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丽

(惠州学院外语系，广东 惠州 516000)

一、“一战”的四个主要原因

辜鸿铭认为欧洲的基督教会、现代教育、民主观念以及报纸是“一战”的引发因素。

辜鸿铭把引发“一战”的原因归结为“失去自我克制的欧洲人所具有的狂热冲动及其自私的本性”，归结为“欧洲人民可怕的精神状态”和“灵魂”，“这个‘灵魂充满渴望与躁动’。这个灵魂使我们绝不容忍他人比自己境况稍好，绝不容忍其他民族比自己强大、富有和成功”。对此，基督教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现代的基督教会违背了真正基督教的宗旨。真正的基督教是知善而行善，“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母”。而现代基督教会不再注重于对个人诚实、正直的品质的培养，它的种种仪式、宣传只是煽动民众的狂热激情，利用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将个人潜藏的力量凝聚起来。当民众的狂热激情、民众的力量被膨胀的个人私欲所支配时，力量与激情反而成了战争的发动力。宗教的功能在于塑造人的灵魂，使之臻于道德上的至善与理智的健全。现代基督教会在塑造欧洲人之灵魂方面完全归于失败。所以，辜鸿铭将现代欧洲基督教会视为“一战”的引发因素之一。辜鸿铭看到了“一战”背后的利益驱动，但是，这是不是应由现代基督教会负责仍有待商榷。

“一战”的第二个原因则是现代教育所灌输的爱国主义。辜鸿铭主张政教合一，认为教化乃是由政府推行的一种宗教形态的道德信仰。通过教化，形成好的风俗，从而巩固政治的稳定。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能维持上千年的帝国秩序正是孔子学说的教化作用，中国的孔子学堂既是学校又是教堂。宗教的职能就在于对人们精神面貌的塑造、道德人格的培养。而在现代欧洲，由于基督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原本基督教会对人的精神面貌的塑造以及道德人格培养的职能让位于一种新的伦理教育。这种伦理教育主要在学校里进行，以“爱国主义”为其核心。在辜鸿铭看来，这种爱国主义实质为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以效忠于自己所属的国家取代了原来对基督与上帝的忠诚，从而由原来“为正义而战”的战争观转变为“战争是为了祖国的利益”。掌握政权的政治集团通过学校，通过伦理教育，将这种爱国主义灌输给民众，激发民众狂热的爱国激情，从而将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显然，在辜鸿铭那里，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是引发战争的根本原因，现代欧洲的爱国主义教育则是直接原因之一。

现代民主观念是“一战”的第三个原因。辜鸿铭认为，对民主的错误理解，不仅导致了欧洲的无政府状态，更是战争的非直接原因。在现代欧洲，民主被理解为没有王权，其对应的政治形式则是民主选举与多党制。然而，组成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民众往往缺乏智力，难以判断正义与非正义，也不能正确选出有才智之士——能向他们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的有才智之士——来代表他们做出判断。因此，民众中所蕴含的道德力量总是被“乌合之众”所利用，加之对王权的否定，权力分散到“乌合之众”组成的不同政治集团手中，各政团抛售为维护自身利益所制定的各类政见，民众被这些政见所误导，支持不同的政治集团，从而发生争斗，民众的力量也随之被分散，于是，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在辜鸿铭看来，真正的民主是以君主为权威核心，将权力集中于君主之手所建立的道德秩序。在这种秩序内，消除特权，消除出身、地位、种族之别，从而达到一切平等而人尽其才。而现代错误的民主观导致了国家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成为战争的原因之一。

现代报纸是“一战”的第四个原因。原本代表着真实与道德的报纸，在现代欧洲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商业交易。辜鸿铭指出，不仅一些小报“靠造谣中伤，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或迎合群氓们的嗜好而维持生存”，就连《泰晤士报》这样世界著名的报刊也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不道德”的报导与评论，其立场完全随着英国国家利益的转变而转变，丧失了报业应有的公正与道德。《泰晤士报》是否出现过辜鸿铭所说的上述评论，笔者限于条件暂时无法查证，但是，现代报业的确存在商业运作、不公正、失实的现象。即使报纸没有直接引发一战，报纸所具有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左右人民对战争的看法，引起人民对战争或喜或憎的情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辜鸿铭将现代报业与“一战”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以上是辜鸿铭在Vox Clamantis(《呐喊》)一书里对一战原因的分析。他的分析难免有偏颇之处。首先，爱国主义不等于国家利益至上，并不意味着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不顾是非道义，采取一切手段。后者可以视之为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辜鸿铭在这里有将二者混为一谈之嫌。其次，辜氏的“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一切平等，人尽其才”的民主又如何实现呢?如果因为底层民众没有智力判断是非而剥夺他们的权力，这才是真正地违背了民主的精神，沦为一种贵族特权的垄断。但是，辜氏将上述四个原因与欧洲现代文明的“群氓崇拜”联系起来，其批判的锋芒直指现代性。辜氏对现代基督教会的批判与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惊人的相似，两者都从道德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物质主义产生的原因。

二、“一战”的最终根源——欧洲现代文明的“群氓崇拜”

在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群氓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一文里，辜鸿铭指出，不仅战争，“当今世界的所有苦难、混乱、恐惧都根源于群氓崇拜”，并且“群氓崇拜”使“当今世界最宝贵的文明财富——真正的中国人面临毁灭的威胁”。“群氓”(mob or populace)一词是辜鸿铭从阿诺德处援引的概念。在阿诺德那儿，群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一种习性，还可以指某种行为——凡是以追求权力、满足欲望为目标，没有丝毫道德意识，只按照自己的本能欲望行事，并以粗暴的力量破坏秩序的行为、个人、习气皆可称之为群氓。在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尊王篇》)一书序言里，他翻译歌德的诗歌，这样描绘群氓的特性:

瞧，多么懒惰!多么野蛮!这就是

群氓。

所有亚当的子孙们都是懒惰和野蛮的，当你愚弄他们时，

唯有诚实与真诚，才能把他们塑造成人。

群氓“懒惰”(shiftless)、“野蛮”(wild)，其中“野蛮”亦即阿诺德所说的群氓身上有种粗鄙的力量，并放任这种粗鄙的力量做捣毁统治秩序的事。也像阿诺德一样，辜鸿铭的“群氓”不是一种按照社会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马克思式的阶级划分，而是一种道德划分。“目前在欧美，担任要职的人，甚至好人们出于绝望，都对群氓听之任之——‘上层人士’也变成了群氓一伙。”［2］(PrefaceX)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上层”的统治、管理阶级，还是作为“下层”的被统治、劳工阶级，都有可能成为“群氓”。可见，群氓不是指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划分，而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概念，用来指称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或品性，有点类似于儒家所说的“小人”。只是与“小人”相比，群氓除了不道德的行为、品性外，还具有一种暴力倾向——随时放任自己身上所蕴含的粗鄙力量捣毁统治秩序。而群氓之所以野蛮、懒惰、暴力，是因为欲望的膨胀。“群氓之所以不高贵是因为没有克服身上的欲望。一个人要想高贵首先必须克服自身的欲望。群氓拥有力量，但这种力量是来源于自身强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种高尚的力量。群氓因其生活环境的熏陶，天性粗鄙，是毫无优雅之处可言的。这种缺乏优雅的粗鄙与强烈的欲望相结合，使群氓们在掌权后总是蛮横残暴。”［3］(P114)因此，在底层民众身上，这种“群氓”特征最为明显。辜鸿铭引用阿诺德的原话来概括群氓精神:“至于群氓，无论他是野蛮人还是非利士人，如果他记得，每当我们以无知的激情坚持一个过激的主张，每当我们渴望以纯粹的暴力制服对手，每当我们嫉妒、残暴，每当我们崇拜强权与成功，每当我们随声附和，跟着起哄反对某位不受欢迎的人士，每当我们残忍地践踏战败者，对受害者毫无同情之心——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们就能发现潜藏于我们身上的那永恒的群氓精神。”［3］(P109)换言之，“群氓精神”意味着崇拜强权与成功，为满足自身欲望不择一切手段。而辜鸿铭所分析的一战的四个根源:爱国主义以国家利益为第一考虑、报纸的“不道德”运作、民主观念的灌输都是为不同集团的利益服务、基督教会未能成功塑造欧洲人的精神状态，致使欧洲人物欲膨胀——这四个根源背后的支配原则都是“群氓崇拜”，即为满足欲望、追逐利益不择一切手段。

因此，辜鸿铭所谓的“群氓崇拜”实为一种利益至上的物质功利主义，他把“一战”最终根源归结为“群氓崇拜”，已揭示出“一战”背后的利益驱动。

三、对现代性的反思

然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现代欧洲文明的“群氓崇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物质功利主义?这些问题已涉及到“现代性”的问题。可以说，这种物质功利主义不仅是西方社会的困境，而且是全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物质功利主义出现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以及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揭示，分别从某些侧面阐释了这种物质功利主义、“群氓崇拜”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营利性生产以及资本增值的功能都会导致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是偶然用于交换才成为商品。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交换与生产才作为一种普遍形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表面上看交换的是商品，实际上交换的是人的私人劳动，私人劳动因而也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4］(P92)，即商品通过交换能够换回多少货币。商品形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并驱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资本的增殖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利益驱动。在整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用各种手段把教会地产、国有土地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再通过各种法令、暴力手段剥夺劳动者的土地，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工人。

马克思是从商品、生产关系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物质功利主义的产生原因。在马克思那儿，这种利益关系表现为鲜明的阶级对立，一方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另一方是被剥削、被奴役的无产阶级。因此，物质功利主义的根除必须以无产阶级获得生产资料，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前提。辜鸿铭则是从道德、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相较而言，他的分析方法更接近马克斯·韦伯。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原因，认为马丁·路德教义中的“天职”观助长了现代资本主义对财富的追求，形成一种披着伦理外衣的“贪婪哲学”。公元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堡(Wittenberg)大教堂门口，公然挑战教皇权威，抨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等行径，掀起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的改革主要包括:反对教皇权威，反对教皇对各地区教会的控制;尊崇《圣经》为最高权威，反对教会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权;主张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无需经由教会的中介等。在路德教义中，路德提出“天职”观，认为所谓天职，乃是上帝所赋予人在尘世间的职业，是个人对上帝应尽的义务。韦伯解释说，这种天职观，“把完成世俗事物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5］(P57)。“天职”观赋予新教徒一种勤劳敬业的精神，在他们看来，敬业就是履行对上帝的义务，并且尽可能多地创造财富。因为对新教徒来说，劳动分工使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工作，创造财富不光是为了满足自身及家人的需求，同时还是“兄弟之爱”的外部表现，是为了荣耀上帝。这样一来，营利获得了伦理上的正当性。韦伯举例说，十四至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然而，在那里，营利观念在道德上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可是，到了十八世纪的宾夕法尼亚，当时的宾夕法尼亚虽然只是个边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但是，“营利却被认为是伦理行为的实质，甚至冠以责任的名称，使之成为必行之事”［5］(P49)。“天职”观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韦伯还引用富兰克林的语录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观:“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如果你是以谨慎、诚实而为人所知的人，那么一年六磅可以给你带来一百磅的用场。”［5］(P21－23)韦伯尖锐地指出:“富兰克林的全部道德态度都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诚实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和节俭也都如此，所以它们才成其为美德。”［5］(P25)在韦伯看来，这种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形成离不开新教伦理的影响，尤其是路德的“天职”说。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天平一端是营利，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另一端是勤俭节约的美德。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天平失衡，对财富的迷恋，对利益的追逐，逐渐超出了道德伦理的制约，变成辜鸿铭所说的“群氓崇拜”——为满足欲望，不择一切手段。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宗教改革的结果与宗教改革者所要取得的结果相去甚远，甚至相反。与韦伯相似，辜鸿铭也是从道德、文化的角度来论述群氓崇拜产生的原由。他认为群氓乃是人性不健全的表现，如前述他所翻译的诗歌:要使群氓焕发人性。辜氏所谓之“人性”是指人的道德本性，是儒家所说的“仁”，塑造人性，使人性健全则是宗教的功能。他认为，正是因为基督教会未能成功塑造欧洲人的精神状态，导致群氓的产生。“当今世界半受教育的群氓，才是文明的真正危险。”［6］(P98)那么，在辜鸿铭那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什么?辜鸿铭所推崇的教育实为一种宗教式的道德教化。辜鸿铭首先把教育的目标确定为“发现人们所固有的辨别道德的能力”［1］(P306)，由此他批评欧洲现代教育:“……只发展了人天性中的一部分——他的智力……现代欧式教育的目标，重视知识的数量而胜过质量，因而只能使人变得浅薄。”那么，真正的教育又该怎样呢?辜鸿铭说:“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是想去读能告诉他事物真理的书，而那些半受教育之辈，则宁肯去读这一类书:告诉他什么才是他想要的，以及应如何改变事物使之满足自己的虚荣心。”［6］(P103)我们知道，“事物真理”在辜鸿铭那儿就是宇宙的和谐秩序，就是道德律。由此可以知道，真正的教育就是道德教化，半教育或不完全的教育就是在功利原则下的知识(又称“常识”)教育。前者培养的是“士”，即精神贵族，道德君子，后者培养的则是群氓。所以，辜鸿铭得出结论:“半受教育的群氓，才是文明的真正危险。”［6］(P98)那么，要根除群氓也必然要从教育(教化)入手，既然基督教会未能发挥教育的功能，辜鸿铭把眼光转向东方，转向儒家学说。至此，我们不难找到辜鸿铭向西方推介传播儒学的动机:儒学既是一种道德哲学，亦是一种道德信仰，儒学中所蕴含的道德人格培养，恰好能根治西方的“群氓崇拜”。

［1］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M］.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Ku Hung － Ming，M.A.，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M］.Shanghai:MERCURY，LTD.1901.

［3］Ku Hung － Ming，M.A.，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net［M］.Shanghai:MERCURY，LTD.1901.

［4］马克思.资本论［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黄晓京，彭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6］Ku Hung－ Ming，M.A.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second edition)［M］.Pkking:the Commercial Press.Work Ltd.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