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伟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崇陶”现象的发展流变
——兼论儒道互补在“崇陶”现象中的体现

向 伟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崇陶现象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后世文人对陶渊明不慕名利的高贵人格和归隐田园的隐逸行为的推崇；其次，是对陶渊明平淡自然的田园诗中表现出的归隐之乐和宁静心态的向往和崇敬。崇陶现象的产生及流变，不仅表明了道家隐逸文化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之深，而且也是儒道思想互补的重要体现。

崇陶现象；儒道互补；自由观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高洁的人格和平淡自然的诗风对中国后世的文人和文学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其诗文却并不受时人的重视。直到唐代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经由一大批“崇陶”文人的极力推崇之后，陶渊明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在整个“崇陶”现象中，崇陶者们受出世的道家文化自由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从自身现实处境出发，对陶渊明的隐逸行为进行了适度的改造和阐释，并呈现出儒与道两种思想并行不悖的局面。儒道思想的互补在整个文人“崇陶”现象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一、“崇陶”现象的产生及发展流变

陶渊明及以其为代表的田园诗，在魏晋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将时间回溯至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便可发现，其诗歌并不受时人重视。直至唐宋以后，陶诗的价值才逐渐被人发现，并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经由以苏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大家的极力推崇之后，陶诗才得以真正地迈入了顶级诗歌殿堂之列。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崇陶现象渐露端倪，成为了中国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

在陶渊明所生活的魏晋时期，玄学之风大行其道，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是当时诗歌的主流，像许询、孙淖等玄言诗人是当时的文坛翘楚。相比之下，陶渊明及其田园诗在当时则影响甚微。陶渊明死后，其好友，也是当时著名文人颜延之为其写的《陶征士诔并序》一文中将其称作“南岳之幽居者”，对其诗文仅作了“文取指达”[1]791四字的简单评述。沈约将陶渊明写入《宋书·隐逸传》，但对其诗文并无评价。从钟嵘开始，陶渊明的文学身份渐渐开始得到承认。他在《诗品》中开始关注到陶渊明的诗歌，并评价其诗歌“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风华清糜，岂只田野语耶！”并称其为“古今诗人隐逸之宗”[2]41。梁武帝萧统可谓是陶渊明诗文的第一个真正的知音。他曾在《陶渊明集序》中写道：“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在寄酒为迹也……其文不群，词彩精拔……语时事指而可想，论怀抱旷远且真……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3]并将陶诗八首选入其所编的《文选》之中。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们虽然已经对陶渊明诗文的特色有了一种感性而朦胧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对陶渊明高尚人格的钦佩而作出的一种道德评判与价值取舍，而并非从陶渊明诗文本身的价值出发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

从唐代开始，陶诗的价值真正得以发现。盛唐时期的大诗人王维，可以算作是崇陶的第一个典范。晚年的王维放弃优渥的生活环境，转而追求“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田园乐》）的淡薄人生，并身体力行，效法陶渊明的归隐田园的生活方式，隐居终南山。王维带着“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的放浪情怀，用实际行动体察陶渊明隐逸的乐趣。中唐大诗人白居易也是陶渊明难得的一个知音。他在到访陶渊明旧居的时候曾作下《访陶公旧宅》，其诗云：“不慕樽前酒，不慕琴无弦。幕君遗荣利，老死在丘园”。白居易还作了“仿陶诗”十六首，与陶诗相唱和。白诗不仅从内容上对陶诗进行复刻，而且，在诗歌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也进行了一番模拟的尝试。白诗所表现出的语言浅白通俗、风格质朴自然等特点，正是深受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风所影响的结果。总之，唐代诸多著名文人对陶渊明表现出了极力的认同之后，陶渊明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陶诗中所蕴含的巨大审美价值也渐渐被挖掘了出来，为之后宋元时期的“崇陶”现象步入顶峰埋下伏笔。

宋代文人是把陶渊明从一个平凡的隐逸者和田园诗人推上中国诗歌文学顶峰的策动者。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4]169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推崇，不仅使得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得田园诗这道独特靓丽的风景成功地屹立于璀璨的诗歌圣殿。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崇陶运动中，苏轼是贡献最为杰出的一位。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失意的他对陶渊明的人格和品行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又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一文中说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写道：“去之五百余载，吾犹知其意也。”他更是在《与苏辙书》中对陶渊明其人和其诗作了极高的评价，其言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等人，皆不能及。”[5]35这种前无古人的评价，将陶渊明及其田园诗歌的价值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苏轼也凭其诗文的影响力，使得其对陶诗的评价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说苏轼对陶诗的评价仍旧带有明显的道德情感因素的，陶渊明俨然成为了苏轼对自我人格的完善和对执着人生理想的追求的一个符号，但是，苏轼在经由道德情感膜拜的引入后，发现了陶诗的独特审美价值，而非仅仅停留在对陶渊明隐逸人格的赞赏与倾慕上，这是苏轼与前代崇陶者最为重要的区别之所在。

崇陶现象的顶峰出现在元代。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白朴所言“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6]2代表着元代文人和社会对陶渊明的普遍的接受情况和情感态度。不管是以“东篱”自号的马致远，还是轻唱：“归，学取渊明醉”[7]54的关汉卿，还是“把酒向东篱”的张养浩，无一不是表现出对陶渊明的崇尚与追慕。在众多元代文人大家的极力推崇之下，“崇陶”现象成为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时代潮流，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仍方兴未艾。

二、崇陶文人对道家自由观的嬗变

在整个崇陶现象的发展脉络中，道家思想的自由观念对崇陶文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老子《道德经》中宣扬的“自然”、“无为”的观念成功地奠定了道家思想的理论根基之后，《庄子》将老子的这种学说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将其言说成一种完全不依附于任何外物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即“逍遥游”的境界。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生活在世俗之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栖息的场所，为那些在宦海中浮沉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庇护，这也是后世对庄子自由思想认同和推崇的根本原因。庄子所编织的绝对自由的梦境，是对现实社会中诸多不自由的缺憾而构设的精神代偿。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庄子的自由观在动乱的年代或在遭受挫折的文人身上更受推崇。

（一）由仕而隐的追寻——道家文化自由观由空想向实践的跨越

唐宋是矗立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两座高峰，在这一时期，不仅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思想开放，而且文化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点，这为广泛地接受陶渊明的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崇陶”现象的产生，更为重要的是由陶渊明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庄子提出的绝对自由思想，只存在于理想的虚幻状态，在现实社会中并不能找到切实的途径去实现这种自由。到了陶渊明，他不仅提出了追寻人生自由的理论，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找到了一条通往这种自由的方式——归隐田园。陶渊明笃信在田园生活的躬耕之趣与宁静闲适的农家生活中蕴含着人生的真谛。不管是“晨星理荒秽，待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的田间农事，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田园闲逸，都是从平常的生活中找到生活的“真意”与“自然”，并能将这种生活感受上升为一种淡远、宁静、闲适的人生态度。这就是他之所以“结庐在人境”，却能达到“而无车马喧”（《饮酒》其五）的境界的原因。陶渊明找到的这条归隐田园以忘却人间烦恼的道路，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在此后的王维、林逋和张养浩等大家的身上也可以清楚地察见到。至此，庄子的空想的自由观在现实中找到了一条可以施行的途径，这可以说是陶渊明归隐田园之举和其田园诗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二）不仕不隐的彷徨——对道家空想性自由观的回归

陶渊明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找到了一条通向自由境界的道路——躬耕田园。但是，后世的崇陶者却极少选择归隐这条道路，虽然他们时时都说着“不慕樽前酒，不慕琴无弦。幕君遗荣利，老死在丘园。”（白居易《访陶公旧宅》）显然，后世的崇陶者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陶渊明归隐行为本身的模拟之上，而更加注重的是在精神上与陶渊明实现一种沟通与契合。所以，后世文人认同并推崇陶渊明，并不仅仅是因为陶渊明找到了一条通往自由的可以施行的道路，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和陶渊明有着相似的经历或者境遇，从而把陶渊明当做了自己追求人生自由和高洁人格的一个精神象征符号，陶渊明高尚的隐逸行为成为崇陶者追求完善和高洁人格的一种心灵寄托。如：白居易虽一边在《访陶公旧宅》中感叹：“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但却不会效法五柳先生的隐居行为，相反，却边惬意地饮着酒边欣赏着袅娜多姿的“杨柳小蛮腰”[8]。苏轼虽遭一贬再贬，却仍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执着地唱道：“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他们只是借着陶渊明对东晋朝廷的反判来表达着各自对其所处的时代的看法。陶渊明在这里已经渐渐地演变成了古代文人抒发心中牢怨的符号，这与人们对屈原的追悼有异曲同工之处。“尊屈”与“崇陶”在此实现了一次合流。

在崇陶文人背后，多隐藏着一种在现实中遇挫和仕途失意之后的悲观情调。崇陶文人选择对陶渊明隐逸方式的舍弃，而更多的是把陶渊明当作一个自由的符号，在精神上追求一种与陶渊明自由人格的契合，并将全部的生命情感寄托在歌咏和崇拜陶渊明高洁的品行上。对于那些既难入仕途又无心归隐的崇陶者们而言，他们的“崇陶”之举实际又回到了庄子式的对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的追求的老路上。这种对道家空想性自由观的回归是具有必然性的。在文学被贵族或者士族大家垄断的封建社会，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子弟一般都家境殷实，躬耕田园的劳役，隐居生活的清贫，都使得这些习惯了富家子弟生活的人们极不适应。隋唐开科举之后，虽寒门庶族为官者渐多，但是，他们中的多数在为官的所抱有的初衷就是改善自我的生活环境，光耀祖姓和门庭。因此，他们更不太情愿重新回到他们从前欲极力挣脱的环境中去。

总之，后世的崇陶者们多选择了一条避实就虚的路径，那就是从思想和道德层面极力向陶渊明靠近，而从行为和实践层面上却与其泾渭分明。崇陶至此又实现了对道家空想性自由观的回归。

三、崇陶现象与儒道互补

崇陶文人舍弃陶渊明的隐逸之路而追求与其实现精神上的契合与沟通，是在外部压力的迫使和内在儒家思想的催化的双重作用下所作出的一种矛盾选择。对陶渊明的田园之乐的渴求与艳羡，表现出文人们对自由人生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但是，他们却不能像陶渊明一样纵情于田园，又体现出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对历代文人深入脊髓的影响。儒、道情感的纠葛和文人矛盾复杂的心绪在“崇陶”现象中表现得异常明显[9]。

儒道互补是中国文人生命情感的主线。传统儒学中的所谓“八目”的人生蓝图是历代读书人所心向往之的人生愿景。纵观历史，文人们在壮年之时多是踌躇满志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挫折与人生的苦难的时候，道家的“无为”和“自然”的思想便有了生存的土壤。文人们一方面借着道家思想来进行自我劝慰，另一方面，却又在跃跃欲试、伺机而动，争取有朝一日再次登上政治的舞台[10]。所以，不管是道家思想还是佛家思想，都只不过是历代文人们在遭遇挫折和失意之后，借此来减轻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的一副麻醉剂。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的崇陶者中大多数都是到了中老年之后才开始崇陶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本身就带有一种自我的身世之感在里面，也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使得崇陶现象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他们推崇陶渊明追求自然、闲适、平淡田园生活的精神气质，以求在精神上与陶渊明相契合，使自己被压抑、被束缚的灵魂得到解脱。不可否认，后世的崇陶者在陶渊明及道家思想之中得到过短暂的心灵庇护，他们在现实的苦痛之外，找到了一片短暂而宁静的精神栖息的净土。陶渊明作为一个精神符号的存在，其在减轻失意文士遇挫后的痛苦和文人自我生命的保存上都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但是，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后世文人们其实从未在陶渊明处得到过真正的恒久的自由。因为精神的慰藉总是短暂的，而且不会对苦难和困窘的现实处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更为关键的是，往往在后世文人被残酷的现实人生击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便用陶渊明这剂镇痛剂来对自己实行自我麻痹，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消极颓废心理。元代文人的游戏人生和玩世不恭，在这方面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总之，在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多数崇陶者一方面用陶渊明来医疗现实的创伤，一方面又不抛弃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封建文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争取更大的自由空间和缓和封建社会的矛盾都是极其有益的。但是，也有的后世崇陶者既不效法陶渊明的归隐田园，“独善其身”，也不积极锐意进取，以改善自身处境来获得更大的自由，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精神鸦片，任自己的人生自由浮沉，这不仅是文人自己的悲哀，更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封建社会的悲哀。

[1]李善.文选：卷五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钟嵘.诗品注[M].郭绍虞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萧统.陶渊明传[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4]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文学史教研室编.苏轼《与苏辙书》[M]//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孙安邦.天边残照水边霞（白朴卷）（元曲名家精品类编）[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

[7]施绍文.关汉卿戏曲集导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8]陈婧.白居易的咏陶诗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2）：55-58.

[9]边利丰.论陶渊明对玄言诗风的审美超越[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41-45.

[10]黄关蓉.李纲对陶渊明饮酒和咏菊诗的继承[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61-64.

（责任编辑：张新玲）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henomenon of “Tao-admiration”: a Discussion of Confucianism-Taoism Complementation in “Tao-admiration”

XIANG W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Tao-admiration”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thought. Two aspects may illustrate it: the later m en of letters spoke highly of Tang Yuanming’s lofty moral character and his returning to the rural life as a hermit; the happy life as a hermit and his peace of mind reflected in his pastoral poetry has aroused high applaus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ao-admiration” complex reflects the deep i nfluence o f Taosim’s herm it cu lture on C hinese m en of le tters a nd t he central re flection of the Confucianism-Taoism complementation.

“Tao-admiration” phenomenon; Confucianism-Taoism Complementation; view of freedom

G112

A

1009-8135（2014）04-0109-04

2014-04-26

向 伟（1987-），男，四川泸州人，西华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