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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概念的历史局限性

2014-03-29韩蒙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工场德意志

韩蒙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48)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概念的历史局限性

韩蒙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100048)

马克思对分工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是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性社会关系视域的不断生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以分工为理论中轴建构起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分析与批判。但与《资本论》中对分工的科学认识相比,此时的分工还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概念:首先,在对政治经济学初步研究的基础上以经验性的社会关系视域来理解分工,将消灭分工视为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其次,并未区分狭义的工场内部分工与广义的社会内部分工,从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剩余价值生产的剥削性质;最后,从经验性的分工与所有制关系出发的“历史科学”的建构尚无法实现对人类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科学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性认识和批判。

分工;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局限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初步肯定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凸显了从分工出发的现实社会批判话语,完成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分析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实现了对以往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颠覆。然而,恰恰是在以分工为理论中轴的现实批判中,体现出了马克思对分工等经济学概念的局限性认识和经验性的社会关系视域。立足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路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再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分工概念及其理论地位随着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和生产关系视域的生成而不断变更和深化。由此,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概念阶段性局限的揭示与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辨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断深化与历史科学的最终建立。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不断深入的经济学研究与哲学变革,逐步认识到了英法政治经济学为历史所提供的“世俗基础”[1]23的重要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开始肯定性地认识和运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并首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前提相重合。通过“哲学的与真正的解放”的区分,马克思阐述了“历史”认识的现实基础:“‘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19。“历史”不再是人的类本质意义上的“思想活动”,而是现实的物质实践,更进一步说,是以现代工业生产为基点的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透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视域,马克思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唯物主义前提的批判性超越和改造。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进而决定社会状况。人类之所以有“历史”,也是因为他们必须用“一定的”方式,即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这是马克思异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的、永恒化的唯物主义方法的重要规定。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分工概念。其一,马克思以经济实证的“分工”替代了哲学评判的“异化”,从现实分工出发理解“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的矛盾。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比,此时对“矛盾”的理解和解决,马克思已经不再诉诸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与复归,而是着眼于具体的物质生产中所生发的客观矛盾,将社会中矛盾的根源指认为客观发生的分工。其二,透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视域,马克思以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为主线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剖析,首次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并且将分工进一步推广至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即分工基础上的四种所有制形态。马克思从现实历史分析出发力图根本上揭穿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然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从经验性的社会关系向本质性的社会关系的转变”[2]329。比照之后《资本论》的讨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3]925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只是从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线索理解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线索还没有展开,还无法达及作为生产过程承担者的资本家和工人的本质性生产关系。具体来说,马克思依旧是以物物交换来理解商品的交换关系,进而以交换关系来理解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的内涵。这种社会关系线索还是经验性的,透过这种经验性的社会关系视域所看到的必然是交换关系层面平等的物物交换和人与人之间的独立主体的抽象关系,而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的具体的剥削关系则被彻底遮蔽了。由此,以“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理解现实的社会关系的马克思自然无法从多重颠倒的经济现象中剥离出本质性的生产关系,进而彻底批判拜物教意识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和《哲学的贫困》中,出于批判蒲鲁东的需要,马克思开始更具体地阐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定的”历史性社会关系,进而批判了蒲鲁东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出发针对性地指出:既要知道“生产是在怎样的关系中进行的”,又要知道“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受其影响的蒲鲁东则“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4]137,将作为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和社会经济关系非历史地描述为人类的“天然形态”。通过批判蒲鲁东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推进了自己对“生产关系”的理解,逐步摆脱经验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组织”中理解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初步达及了本质性的生产关系层面。但是,由于此时马克思尚未深入到生产过程本身进一步分析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因而科学的生产关系视域还没有形成。

经过50年代《伦敦笔记》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最终达及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视域,形成科学的经济学认识,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具体经济现象和拜物教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批判。首先,马克思第一次讨论了经济学研究中“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道路。在马克思看来,要想真正完成对资本的本质批判,必须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验主义方法,透过生产关系视域进入到“思维具体”层面,认识到经济范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历史变化从简单“抽象”上升到丰富“具体”,从而凸显了经济范畴的“历史”特征。正是依托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逐步展开了对商品、货币和资本以及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生成。

更进一步说,不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仅仅从物质成果角度来理解物质生产过程,此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5]455,即具体的物质生产是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生产关系是怎样伴随着物质成果的生产而获得生产与再生产。从而,马克思扬弃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只是在物质成果意义上将资本理解为“积累的劳动”、将劳动而不是“劳动力”理解为商品的观点,深入到生产过程认识“资本”和“劳动”的本质。工人的劳动不是简单的用于交换的商品,而是能够在生产中创造超出工资的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而资本也

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即工人劳动相联系时,才具有“资本”的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5]518。最终,在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内涵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抽象的平等、公平交换现象背后具体的奴役性生产关系的解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和拜物教意识形态的深层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只是在上述的物质生存条件、物质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单一线索中展开的。这表现在:其一,马克思认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这就导致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的矛盾,“而要使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消灭分工”[1]27。分工“这种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必然导致“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28-29。马克思正是用“异化”这种“哲学家易懂的话”证实了对异化现象的批判不是在抽象的“思想”中,而是在现实的“活动”中,而且哲学家的这种认识本身就是由分工造成的。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并未认识到,异化现象的现实根源并不在于分工本身,而是分工所处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实际上需要“消灭”的只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奴役性分工,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从经验性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出发的马克思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性生产关系,进而也就无法区分作为广义的、一般性的社会内部分工与特定的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工场内部分工。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矛盾的解决以及对奴役性分工的消灭根本在于交换关系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亡。

其二,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即“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2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四种所有制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现代私有制”。但是,马克思只是从分工的物质形式,即将分工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沿着物质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线索引申出所有制关系,分析工商业与农业的分离、城乡的分离、商业与工业的分离和工场内部的分工,进而宽泛地理解和阐述分工。马克思并未觉察到分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性质,即特殊的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所具有的不同于社会分工的剥削性质,从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无法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科学地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使马克思开始在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线索,即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视域中认识分工。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将分工理解为“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4]156,仅仅是以“分”字的含义来解释历史上不同时代有着特定性质的分工,他并不知道像分工这样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或抽象。由此,马克思从分工的现实历史发展出发,逐步揭示分工的社会关系内涵。首先,“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4]163,从而区分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继而马克思具体论述了工场手工业产生的现实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第一次说明了分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形式,即从最初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到“自动工厂”。同时,马克思也指明工场手工业“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4]164,初步指认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形式的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性质。

对分工概念真正的科学阐述是在《资本论》中。《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马克思专辟“协作”、“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和“机器与大工业”三章具体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历史阶段,即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阶段。“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6]358这是一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协作”,即以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资料相分离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在资本家的指挥下共同劳动为前提。这种简单协作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以分工和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马克思历史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和基本形式,进而深刻地揭示了“狭义”的作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与“广义”的社会内部分工的质性差别:一是社会内部分工是

“各自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则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变成商品的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二是“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媒介”,而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是以资本家将局部工人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为媒介;三是社会分工是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聚集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四是“在工场内部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五是“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而社会分工只承认“竞争的权威”[6]393-394。由此,马克思最终认识到“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6]397-398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际上承袭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斯密“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6]404,仅仅在量上将社会分工理解为更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从而根本上遮蔽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剥削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

由于分工和手工业劳动的限制,“工场手工业本身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6]407,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时期及其物质基础“机器”便作为新的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关系而历史地形成。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三个历史阶段的分析,马克思深入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从而,马克思得以认清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阶段性形式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本质地区分了这种历史上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内部分工与广义的社会内部分工,形成了科学的“分工”概念。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性地指认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0马克思所要建立的“历史科学”就是力图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内在动力,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性指认与共产主义道路的现实指引。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曲解历史就是撇开历史的现状,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世俗基础以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实践的进一步深化,从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历史过程,以分工为理论中轴展开了对人类历史性存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各所有制形态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剖析,马克思首次揭示了生产力的客观发展正在直接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制关系;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通过异化的扬弃和类本质的复归,而是处在具体的、历史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私有制关系中的工业大发展所创造出的现实可能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分工、生产力和所有制角度对人类所有制形态进行研究,然而这里的所有制关系只是一种经验描述性的生产关系,并不能与生产力构成矛盾运动。尽管马克思也提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60是历史发展的根源并且认识到了一定的交往形式要适应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从根本上说,在马克思眼中,这种经验性的社会关系,即分工、交往和所有制关系都只是生产力在某一社会阶段的外在表现,只是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具体方式,其本身并不具有客观的独立内容,从而无法认识到生产关系本身的内在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而不是如《资本论》中所指认的由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质性的矛盾运动所构成的历史。由于无法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内因,马克思在论述“现代私有制”的灭亡时仅仅指出,对于生产力发展而言,私有制恰恰成为了“它们发展的桎梏”,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生产力只获得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1]59,而不是具体到由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而使生产力停滞下来。

所以,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1]32。《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仅仅考察了“人改造自然”的生产力层面,“省略”了对生产关系层面的“人改造人”的考察。在《哲学的贫困》中,当马克思面对作为“经济学家”蒲鲁东的时候,生产关系层面才成为直接批判的对象。但是由于专注于交换层面的批判,马克思并没有揭示生产关系中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依

旧处于流通领域,因而资本主义的灭亡就被奠定在无产阶级必然无法忍受贫困而革命的理论基点上。

与之相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价值”、“货币”、“资本”这些范畴之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的揭示,清晰地展现了商品中的矛盾是如何在不断具体化了的社会关系中得到相对缓解的同时,又使这种内在矛盾进一步扩展的过程,最终在“资本”层面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内在矛盾,即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且,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作为这种生产的阶段性方式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这种工场手工业分工是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当其自身成为发展了的生产力的桎梏时也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大工业机器生产所取代。可见,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所呈现的历史性生产关系视域贯穿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科学分析的始终,从而阐明了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历史性生发,具体说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不仅如此,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比喻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5]43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不是像一般历史学家那样对“历史”做一种实证经验的、静态的现象整理与说明,而是以一个历史哲学家的历史性眼光探寻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是如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呈现的,即呈现社会关系内容的不断丰富化、具体化的过程,从而考察当下历史发展阶段种种抽象概念如生产力、分工、交换价值等是如何从简单的、抽象的概念发展到复杂的、丰富的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基于历史过程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阶段中矛盾的不同经验表现形式,才能对资本的逻辑有一个超越经验层面的本质性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依托于对不断具体化、丰富化了的历史性生产关系的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才得到科学的阐明,“历史科学”才得以最终确立。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The Lim itation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ncept in German Ideology

HAN Me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Marx’s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a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ncept,hi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historical social relation perspective are closely linked together.InGerman Ideology,from the reality of the material production,Marx constructs an ax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particularly the bourgeois society.But compared with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ncept inDas Kapital,this one is full of limitations:Firstly,in terms of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Marx understands the division of labor from the empirical social relation perspective.Secondly,Marx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narrow interior division of labor in workshop and the generalized social interior division of labor,which covers exploitation nature of capitalism surplus value in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evel.Finally, from the empiric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forms of property,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 is still unable either to expose the intrinsic power of hum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r to understand and criticize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profoundly.

the division of labor;social relation;relations of production;limitations

B0-0

A

1008-2794(2014)01-0046-05

2013-10-14

韩蒙(1987—),男,北京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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