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乘槎”典故研究

2014-03-29任继昉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4年5期

关键词：张骞变体典故

周妍，任继昉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12)

“张骞乘槎”典故研究

周妍，任继昉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12)

“张骞乘槎”最初以“乘槎”形式出现于西晋张华《博物志》，“张骞乘槎”字面最初形成于北宋张伯端《修真十书·悟真篇》引叶士表曰：“张骞乘槎自黄河逆上，至天河女宿之度。”典形多达二十余种。“张骞乘槎”记述张骞通西域寻河源一事。历代的使用或沿袭了此涵义，或孕育了新兴内涵。

张骞乘槎；典故；形式；内涵

一、典故溯源

“乘槎”典故最早见于西晋张华《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古人认为天河与海相通，于是居住在海边附近的居民就常有心于寻天河一事。

《汉书》记载了张骞通西域，寻找黄河源头；《博物志》记载了海边居民浮槎、寻天河，后代人常将两个故事串联起来，于是就有了张骞乘槎去寻天河的传说，比喻追寻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境地。

“张骞乘槎”典故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张骞寻河源，得一石示东方朔。”南朝宋刘义庆《集林》和南朝梁庾信《杨柳歌》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字面最初见于北宋。宋代文献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张骞乘槎”故事的由来，但未阐明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可见神话色彩逐渐突显。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第二十七》：“登岸复乘槎，还家径入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宿。’计其年月日，正是此人到天河也。”

二、典形流变

“张骞乘槎”典故产生于南朝，由于当时重视语言文化的学习，出现了新的文学体裁，但史料较为单薄。它常表现为以其中一个相关事物为核心而成的变体形式，均保存在以神话故事为主体的《博物志》一类丛书中，用法单一，仅有“乘槎”“支机石”两个典形，未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南北朝时期，随着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的新时代特点，“张骞乘槎”典故开始呈现出蓄势待发的态势，在原有的“乘槎”“支机石”的基础上，延伸出“流槎”“石支机”“仙槎”“仙槎逐源”“仙石支机”“星桥通汉使”“张骞槎”等典形。

南朝宋·谢灵运《青莲》：

我道玉衡邀，织女则不乐。昔日张骞槎，怪他悤悤过。

南北朝·庾信《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

鱼轩冯轼，泽雉文衣。明月照镜，仙石支机。行云细起，回雪轻飞。

南北朝·庾信《七夕》：

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

南北朝·庾信《杨柳歌》：

可怜巢里凤凰儿，无故当年生别离。流槎一去上天池，织女支机当见随。

南朝陈·张正见《赋得秋河曙耿耿诗》：

月下姮娥落，风惊织女秋；德星犹可见，仙槎不复留。

南朝梁·沈君攸《桂楫泛河中》：

黄河曲渚通千里，浊水分流引八川。仙查逐源终未极，苏亭遗迹尚难迁。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处于文学发展的繁盛时期，语言和文学体裁高度发达，“张骞乘槎”典故的变体形式日益增多，用法各异，使用频率远多于以往各朝各代，如：“博望乘槎”“槎上张骞”“奉使槎”“汉槎”“汉使槎”“问支机”“寻河取石”“寻源使”等变体形式。

唐·沈佺期《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

主家山第早春归，御辇春游绕翠微。买地铺金曾作埒，寻河取石旧支机。

唐·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安石名高晋，昭王客赴燕。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张骞。

唐·杜甫《秋兴八首(依杜韵)》其二：

客寄孤城叹夕斜，神依夔府梦京华。郎官旧恨伤心泪，子美新愁奉使槎。

唐·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八：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

唐·杜甫《天池》：

飘零神女雨，断续楚王风。欲问支机石，如临献宝宫。

唐·元稹《感石榴二十韵》：

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槎。

唐·唐彦谦《蒲津河亭》：

宿雨清秋霁景澄，广亭高树向晨兴。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

唐·廖融《梦仙谣》：

翠凤引游三岛路，赤龙齐驾五云车。星稀犹倚虹桥立，拟就张骞搭汉槎。

“乘槎”“流槎”“仙槎”“张骞槎”“支机石”等典形在隋唐五代的史料中继续保存，内容以写景、抒情为主，表达诗人的离愁别绪或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之情。“张骞槎”仅在《因话录》出现一次，“支机石”常出现在宋之问、李商隐、杜甫的诗歌以及小说中。

宋辽金时期，原有典故十三种变体形式基本继续存在，少了“寻河取石”“寻源使”两种变体，但也衍生出较多新的变体形式，多达十五种。这些变体形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博望乘槎”“乘槎博望”“乘槎使”“张骞乘槎”“张骞犯斗槎”“槎(查)上张骞”，这一类的典形是以张骞通西域这一事件作为主体引申而成；第二种是“乘槎”“汉槎”“博望槎”“张骞槎”“汉使槎”“流槎”“仙槎”，这一类型主要是围绕“槎”即木筏这种事物延伸出来的典形；第三种是“问支机”“支机石”，此种情况主要是侧重于仙女递与张骞的奇物为背景展开而形成的变体形式。

宋·刘筠《荷花》：

香清愿袭衣。即时闻鼓瑟。他日问支机。绣骑翩翩过。珍禽两两飞。

宋·向子諲《西江月》：

风响蕉林似雨，烛生粉艳如花。客星乘兴泛仙槎。误到支机石下。

宋·陈宓《和翁子雅》：

绮词新濯蜀江锦，险韵难追河汉槎。怪见春归不游赏，由来笔下有奇葩。

宋·刘克庄《挽叶寺丞二首》之一：

少日思乘博望槎，中年归种邵平瓜。力辞骠骑安祠廪，因忤弘羊失使华。

金·元好问《吕国材家醉饮》：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长嗟。虚传庾信淩云笔，无复张骞犯斗槎。

元代基本沿袭了唐宋的形式，原有的变体形式继续在诗歌、散文中出现，没有太大的变化，仅出现了“使者乘槎”“张骞泛槎”两个新的变体形式。

元·李元珪《玉山草堂》：

张骞泛槎天上来，相见出门惊倒屣。有酒在樽琴在几，把酒奏琴忘尔汝。

元·乃贤《送陈鍊师奉香归四明庆醮玉皇阁寄王致和真人》：

黄帕奁香出禁闱，东南草木尽光辉。真人拥节三天候，使者乘槎八月归。

明清时期是“张骞乘槎”典故出现的高峰时期，以往各代通行的变体形式使用更加广泛，衍生出许多新的变体形式，典故的基本形式也在长期使用中逐渐固定下来。如：“博望槎”“博望乘槎”“博望仙槎”“乘槎”“乘槎博望”“乘槎使”“奉使槎”“汉槎”“汉使槎”“昆仑槎”“流槎”“石支机”“问支机”“仙槎”“寻源使”“张骞槎”“张骞乘槎”“支机石”。明代特有的典形是“仙槎奉使”“仙槎来汉使”，清代特有的典形是“槎泛支机”“槎浮博望”“槎回博望”“访支机”“张骞犯斗槎”。

明·汤显祖《紫箫记》：

河西汉右瞻灵匹，俺仙槎奉使虚随。叹当年倏忽成离异，看依然旧石支机。

明·胡应麟《布帆行寄徐使君(有序)》：

丹崖翠壁流胡麻，支机却访鹊桥畔。寻源直驾昆仑槎，长洲宫阙闭荒苑。

明·黄洪宪《山海关》：

长城古堞俯沧瀛，百二河山拥上京。银海仙槎来汉使，玉关秋草戍秦兵。

清·严沆《送吴谨侯同馆谪广文还里作歌》：

不知璧水况金门，见移官亦主恩。但看卧坦边韶腹，有日槎回博望源。

清·许孙荃《万里》：

关到玉门中土尽，槎浮博望使星回。犹看定远封侯道，却忆嫖姚佐汉才。

清·黄鷟来《和林润玉锦边莲咏》之五：

夜深晴渚垂珠斗，槎泛支机探绛霄。

民国时期的文献中同样出现了“张骞乘槎”典故的变体形式，不过大都是以往使用较为普遍的典形，此处就不再赘述。

三、用典特色

“张骞乘槎”典故自出现以来广泛流传，并衍生出风格各异的典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仔细品味这些典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内在规律。

(一)句法结构

“张骞乘槎”典故在古代文献中出现时，从句法结构上看，既可以作主语、谓语、宾语，又可以作定语、状语，或单独成句，很少作补语。当“张骞乘槎”典故单独成句时，“杯弓蛇影”典故前少有附加成分，后无语气词。

唐·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

渺渺望天涯，清涟浸赤霞。难逢星汉使，乌鹊日乘槎。(作谓语)

民国六年《河阴县志》云：

张骞泛槎，西见王母赠之，偶植于此，故名仙石榴。(独立成句)

(二)典形活用

“张骞乘槎”典故的典形多种多样，因为诗歌讲究押韵对仗，散文强调词藻华美，时而将典形拆分，时而将典形复合，以达到生动、形象、逼真的效果。典形活用后，语音上优美动听，富于韵律美；表意上迂回婉转，富有深邃感，体现了作者不断创新典故的超凡能力，这样不仅增添了文章的色彩，而且提高了典形的使用率。

明·胡应麟《布帆行寄徐使君(有序)》：

丹崖翠壁流胡麻，支机却访鹊桥畔。寻源直驾昆仑槎，长洲宫阙闭荒苑。

“昆仑槎”这类的典形多数是通过原来的“乘槎”“汉槎”发展而来，因张骞出使西域围绕在今昆仑山附近，因而用“昆仑”一词主要突出了事件地点。

(三)典故联用

古人创作诗文常喜典故，从数量上看，或是两个典故联用，或是三个或更多典故联用；从意义上看，或是意义相近典故联用，或是意义相反典故联用，更有意义无关的典故联用；从形式上看，或是珠联璧合，或是对偶押韵。在历代文献中，“张骞乘槎” 典故既有单独使用的情况，也有与其它典故联用的情况。

清·吴栻《中秋夜独酌》：

庾亮楼头今夜好，张骞槎上几人归。栖迟视见添斑鬓，何日沧江觅旧矶。

“庾亮楼头”源自“庾亮楼”典故。庾亮乃一名武将，曾统率大军，驰骋沙场，在江州建有“庾楼”，文人墨客喜欢登楼吟诵诗词歌赋，寄托自己的哀愁；“张骞槎上”源自“张骞乘槎”典故。两典故联用，表达了作者的孤寂之情。

四、核心内涵的继承——不畏艰难，百折不挠

张骞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外交使节的标杆，他勇于探索、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去探索世界。

先秦时，人们眼中的“西域”是朦胧、神秘的，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穆天子传》记载着人们对广义西域的最早认识，“西域”被称为“西王母之国”。《史记·大宛列传》有：“终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走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记录着张骞通西域的恶劣环境。

汉武帝时期，能有这么一次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是难得的。《史记·大宛列传》：“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史记·大宛列传》：“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既臣大厦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此时大汉在雄韬武略的汉武帝统治下，国富民强，而西域系属一块蛮荒之地，人口种族众多，语言各异，大宛“喜迎”，康居“稽首”，大月氏“志安乐”，既展现了各国实力，又清晰地勾勒出一幅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亲疏远近图。张骞有勇有谋，忠于大汉，想通过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侵扰，历经艰险后，仍不辱使命。

从一个下层驯马官到西域使者，除了有“伯乐”汉武帝外，还与其成长环境密不可分。张骞的父亲，一位云游西域的勇士，时常跟其说起西域的所见所闻。好奇心驱使下的张骞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勇揭皇榜。他怀着对西域的憧憬和向往，挣脱了匈奴十余年的束缚，到达西域，这种对梦想坚持不懈地追求亦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

张骞通西域，让中国人的视野进一步向内陆延伸；而郑和下西洋，让中国的视野从内陆转向了海洋。从西域到东海，他们这种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每个时代的必需品。如今，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繁荣富强的“中国梦”，需要有更多如张骞一般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