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沿河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杨 杰

一、引言

自利性归因，又叫业绩自利性归因，是业绩归因的一种分类。业绩归因是指管理者对本年度经营情况的变化做出的解释说明。业绩可分为上升和下滑；归因可以分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见表1）。业绩上升内部归因IP和业绩下滑外部归因EN就是自利性归因的表现形式。内部归因是指管理者认为业绩变动是自身努力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成本的控制、企业战略的制定、效率的提升等；外部归因是指管理者将业绩变动归结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诸如：汇率的升高、利率的波动、自然灾害和政策的改变等，这些因素是不可控的、不随管理者的行为而改变。

表1 业绩归因类型

自利性归因是对真实归因信息的歪曲，失真信息短期内美化了公司形象、增强了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于公司的信心，长期性的自利性归因甚至会使利益相关者蒙受损失，使公司陷入经营危机。因此，对自利性归因限制作用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在会计信息使用者中，股东是约束会计行为的最主要力量，能对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纠偏，抑制管理者的自利性归因行为，使年报能够客观公正合理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提高年报的信息质量与解释力度，引导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本文以公司股权结构细分维度考察其对自利性归因的限制作用，以期能对上市公司进行股权结构优化提供参考，为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和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的选择提供实证性借鉴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业绩归因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由于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早期对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数据方面，对于年报语言信息披露的关注较低，关于自利性归因倾向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才刚刚起步。

（1）关于自利性归因存在性研究。Salancik&Meindl（1984）指出年报中自利性归因的度量只是一般趋势，进一步演绎出自利性归因存在性的判断公式。Kohutand Segars（1992）研究发现高ROE公司的董事长致辞比低ROE公司董事长致辞所包含的关于过去的主题更多，从而间接验证了归因理论。孙蔓莉（2005）的研究也发现绩优公司更多地用企业内部因素来解释公司优异业绩的取得，而绩差公司也是更多地将亏损的原因归结为管理问题。蒋亚朋（2008）认为公司把盈余下降则解释为经济波动、政策变化等外部原因。孙蔓莉、王化成、凌哲佳（2007）以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为研究背景，证明了在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情况下，管理层的自利性归因行为表现得更为明显。

（2）关于自利性归因与股权结构的研究。孙蔓莉、王竹君、蒋艳霞（2012）以全球500强的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业绩自利性归因倾向在美、中、日三国公司中呈递减状态。王丹丹（2012）以归因字数对自利性归因进行测度，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对自利性归因的限制作用。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结论由于研究样本局限性或研究视角的单一及不系统性并不稳健，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我国证监会只规定了年报的内容与格式，并没有对年报的长度进行规范，而不同长度的年报会影响归因的字数，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以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股权结构按照细分维度测度对自利性归因的限制作用，将对政策选择及制定起有意义的借鉴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假设提出与变量设计 具体如下：

（1）自利性归因倾向指数。在年报归因信息披露中，外部投资者很难判断公司业绩评述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还是存在自我粉饰的因素。管理提升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很难对其进行准确量化。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归因是相互交织的，很难进行准确的划分。因此，本文引入自利性归因倾向来代表自利性归因。自利性性归因倾向是指业绩上升的公司在年报中重点强调公司的管理工作，很少提及有利的环境因素，业绩下滑的公司则更多地描述为不受管理层自身能力控制的外部因素。

年报中关于业绩归因的信息都是以文字形式进行描述，因此用内容分析法来对业绩归因进行统计。为消除年报长度的影响，本文采用归因个数对自利性归因倾向进行赋值。上市公司年报中的业绩归因信息大多体现在“董事会报告”中“经营情况的回顾与分析”部分，可以归纳为两大块，首先是关于公司净利润的解释和主营业务的情况；其次是关于报表数据变动情况的解释。公司的净利润和主营业务的变动可以明显地区分业绩的优劣，但是对于财务数据的变动则不是很好判断。而且有些归因解释也不是很明确，难以区分是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因此，本文界定数据收集如下：（1）财务数据变动参考行业数据进行判断，来确定是优秀业绩还是不良业绩；（2）由于年报特指报告期内的经营业绩，因此以前年度经营因素的影响视为外部因素；（3）某些会计处理导致的业绩变动不视为归因，例如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造成在建工程减少；（4）资产减值损失是由于内部管理存在问题造成的，但是这种归因是间接的。对于没有财务背景的阅读者而言，这种会计术语会使他们模糊主客观因素的界限，误认为是外部因素所致。本文介于上述原因，将这类因素归为外部因素。因此，本文对年报中“经营情况回顾与分析”部分的内容进行逐句分析，找出带有归因性质的句子，并判断业绩情况和归因方向。

本文利用Salancik&Meindl（1984）提出的归因倾向类型，采用孙蔓莉（2012）提出的归因计量模型，得到自利性归因倾向指数如下

（2）股权集中度。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于某些大股东时，大股东会积极主动地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但是，大股东也会为了自身利益侵占中小股东的权益。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中，股东远离企业，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分散的股东会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寄希望于其他股东的监督行为，造成公司监督者缺位的现象。当公司中存在相对控股股东或前几大股东的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相对控股股东会自觉地监督管理者的行为，没有“搭便车”的动机。综上所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或过低时，会计信息受主观操纵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本文提出假设1：

H1：股权集中与自利性归因倾向成U型关系

（3）股权制衡度。股权制衡度是指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限制，以此来避免第一大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侵占其他股东的权益。本文用第二到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表示股权制衡度。在股权较为均衡的情况下，各个股东在董事会中派有自己的代表，积极参与公司的治理活动，加强与管理层的交流，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这些制衡股东可以监督大股东的行为，限制他们利用优势进行自利性归因行为。在股权比较均衡的公司中，自利性归因倾向收到抑制。本文提出假设2：

H2：股权制衡度与自利性性归因倾向反向相关

（4）股权性质。股权性质由第一大股东的性质来决定。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背景，很多公司都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后，国有公司进行股权分置合并而形成，因此国有股股东是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国有股股东由于所有权的缺位，造成国有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权责不对等，使其代表进行自利性归因的动机不是很强烈。本文引入虚拟变量来代表股权性质。股权性质取1时代表国有股控股。由此提出假设3：

H3：国有股上市公司自利性归因倾向较低

（5）基金持股比例。从一般意义来讲，基金主要指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一般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相比于一般投资者，基金公司信息渠道比较广泛，并能够利用研究方面的优势，及时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能够对管理者的自利性归因行为进行纠偏。当管理者意识到自利性归因行为不能到达到预期的效果时，这种动机就会减小。本文提出假设4：

H4：基金持股与自利性归因倾向反向相关

（6）高管持股。高管持股是公司股权激励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减小代理成本，使股东的利益和管理层的利益趋于一致，减少管理层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高管持股可以避免高管的短期自利行为，激励管理者形成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管理层持有的股份越多，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越高。本文提出假设5：

H5：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时自利性归因倾向较低

（二）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基础，考虑到数据可比性问题，剔除2011年新上市的公司，按照如下顺序进行数据筛选：对剩余的公司以每股收益增长额为主关键字，以每股收益增长率为次要关键字进行排序，并从中筛选出每股盈余变动超过0.5元/股和每股盈余变动率超过3倍的公司。剔除每股收益上升但每股收益仍为负数的公司；剔除归因信息披露较少，而且归因性质不明确的公司，这些公司年报只针对报告期内的经营业绩进行了整体回顾，没有涉及具体业绩的变动解释。年报中列举了公司在报告期内在技术创新、产品改进、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描述了报告期内公司所面临的竞争环境，这些大多没有与具体的业绩相联系，很难按照本文所列的业绩归因类型进行分类。经过筛选，共得到109家样本公司，其中绩优组样本46家，绩差组样本63家。

表2 自利性归因倾向影响因素指标

（三）模型构建 对所选变量进行Spearman检验，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剔除不相关变量。检验结果见表3。整体来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上述所有变量都可以引入到模型中。

表3 各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根据变量选取和假设，本文建立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

SSA=β0+β1FS2+β2FS+β3SH2-10+β4FOS+β5SC+β6MOWN+β7SIZE+β8EPS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股权集中度FS的均值为34.6%，标准差为0.17，表明样本中股权结构的形式多样，含有高度集中型、高度分散性、相对集中型。股权制衡度SH的均值为16.11%，大约为股权集中度的一半，说明股权制衡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基金持股FOS的均值为1.55%，，标准差为2.88，各个公司基金持有数差异较大，说明基金投资具有偏好性。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变量描述统计

（二）回归分析 整体来看，调整后的R2为0.62，F统计量为20.42，在0.01的置信水平内统计显著，说明模型拟合度非常好。具体的回归参数见表5。

表5 多元回归结果

股权集中度FS的系数为负，FS2的系数为正，而且都在0.01的置信区间内统计显著，说明股权集中度与自利性归因倾向成U型关系，与之前的H1一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或过低时，管理层进行自利性归因的可能性更大，存在最优的股权集中来使自利性归因倾向达到最低。

股权制衡度SH2-10的系数为负，在0.01的置信区间内统计显著，与H2相符。这说明其他股东的行为能够对大股东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降低第一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而且这种限制作用随着第二至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升高而得到加强。

股权性质SC的系数为负，在0.05的置信区间内统计显著，与之前的H3一致。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国有企业的目标具有多样性，其不仅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起着调节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其职能更多地体现在施行国家政策和实现社会效益方面。因此，对国有股东的评价不单单包括公司绩效，所以国有公司自利性归因动机较弱。

基金持股FOS不具有显著性，与H4不符。研究样本中只有76家公司含有基金持股，说明基金持股具有偏好性。基金来源限定了其投资的方向，大多数的基金偏好风险较低的项目，这类公司的决策者比较谨慎，其冒险进行自利性归因的倾向比较小。再者，基金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重较低，其对于控股股东的约束力有限，不能对自利性归因倾向形成限制。

管理层持股MOWN的系数为负，在0.01的置信区间内统计显著，与之H5相符。说明股权激励使管理层的收入和企业业绩相联系，提高了股东和管理层的目标的一致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单独的货币薪酬容易导致管理者的短期自利行为，长期股权激励能够使管理层的目标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降低自利性归因倾向。管理层持股越多，对自利性归因的抑制作用越大。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股权结构的视角出发，探索股权结构的各个细分维度对自利性归因的影响，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者的自利性归因行为。研究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自利性归因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存在最优的股权结构使自利性归因达到最小；股权制衡度与自利性归因倾向反向相关，第二至第十大股东能够有效地对第一大股东进行监督，降低第一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国有股控股公司的自利性归因倾向低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股股东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司价值最大化，他们还会考虑环境维护、增加就业率等其他社会职能，使得国有股控股公司的自利性归因意愿不是很强烈；高管持股比例与自利性归因倾向呈负相关关系，单独的货币薪酬容易导致管理者的短期自利行为，长期股权激励能够使管理层的目标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降低自利性归因倾向。

（二）相关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与建议：

第一，完善审计业务，提升审计质量。现行审计业务主要集中于财务报表审计，审计师对于年报语言信息的披露关注较少。作为独立审计的第三方，会计师承担着鉴证会计信息真实客观的责任与义务，是股东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会计操纵在会计报表和归因信息披露中同样存在，因此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审计业务时，不能仅关注财务数据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还应该关注公司对于业绩成因的表述，确保管理者公正客观地评价公司的经营业绩，提高审计质量。

第二，适当进行归因纠偏，正确评价公司的业绩和发展潜力。投资者应该意识到自利性归因在年报信息披露中的存在性及危害性。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应该评估公司的自利性归因程度，并根据归因理论进行一定的归因纠偏，以便客观地评价公司的业绩情况和可持续性，在全面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第三，加强对语言信息披露的监管，增强语言信息的可读性。证监会应加强对语言信息披露的监管：强制性地披露公司的业绩成因，并规定统一的披露格式与范围；进一步规范归因的方向，明确清晰地表达归因的性质，增强归因信息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另外，可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机构的做法，将可理解性纳入会计信息表达的质量的评价体系，增强对语言信息的评价与监管。

第四，优化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上市公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优化股权结构，减少管理层的自利性归因。优化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并保持相当数额的中小股东，形成股权内部的相互制约机制，减少搭便车的行为，最大限度地维护所有股东的利益。实行股权激励方式，制定恰当的股权激励数额，以最小的激励成本实现管理者利益和股东利益的统一性。保持并适当提高国有股的份额，使所有权和控制权相统一，减小管理层的自利性归因动机。

［1］ 蒋亚朋、王思：《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信息透明度及归因倾向研究》，《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报》2007年第4期。

［2］ 李维安、李汉军：《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南开管评论》2006年第5期。

［3］ 孙蔓莉、王竹君、蒋艳霞：《代理问题、公司治理模式与业绩自利性归因倾向》，《会计研究》2012年第1期。

［4］ 孙蔓莉、王化成、凌哲佳：《公司报告归因倾向的拓展研宄》，《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期。

［5］ Salancik,G R.&Meindl,J.R.,1984,Corporate Attributions as Strategic Illus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Fall,pp.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