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党坚持群众路线的价值意蕴

2014-03-24李大棚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4年3期

李大棚

[摘要]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成功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我们党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胜利。

[关键词]长征时期；群众路线；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 D231；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3-0005-03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进行长征，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长征的历史昭示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是党的事业的力量之源、胜利的保证。贺龙在总结红军长征的战斗经历时就曾指出：国民党军队“靠飞机大炮。我们红军靠什么呢？靠群众。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1]深入挖掘和总结长征时期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价值意蕴，对于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增强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价值

（一）提高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水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首要观点，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尊重群众和服务群众。长征时期，红军在其所经过的地区根据不同民族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政策、纪律和法令，严格要求全军上下，从红军的领袖、各级指战员到普通战士，都身体力行、模范执行。这一方面，使各民族群众由此对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从亲眼目睹中体会到红军是“自己人”，是咱老百姓的军队，红军将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群众对红军态度的变化，也使我们的红军将士进一步增强了自觉执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自觉性。从而不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实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从思想政治层面上不断提升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水平。

（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坚持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一种原理、一种理论，要发挥现实的指导力量，就必须深入到实践中。长征中，我们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大都是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群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还产生了怀疑、恐慌和仇恨的心理。红军在这里没有群众基础，处于极其艰险的境地。如何化解复杂险峻的形势？我们党采取的举措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制定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建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为主要奋斗目标的先进的民族政策，使几千年来深受压迫、剥削和歧视的沿途少数民族群众耳目一新，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广泛拥护和支持”[2]。如红25军为了加强群众工作，处理好党和军队与民族群众的关系问题，规范军队的行动，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等规定，丰富和发展了长征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的内容与要求。如此等等，促使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奠定了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理论自觉。

二、历史价值

（一）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在评价长征意义时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又是播种机。这一时期，积极有效地开展群众工作已经成为党和红军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其中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是推进群众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内容。党领导红军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的：一方面，在沿途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有针对性的宣传策略。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深受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在精神上长期遭受欺骗、麻痹，所以虽然过着非人的生活，却并无自觉的革命意识。红军到达这里后，就通过宣传标语、口号、戏剧表演、群众大会等形式，宣传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人民本质，揭示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启发人民的革命意识、阶级意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推翻一切压迫人的反动势力。红军还积极深入到群众中，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主张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组成最广泛的联盟，推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宣传红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的翻身解放而战斗的军队，并以实际行动证明红军的人民军队的性质”[3]，以及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1935年6月15日，党中央向全国民众发出《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群众，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蓝衣社匪徒”[4]，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民族民主革命的洗礼，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一切，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革命思想基础。

（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党领导的红军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关系到红军能否战胜敌人、完成战略转移以及开辟新革命根据地的重大问题。所以，1935年1月14日，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强调，在地方开展群众工作的目的是为着争取红军在决战中的胜利。实践证明，党领导红军开展的群众工作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从而获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为红军力量的壮大和长征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据统计，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期间，扩充了新战士5000多名[5]；四川雅安地区的天全、庐山、宝山、雅安、荥经、名山6县有4000多人[6]；甘孜藏区，仅巴底乡就有270多人参加红军[7]。红军队伍到达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前，坚持不住民房，帮助群众救火，乡亲们见后很是感动，于是就主动帮助红军介绍情况，船工们还奋不顾身地帮助“十七勇士”渡过了大渡河，粉碎了敌人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畔的企图。红军过草地时，藏族民众不仅纷纷拿出粮食，还主动带路，帮助红军走出了漫无人烟的大草地。在长征途中，群众为红军筹款筹粮、送水做饭、掩护伤员、传送消息等感人事迹数不胜数。“正所谓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群众之中，红军的群众工作取得了人民群众的帮助配合，有力地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8]

（三）增进了民族团结，为我们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一个政党的政治生命。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除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外，别无他途。长征期间，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增进各民族团结，赢得各民族群众的支持。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一是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红军每到一处，都通过各种形式不厌其烦地向当地群众宣传、讲解党制定的“国内外各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的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政策[9]；二是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三是建立革命政权，帮助少数民族实现自治。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带领各族人民实行土地革命，建设红色革命政权，并尝试推举少数民族人士担任政权的主席；四是制定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由于这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在长征中得到较好的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团结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不仅争取到更多的少数民族朋友，赢得他们的广泛支持和帮助，还为我们党今后制定和建立正确的民族统战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有益经验。

三、时代价值

（一）必须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与本质要求。长征的胜利让我们深知：党的宗旨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变，更不能被抛弃。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得到发展。

（二）必须彰显人民主体的价值观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要时刻牢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红军长征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既有数量上强于我数倍的敌军围堵，又有自然条件的恶劣，红军粮衣匮乏、伤员安置和兵员补给困难以及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不了解。面对这些艰难困苦，党制定了尊重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民族政策，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的群众运动，加强了同各族群众的上层人士合作。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四军团结白利寺活佛格达成功走出大草地等故事，就是其中的典范案例。历史经验证明，红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党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也离不开党发挥和实现人民群众主体的价值作用。它启示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各自的任务。”[10]

（三）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党的群众路线，不仅是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制度性要求。有效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不但要着眼于提高认识，锻炼党性，强化能力，更要注重建章立制，形成制度性成果。长征期间，我们党就很注重从制度建设方面，推动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自1934年12月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始，红军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纪律、训令、指示、规定等。红军在进占遵义前，发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族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整顿纪律，向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1935年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要求全军将士严格政治纪律，绝不准对少数民族有任何的骚扰，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严厉地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昧偏见。”[11]1935年8月15日，红25军为了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该军中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1936年3月15日，红四方面军攻占炉霍，朱德在炉霍喇嘛寺召开各部队负责同志会议，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自觉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争取藏胞的支持。此外，又给部队制定了4项具体规定：1.尊重当地风俗习惯；2.爱护好藏胞一草一木；3.不经藏胞同意，不准进入藏胞的家屋；4.看管和喂好藏胞家中的牛羊。1936年6月19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布《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政治部（处）了解回民情况，联合他们，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回民的解放斗争。总之，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颁布了大量的规章条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这种把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化思想，对于推动新时期我党建立和完善贯彻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发展的阶段，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使得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化，群众工作内容更加丰富，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这就对党实现群众路线工作的常态化、持久化提出了新的挑战。鉴于这种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党必须从制度建设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贯彻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共四川省涪陵地委党史工委编.贺龙在川东南[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26.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7.

[3]秦宇忠.红军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的历史功绩[J].西藏党校，1997（02）.35.

[4]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396.

[5]中共毕节地委党史办公室.红军在黔西北[M].毕节：毕节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86.50.

[6]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M].成都：四川社科出版社，1986.144.

[7]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237.

[8]张啸.红军在长征中开展的群众工作及其历史作用述略[J].陇东学院学报，2012（06）.57.

[9]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527.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