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信来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论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雷信来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南诏大理国是隶属于唐宋王朝的地方民族政权，其政治思想当然应该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和法的理论、政治哲学问题、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问题、道教佛教与政权的关系、儒学和政治生活的关联等，是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故其政治思想理应属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范畴。这意味着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具有亲缘关系的同时，亦将呈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前苏联学者K·A·莫基切夫和中国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权威专家徐大同都对此进行过概括〔1-2〕。尽管这两位学者对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界定有一定差异，不过他们都抓住了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本文要讨论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将在清晰掌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以此为参照，概括归纳出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鉴于目前学术界对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尚处于较薄弱之现状，故笔者不惴浅陋，就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略作探析，偏狭缺漏抑或不免，海内方家正之为祈。

首先是国家和法的理论。国家和法的理论认识是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命题，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研究亦概莫能外。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国家”表达的是王朝国家或者天下国家的意思，与今天我们常说的来自西方的主权国家概念不同。有学者提出，唐朝初期“南诏开始了其国家化进程”，并认为“影响南诏国家化进程的因素很多，但基本的是内部和外部两个因素”〔3〕。与南诏的国家化进程同步进行的是南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包括南诏的官制、刑事法律、土地制度和民族习惯法等丰富内容。如果说南诏初期就展开了国家化进程的话，那么最晚至公元902年南诏灭亡时，南诏的国家化进程也基本结束了。随后的大长和、天兴、义宁三个相继王朝，尽管他们存续的时间较短，但理论上应把这一时期视为是南诏国家化进程的延续。换句话说，如果把唐朝初期视为南诏国家化进程的起点，那么到义宁国灭亡则是这个进程的完结。类似于汉承秦制，大理国在继承南诏、大长和、天兴、义宁政治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形态，附属于政治国家的法理认识和法制建设亦更加完善。

其次，关于政治哲学问题。就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理论看，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浑然为一体。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所谓精华是说哲学的认识是深刻的，且具有普遍性。在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究竟该把哪些命题视为政治哲学，或怎样才能更清楚地概括出政治哲学性命题是一个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但至少如下一些问题都可以算为政治哲学，如自然崇拜、本主崇拜、土主崇拜、天人关系、社会历史观等等。这些问题与政治理论、政策等交融在一起，其中一些问题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例如彝族独有的民族宗教——土主崇拜，巍山彝族土主崇拜是彝族祖先崇拜中的宗族崇拜。它诞生于南诏以前，在巍宝山南诏土主庙建立之后进入了繁荣时期〔4〕。作为蒙氏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想极力通过族人的崇祖溯源活动，形成心灵上的谐振，凝结成一种向心力，迸发出一种认同感、归属感，起到维系和团结的重要作用。……所以，土主是神权与政权结合的产物〔5〕。借助土主崇拜的力量，南诏有效连架起居地各异的中国彝族群众的族源及亲缘关系，不仅造就了彝族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加强了彝族的民族凝聚力，而且为南诏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乃至稳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如天人关系，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者出于政治合法性和稳固统治的需要，不遗余力地搭建自己与上天和神灵的关系，宣扬自己是天命所贵之人，政权自然是出于天命神受。不仅统治者这样宣传，大理国高氏家族的一些权臣亦照此吹嘘自我。在《兴宝寺德化铭碑》中就有说高逾城光“有着龙的后代的异相，他的一切美德和才能是上天生成的”〔6〕。从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些命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应该花大气力研究的艰深问题之一。

再次，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也应是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当国家组织体系框架搭建起来后，统治者治国安邦的理念将通过治国方略和具体政策表现出来。虽然南诏大理国在民族发育、社会文明、政治成熟程度等方面远低于唐宋王朝，但其治国方略和施政能力却也不失智慧之举，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例如南诏国的开国君主借助唐朝的帮助吞并六诏，抓住有利时机统一云南，纵横捭阖于唐朝与吐蕃之间，使南诏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这足以彰显南诏国统治者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能力。再如南诏对有学问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任用，对内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移民政策，对外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大理国开国君主段思平的文治武功，段氏和高氏的君臣相对之道，段氏家族和佛教的关系，大理国对宋王朝的国家认同等问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应特别注意这些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

第四，在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还应把伦理道德问题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从学科上划分，伦理道德应该是另一个独立的领域。伦理道德不同于政治思想，比如在先秦法家那里，他们便把政治和道德分为两种不同的事情。不过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些派别把伦理道德和政治生活紧密地连接起来，即政治泛道德化和道德泛政治化，这一点在儒家那里表现得十分突出。儒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为一，也就是把道德与政治合而为一。把道德政治化，以道德治国虽不是中国古代所独有，但由于儒家在专制社会占正统地位，因此伦理政治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上。在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上，德、德治等伦理道德问题亦是重要的政治命题，它不仅关涉南诏大理国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而且还渗透入南诏大理国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治策之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伦理道德并不是纯粹的伦理学问题，因为它能够和天建立起紧密的逻辑关联，于是天道往往会成为历代王权论证权利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也是如此。翻开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南诏大理国的国王们的身世或祖先都不平凡，都和天或神灵有某种渊源关系，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上合天道通过一定的逻辑推演转换为下合人道，进一步具体化为南诏国的德化精神和德化治世思想，以及大理国的德运精神和德运治世思想〔7〕。延及后世，可以推论出元代大理总管提出“神武不杀”理念，与南诏大理国的德化德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第五，道教、佛教与政权的关系。每种宗教都有其特定的基本教义，这些宗教属于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与现实政治有一定的距离。然而任何宗教都是社会思潮的产物，是以意识形态为纽带的社会集体，不可能完全超然于政治〔8〕。比如佛教，它的天国理想、济世主张和宗教道德等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会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发生关系，许多佛教徒也曾以各种方式参与政治。从历史过程看，佛教教义及佛教徒的宗教观念、社会观念、政治观念都曾深刻地介入当时的社会思潮，并以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对世俗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产生影响。

儒、佛、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三教之间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这是魏晋以降中国思想史的显著特点之一。在南诏大理国历史上，三教的冲突并不明显，它们对当时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也推动了政治思想，特别是政治哲学的发展变化。与中原地区魏晋以来三教争衡与斗争不同的是，南诏大理国的各种宗教却能够共存于同一个政治屋顶下，相互涵摄、兼收并蓄地协同发展是其呈现出的独特格局。南诏时期，统治阶层对道教和佛教均信奉，相比较而言，佛教的发展规模和影响程度更为广泛深远。在《南诏德化碑》记载的“辟三教，宾四门”〔9〕中“三教”就包含道教在内。在唐朝与南诏“贞元会盟”的誓词中亦可见到道教的话语及其思想的流布，这说明在8世纪以前道教对南诏的政治生活曾发挥过较大的影响力。道教能够在南诏前期流行扩展，可能和南诏比较接近道教发源地——蜀地有很大关系。南诏后期直至大理国，佛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鼎盛态势，道教则相对式微。因发源地和传输路径的不同，不同的佛教教派先后进入南诏大理国地区，这些教派均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与政权结缘，为南诏大理国政权披上了一层厚重的佛教外衣。如果说南诏政权和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的话，那么大理政权和宗教的关系则是彼此渗透、水乳交融之关系。如何在理清南诏大理国宗教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解读当时的宗教与政治生活的关系，特别是宗教对于政治危机化解之作用，就成为研究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六，儒学和政治生活的关联。只讨论道教、佛教和南诏大理国政权的关系问题还不够，把儒家思想文化纳入南诏大理国政治史研究范畴，同样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西汉以前，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家，儒学只是诸子学之一学。因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0〕。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通过专制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儒学，使儒学获致独尊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据史料记载，西汉时中央政权已经在云南设治，那时的云南与内地就结成为一体。在此过程中，儒学作为中原文化以官方渠道传入滇云大地自不待言，而其经由民间渠道进入云南则应早于西汉。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大一统论是其核心。《南诏德化碑》作为南诏时期存留下来的珍贵金石资料，为考察此时期儒家思想在南诏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南诏德化碑》的作者据说是郑回，他是中原地区有儒学传统的官僚士大夫家族的后裔，因他身为王者师，后又出任清平官，故儒家思想当然成为他辅佐南诏王安邦治国的依据。通过研读《南诏德化碑》可见“儒家大一统的尊君思想是该书的指导思想”〔11〕，那时儒家的伦理道德亦成为南诏社会的行为规范准则。两宋时期，因宋王朝的政治偏见，导致云南与宋王朝的政治关系比较松弛，但是双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云南和宋朝的经济文化联系是相互伴生的，即不存在单纯的经济联系或文化往来，两者在时空上往往是同时发生同步完成的。这是官方的文化传播渠道，而经由民间渠道，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入云南，则发挥了文化传播主渠道之作用。大理国出现的儒释、释儒、释僧阶层，以及儒家学说成为大理国开科取士的必考内容，均说明儒学似乎已成为大理国的官方学说。

另外，对《南诏德化碑》和大理国金石文献的专题解读；南诏大理国的归化思想，对唐宋王朝的国家认同；南诏大理国的意识形态；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和中原地区政治思想的对比分析等，也都是本研究应关注的对象。

以上说的几项其实还没有把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说完全，但这几项大抵都是不可缺少的。基于上述内容，本文认为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大体可概括如下：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政权和法的理论思考、政治哲学问题、治国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问题、道教佛教与政权的关系、儒学和政治生活的关联等等；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得以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

〔1〕K·A·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4.

〔2〕徐大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2-3.

〔3〕罗家云.南诏国的法律与社会控制〔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2.

〔4〕张丽娟.巍山彝族土主崇拜现象解析〔J〕.南方论刊，2012（2）：66-68.

〔5〕杨甫旺.彝族土主崇拜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9（1）：49-55.

〔6〕龚友德.白族哲学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98.

〔7〕朱安女.文化视野下的白族古代碑刻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2：66.

〔8〕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338.

〔9〕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381.

〔10〕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23.

〔11〕木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17.

（责任编辑 杨朝霞）

On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History Political Thought of Nanzhao-Dali Kingdoms

LEI Xinlai
（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Nanzhao-Dali Kingdom is the regional ethnic regime of Tang-Song Dynasty,so its political thought should belong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The history of Nanzhao-Dali Kingdom political thought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state and legal system,political philosophy,strategy and polic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moral principle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Taoism,Confucianism and state.

Nanzhao-Dali Kingdoms;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research object

K207

A

1672-2345（2014）01-0001-04

10.3969∕j.issn.1672-2345.2014.01.0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1YJC770021）；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重点项目（2012Z120）；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YB201203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MZ010）

2013-09-09

2013-10-23

雷信来，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南诏大理国政治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