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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赛罗》中爱米莉亚的女性意识分析

2014-03-25罗春霞

关键词:奥赛罗男权莎士比亚

罗春霞,曹 青,李 柏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76)

一、引言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被一代又一代人传颂,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无价之宝。本·琼生在《第一开本》的献诗中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文主义家,莎士比亚创作了一批敢于向封建主义挑战、栩栩如生且独具风格的女性人物形象。正如歌德在《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1914年)中所言:莎士比亚对人性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和高度上,都发挥到淋漓尽致。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全剧描述了勇敢的黑人将军奥赛罗轻信奸人伊阿古的谗言,对妻子苔丝狄蒙娜的贞洁产生怀疑,最终因嫉妒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酿成一出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伊阿古的妻子爱米莉亚在认清自己的丈夫是这出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和背后操纵者后,勇于反叛丈夫、说出真相并指认丈夫的罪行,不幸被丈夫用剑杀死。这暗示了在父权制社会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最终难逃生命终结的悲惨结局。因此,此剧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女性命运的悲剧。

爱米莉亚作为一个女性陪衬人物,其形象随着全剧矛盾冲突的展开而逐步丰满。本剧一共有五幕,共15场,在剧中爱米莉亚一共出现103次。虽然直到第二场她才出现且只有三句台词,但在第五幕戏剧高潮部分也就是戏剧矛盾冲突达到顶峰时,她出现了45次,对于剧情的推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爱米莉亚有着正直、不畏强暴、心直口快的泼辣性格,这一性格在奥赛罗向其证实苔丝狄蒙娜是否忠贞时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给读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恪守妇道、对丈夫伊阿古百依百顺、言听计从的好妻子形象[1]。爱米莉亚前后形象和性格的巨大反差体现出她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和崛起。本文通过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来分析爱米莉亚从屈从到反抗的心路历程,探究她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以及悲剧命运的原因。

二、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基督教文化里,《圣经》记录道:女性是上帝用男性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因而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2]。上帝创造夏娃是为了满足亚当的需要,帮助他排解寂寞,因而夏娃作为女性的身份不是独立的。她是次要的,是他的补充。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言:“公众的或纯粹的社会权利自始至终都属于男人。”[3]35所以“千百年来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庸”[4]。女性意识的苏醒显得尤为可贵。

文艺复兴时期提倡“自由与平等”的人文主义精神,但这种权利的实现必然要遭到千百年来封建社会传统力量的阻碍。因而文艺复兴时期,贞洁、服从、沉默仍被视为妇女的美德,背离它就等于罪恶[5]。这种对女性行为的规范体现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以及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否定。从女性主义角度看,超越男性给女性限定好的、温顺的、沉默的妻子形象,正好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认为,长期以来女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受到的歧视都是根深蒂固的。在经济上女性因没有工作而不得不依靠男人;在社会上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在家庭中女性结婚之前要对父亲惟命是从,而结婚之后要唯丈夫马首是瞻[6]。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女性都接受男性对她们的塑造,并竭力扮演好男性给她们安排好的、既定的角色。人类首先要破除男性中心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女性看成和男性平等的主体,才能帮助女性从男权社会的桎梏和失语中摆脱出来,建立和谐的主体间性关系[7]。女性要摆脱男性的束缚就需要跳出被禁锢的思想牢笼,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

女性主义批评者玛丽琳·弗兰克认为,莎士比亚根据性别文化观把两性的本质两极化。男性的,即有序的、固定的、结构的,因而是完美的;女性的,即流动的、游移的、无形的,因而是不完美的。女性将所有一切转变成她的属性,而且一再变化,叫人无法捉摸[8]。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在“最具父权特征的莎士比亚的文本上大显身手,是不可避免的”[9]27。从女性主义立场看,莎士比亚出于对“自然”“法制”“纪律”“秩序”和“和谐”的维护,才将女性塑造为超越常规,改变既定性别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形象而加以否定或使之死亡[9]28。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不符合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因而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人物大都摆脱不了被抛弃或死亡的命运,喜剧中的女性人物大都最终臣服于男性,成为男性的附庸。

三、爱米莉亚主体意识的建构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意识到自己不是从属于男性的客体,而是与男性平等的另一个主体,表现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能不断批判地认识,进而反省自我,从而能够在男性当权的社会中追求其平等的人格尊严和自由解放的个性。在探讨爱米莉亚与剧中男性角色如伊阿古、奥赛罗以及凯西奥的关系看其女性意识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在与丈夫伊阿古的关系发展中,爱米莉亚的女性主体意识变化体现得最为明显,经历了妥协和顺从、苏醒和崛起,最后到抗争的历程。

爱米莉亚主体意识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体现在她的沉默和对丈夫的惟命是从。在第二幕第一场爱米莉亚首次出现时,伊阿古以丈夫这一男权社会具有代表性的身份对爱米莉亚进行羞辱和诽谤。“她有些话是放在心里说的,人家瞧她不开口,她却在心里骂人。”对于丈夫的横加指责,她只是用“您没有理由这样冤枉我”[10]585这一苍白无力的语言回应,而不过多地为自己辩解。随着剧情的推动和发展,伊阿古逐步点燃了奥赛罗对妻子苔丝狄蒙娜的怀疑和对副将凯西奥的嫉妒之火,爱米莉亚卷入到了此剧的中心事件之中。她偶然拾得奥赛罗送给苔丝狄蒙娜作为爱情信物的手帕,造成了戏剧的悬念,也为奥赛罗最终因嫉妒之火杀妻酿成悲剧埋下了伏笔。她没有将手帕归还给苔丝狄蒙娜,而是沾沾自喜,顺从丈夫的意图,将手帕交给了丈夫,用以讨好丈夫。但回报她的仍然是丈夫粗暴和淡漠的言语。当她问及伊阿古此手帕的用途时,“哼,那干你什么事”[10]620的回答体现出她只是丈夫的一个附属和工具,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人的话语权和人格。尽管她处于没有尊严的境地,但丈夫要求她马上离开时,她依旧默默顺从。这个阶段爱米莉亚的主体意识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她妥协在丈夫的权威之下,扮演着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的温顺的妻子形象。

随着情节的发展,爱米莉亚和伊阿古的矛盾冲突逐渐增多,她开始对伊阿古、奥赛罗等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身份表现出不满。在第三幕第四场中,爱米莉亚与苔丝狄蒙娜的对话“男人是一张胃,我们是一块肉;他们贪婪地把我们吞下去,吃饱了,就把我们呕出来”[10]630,从侧面影射出爱米莉亚对于男女间不平等的地位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她意识到女人只是男人的陪衬,在婚姻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时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处于苏醒的萌芽阶段。在与苔丝狄蒙娜探讨贞洁的话题时,她用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来阐述她的想法,表明她的立场和观点:“或是无缘无故吃起醋来,约束我们行动的自由,或是殴打我们,削减我们的花粉钱,我们也是有脾气的,虽然生就温柔的天性,到了一个时刻也是复仇的。让做丈夫的知道,他们的妻子也和他们有同样的感觉”[10]659。这可以看做是她作为女性身份的独立宣言,她开始正视男性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枷锁,并表达她对于男性在物质、思想和行动上对女性处于支配地位的不满。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开始崛起。

当情节发展到戏剧的高潮,苔丝狄蒙娜死于丈夫之手,爱米莉亚最终发现自己顺从的丈夫竟是笑里藏刀的幕后“杀人凶手”时,震惊之余,她打破传统,毅然背离丈夫,说出事实真相。伊阿古多次以其丈夫的男权身份压制她,意图阻止爱米莉亚说出真相。从“太太。好了好了,守住你的舌头吧”到“什么!你疯了吗?快给我回家去”、“算了,闭住你的嘴”,再到“放明白一些,回家去吧”,最后到刺杀爱米莉亚前“长蛇的淫妇”、“贱人,你说谎”[10]675。伊阿古从最开始温和地劝告、无奈地请求到以丈夫的身份命令,再到气急败坏地诋毁、辱骂爱米莉亚,他的态度的转变正是由于爱米莉亚一反之前默默顺从、对他言听计从的态度,敢于当面直接对抗他,拆穿他虚伪的面具,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和感情。“我不愿收住我的舌头;我必须说话。夫人在这儿床上给人谋杀了。”[10]674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爱米莉亚无意中成为了伊阿古的“帮凶”,面对苔丝狄蒙娜被谋杀的事实,带着悔恨的心理,她开始勇敢地争取自己的话语权。“照理我应该服从他,可是现在却不能服从他。也许,伊阿古,我永远不再回家了。”[10]674这是她女性意识开始反抗的阶段,也是她为脱离以伊阿古为代表的夫权社会的抗争和宣言。因为女性的从属地位要求她们在男性面前保持沉默、屈服和顺从。“闭住我的嘴?不,不,我要像北风一样自由地说话;让天神、世人和魔鬼全都把我嘲骂羞辱,我也要说我的话。”[10]675“苍天在上,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各位先生。”[10]676爱米莉亚强烈地渴望表达自己,渴求拥有女性话语权地位。她要真实地表达她的思想,而非伊阿古强加给她的,并且希望能获得其他男性的认同,从而提升女性话语权的力量。“我说的是真话,愿我的灵魂享受天福;我的话是跟我的思想一致的。我死了,我死了。”[10]676虽然爱米莉亚最终为谋求话语权做了抗争,她的女性主体意识也基本得到了确立,但她无法逃离被丈夫刺杀的悲剧命运,她刚苏醒的女性意识最终被扼杀。

四、爱米莉亚悲剧命运的原因

爱米莉亚女性命运的悲剧原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莎士比亚男性作家的身份及其觉醒的不彻底性是分不开的。

第一,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封建社会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的转型时期。以伊丽莎白女王为核心的英国王权一方面需要大力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极力维护王权的封建统治地位。虽然文艺复兴繁荣时期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仍是男尊女卑[11]。人文主义撒播的火种在封建蒙昧主义当道的中世纪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挑战,但“只要家庭和私有财产世袭依旧作为社会的基础,女人就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3]42。爱米莉亚虽然敢于宣告自己的声音,但她逃离不了封建礼法的束缚,因而她只能走向死亡,难逃沦为男权社会牺牲品的悲剧命运。

第二,在男权当道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十六十七世纪,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被视为合法自然的时代,莎士比亚作为男性的身份也无法摆脱当时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女性主义广泛讨论了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遭到限制、歪曲以及被边缘化的种种表现[12]。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无论多么大胆和睿智,最终都难逃父权和夫权的圈子,无法摆脱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束缚。随着20世纪女性主义在莎评领域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男性才是真正的主角。虽然他的笔下表现了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是受男性身份的影响,他可能与当时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基本相一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下,他的笔下不乏出色的、富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亚,但他对女性的界定并没有超越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的局限,以及他作为男性作家的性别意识。鲍西亚毕竟还是顺从了父亲的遗愿选夫。莎翁的经典悲剧是通过削减女性力量、淡化女性的存在来建构男性的主体意识和父权制度,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以维护当时的父权社会为出发点的。女性在莎翁笔下的悲剧中大多是被否定的对象,以可悲的结局告终,因而他剧中的女性除了从属于男人外,难逃被抛弃和牺牲的命运。莎士比亚对父权社会的维护也赋予了爱米莉亚死亡的悲剧命运。

第三,爱米莉亚竭力想要摆脱父权和夫权制社会的压迫和束缚,追求自我意识,谋求话语权。她临死前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论更是与女主人公苔丝狄蒙娜被丈夫刺杀时仍顺从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但在男权当道的文艺复兴时期,没有经济地位的支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觉醒,最终需要以其生命终结为代价来迎合当时男权社会的主流意识。虽然爱米莉亚在善恶间选择了说出真相,但受当时男权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她无法跳出受男性禁锢的思想牢笼,只能通过身体的消亡换得精神上的自由。由此可见,女性在觉醒的道路上仍有许多未知的迷茫和艰难的挑战。女性要想独立、自由,就必须冲破自己思想的牢笼和束缚内心独立的“铁栅栏”,认识自己地位的平等性[13]。爱米莉亚的觉醒是“虚假解放的典型产物”,在“男性实际上是唯一主人的世界里,只有空洞的自由:她诚然是自由的——却没有结果”[3]47,因而难逃死亡的悲剧命运。

五、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奥赛罗》中女性陪衬人物爱米莉亚前后形象和性格的反差,探讨了其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以及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伊丽莎白女王的光辉熠熠夺目,但在父权制社会,绝大多数女性仍难逃被压制和束缚的命运[14]。女性觉醒的道路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阻碍,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是有局限性的。莎士比亚笔下虽然描绘了众多的新女性,但他的男权视角让他笔下大多数的新女性难逃生命终结的悲剧命运。“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10]293不仅是哈姆莱特的呐喊,也是莎士比亚的心声,更是爱米莉亚这一类女性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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