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贤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浅论黄宗羲墓志铭“破体为文”现象

李爱贤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黄宗羲打破墓志铭四言铭文的固定句式，在铭语中大量使用虚词；改变墓志铭固定的写作程式；在具体的写作中运用了议论、抒情等手法；一改前人称美不称恶的写作体例；在记叙墓主生前事迹的同时加入了对自我的强烈观照。这些“破体为文”的做法，突破了墓志铭“用”的功能价值，提升了墓志铭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地位，对后世的墓志铭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黄宗羲；墓志铭；破体为文

一、破体

破体，原本是书法用语，是区别于“正体”而言的一种写法，是对“正体”的突破和创新。唐代张怀璀《书断》谓：“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1]113。“唐李颀《赠张诗》有：‘小王破体咸支策’，小王指王献之，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引徐浩语云：‘钟（繇）善真书，张（旭）称草圣，右军（王羲之）行法，小王破体，皆一时之妙。’破体谓行书小纵绳墨，破右军之体也。”[2]可见，在书法写作当中，破体便是“小纵绳墨”，而使字体富有创造性。

在文学创作中，这种破体现象早已有之：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中说：“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闻类赋之贬。”[3]3313萧齐时的张融也在《门律自序》中指出：“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常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吁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辣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4]729可见，张融自觉地突破文体限制，融各体之长，文章为世人所惊，收效甚好。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钱钟书《管锥篇》中：“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5]66周振甫《文章例话·破体》中：“破体就是破坏旧的文体，创立新的文体。”[6]213这些都是文学创作中破体的现象。

一般而言，自文体被划分开来以后，一文一样，每个文体大体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规范、文体特征及用途。然而，一种文体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文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情况下完成的，正如吴承学所说：“在文体史上，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7]107后世很多作家在进行某种文体创作时，会不时地融入其他成熟文体的创作元素，打破文体原有的稳定性和固定创作范式，使文体表现出不同于原有文体的特点来。这看似是对原来文体的破坏，其实不然，因为“破体，往往是一种创造或者改造。不同文体的融合，时时给文体带来新鲜的生命力。”[7]110在很多情况下，“破坏”也就意味着创新，这种“破坏”正是新文体的审美价值所在。

二、黄宗羲墓志铭破体为文的表现

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黄宗羲在进行墓志铭创作时也不自觉地运用了其他文体的一些表现手法，使得其墓志铭表现出新的气象来。黄宗羲墓志铭“破体为文”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黄宗羲的墓志铭打破了原有墓志铭四言铭语的固定句式，并在铭语中大量使用虚词。墓志铭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墓志和墓铭。“志”的部分就是序，多用散文记载墓主人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部分多用沉雅肃穆的四字韵语，以延续“志”部分的未尽之意，来表达对逝者的悼念和赞颂。而黄宗羲的很多墓志铭打破了墓铭固有的四字韵语句式，表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来。如《唐烈妇曹氏墓志铭》三言铭语曰：“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坟，千年室。记城冢，慎勿逸。”[8]272《瘦庵徐君墓志铭》中的杂言铭语是“珠在渊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润。君子之在乡，凿腐朽以利刃。松耶柏耶，尚以利其后胤。”[8]237再如《提学佥事来菴袁公墓志铭》的铭语“洞庭之水东兮，其底无穷。著公之武功，贵阳之山逼兮，其高不测，敷公之文德。”[8]230整个铭语用杂句，灵活自由，使感情显得自然充沛。黄宗羲的一些墓志铭铭语甚至出现了小说家的描述语言，如《时禋谢君墓志铭》的铭语为：“父老言君偶夜出，见二巫鬼于道，叱之而灭。郭外墟墓间，磷火荧荧，人夜行，辄闻有呼之名者。君戏与友约，独往熟睡，至晓寂如也。呜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8]224通过鬼魅遇谢时禋也退避三舍的故事来表现时禋的忠孝之德。全铭语用散体语言，如讲故事，读之亲切感人。黄宗羲墓志铭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在此不多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铭语中还使用了大量虚词，如“而”、“耶”、“兮”、“也”、“呜呼”、“矣”等，这种现象是汉魏墓志铭中极为少见的，而黄宗羲有意这样写作，无疑是对原有庄重典雅的铭语的“破坏”。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论墓志有正体变体，说：“其为文则有正变二体。……又有纯用‘也’字为节段者，有虚作志文而铭内始叙事者，亦变体也。”[9]149黄宗羲在其墓志铭中使用了虚词，那么就是其墓志铭“破体为文”的表现。虚词的使用，为原来固定四言铭语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文章情感更加抑扬顿挫。刘师培曾在《文章原始》中指出：“古代之初，虚字未兴，罕用语助之词，故典谟誓诰，无抑扬顿挫之文。”[10]8汉魏六朝的碑志文，尤其是铭文很少使用虚词，文风显得古板凝重。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肯定了文章中虚词的使用，说“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11]9，就是说虚词用得好，能使文章情感有声有色，跌宕抑扬，收到尺水兴波，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妙效。如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铭语曰：“采药何许，侯潮山矗。日之出兮，以晞吾发；日之没兮，以寄吾哭。前有谢翱，君固其族，阗阗隐隐，终古如昨。水耶哭耶，问诸海若。”[8]214中“兮”、“耶”等虚词的使用，一唱三叹，作者的悲痛怅惘之情娓娓道来，郁勃淋漓。

其次，黄宗羲改变了墓志铭的写作程式。“程式本是文章各种组成要素按照某种特定规则组合起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质，程式的变更与调整自然导致一种新质的产生”[12]21。传统的墓志铭往往按顺序依次叙述墓主姓名、里籍、先祖、行治（仕宦及行绩）、卒葬（卒日、葬日、葬地、年寿）、子嗣，最后再写铭文，而黄宗羲的墓志铭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如《进士心友张君墓志铭》中作者开头并没有写墓主的姓名、里籍，而写张心友逝后，众人含哀，哀心友张君“有才而业未就也，有志而学未遂也”[8]186。随后又写时风众寡，很多人醉心于科举之业，而忽视科场之外的经世之业，表现其对汲汲于功利之学的不满。而后才将笔触转向墓主，写其生平事迹，一生成就，最后写卒葬年月、子嗣，再写墓铭，表达哀悼和赞颂。再如《敬槐诸君墓志铭》，在文章之始，作者并未提及墓主诸敬槐，而是就用细腻的笔触回忆甲寅之年，群盗满山，自己和耄耋老母颠沛流离，寄住在诸来聘（诸敬槐之子）家之书室后与敬槐家人的融洽生活，文章中间才写及墓主姓氏、生平事迹等有关墓主的信息。另外，如《李杲堂先生墓志铭》、《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志铭》、《万充宗墓志铭》等文章，都打破了常规墓志铭的程式，是黄宗羲有意打破文章之体式而“破体为文”。黄宗羲的很多墓志铭都一反常规写法，信手拈来，意到笔随，完全没有碑版之文死气沉沉的迹象。

再次，黄宗羲在墓志铭创作中善于运用议论、抒情等多种手法，也是其墓志铭“破体为文”的表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墓志有正体变体：“其为文则有正变二体。正体唯叙事实，变体则因叙事而加议论焉。”[9]149方苞《古文约选》中评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时云：“墓志之有议论，必于叙事缨带而出之。此篇及王深甫志则全用议论，以绝无仕迹可纪，家庭庸行又不足列也。然终属变体，后人不可仿效。”[13]3994议论手法融入到墓志铭创作当中，打破了墓志铭常规死板的叙述，属于墓志铭的“变体”。因其相比于原体有所突破，被视为破体。黄宗羲的墓志铭，以叙事为主，以议论为辅。如《邓起西墓志铭》，作者首先写起西举乡试，以母丧不去，母丧之后任不仕之事；接着写起西为师守丧之事，随后写作者避居读书，起西跋山涉水来访黄宗羲一事。而在文章之末，作者大发议论曰：“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于时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缚虎之急，势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顾今之逃于释氏者，钟鼓杖拂，投身浓艳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尽丧。起西之在玄门，苦身持力，无异于全真之教；有死之心、无生之气，以保此悲天悯人之故我，无愧师门。即邓牧、张雨，亦不愿为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禅师语录，流通颇不寂寞。世无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销沉。”[8]216-217通篇有三分之一都是议论，籍以表达自己对不得志时逃往释氏之人的不满和对邓起西苦身持力，守其师说，无愧师门的赞扬。该议论大气磅礴，振聋发聩，耐人寻味，颇具杂文风格，亦是破体之表现。

黄宗羲很注重文章的抒情性，他在《论文管见》中说：“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庐陵之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8]481可见，文章不仅以理为主，如果忽略了情的存在，那么文章也不会打动人心。黄宗羲的很多墓志铭中都蕴含着浓浓的深情，如《敬槐诸君墓志铭》中“来聘求余志墓，余初辞之。念少时意气奔放，离别都不在心，乱后瘁于哀伤。吴霞舟先生舟中别我，余行二十里，先生复掉三板送之，呜咽涛中；沈眉生书尺往来，纸有泪痕，舟发虞山；邓起西立忠烈祠边，涕泪交下；陈锡公来学，去之日，手巾拭面，而泪不能止，其临水黯然者不在此数。清风朗月，思之不可为怀。君河渚之泪，如何消破？因援笔为之铭。”[8]194君子之间情深意切，临风送别，涕泪交流，读来凄楚蕴藉，感人心脾。念及敬槐先生当年“老泪纵横，徙倚河渚”[8]193送别的情景，百感交集，不能释怀，遂提笔为之属铭，悲凉可涕。

再次，不虚美，不隐恶也是黄宗羲墓志铭“破体为文”的表现。墓志铭往往是受人所托而作，一般情况下称美不称恶，其意图在于表明孝子贤孙的心意，树立家门风范，宣扬家族的鸿威懿德。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道：“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14]128因此，在后来墓志铭的创作过程中，称美不称恶已经成为一种惯式。然而，黄宗羲在墓志铭中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虚美、不隐恶。如《高旦中墓志铭》中毫不避讳，说：“盖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亦未必纯以其术也。”[8]147又言“日短心长，声名就剥”[8]149。有人建议他可以将上面的语言稍加修改，使其变得圆润不尖锐，而黄宗羲执意不改，并说：“是是非非，一以古人为法，宁不喜于今人，毋贻议于后人。若鄙文不满高氏子弟之意，则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损；尹氏铭文，其家别为墓表。在欧阳公且不免，而况于弟乎？此不足道也。”[8]462黄宗羲个性刚正不阿，即使高氏子弟请求其修改锋芒，但还是坚持“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法则不铭”[8]461的原则，直书不隐。黄宗羲墓志铭有褒有贬，打破墓志铭称美不称恶的定式，则亦是破体。

最后，黄宗羲墓志铭还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观照”意识，这也可视为其墓志铭“破体为文”的表现。传统墓志铭都采用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一般都是“外审型”，即“‘我’视‘人’”的叙述视角。而限制视角有多重内涵，如还有“内省型”即“‘我’视‘我’”的视角。黄宗羲的墓志铭叙事视角特点不但表现出传统的“‘我’视‘人’”的叙述视角，更表现在“‘我’视‘我’”这种视角上的灵活运用。如《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志铭》中黄宗羲之所以对东林之后魏子一先生推崇备至，是因为魏子一先生尚经世、务博学，对当时房社、科举之业不屑一顾又自视甚高，正是黄宗羲所推服的豪杰人格。魏子一好尚旁通艺事，自然是不拘一格之人物：“顾子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子一上书，见知于天子，锐意问学，远驾经生，先友宿艾，望风推服，莫窥其底里。加之旁通艺事，章草之书，倪、黄之画，杨冰之篆，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无非诗书之所融结，学侣挹其精微，词宗称其绝妙，一时盛名，无处其右。……然子一实有过人者，余束发交游，所见天下士，才分与余不甚悬绝而为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昆铜、余弟泽望及子一四人。”[8]198从上述这些话我们可以得知，黄宗羲主要写魏子一其人其事，并对魏子一评价甚高，然最后的“余束发交游，所见天下士，才分与余不甚悬绝而为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昆铜、余弟泽望及子一四人”[8]198却暗含着黄宗羲对自己的定位，也包含着黄宗羲以豪杰人格自许的潜在意蕴。

三、结 语

黄宗羲坚持大体须有，定体则无的宗旨，“破坏”了墓志铭四言铭语的固定句式，并在铭语中大量使用虚词；改变了墓志铭固有的写作程式；在墓志铭创作中融入了议论、抒情等散文常用的表现手法；一反前人称美不称恶的墓志铭写作惯式；在写墓主其人其事时隐含着对自我身心的强烈观照。这些新的突破，使黄宗羲的墓志铭表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黄宗羲的这种“破体为文”的做法，一改墓志铭只有“用”的功能[15]，突破了墓志铭原有的创作藩篱，提升了墓志铭文体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地位，对后世墓志铭创作和批评提供了借鉴意义。

[1]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曾枣庄.中国古典文学的尊体与破体[J].北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64-65.

[3][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张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钱钟书.管锥编·全汉文卷十六（补订重排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周振甫.文章例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7]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黄宗羲.黄梨洲文集[M].陈乃乾，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9][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0]王锺陵，主编.彭黎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散文赋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清]櫆刘大.论文偶记[M].郭绍虞，罗根泽，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2]侯吉永.韩愈破体为文论——以其碑志文体为中心[D].河南：河南大学，2006.

[13]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4][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汪悦.北宋妇女的婚姻与生育——以墓志铭为研究样本[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74-79.

（责任编辑：郑宗荣）

An Analysis of the “Po-ti” Phenomenon in Huang Zongxi’s Epitaph: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is Epitaph

LI Aixi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Huang Zongxi has changed the fixed four-character writing formula of epitaph, and widely used function words in his epitaph. He used discussion and lyric style in the specific writing, and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highlighting the beauty but cancelling the ugliness.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life story of the dead his own reflection is m ingled. This untraditional writing style has broken free from the “Use” function of ep itaph and enhanced the aesthetic and literary value. It ha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later epitaph writing.

Huang Zongxi; Epitaph; “po-ti” Phenomenon

I207.6

A

1009-8135（2014）04-0080-04

2014-05-07

李爱贤（1987-），女，甘肃古浪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