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才，周岐琛

苏松重赋是明清经济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当时苏州一府的税粮超过了浙江全省。这一现象肇始于明初，其后虽然经历了建文、宣德年间的减赋，但时有反复，直到雍正、乾隆朝两次减赋，苏松重赋这一延宕数百年之久的现象才得以稍有改变。减赋得以实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帝王的宽仁、抚臣的力争、言官的疏请，或部臣(如允祥)的主动奏请等因素学者们已讨论甚多①罗仑、范金民:《清前期苏松钱粮蠲免述论》，《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吴伯娅:《顺康年间苏松逋赋与清政府的有关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6期;彭雨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与治水》，《江汉论坛》1984年第6期。。但除了朝廷、官府的因素之外，苏松籍士绅的陈情乃至驾前请愿也使帝王直接听到了民间的吁请之声，他们是苏松减赋得以实行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学术界虽然对江南减赋活动中士绅的独特作用有一些研究，但主要限于晚清时期②熊月之:《明清江南重赋与地方士绅的减赋努力——以冯桂芬为中心》，《史林》2004年第6期;徐茂明:《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对清代乾隆朝之前江南士绅在苏松减赋运动中的作用则鲜有研究。本文以辑撰《苏松历代财赋考》的周梦颜及袁黄、彭绍升为中心，对此进行探讨，期以引起学界的注意，并就正于方家。

一

重赋最为直接的受害者是苏松百姓，由于赋税之重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以致常常折屋变产、鬻女卖男也难以足税。民间对于重赋之苦感受尤深，晚清吴县人冯桂芬曾记述道:“余生长田间，深知其苦。先淑人家为催科所破，尝谓桂芬曰:‘汝他日有言责，此第一事也。”③冯桂芬:《江苏减赋记》，《显志堂稿》卷4，清光绪二年冯氏校邠庐刻本，第6页。再如，太仓人周象明曾作《苏松田赋考》，凡数百卷之多，对苏松重赋有深切的感受。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周象明传:“有从弟以逋粮自鬻，象明积赀赎之。既而复然，卒归之，终身赡给焉。”①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36《人物》，清嘉庆七年刻本，第7页。在抚臣言官奏陈于庙堂之上的同时，民间士绅为了生民利益，也竭诚努力，他们或著书撰文，论列苏松重赋之“冤”;或直接付诸行动，乃至驾前请愿。他们的不懈努力与地方抚臣、中央言官相呼应，作用不可轻视。

苏松士绅减赋请愿影响最大的是康熙年间的两次请愿。一次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苏松士绅刘延栋、朱尔秀、李安臣、张三才、胡克成、朱士楷等人在康熙第二次南巡到虎丘时，直接到驾前上奏恳请。另一次是康熙三十八年，周梦颜及陆淳风等人的康熙行在请愿。同治《苏州府志》周梦颜传载:“(周梦颜)年四十二始补诸生，生平以利济为怀。念吴中浮赋为民生累，康熙己卯，上南巡，偕同志陆淳风等具疏赴行在跪奏，交督臣张鹏翮查议。会鹏翮奉命他往，事遂寝。”②同治《苏州府志》卷96《人物》，清光绪九年刊本，第13页。两次请愿虽然都无果而终，但这些行动扩大了减赋活动的声势，使帝王直接感受到了民间的强烈诉求。

面对重赋之苦，明清以来苏松地方士绅撰写了大量有关苏松重赋的著作与文章。他们或考述重赋的来由，或申诉减赋的必要，或提出减赋的措施。例如，吴江人袁黄作《赋役新书》，昆山人顾炎武作《官田始末考》《日知录·苏松浮粮考》，周梦颜辑撰《苏松历代财赋考》，长洲人沈德潜作《浮粮变通议》，常熟人王应奎作《浮粮变通议》、李安臣作《请减苏松浮粮稿》，太仓人陆世仪作《姑苏钱粮三大困四大弊私言》、王闻炳作《苏松浮赋考》、周象明作《苏松田赋备考》，吴县人潘曾沂作《减赋私议》，昆山绅士刻印《苏松浮粮汇考》、松江人刻印《松江绅耆备录便览》，等等。这些士绅的论著与抚臣奏疏目的相似，但内容不尽相同，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论述苏松重赋之“冤”比抚臣、言官更加详备具体。明清地方官吏背负沉重的征赋压力，其考成十分严苛，守令苏松者虽敲驳催科，仍难完足。他们往往因征粮未足而被罢官革职，因此，地方官吏减赋的吁请也十分迫切。但他们在疏奏中所言因篇制、帝王、朝臣心理等因素的制约，对苏松重赋的原因陈述得较为简单，有时还较为含蓄。如苏松重赋的原因，历来流行的说法是朱元璋惩吴民殉守张士诚，但康熙八年言官施维翰疏陈时论及苏松赋税独重的原因则说:“揆厥所由，此地元末时为张士诚所据，横征无艺，故明因之。”③《苏松历代财赋考·请减苏松浮粮疏稿》，清康熙刻本，第5页。比较而言，苏松士绅记述的重赋原因更加详明，如周梦颜辑撰的《苏松历代财赋考》④国家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苏松历代财赋考》均不著撰人，胡克诚、罗冬阳认为“作者实乃清人周梦颜”(《周梦颜与〈苏松历代财赋考〉》，《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本文从其说。中论列苏松重赋之误与冤十分具体:明初惩吴民附寇使“毒流无已”;官田三遭籍没，苏松官田赋税尤重;误编两项赋额(赈济用的济农仓积米误编入正赋，官田因版籍混淆，不提供农具牛车而承担重赋);本朝不知浮额来由，赋额悉照万历初年;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元年有豁免上谕而未实施;万历后加增之赋本朝尚未革除;本朝赋税多于万历，等等。更为具体的是，《苏松历代财赋考》还列述了抚臣、言官鲜有论及的导致重赋更重的琐细事项:漕米加增之弊，漕粮改折赋额增加近五倍，白粮募船水脚应豁除，白粮不可轻议改折，现今赋额更过于顺治初年，二月开征苏松益困，课吏越来越严苏松益困，存留起解不依以前定例，因死亡逃绝而新荒田地未续报，苏松火耗等于他省正供，漕项从无蠲免之例，等等。他们详细考述苏松重赋的原因，使其“冤”更为凸显，减赋更显急迫。

其次，减赋要求更为彻底和多样，也更难于为部臣和朝廷接受。抚臣与言官疏陈减赋多集中于比照常州或酌减二三成浮粮，减赋的程度比较有限。如江苏巡抚韩世琦减赋之愿十分迫切，曾痛陈征赋的内心煎熬:“自顺治二年至康熙元年，岁岁挂欠，积逋动盈千万，守令之铨授斯土者席未暇暖，褫革旋加，日怀参罚处分之惧，莫展催科抚字之劳。百姓之生于其地者，皮骨仅存，衣食不谋，惨受追呼敲朴之苦，几无安土乐生之念。即康熙二三两年，臣竭尽心力，多方劝惩，仅能如额措完，斯迫于功令，不得不令民剜肉医疮。论之考成，虽可免过，揆诸抚字，负罪良深。窃念继此以往，日甚一日，民髓愈枯，民力愈诎。若竟图取盈，不亟变计，则鸠形鹄视，啼饥号寒之遗黎，不胥填于沟壑，必流散于四方。”①《苏松历代财赋考·请减苏松浮粮疏稿》，第3～4页。但他对实施减赋并无太多奢望:“目前军国多需，势难多减，乞依常州接壤之科。再若万万不能，亦祈十分之中稍减其二三。”②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32《户政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800页。江苏巡抚汤斌于康熙二十四年提出的减赋方案则更为谨慎，“不敢远引宋元之说，亦不敢比常镇嘉湖之例”，只是祈求“将苏松钱粮合盘打算，各照科则，量减一二分，定适中可完之实数，无存过重必欠之虚额”③《苏松历代财赋考·请减苏松浮粮疏稿》，第35页。。与其相比，地方士绅提出的减赋要求颇为多样，往往比较随意，要求也更高。如周梦颜提出，苏松浮粮应予豁免而非蠲赦，说:“豁免浮粮者，永远之实惠;屡行蠲赦者，暂沛之恩膏。”“小民所沾实惠固莫大乎豁浮粮，国家所享令名亦莫大于豁浮粮。”④《苏松历代财赋考·豁免之恩溥于蠲赦》，第42页。有时，他们还因减赋的方式不同产生争论，如常熟人王应奎虽一文学之士，著有《柳南诗钞》，但也对苏松浮粮之重感触殊深，于是撰《浮粮变通议》一文。但他提出的方案则显得过于理想，说:“减耗缓征，可救一时，非所以垂万世;科则递减，可苏民困，非所以裕天储。为今计，莫若以苏、松浮粮摊之天下轻额田。每亩以一合为率，而二郡所浮便可减其大半。是天下无加征之苦，而二郡有减赋之实;国用无毫厘之亏，而民生有再苏之乐也。”⑤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32《户政七》，第789页。对于王应奎近乎天真的想法，同样饱受重赋之苦的长洲人沈德潜提出了批评，因为“同为天家之赤子，乃移此之祸置之于彼，譬如剜臂之肉，补股之疮，旧痛稍已，新痛又加。且苏松之减者后或缘他故而仍增，而他处之增者定为规则而不可复减，其弊何可胜穷。”沈德潜提出的方案有二:一是周忱、况钟奏减苏松官田之税的方法，以使民困稍苏;二是准“嘉湖常镇中赋之重者”以定苏松之则，因为“岂四郡(嘉湖常镇)之田额皆狭而苏松之田额独宽?四郡之年岁皆歉而苏松之年岁独丰?四郡之民俗皆贫而苏松之民俗独富?”⑥沈德潜:《浮粮变通议》，《清经世文编》卷32《户政七》，第790页。

最后，言辞峻厉、情感急切，间或有不尽符合史实之处。作为重赋的直接受害者，地方士绅往往以饱含感情的文辞，痛陈重赋之害。这在周梦颜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在述及明太祖加苏松赋税时说:“两郡小民长在汤火中矣。从此罄南山之竹不足以供鞭笞之板，决东海之波不足以洗愁怨之肠矣。”⑦《苏松历代财赋考·苏松浮赋始于官田》，第16页。在表达对于豁免浮粮的期盼时说:“故知有旷代之圣君，方能豁除旷代之积弊，恭遇我皇上厚德如天，爱民若子，恩赦之纶屡降，蠲租之诏频颁，僻壤穷乡罔不加惠，决不以此大利大害更留之于后圣后贤，此两郡小民所以遥望北阙，叩首待恩，而目不暂瞬者也。”⑧《苏松历代财赋考·豁免之恩溥于蠲赦》，第42页。当述及重赋之弊时，乃至与明朝亡国相联系:“宜乎李贼至城下，守陴者先挥其人去而后向空发炮也，则皆明祖垂统之所致也。于天何怨?于人何尤哉?”⑨《苏松历代财赋考·苏松浮赋始于官田》，第16～17页。为了将苏松重赋之冤状写得更加形象逼真，乃至有不实的描述，如对苏松在明初何以重赋，《苏松历代财赋考》有这样的记载:

张士诚之据吴也，颇长于守，徐达、常遇春辈尝尽力攻之而不破。士诚败后，明祖欲尽屠吴民，刘基止之曰:“困于重赋足矣。”乃以籍没前代官田皆照其租额定税。⑩《苏松历代财赋考·有明赋额偏重苏松等郡》，第14页。

朱元璋惩吴民附寇而致重赋的说法虽然代不绝书，但已有学者质疑。遍考各类文献，更未见有刘基“困于重赋足矣”的记载。明清之际的周梦颜在三百年后何以“发现”刘基所言，无一凭据。刘基入明后任御史中丞，职掌考察之事，与经济无涉。可见周氏所言极可能是臆说。

虽然地方士绅的论述难免有诸多不足，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重赋的状况与历史，也为减赋政策的实施创造了舆论氛围。他们的努力对当时的抚臣、言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江苏巡抚周伯行与乡绅周梦颜之间的同气相求，即可见其互动之一斑。据《苏州府志》周梦颜传载:“康熙时，巡抚张伯行闻其名，延致幕中，以地方利弊相质问。梦颜指陈得失，悉心佐划。郡守陈鹏年亦极加优礼。”①同治《苏州府志》卷96《人物》，第14页。

二

苏松地区的疏陈减赋者，大多是德行高洁之士，其中既有学界巨擘，如顾炎武、沈德潜，也有理学名臣，如汤斌、陆世仪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最为著名的劝善贤达也加入了其中。如撰著《苏州府赋役议》和《赋役新书》的袁黄，撰著《苏松历代财赋考》并赴康熙行在请愿的周梦颜，以及其后的彭绍升，都是著名的力行善事的学者，他们将佛学的果报思想与儒家的伦理精神结合起来，著善书，行善事。吁请苏松减赋、旌表减赋贤士是他们劝善、行善的重要行谊，劝善、行善是他们吁请减赋的精神动力。祈求苏松减赋堪称贯及明清两朝江南慈善活动中的一条红线。兹以慈善事业中声名最著者袁黄、周梦颜、彭绍升为例说明之。

袁黄(1533—1606)，字坤仪，号了凡，祖籍浙江嘉善，寄居苏州吴江。袁黄乃江南慈善活动的倡导者，著有《功过格》等，被誉为“圣人”，乃至“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②彭绍升:《居士传》卷45《袁了凡传》，《续藏经》第88册，第268页下。。他在任宝坻知县时，曾许行善事一万条，正为何时得圆满而苦恼时，“夜间偶梦见一神人，余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减粮一节，万行俱完矣。’盖宝坻之田，每亩二分三厘七毫，余为区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委有此事，心颇惊疑。适幻余禅师自五台来，余以梦告之，且问此事宜信否?师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况合县减粮、万民受福乎?’”③袁了凡:《了凡四训》，尚荣、徐敏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42页。可见，减粮就是最好的行善。袁黄于宝坻如此，上《苏州府赋役议》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的行善。据《赠尚宝少卿袁公传》记载:“(袁黄)奉总宪札，与常熟宫坊赵公用贤共议清核苏松钱粮。公上《赋役议》，一曰分赋役以免混派，二曰清加派以绝影射，三曰修实政以省兵饷，四曰查派剩以杜加赋，五曰免协济以恤穷民，又清减额外加征米银十余条。”④朱鹤龄:《愚庵小集》卷1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9册，第188页。所议十分详明。但因为当政者申时行以为吴人不当言吴事，遂使议而未果。

袁黄之后江南另一位劝善贤达周梦颜(1656—1739)，一名思仁，字安士，昆山诸生，对袁黄十分推崇，并深受袁黄影响。他博通三教，著作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万善先资》《欲海回狂》《西归直指》，集为《安士全书》。所述“征引事实，详示因果，切企举世之人，同怀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真心，永断伤风乱伦、以强凌弱之恶念”⑤释印光:《重刻安士全书序》，《安士全书》，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1～2页。，劝善而力戒淫杀，皈依净土。印光在《重刻安士全书序》中认为《了凡四训》为改过迁善之嘉言，“操持工夫，最为严厉纯笃，精详曲尽”⑥释印光:《重刻安士全书序》，《安士全书》，第3页。，于是将《了凡四训》附刊于周梦颜《阴骘文广义节录》下卷之后。可见，印光将周梦颜视为承祧袁黄劝善思想的又一位善士。周梦颜之作《苏松历代财赋考》以及跪奏行在，都是其力行善举的体现。周梦颜矢志请求减赋，乃至“雍正三年，奉特恩减免苏松浮粮四十五万。梦颜感激涕零，谓草莽书生，自今死骨不腐矣”⑦同治《苏州府志》卷96《人物》，第14页。。

对袁黄和周梦颜十分推举的彭绍升(1740—1796)，字允初，号尺木、知归子，法名际清。未及弱冠即进士及第，其后致力于弘传净土，但更关心民生休戚，是清代著名的慈善家。虽然成年之时，苏松重赋的状况已得到缓解，但他通过传记、事状等文章，竭力旌表吁请减赋的抚臣与士绅的贡献，彰显他们的善举。他除了撰有《周安士(梦颜)传》外，在《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中，重点叙述了汤斌为政之时为减赋及休养生民的努力:

苏城道狭，总督将毁民居，广驰道，公曰:“如此则数万人无所安息，非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驾反，送至江宁而还，于是革耗羡，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甲，革盐商匣费，自总督以下皆相传戒，不得受所属馈遗。……苏松向苦赋重，积欠甚多，而江北诸州县地瘠薄，又屡被水旱，公以为民气未苏，教化未易行也，于是奏免淮扬水淹地赋，请缓苏松积欠为分年带征，俱下部议行。……又极陈苏松浮粮之困，请量行酌减。……公去苏，士民遮塞衢道，不得行。公以前论浮粮事，屈于廷议，因示谕，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语。①彭绍升:《二林居集》卷13《事状二》，清嘉庆味初堂刻本，第3～5页。

他还为因论东南赋重而科选减等的陶元淳鸣不平:

陶子师，名元淳，江南常熟人。为诸生，能文章。博观史记，有经世志。性慷慨，喜立事，以名节自厉。康熙二十三年，举顺天试。二十七年会试，主者定第一。策陈会推之弊，语侵执政，抑之。及殿试，论西北赋轻而役重，东南役均而赋重，愿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阅者怪其言戆，置二甲。②彭绍升:《二林居集》卷21《良吏述下》，第6页。

自明代苏松征收重赋以来，虽然请求减免的呼声代不绝耳，但鲜有结果，其中，户部主事者的理念、素质颇为关键。明代宣宗年间议减苏松赋税时，户臣驳复巡抚周忱的理由竟是“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而雍正朝苏松重赋得以稍缓则与户部大臣允祥恤民宽政的理念有直接关系。对此，彭绍升撰《和硕怡贤亲王允祥传》，旌表其减免苏松浮粮以及宽政业绩。据其记载，当时怡亲王允祥领户部兼理三库事，尝上奏言“当今用法稍严，宜以宽济之”。允祥不但具疏减苏松之浮赋，在总理水利营田事任上，“浚畿甸河渠，辟荒地数千里，募民耕种，期年而有收。时部帑亏额，命王按数稽核，王以历年久，典守代更，请概予豁除。上意未允，王乃以平余饭食银代偿十至八九”③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卷1《和硕怡贤亲王允祥传》，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页。。彭绍升对允祥的褒赞，是德行相得者心灵互通。

清中叶之前江南士绅对苏松减赋的吁请，对孜求减赋之士的旌表，是江南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他们的所作所为，为重建道德秩序作出了贡献。地方士绅和行善贤达们通过自己的著述或行动践履了他们为人、为政的道德与良知。苏松地区的社会贤达与悯恤生民的抚臣乃至言官共同吁请，互为奥援，为苏松重赋得以缓解付出了各自的智慧与勇气。

责任编校:张朝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