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据最新报道，3月1日在昆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侦破已取得第一阶段战果，除被击毙的凶徒以外，逃逸的案犯已经全部抓获，这一消息足以令死难与受伤者家属及伤心和愤怒的国人得到初步安慰。但从反恐斗争的一般规律而言，这些案犯的抓获尚不能算案件完结，同时，这一事件的发生也提醒人们当代中国反恐斗争的严峻性，这值得人们迫切地关注和思考。

以极端暴力手法进行某种政治宣示，这在1970年代以来的国际史上并不鲜见，但“9·11”后所出现的恐怖主义与过去的秘密暴力政治有很大不同。新恐怖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后冷战的环境里出现的，因此具有国际化、强化的极端宗教性和更加无分别地针对平民目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当代的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非传统安全成为根本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总体安全的事务，这在效果上与过去的外敌军事入侵等威胁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其源起于某一特点地区和人群，但恐怖袭击却是任何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威胁，而不是局部性与地区性的危险。这是我们思考昆明惨剧及其影响的首要基点。

本次袭击参与人数众多，恐怖分子训练有素，且有境外恐怖组织的策划和组织背景，因此不同于过去报道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袭击在偏远的西南城市发生则表明，针对中国的恐怖组织已经有能力组织和实施针对国内其他同类目标的袭击。这就使当代中国非传统安全威胁升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级别，进而也势必促使国家和社会重新评估历来应对恐怖袭击的理念、政策、力量建设与运用方针。更进一步，也自然会影响国人的日常安全观念和生活。

如此规模的恐怖袭击牵涉复杂的较长时间策划、准备和部署，也需要复杂的人员招募和训练，以及大量的资金流动，其行动人员的派遣和护送，武器的装备都会牵涉秘密的国内渠道和支持系统。而针对这种地域上跨度超越地区，甚至国界的新威胁，从国际反恐经验看，要有效应对和消除这种威胁，最优先和关键的需要是由国家统一指导和执行的情报保障作业，综合运用科技和传统情报搜集与分析手段，并具有国际情报合作和跨地区情报整合的手段。袭击发生表明，在这方面我国还需要对现有的反恐情报工作做大力的改进。

从力量建设和运用角度看，过去以传统军事威胁为主要指针的国防力量在应对恐怖袭击时需要做相应的调整。恐怖袭击是一种低烈度的战争行为，其主体并非制式军队，因此，反击这种攻击所需要的力量必然是融合传统国防力量、特种警力及各级警务力量的系统。这种力量的核心无论在部署、训练、装备以及战术上，都需要与反恐行动相适应的指挥及战法观念。而在当代中国这样高度商业化和人口众多的社会里，民用大型公共设施的日常安保和防护也需要在反恐意识的指导下作相应调整。这都不是单纯的打击兵力建设，或传统的应急机制所能安全承担的。应对升级的威胁迫切需要升级力量，抓获凶犯的战果不能延缓这一全局的紧迫性。

从国际反恐的案例和广泛研究看，恐怖组织的形成都需要特定的社会基础。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课题，反恐不仅要有情报和打击的硬政策，还需要针对恐怖主义的根源作彻底的分析，对滋生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全球案例表明，恐怖主义危害的不仅是他们声称的人群，他们也危害其所属的族群，通过极端政治口号绑架其族群，制造人群间的仇恨，撕裂总体社会和生活，从而为自己制造泛滥的温床。因此，要从根本上应对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国家不仅需要调整和提升反恐的直接行动力量，还要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有关政策领域进行深度反思，做出适切调整，并坚持付诸施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