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全红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400031）

唐朝儒家学者、经学家及《三礼》学家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对“译”字有这么一个疏：“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许是此一注疏确有过人之处，后世谈翻译者屡屡有引，对其进行解读和评论者亦不少。我们发现，在对贾氏疏的解读上，索其本义者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其进行诠释，又主要是将“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中的“使相解”诠释为使相互了解与交流之类。站在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强调翻译的了解与沟通功能自不为错，但将有关诠释义移作贾氏原义并以此而诟病一些不曾明示上述功能的“翻译”定义，甚至说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和“迷失”了翻译之本质目标，那则有失偏颇。

1.“使相解”之解读

如上所述，有关贾氏疏解读多为诠释。诠释无可厚非，但也有必要弄清其本来含义。

1.1 有关诠释

对于贾公彦对“译”字所作疏，罗新璋也许是第一解人，他（1983：9）说：“用现代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也许可以诠释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并不变更所蕴含的意义，——或用近年流行的术语说，并不变更所传递的信息，——以达到彼此沟通，互相了解的目的”。从引言末尾部分来看，罗氏将原文中的“使相解”理解成了“达到”“彼此沟通”和“互相了解”。对于此一诠释，学界不乏和声（许钧2003；王文华2007）。

谢天振也曾诠释贾氏之疏，意见如此：“这个仅仅十余字的定义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是‘换易言语'，指的是翻译行为或活动的本身；其次是‘使相解'，则是指的翻译行为或活动的目标。这个定义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翻译的完整意义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或活动（即‘换易言语'），而还应该包含帮助和促进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即‘使相解'）”（谢天振2012：5）。不难看出，在对“使相解”的理解上，谢氏与罗新璋不谋而合。将翻译的功用或目标表述为“达到彼此沟通，互相了解”或“帮助和促进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自也在理，但我们应该清楚，这可能并非贾公彦“使相解”之本来意思。

1.2 有关本义

贾公彦对“译”字所作疏，文字并不艰涩。或许正因为此，大多学人几不谈其本来意思。在我们看来，所谓“换易言语使相解”，无非就是换用一种语言或文字让读者或听众能够理解或明白（原文之意）。换句话说，“使相解”中的“相”字并非“相互”或“互相”，其功能已弱化，相当于一语助词，可表“助”意；同时，“使相解”中的“解”字也非人际交流甚或跨文化交际中的“了解”或“沟通”，其本来意思当为“懂得”或“明白”。

将“使相解”理解为让读者懂得或明白（原文之意），此乃（早期）翻译工作之特性使然。《左传·襄公十四章》曾记戎族酋长戎子驹支的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周礼·秋官》中也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很显然，正是由于“言语”“不达”“不通”，不论是“诸戎”与“华”（族）之间，还是“五方之民”之间，彼此要打交道（“通其志”、“达其欲”），翻译便必不可少。在此语境之下，翻译的第一要务自然是通过“换易言语”而让人明白原文是什么意思。张佩瑶曾以丰厚翻译策略将上引《周礼·秋官》中的文字英译为：“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five regions spok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had different customs，likings and preferences.In order to make accessible[dá达]what was in the minds of different peoples，and in order to make their likings and preferences understood，there were functionaries for the job....”（张佩瑶2012：134）。这似也能从旁证明“使相解”意即“make...understood”（使明白或懂得）。

关于翻译旨在帮助不懂外语的受众明白原文之意，今人亦不乏类似表述。许国璋即曾说：“翻译目的，在于便利不懂外文之读者，如不懂外文之读者读之不懂，翻译者不能说尽到责任”（参见郑延国2009：183）。曹明伦（2007：192）表示：“翻译的目的就是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不难看出，翻译的首要目的（或者说初始目的）应该是让不懂外语的受众知道或了解原文都是什么意思，此一目标如果不能实现，翻译的本质目标（即实现彼此沟通和互相了解）便也可能受到影响甚至无从谈起。

1.3 有关注疏

关于贾公彦对“译”的注疏，平日所见仅为“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么孤零零的一句。事实上，贾氏的注疏很丰厚，其对象见于《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秋官·司寇第五》（卷三十四），具体内容为：“象胥，每翟（翟同狄）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徙二十人。”对此，汉代郑玄先有简注：“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今总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疏者，对注释作更详明的注也。下文即是贾公彦在郑玄注的基础上所作的疏：

注“通夷”至“方也”在此者，案：其职云“掌四夷之国使，以传宾主之语”，故亦连类在此也。云“此类之本名东方”已下，皆王制文。云“寄”者，宾主不相解语，故寄中国语于东夷，又寄东夷语于中国，使相领解。云“象”者，传南方於中国，还象中国以传之，与南方人语，则还象南方语而传之。云“狄鞮”者，郑彼注云：“鞮之言知也”，虽不训狄，狄即敌也。谓言语相敌，使之知也。云“北方曰译”者，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云“总名曰象者”，四方别称，经唯有一象，故云总名曰象。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即诗序所云“文五之德，被于江汉”是也，又书序云“巢伯来朝”，注“巢后，殷之诸侯，闻武王克商，慕义而来朝”，此皆致南方，故象得总名也。（参见贾公彦2010：1315）①

不难看出，贾公彦并非仅对“译”字作疏，而是以“象胥”为触媒一并疏及“寄”、“象”、“狄鞮”和“译”等，其中不少内容是对郑玄简注的跟进。从字里行间来看，贾公彦对翻译的功能或目的有着多种表述，分别为“使相领解”、“使之知”和“使相解”。毫无疑问，“使相解”亦即“使相领解”，也就是使能领会与理解之意。②

2.“译”及“翻译”等术语之界说方式

《译林夕照》中说：“随着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新的范式和途径渐次引入，新领域、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不断产生，加上本体研究的精细化，使得译学术语蔚为大观。但是术语的释义、理据及至整个系统远非充分或完整，甚至有些基本术语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翻译'一词，任何一本翻译教材或一篇论文都可以给它下一个自圆其说的定义”（方梦之2011b：191）。既然任何一翻译教材或论文都可给“翻译”下个定义③，有关翻译定义无论如何少不了。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认知、角度、理论背景和侧重点不同甚或个人喜好不一，人们对“翻译”下定义的方式难兔有别，恰如许钧（2003：65）所指出的那样：“‘翻译'活动，在各种理论的观照之下，呈现出一个又一个侧面，幻化出一个又一个形象。有从翻译活动的形式来界定翻译的，也有从翻译活动的目的来定义翻译的”。下文拟结合本文题意对“翻译”的定义方式简作梳理。

2.1 侧重形式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对部分翻译术语进行过疏解，例如：“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通传东方之语官谓之寄，言传寄外内言语”④。不难看出，孔氏对有关术语的疏主要着眼于翻译之形式。就我们所见，中外辞书对“翻译”及“translate”的释义也不乏侧重形式者。《辞海》对“翻译”的释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参见谢天振2012：5）。《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将“翻译”释义为：“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同上：5）。《韦氏大学词典》和《兰敦大学词典》对“translate”的释义分别为“to turn into one's own or another language”及“to turn（something written or spoken）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参见黎难秋2006：35）。

2.2 兼顾形式与目的

在对“翻译”等术语进行定义或解说之时，也有将形式与目的和盘托出者，前文提到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属此列。孔颖达对“狄鞮”的疏解亦不例外，他说：“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道安在《鞞婆沙序》中所引秘书郎赵政的话也属同类，有关文字如下：“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在今之学人中，界定“翻译”时一并顾及形式与目的者亦有之，比如李运兴。其文字如下：“翻译就是用译语语篇传达原语语篇的信息，以实现原语语篇及译者的交际目的”（参见杨全红2009：2）。又比如郭延礼，其相关表述为：“翻译（Translation）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它‘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简言之，翻译即在不改变传递信息的条件下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过程”（郭延礼1997：66）。

2.3 兼顾形式及其它

查阅中国译论史，人们在界说“译”或“翻译”等概念时，也有兼顾形式及音、义、理等因素者，佛经译论家笔下即常见此类定义。僧祐对“译”的界定如下：“译者释也，交释两国，言谬则理乖矣。”法云对“译”有这样的阐释：“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故以此方之经而显彼土之法”。国外辞书对“translate”的释义也有兼顾形式与内容者，《简明牛津字典》与《袖珍牛津字典》即分别释为：“express the sense of（word，sentence，book）in or into another language”及“express the sense of（word or text etc.）in another language，in plainer words，or in another form of representation”（参见黎难秋2006：35）。

3.所谓“偏离”与“迷失”

3.1 问题的提出

对于以不同方式而生成的“翻译”定义，学人多有比读及至比较，其中，前贤贾公彦对“译”字所作疏以及今人对“翻译”所给部分释义系被比最多者。有人（冯国华、吴群2001：16）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引语中“就是”二字表明，贾公彦之疏与今人对翻译的一般定义⑤并无二致。在张佩瑶看来，前述二者之间也无甚区别，她（2012：100）说：“《现代汉语词典》对‘翻译'的解释是：……这种以表达意义为本的翻译观，我们可以视为‘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的一种延续与变奏”。认为有关定义之间存在高下之别者也是有的，谢天振（2012：5）即认为贾氏对“译”字所下定义“最为简洁明了”又“最为全面完整”，“令人不禁汗颜的是，与这个千年之前的翻译定义相比，我们今人对翻译的几则定义反倒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我们对翻译本质目标问题认识的‘偏离'和‘迷失'”。

谢氏所说“今人对翻译的几则定义”分别出自1980年版《辞海》、1988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及有关版别的《现代汉语词典》，具体内容本文其它地方有见，此不赘录。谢氏之所以不看好相关词典里的定义，甚至认为其比贾公彦的疏还格格不入，主要是“都不约而同地把它们的目光仅仅集中在翻译行为或活动的本身、即‘换易言语'上，却舍弃了我们古已有之的本质目标的阐释——‘使相解'”（谢天振2012：5）。谢氏做翻译研究多从宏观着眼，近期更著文呼吁“现在是到了换一个视角看翻译的时候了”。所谓换个角度看翻译，其内涵是：“要求我们拓展自己的视野，从更高、更开阔的层面，也即从跨文化交际的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理解翻译，去认识翻译的性质及其本质目标，就是要求我们跳出狭隘的仅仅局限在文本以内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去看待翻译的传统眼光，……”（谢天振2013：6）。由此看来，谢氏推崇贾公彦之疏，主要原因是其中有“使相解”三字，而这三字正好道出了翻译的本质目标也道出了谢氏之心声。

3.2 疑义相与析

从跨文化角度去审视、理解和认识翻译，这当然没错，在今天之中国也许还特别需要，但如果因此便苛责那些不曾明示翻译本质目标的定义，甚至还给扣上“偏离”和“迷失”的帽子，这恐怕说不过去。从前文可知，“翻译”的定义方式甚多，当然不能因为定义中没有“使相解”等字眼便认定其对翻译的本质目标有所“偏离”甚至“迷失”。那么，今人在定义“翻译”时为何不将其本质目标一并写出？最大的可能当是他们认为促进相互沟通与了解云云当是翻译题中应有之意，写出来可以，按下不表自也不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的“翻译”定义出自季羡林与许国璋之手，而季氏（2007：8）曾经说过：“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很显然，季羡林对翻译的目的或曰本质目标再清楚不过，那便是“沟通”“思想”与“交流”“文化”。季氏当初不将“沟通”和“交流”等字眼写入“翻译”定义，原因无它，“这些话几乎都已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再细说了”（同上：9）。在这一点上，谢天振其实也心知肚明，他在评述国际译联2012年的翻译日主题“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译即跨文化交流”）时，曾明确表示：“这个主题其实算不上新鲜，因为帮助不同种族、不同政治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本来就是翻译活动的应有之义，也是翻译的一个本质目标”（谢天振2012：5）。

前文曾提及许钧对“翻译”界定视角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张佩瑶也有类似主张，她（2012：99）说：“我们可以把翻译视为一个概念，专谈其性质；也可以把翻译视为一种活动，专谈其目的与功能及实践模式；还可以把翻译视为一种成品，专谈它与原文的关系。当然，也可以把新的范畴纳入其中（例如翻译技巧）”。实际研究中，不少人正是这么做的，即将翻译性质与翻译目的（或作用、功能）等分开或分层论述。《中国翻译词典》中的“翻译”词条首先列出其定义：“翻译（translation）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把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内容变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过程或结果，或者说把用一种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出来”（林煌天1997：167）。后便提及其作用：“翻译的作用在于使不懂原文的译文读者能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使操不同语言的社会集团和民族有可能进行交际，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同上）。《红楼梦》法语译者之一李治华（2005：140）给“翻译”所下的定义为：“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的工作”。上述定义中也不见有关翻译本质目标的文字，但李氏在其它地方却不止一次论及：“决心用全部精力搞翻译，希望能在中法文化交流工作上多做一点贡献”（同上：142）。“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除了教学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贡献在中国文学传播方面。我认为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它可以扩大并且加深民族间的认识和了解，因此或者可以避兔战争和侵略。”（李治华2005：291-292）

从上文分析来看，不论是季羡林、方梦之还是李治华，他们在定义“翻译”时皆不曾将其本质目标写出，但在别处却俱有论及。情况既如此，我们恐怕不能说他们（或其有关定义）在翻译本质目标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偏离”或“迷失”。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在定义“翻译”时虽不曾涉及其本质目标，他们对该问题的看法却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在我们看来，季羡林对翻译本质目标的认识即可谓戛戛独造，这从他对中华文化与翻译关系的一段经典描述中明显可感。他（2007：10）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灵药就是翻译”。

3.3 词典释义之特性

谭载喜（2000）曾对“翻译”的定义做过研究，发现其虽多不胜数，然就性质而言，可主要分为通俗的定义、文艺学的定义和语言学的定义。通过考察，谭氏得出结论如下：“不论是通俗的，还是文艺学的、语言学的定义，都不外乎把翻译看成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或‘从一种话语到一种对等话语'的转换，指的是从开始视听原文到最终产生出译文的整体过程”（同上：15）。斯坦纳曾指出：“翻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讲不同的语言”（参见曹明伦2007：192）。相信正是因为此，不论是通俗的还是文艺的再或语言学的定义，皆认为“翻译”“不外乎”语言或话语的转换。既然语言是翻译成为翻译的根本所在，《辞书》、《现代汉语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等采用描述性方法对其进行界定或释义，其做法自然无可厚非。历史地看，有关词典对“翻译”所下定义大抵是不可替代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相关定义中没有“使相解”等字眼便认定其“舍弃了我们古已有之的对翻译的本质目标的阐释”，也不能因其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等词句便断定其“把它们的目光仅仅集中在翻译行为或活动的本身”。

许钧曾对比过三本工具书中的“翻译”定义，指出：“就本质而言，三种定义基本一致，但《现代汉语词典》的表述更完整、更科学。《辞海》的定义太窄，将‘口译活动'排斥在‘翻译活动'之外”（许钧2003：63）。许氏所引《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许钧2003：62-63）。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许氏比较在乎相关定义的完整与科学。随着对翻译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全面，今人在为定义“翻译”时也越来越注重全面与严密，唯恐挂一漏万。不妨来看看杨自俭所给两则比较新近的“翻译”定义：“翻译是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以‘忠实'与‘对等'为本质属性，竭尽全力使译文靠近原文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参见赵彦春2005：7）。“翻译（包括口译、笔译、同传与机译）是有文本参照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人类有目的的社会交际行为与活动。”（参见方梦之2011a：8）毫无疑问，上述二定义比之贾公彦的疏及《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的相关释义要精准而全面，但也要繁复和累赘一些。《现代汉语词典》（2003：298）说“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和简要的说明”。明摆着，“确切”和“简要”是词典定义须注意的两个要素。贾公彦对“译”字所作疏之所以如此为人知为人好，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朴而近本，二是要言不烦。我们以为，词典中的定义应一如既往地言简意赅，一些不言自明又或比较辞费的内容不妨留给专著、教材或论文。顺便提一句，前引杨自俭对“翻译”所下之后一定义已入《中国译学大词典》。

4.其它

4.1 关于翻译的认识规律

谢天振认为，今人对“翻译”的几则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和“迷失”了翻译的本质目标，其言下之意，是说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今不如昔。客观而言，就某一甚或某些事物而计，古人的认识可能超过今人，但综而观之，世人对事物的认识应该是后来居上。关于翻译，人们的认识情况如何呢？许钧（2003：58）的意见如下：“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有关翻译的认识不断加深，记录并反映人类认识水平发展的各类词典中也开始有了‘翻译'的一席之地，而这些有关翻译的词条，见证着翻译研究在不断发展着的历史”。杨自俭曾分析中外有关“翻译”的论述和定义20余条，之后指出：“从以上22条，可大体了解中西关于‘翻译'这个范畴的认识过程，从中窥见人们认识的趋向与规律……。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纵向逐渐深化、横向逐渐扩展、理性认识逐渐系统化”（参见方梦之2011a：8）。有鉴于此，今人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是否远逊唐朝贾公彦而“令人汗颜”，也许还有待考察。

4.2 关于贾公彦疏的评价

关于贾公彦在注疏方面的不俗表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评论如下：“公彦之疏，亦极博赅，足以发挥郑学。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具体到“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一疏，学人亦多有好评。罗新璋（1983：9）以为它“足以给人不少启发”。郭延礼（1997：66）也认为：“这一见解出现在一千多年之前，很值得我们珍视”。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贾氏之疏还存在某些不足又或技不如人。在路东平看来，“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只谈及了翻译过程，也就是“只涉及一面，忽视其他”，没能“充分反映”“翻译活动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路东平2011：177）。张佩瑶认为，赞宁笔下的“译之言易也”源自贾氏的“译者易也”，但赞宁对翻译的看法⑥无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赞宁其实是把贾公彦的‘换易言语使相解'的意义升华为通过换易语言而达致的理想文化交流，即能够互补所需，丰富彼此的活动，而非唯利是图的纯商业行为”（张佩瑶2012：97）。

4.3 关于中国古代译论的诠释

在2012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上，何刚强指出：“发见、梳理、阐发中国传统译论是摆在中国翻译学者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中国译论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工作”（参见王宏2013：26）。罗新璋也曾结合贾公彦对“译”字所作疏而指出：“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当能发幽阐微，推陈出新”（罗新璋1983：9）。由此看来，对中国传统译论（特别是古代译论）进行挖掘与诠释，不仅必要而且大有可为。在这方面，王宏印与朱志瑜业已敢为人先，分别推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及《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等相关成果。罗新璋与谢天振在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挖掘与诠释上也有可贵之尝试。此外，张佩瑶在这方面也有染指，因其内容与本文甚为相关，特转引相关文字如下：

从更深一层去想，“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不就是明清两朝数百年里大量译论就翻译的语义与功用所发表的意见吗? 说得再清楚一点，“知夷制夷”的“知”这个概念与意识形态，其实不是可以上溯到“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里的“知”的概念吗? 把这句话放在当代有关翻译与文化碰撞的话语场域内，“狄鞮”这个词的意思就可以外延为“通传他者（the other）之语与中国相知”，而“知”所包含的不单是语言，还有引文前半部分所说的“达其志，通其欲”的“志”与“欲”，也就是他者的文化了。（张佩瑶2012：136）

阅读上段文字，我们以为，如要“绕”到翻译的本质目标（即推动彼此了解与交流），似不必变着法子对贾公彦笔下的“使相解”进行诠释，将孔颖达对“鞮”字所作疏（即“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直接拿来即可，因为其中的“使与中国相知”与上述本质目标明显更粘更贴。遗憾的是，孔颖达所疏为“鞮”字而非今人耳熟能详的“译”或“翻译”。

5.结语

翻译的定义问题实质上是翻译的本质问题，系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今有论者热捧唐朝贾公彦对“翻译”所下定义（实际为贾氏对“译”字所作疏）——“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在我们看来，贾氏上句话本意无非是换用另一种语言或文字使受众明白（原文意思），但也有论者将其中的“使相解”三字诠释为“帮助和促进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将“使相解”作上述诠释并视其为翻译的本质目标本无不可，但因此而贬损一些不曾明示上述目标的“翻译”定义，则还值得商榷。本文以为，“翻译”的定义方式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多元，对不同的定义方式不宜动辄进行价值判断。从逻辑上讲，我们当不能因相关定义中没有“使相解”等字眼便认定其“舍弃了我们古已有之的对翻译的本质目标的阐释”，也不能因其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等词句便断定其“把它们的目光仅仅集中在翻译行为或活动的本身”。某些权威工具书在释义“翻译”时不曾将其本质目标一并写出兴许事出有因：或认为其并非翻译之最本质属性，或认为促进交流与了解乃翻译活动应有之义，又或认为初始目标与本质目标并不相悖，再或认为在别处单独论及更为理想。事实表明，今人对翻译的本质目标并不陌生，非但如此，人们对它的理解与描述还时有况味，看看有关学人为庆祝《译林》杂志出满百期而题写的部分贺词即可见一斑：“世界心灵交流”；“寰球共凉热”；还有“情牵东西文化，嘉惠寰宇士林”（许钧2005：346-47）。不过，关于翻译本质目标的内涵及实现手段，一般人也许还知之不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有关论者提出“换个角度看翻译”倒比较在理。

附注

①本引文下载自网络，其标点与平日所见略有不同。

②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有这么一个注：“‘达其志，通其欲'者，谓帝王立此传语之人，晓达五方之志，通达五方之欲，使相领解”。引言中亦有“使相领解”之表述。

③有的教材和论文给翻译所下定义不止甚至远不止一个，至于有关定义是否皆能“自圆其说”，似未必。

④郭延礼认为，这里的“外内之言”（及“外内言语”），“大约是指周代边境外的夷、蛮、戎、狄等部落的语言和境内华族的语言”。详见郭延礼（1997）。

⑤杨自俭认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系“翻译”的“一般定义”。详见方梦之（2011a：7）。

⑥这里所说赞宁对翻译的看法主要指以下言论：“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树，即东夏之杨柳，名虽不同，树体是一”。详见张佩瑶（201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