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李

(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一 引言

美籍华裔作家由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往往担负着文化译者的职责。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文化翻译成英语来介绍给美国的本土读者。这一文化翻译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寻求自身的文化独立、争取文化地位的表现。美籍华裔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遭遇到文化身份的挑战，他们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不可否认自己是拥有美国国籍的公民，并且一直在努力跻身于美国的主流文化。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以汤亭亭和谭恩美的小说为例，通过对美籍华裔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文化翻译现象的挖掘，来探究美籍华裔作家最终的文化身份归属问题。

二 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多元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1]该理论萌芽于19世纪后半叶，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开始出现一种新意识和新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出版为理论成熟的标志，继赛义德之后，最重要的代表性学者有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

1.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与西方具有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之最终能把握“异己者”。[1]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意在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批判西方坚持东方主义的立场，促使民族主义退烧，坚持东西方对话。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2]赛义德认为作家身上具有一种渴望揭示作家与其自身世界的诸种力量难以逃逸的网络。他将文本与世界和批评家联系起来，将文学经验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而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推行文化政治批评。

2.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

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运动引入到后殖民主义的翻译活动中。她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介入对后殖民主义翻译问题的探讨，批评了西方国家翻译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时所采取的流畅译法，认为在大规模的从第三世界语言译成英语的翻译中，被应用的是强权法则而不是民主法则。所有的第三世界的作品在译成英语时都成了不地道的翻译文本，虽然流畅易解，展现了那些作品的现实性，但却缺少了文化、语言、地域色彩等第三世界所特有的标志性特质。她严厉地批评那些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她们主张欧洲之外的女权主义文本都应该译成强权者的语言“英文”。她指出，这样一种翻译时常都被一种“翻译腔”所表述，它会贬抑那些富于政治色彩但却较少拥有权力的个人或文化的身份认同。她提出后殖民主义聚焦翻译与殖民化之间的粘连问题，即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以及在“播撒”殖民地人们的意识形态化建构的形象方面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3.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

著名殖民学者霍米·巴巴将巴赫金的“杂合”概念引入后殖民研究。他反对传统理论范式中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认为异域文化的“他性”与本土文化的“同性”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双方正是在这个“第三空间”中互相交流，进行“谈判和翻译”的。“理解的契约从来就不是在陈述中被指定的你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交际行为。意义的产生需要动员两者通过一个‘第三空间’，只有在这个空间里，话语的意义和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到应有的阐释”。 霍米·巴巴文化差异概念的提出对于后殖民理论跟翻译研究的结合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认为第三空间“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他通过揭示穿越种族差异、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和传统差异的文化认同的“阈限”协商处理冲突的文化差异中的“居间”范畴。在这个空间里，如果两种文化处理得当，抛去双方不平等的权力地位的影响，可以达到矛盾冲突的理想化解，最终混杂产生一个和谐、统一、公平的“他者”。[3]

三 华裔美国文学中翻译与文化身份的构建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翻译现象比比皆是，美籍华裔作家通过对文化现象的翻译和改写，试图打破殖民者眼中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以发出本民族自己的声音，努力寻求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

1.“东方主义”阴影下的刻板印象。

在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总是作为一个与西方相对立的“他者”形象出现。在东方学者的笔下，东方社会成为“野蛮、落后、专制、腐败”的代名词，有待于欧洲文明去拯救；东方人也就变成卑琐、懦弱、狡诈、荒淫、纵欲、缺乏理性和有待于教化的族类，欧洲的权威和欧洲人的正面形象由此而建立和凸现出来。

美籍华裔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担负了文化译者的职责。在这些美籍华裔作家出现之前，美国主流文化中对中国形象的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和白人作家对中国人和本土中国移民的描写。前一类作品以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为代表。该书将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归纳为注重“面子”、没有时间观念、不重精确、智力混沌、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守旧、缺少同情心、互相猜疑、不够诚信等26点。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是在文学领域中对中国人刻板印象塑造做出“特殊贡献”的两位作家。前者在作品中塑造出“阿新”(Ah Sin)这这一内心险恶、诡计多端的角色，被认为是当时华工的形象代表。杰克·伦敦被称作“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在我国也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他在描述中国人形象时，却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歧视。他在几部相关作品中从各个侧面刻画了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如懦弱、麻木、凶残、狡猾等等。

美国主流文化中对中国人形象的刻意扭曲，是“东方主义”中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文化上的殖民。殖民者一方面通过与被表述为“落后的、堕落的”“他者”相比较而强化了对自身优越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则认为“他者”与“自我”之间有潜在的对抗性，因此怀有焦虑与戒备的心理，同时将改造这些“他者”视为自己的“教化使命”或是“白人的责任”，[4]从而为自己的殖民征服及统治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

2.属下发声的努力。

“属下”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意为“低下等级”，本是葛兰西用来指称那些受统治阶级霸权控制的社会团体的。斯皮瓦克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阐发了这一概念，将其扩展到包括被殖民女性在内，讨论了在殖民霸权话语的绝对权力之下，“属下”是怎样变成了沉默暗哑的“他者”，并得出结论说“属下不能说话”。殖民者篡夺了属下发声的权力，“主动”地代属下说话。

在美国华裔的历史中，中国就一度处于这样一个无法发出自身声音的属下地位。美籍华裔作家借民权运动的东风，夺回发言权，试图通过“重新翻译”的方式来抹去“属下”的殖民化色彩，重塑中国的文化身份。细读汤亭亭和谭恩美文化翻译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她们做出的一系列争取属下发声的努力。她们将翻译作为一种解殖民的手段，抵制霸权文化价值观的渗透。如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讲述了主人公姜薇莉回忆童年时在上海附近崇明岛的叔叔家生活时的一段往事。当时上海的十里洋场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统治的一个据点，中西文化在此产生碰撞及交融。姜薇莉的叔叔就是一个深受“西化”意识形态影响的人物。他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西方的生活方式更是亦步亦趋地模仿。他培养了一系列的“hobby”，如在温室中种植名贵花木、赛狗、打猎、抽烟斗、买一些自己从来都不读的英文书。谭恩美指出“hobby”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不可译性，并点明这种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在于汉语里没有对应词语可以用来指代这类仅仅是为了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而做的事情。这样一方面给“hobby”一词定性，使其染上了贬义的色彩，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它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如果说汉语中不存在与“hobby”语义对等的词语的话，那么这也就暗示着中国人从不做这种看不出有何实用价值而纯属浪费之事，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树立了中国人讲求实际、勤俭节约的正面形象。

人名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文化有不同命名方式，一个人的名字往往是其文化身份的表征符号。张爱玲在其作品《海上花》中将赵朴斋起名为Simplicity，洪善卿起名为Benevolence，认为这样起名容易让英语读者接受。美籍华裔学者林英敏(Amy Ling)就反对这种译法，认为这样做“使中国人显得奇妙天真，其口味是异国情调的、媚人的、爱空想的。”[5]意译汉语人名之所以能得到英语读者的接受，是因为这种翻译与西方读者心目中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相契合，迎合了他们对中国的“东方主义”下的想象。汤亭亭在她的作品《孙行者》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起初汤亭亭用音译的方法来翻译男性的名字，女性的名字则用意译法来翻译，但作者后来提议把女性名字以音译法来重新译过。汤亭亭所采取的正是尼兰贾娜所倡导的“重新翻译”， 即“将被殖民文化的文本以全然不同于从前充当殖民主义辅助工具的翻译方法的方式来重新翻译一遍，以此来促进解殖民运动的发展。”[6]汤亭亭借助人名翻译方法的改变来重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受歧视、遭凌辱的历史，对中国女性的文化身份从后殖民的视角来进行重塑。

3.杂合身份的塑造。

美国华裔受到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影响深远，所在的生活环境潜移默化地向其灌输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然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美国强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使他们与美国主流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中美文化的差异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相异的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处于一个无休止的协商过程之中。而这一文化协商的归宿就是霍米·巴巴指出的处于文化接触地带而又超越文化差异的“第三空间”，它将弥合文化主体的分裂，消解文化差异产生的混乱和无序，让主体真正开始言说。

美国华裔学者王灵智(Ling-chi Wang)指出，“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既不是从美国，也不是从中国转换而来，而是植根于华裔美国经验的一种新的身份。”[7]而所谓的“华裔美国经验”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杂合性文化——“第三文化”。 霍米·巴巴对杂合的文化身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杂合是通过歧视性身份效应的重复来重新评估对殖民者身份的假定。它展示了对所有歧视和统治场所的必要的扭曲和置换。它瓦解了殖民权力的模仿或自恋的需求，再次与颠覆策略相结合，将被歧视者的凝视转向权力之眼。”[4]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美国华裔要塑造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的身份，首先就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汤亭亭和谭恩美运用语码转换、新造词语、模仿汉语节奏等策略，创造出美籍华裔作家特有的语言风格，以区别于作为“压迫者的语言”的标准英语。

神话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起着不可忽视的建构作用。美国主流文化中虽然并不缺乏神话的存在，但他们的神话是白人的神话，其中找不到华裔的身影。与此同时，美国内部文化殖民主义的熔炉政策对华裔历史文化的打压与同化则造成了美国社会中华裔神话范式的缺失，逐渐使华裔成为“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英雄、没有神话的族群。”[8]美籍华裔作家在文本中所翻译的“中国神话”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还喻指中国历史上的文史典籍和文学经典。此外，他们的翻译往往偏离了这些神话的本来面貌，成为对“原文”的“改编”与“重写”。美籍华裔作家对中国神话的翻译改写是其身份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意在重构历史，建立起想象的社群，在帝国主义的文化重压下维系自己的族裔特征，发出与殖民强权相对抗的声音。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将关公指认为美国华裔的祖先，虽然关公只是一个被神话了的英雄人物，并不曾位列华夏始祖之中，但无论此误译是有心之举还是无意之过，客观上都起到了为美国华裔群体认祖归宗、从中汲取勇气和力量的作用。“祖父”关公的战斗、反抗精神将鼓舞着美国华裔团结一致，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殖民压迫作不懈的斗争。

四 结语

本文以汤亭亭和谭恩美的小说为例，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探讨了华裔美国文学中翻译与文化身份的构建之间的关系。“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殖民者歪曲事实，将中国人塑造成与西方人完全对立的“他者”形象。美籍华裔作家作为“属下”不甘民族受辱压迫，发出自己的声音，致力于对刻板印象的破除。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双重影响，身处“第三空间”的美籍华裔作家积极探索自身的文化身份，通过创造独具特色的杂合语言、改写中国神话，来汲取精神力量、致力于解殖民斗争。

[1]王岳川. 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22,335.

[2]赛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

[3]李新云. “第三空间”的构建——论后殖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6)：65 - 68.

[4]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83,112.

[5]Ling, A.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M]. New York: Paragon Press, 1990：102.

[6]Robinson, D.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88.

[7]Wang, L. 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 Toward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ican Journal, 1995(2):35-49.

[8]卫景宜. 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