感与自豪感仍是难以割舍的。每天在这种矛盾的内心折磨下度日,也是直治最终选择自杀的一个原因。

为了摆脱贵族生活,融入到民众中,直治选择了使用粗俗的语言和吸食毒品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由于不能放弃自己曾经作为贵族的那份骄傲感和自豪感导致民众也不能接纳他。自己的吸毒史、酗酒史却和注重外在形象的贵族背道而驰,所以他也被贵族这个圈子所排斥。贵族的阶层回不去,民众的圈子融入不了,直治感到在人世间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最后只有选择死亡。

《斜阳》中的直治和太宰治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家庭遭遇变故、私生活混乱、酗酒、吸毒、自杀等等的相似点不得不让读者联想到这是太宰治通过这一人物来描写自己的生活。太宰治的家曾是青森县内首屈一指的富豪,父亲津岛原右卫门曾任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同时经营银行与铁路。但是,由于土地制度的改革,作为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自然成为了被制裁的对象。这段家庭的变故,在《斜阳》中通过直治一家被描写出来。太宰治在高中期间,和妓女小山初代结识。并不顾家里的反抗,毅然和家里断绝来往。在被小山初代背叛后开始吸食毒品,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这其中的细节和直治有着惊人的相似。并且,太宰治在写完《斜阳》《人间失格》后就自杀了,在死后的遗书中,并没有透露太多自己创作的意图。对于他的创作意图与自杀原因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太宰治也或许通过直治向世人展示真正的自己,告诉世人其自杀的真正原因。

[1]太宰治.太宰治全集(9)[M]. 筑摩書房,1989:168,159,165,148,169,250,249,109.

[2]片山晴夫.太宰治《斜陽》の直治とはいかなる人物か[A].語学文学[C].北海道教育大学語学文学会,平成三年第39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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