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 莉

北魏太和年间，汉化之潮破堤奔涌，一改百余年来的迂缓态势。此一新境界，成于孝文帝，却开创于“躬亲抚养”他的文明太后冯氏，业已成为学界共识①参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四章《太后听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杨丽珍、武变珍《略论冯太后平城时期的政治经济改革》，《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赵玉钟、张玉勤《论冯太后在北魏太和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按:孝文帝时期，冯氏实为太皇太后，为行文简便，简称其为文明太后。。值得追问的是，文明太后何以成为这个重要历史使命的担当者?前贤多认为，她身为汉人，自幼经历汉文化熏陶，推行汉化，理所应当。但更为细致的观察表明，文明太后“实乃胡化汉人与高丽人所生”②王晓卫:《论北魏文明太后的族属及其所受教育》，《历史教学》1998年第1期。，并非纯正汉人血统，何况少年时期，她即因家难被籍没入宫，仅得“粗学书计”，而北魏历位国主，在储君阶段所获教育无疑更为完备。可见，简单的族属分类和个人素养品评，不足以解释以上问题，更加深入的思考势在必行:北魏前期汉化进展迟缓的症结是什么?文明太后具有何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身份?其治国思路和文化取向与此前君主有何区别?从本质上来说，汉化就是文化的融合。那么，若将当时北方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即异质文化区域的并存纳入考虑，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将迎刃而解。

一、作为异质文化区域的十六国与北魏

永嘉之乱后百余年间，匈奴、鲜卑(慕容氏、乞伏氏)、羯、氐、羌五个民族在北方陆续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统称十六国。动乱初期，由于人口流失和战争破坏，北方经历了发展低潮。但十六国的总体文化水平，同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包括其前身代国)相比还是优势明显。因为“后者当时刚刚走出大兴安岭群山，尚处于原始部落制社会;前者则早在曹魏、西晋年间就已迁居黄河流域，成为曹魏、西晋政权的编户齐民……同汉文化有着较深的渊源”。十六国的开国君主，“均为久居汉地或盘桓中原，熟谙汉文化的胡族首领”，一旦国势稍安，便力推汉化政策③邓乐群:《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共同的发展趋势，再加上频繁的交聘、通婚和攻伐，它们的文化水准出现了近似同步的提升，北魏的汉化因子则长期被草原部落文明所抑制。正如南宋叶适所言:“刘、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国，虽族类不同，而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异;独拓跋以真匈奴入据诸夏，纯用胡俗，强变华人。”①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86页。可见，不同的文化取向，使得十六国与北魏构成了异质的文化区域。

这种局面，在当时就得到了体认。建元十二年(376)，前秦国主苻坚攻灭代国，俘获代王什翼犍。“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坚尝之太学，召涉(什)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②《晋书》卷113《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9页。正值霸业巅峰的苻坚，已吞并了北方大部分国家，而他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国人的学养。“中国”和“漠北”，暗含着文明与蛮荒的对照，他用这两个词汇来指代前秦与代国，正是着眼于区域文化的异质性。

十余年后，代国在什翼犍之孙、道武帝拓跋珪的努力下重建，更名为魏，并最终于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实现了北方统一，尽得十六国的地域、人员与物质财富。那么，区域间的文化差异有没有随之消除呢?

实际上，北魏历代国君未尝不明白学习汉文化的积极意义。早在代国建立之初，汉族士人就已得到任用。道武帝拓跋珪时，北方诸国陆续被攻破，大量士人也随之入魏，仅皇始二年(397)灭后燕，便获其国公卿、将吏、士卒二万余人。然而，直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北魏“仍然是由带有浓厚北族因素的军事体制支撑的”，“维持着异民族王朝的体制”③［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二编《北魏统一帝国的统治结构与贵族制社会》第一章《北魏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构》，李济沧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0～101页。的国家。可见，北方社会的异质文化区域，并未随着政治统一而融合。

问题出在哪里呢?有必要关注文化区域扩张、合并过程中最重要的能动因子——人。前贤业已关注到这个问题，并充分肯定了迁入北魏的十六国士人所作的贡献。然而，无论人数多寡、努力与否、与当权者关系远近，这些士人发生作用的途径却仅限于单一层面，即国家政策的建议与执行。那么决策层面呢?毫无疑问，不少士人寄希望于融洽的君臣遇合来实现对执政者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武帝的重要谋臣崔浩。他竭忠尽智多年，却因修史不慎，遭遇灭门之灾。此狱株连广泛，“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④《魏书》卷35《崔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26页。，可谓汉族士大夫一劫。悲剧一再重演，以至于宋人刘攽痛切地评议:“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⑤《魏书》附录《旧本〈魏书〉目录序》，第3065页。这些过激行为，不能简单归结为北魏君主性情暴虐，而是根源于拓跋氏君臣与汉化士人磨合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

首先，拓跋氏君臣对汉化士人的猜疑根深蒂固。从历史因素来说，他们与汉化民族竞争多年，并屡遭折辱，代国灭亡、什翼犍被擒入长安便是显例。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很难消除。从现实因素来说，汉化与否往往意味着官僚阶层利益分配模式的转换，因此导致的激烈冲突屡见记载。而建国前期，北魏的国体一直处于草原部落首领制到君主制的缓慢过渡中，国君羁绊于内外纷争，依赖于本族的支持，虽然掌握着最高权力，却很难摆脱族群心理的影响，做出前瞻性决策。

其次，士人对统治者容纳汉化的限度估测有误。他们常常以十六国为参照，高估了北魏君主推行汉化的决心和耐性。崔浩就曾对太武帝坦陈，自己的终极理想就是如王猛辅佐苻坚一样，成为极受信任的股肱之臣。但太武帝与前秦的开明君主苻坚有着本质的不同，崔浩最终触犯天颜，诛及亲党。应该说，他的门第、才能、号召力，在北魏士人中首屈一指，其成就展现了士阶层以自身力量推进汉化所能达到的极限，然而拓跋君臣的猜忌与打击，却使这种推进伴随着曲折和倒退。

至此，可以简要勾勒一下北魏前期汉化所遭遇的困境:不同的地理分布和族群定位，使得十六国和北魏构成了异质文化区域。由于十六国在学习汉文化的进程中远远走在前面，因此完成了政治统一后的北魏，要提升自身的汉化水准，首要步骤就是消化十六国的优势文化资源，完成异质文化区域的合并。具有十六国背景的士人群体是这一过程的积极推进者，然而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先天劣势，决定了其作用只能是辅助性的。具备决策权的拓跋氏君主，又无法超越本民族的利益诉求和心理惯性，一旦感觉到汉化趋势可能脱离掌控，便对汉化士人施以残酷打击，导致汉化进程不进反退。如果拓跋氏统治集团内部不发生质变，汉化的突破便遥遥无期。

山穷水尽之际，历史忽然提供了一个机遇。就在崔氏等族罹难的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前后，后来成为文明太后的冯氏入宫，她虽然尚在童髫之年，但特殊的身世已注定她此生将肩负不寻常的使命。

二、“思燕之心”:文明太后的家世、经历与文化取向

(一)十六国时期信都冯氏的政治浮沉

文明太后出身于十六国之一的北燕王室。北燕建国者为冯跋。据《晋书·冯跋传》，冯氏早先居于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冯跋曾仕后燕，为中卫将军，但冯氏的地位当时显然不高。其弟冯素弗，“弱冠，自诣慕容熙尚书左丞韩业请婚，业怒而距之。复求尚书郎高邵女，邵亦弗许”。

后燕晚期，国主慕容熙残暴，冯跋伺机弑君自立，建立北燕。如此，冯氏不仅由寻常武将变身王族，更跃居为辽东文化区的领袖。这既是机遇，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北燕的前身，即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其国主慕容廆、慕容皝、慕容俊等人，征伐之余，鼓励农桑，拔擢旧门，复兴学校，甚至躬自讲授，促成了“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①《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6页。的盛世景观。冯氏虽为汉人，但世为武将，又经过多年的胡汉杂处和通婚，难免沾染了一些异族习性，为政水平值得怀疑。

然而，冯氏的治国业绩却颇为可观。政治上，他们完善官制，设立了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等中央机构，并辅以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同时，拔擢贤才，整顿吏治，“朝野竞劝”，“请赇路绝”。经济上，“励意农桑，勤心政事”。文化上，“营建太学……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可见，他们全面延续了慕容氏以来的汉化政策，这与其文化定位是分不开的。据记载，“蝚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素弗等议曰:‘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曰:‘女生从夫，千里岂远!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许焉。”②《晋书》卷125《冯跋载记》，第3130页、3132页。对“非类”“殊俗”的宽容，正来源于作为华夏文化继承者的自信。

《晋书》评价冯跋:“迁徙之余，少非雄杰”，对其能够“抚育黎萌，保守疆宇，发号施令，二十余年”深为不解，只好归结为“岂天意乎，非人事也”③《晋书》卷125《冯跋载记》，第3135页。。其实，冯氏所行惠政，正是对儒家为政理念的实践，在汉化程度较高的十六国，已成为执政通则。如冯氏这样，生活上已出现胡汉交融迹象的一般士族，一旦身份转换，也会自然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北燕国祚短暂，但曾身为王室的经历对冯氏来说意义深远，其自我定位发生了根本改变，冯跋等的治国方法也成为家族精神遗产受到珍视，只要时机成熟，便会重放异彩。

(二)文明太后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取向

太延二年(436)，北燕被北魏攻灭，末代国主冯弘逃往高句丽。在此前的延和元年(432)，冯弘之子、文明太后父冯朗已投降北魏，被封为西城郡公，并任秦、雍二州刺史，治所在长安。文明太后出生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幼年即生活于此。她所身处的，是怎样的文化氛围呢?

先看地域环境。十六国时期，长安先后为前秦、后秦等国的都城，入主的苻坚、姚兴、姚泓等皆崇儒爱文、敬信释教，于时“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④《晋书》卷113《苻坚载记》，第2895页。。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叠合，使得长安展现出文化名都的气象。

再看家庭环境。文明太后的父亲冯朗，作为北燕皇子，自然接受过较为完备的教育。其母则出身乐浪王氏。该家族原为朝鲜土著酋豪，在魏晋时期开始接触并认同中原文明，其后又加入崇尚文治的慕容氏集团，遂成为颇具声望的世族⑤罗新:《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六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页。。因此，文明太后幼年应该已接受了汉化的启蒙教育，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她日后很可能会成为一位颇具修养的世家闺秀。

但变故终于发生，在她10岁左右，其叔父冯邈借机逃奔境外，冯朗受株连被杀⑥文明太后入宫时间史无明载，据李凭考证，其父冯朗“坐事诛”与其叔父冯邈“因战入蠕蠕”有关，而冯邈入蠕蠕的时间当在太平真君十年(449)左右，文明太后时年8岁，可能在其后一两年入宫。《北魏平城时代》，第225～227页。。她被没入宫内，从人文昌盛的长安迁徙到尚存夷风的平城，身份也从官宦士女陡降为罪臣之女。幸运的是，“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⑦《魏书》卷13《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第328页。。这位姑母即北燕末代君王冯弘季女，实为身份高贵的公主。透过一些记载，会发现冯昭仪不仅给予了文明太后生活上的照顾、继续学习的机会，更帮助她实现了命运的逆转。

现代学者业已注意到，文明太后以罪臣之女的身份入宫，14岁选为贵人，18岁荣登皇后御座，堪称传奇，其中或有人为因素。李凭分析了文成帝(文明太后之夫)保母常氏(抚育文成帝，后被立为太后)在文明太后被立为皇后一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常氏与冯氏“同是出自龙城的北燕国遗民”，“在北魏的后宫中，乡土情结在人际关系上起着重要作用，而常、冯两姓亡国失家的悲怨更助燃了这样的情结”。此外，“从现实出发，对身为宫内的最高统治者来说，选拔同乡故国之人也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①李凭:《北魏龙城诸后考实》，《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在《北魏平城时代》第四章《太后听政》第三节《太后听政的背景》中，李凭还详细论证了冯、常两家在其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联系，可参考。。或许，出身平民的常氏，在初入宫时已受过冯昭仪的照拂，而随着常氏在宫中地位的提升，遂对冯昭仪年幼的侄女施以恩惠。当年的细节已难以考实，但故国与本家的关系纽带，助成了文明太后的命运转折，应该去事实不远。

相反，北魏皇室与冯氏却有着难以化解的恩怨。文明太后的家难上文已述，而冯昭仪虽身份尊贵，处境却同样尴尬。延和三年(434)，其父冯弘“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许之”，可知冯昭仪入北魏的初衷实为和亲。然而很快，“世祖又诏乐平王丕等讨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惧”②《魏书》卷97《海夷冯跋传》，第2128页。。两年后，冯弘逃入高丽，寻被杀，身死国灭。这桩和亲完全失败，甚至被他国引以为鉴:“延兴未，高丽王琏求纳女于掖庭，显祖许之。……或劝琏曰:‘魏昔与燕婚，既而伐之……今若送女，恐不异于冯氏。’琏遂谬言女丧。”③《魏书》卷60《程骏传》，第1346页。旁观者尚且心寒，冯昭仪的痛悔可想而知。异域深宫，姑侄相对，忆及家国之恨，当铭心刻骨，不能忘怀。

此外，北魏还有一项极为严酷的政策，即道武帝以来的“子贵母死”之制。此条规定缘起于拓跋部历史上外家势力强大，强后迭出，君权不立，为防止有部族背景的后妃挑起立嗣之争，或在其子继承王位后干涉拓跋事务，便将立为嗣子的王子之母先行赐死④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71页。。就王权的稳固而言，这项制度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于后妃来说，它的极端冷酷无疑摧毁了她们对夫家即北魏王室的认同感，促使她们更为亲近故族、本家⑤北魏另一位逃脱此厄运的是胡灵太后，她在其子魏孝明帝拓跋诩即位后总摄朝政，宛如帝王，而对本家极尽偏袒。这种行为方式不仅是个性所致，还应考虑到“子贵母死”制度下女性的情绪反弹。。文明太后成功逃脱厄运，或也与冯昭仪、常太后有关。首先，由于该制度的威胁，不少宫中女性采取措施避免生子，特别是所生子有可能被立为太子者。文明太后是文成帝最早的妃嫔之一，却一直没有生育，或为有意规避⑥《魏书》卷13《皇后传·宣武灵皇后胡氏》:“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文明太后侄女、孝文帝幽皇后亦无子女，而抚育高夫人所生的元恪(后为宣武帝)。幽皇后一向以文明太后为效法对象，此事或亦有借鉴。。其次，“子贵母死”制度还造成了北魏史上奇特的尊崇“保太后”现象。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极为困惑:“亲母则必赐死，保母转极尊崇，魏法之矫枉过正，莫不善于此。”⑦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4“保太后”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0页。其实，就是因为生母无辜罹难，失母的皇子才会将反哺之情倾注于抚育自己的保母，常太后就是这一现象的受益者。而文明太后日后亲自抚养孝文帝，与其建立了事实上的保母之亲，常太后的启示不言而喻。因此，文明太后最终登上权力顶峰，不仅缘于自身聪慧，更有赖于常太后等所传授的应对残酷生存环境的技巧。

综上，国仇、家难、个人的生存危机，三重恩怨叠加，文明太后不可避免地对北魏皇室怀有疏离之感，维护本家的意识却根深蒂固。《魏书·高祖纪下》载:“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为杜绝不利于冯氏的可能，不惜囚稚子、行废立，其身份认同也自然偏向冯氏、本族而非夫家、拓跋氏。这一私人化的情感取向，似乎无关宏旨，却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北魏的政策取向。

文明太后一生两度临朝听政，实际掌国近20年。她并不掩饰自己对北燕王统的追怀，“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⑧《魏书》卷13《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第329页。，又于“(太和三年七月)乙亥，幸方山，起思远佛寺”⑨《魏书》卷7上《高祖孝文帝纪》，第147页。该佛寺是文明太后为自己兴造的方山寿陵的重要工程之一。。“思燕”“思远”，反复诉说着她追宗敬祖的衷怀。另外，对其父冯朗，“追赠假黄钺、太宰、燕宣王，立庙长安”(10)《魏书》卷83上《外戚传上·冯熙》，第1818页。，即以他在北燕王族中的序列进行了追封。其兄冯熙，先是得封“肥如王”，后又改封“昌黎王”。“肥如”与“昌黎”，均为冯氏先人早年的居住地。而最能表现其对北魏王室之离心力的，当属自择陵园一事:“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祔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11)《魏书》卷13《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第328～329页。“清庙”为古代皇室祭祀祖宗之所，如果将北魏的祭祀都移到方山永固陵区，皇室子孙日后所仰瞻的，便是以文明太后为首的新继承系统了，其用心不可谓不深。

在父系意识业已稳固的北魏，文明太后接续北燕王统的一系列行为，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她对家族政治、文化遗产的珍视，却促使其自然选择了倾向于汉化的执政路数，此前拓跋氏君臣出于狭隘的民族心理而人为设置的汉化障碍不复存在，汉化士人终于得到了决策层的支持。政治气候的显著改变，终于在不久之后催生出文化交融的硕果。

三、太和改制:异质文化交融的硕果

太和(477—499)年间是北魏走向汉化的重要时期，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令得到颁行，史称“太和改制”。其实，早在献文帝时期，临朝听政的文明太后便陆续推行新政。而太和前期，她对汉化政策的推行则显得更为稳定、多元，到太和十四年(490)去世为止，已成功开辟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此番成就，并非缘自其天性聪颖，而应归功于其胸襟的开放，对异质文化的广泛吸纳。她所推行的班禄制、三长制等政治、经济措施，前人讨论已很充分。而她在文教方面的贡献，却被孝文帝日后的成就所掩盖，少受关注。以下试对此稍加检视，并追溯其来源。

(一)十六国儒学发展轨迹的接继

《魏书·张彝传》载:“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谨，因会次见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责之，令其修悔，而犹无悛改。”这不免小题大做的举动，却透露出文明太后维持名教、以礼治国的执着。所谓“雅尚恭谨”，正是一种对儒学的服膺及儒者气象的敬慕。联系到前述北燕王室的儒雅好文，便知她的一系列文教举措，正可视为对十六国儒学发展轨迹的接续。

1.去伪存真，理性尊孔

文明太后曾多次下诏表达对孔子的尊崇，提高儒学影响力。更为可贵的是，她敏锐地体察到，北魏民众对孔子的认识常与神祇迷信相混融，祭孔也类似于淫祀。因此，早在延兴二年(472)，临朝听政的她便发布了一道整齐祭孔仪式的诏书:“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牺牲粢盛，务尽丰洁。临事致敬，令肃如也。”此诏述明孔子的可敬在于“穷理尽性，道光四海”，而非护佑禳灾，祭祀也只需“牺牲粢盛，务尽丰洁”。当时儒学传播的另一误区，是图谶符瑞的流行。对此，文明太后亦有干预:“(太和)九年春正月戊寅，诏曰:‘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①《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第136页、155页。以上措施均有助于推进北魏士民对儒学的真切了解。

2.搜辑雅乐，裨以化俗

郊庙雅乐的造作，在中国古代被视为治民化俗的良方和政治清明的表征，十六国统治者对此也十分热心。但出身草原游牧文化的拓跋魏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即使在政治实现统一之后，礼乐建设仍保持着“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②《魏书》卷109《乐志》，第2828页。的旧貌。

文明太后对乐府造作投入了空前的热情，甚至亲自创作。据《魏书·乐志》，“(太和)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同时，她也表现出了不随流俗的品位。“(太和)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高允此次所献乐府，间采流行乐调，颇具新意。然而，“(太和)十一年春，文明太后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章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悬铿锵之韵。’”为了保证雅乐的纯正，不惜剔除“新声”，这种似乎迂执的文化趣味，正表明了她借雅乐以正人心、复儒学的执着。

3.区分门第，清整风俗

儒家对社会的设计以理性、清晰见长，注重用等级之分来使民众各安其位，文明太后也致力于此。《魏书·高祖纪上》载，太和二年(478)五月，她下诏批评北魏婚丧礼俗的奢侈，对贵贱等级的逾越:“婚娉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糜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乃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

而更能体现其胆识的，则是她令拓跋氏皇族绝同姓之婚的措施。《魏书·高祖纪下》载:“(太和七年)十有二月癸丑，诏曰:‘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同姓通婚，本是拓跋魏部落时期的婚俗，文明太后对此陋俗进行革除，旨在用儒家伦理标准来规整拓跋风俗。后来孝文帝提倡胡汉通婚，也可视为此一思路的延展。

4.建立儒学教育体系，孵育政坛新生代

文明太后执政后，迅速将学校体系从单一集中的太学扩展到郡国。早在她诛乙浑，第一次临朝听政时，便曾以献文帝的名义下诏令高允等人商订立郡国学校的方案:“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篡统大业，八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此举立竿见影，“郡国立学，自此始也”①《魏书》卷48《高允传》，第1077页、1078页。。对比太武帝拓跋焘“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②《魏书》卷4下《世祖太武帝纪》，第97页。之类酷政，她所缔造的文教环境诚为宽松。

更重要的是，她提供了一个完备的汉化教育环境，孵育了以孝文帝为首的一批皇室新生代。她“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③《魏书》卷13《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第329页。笔者认为这多达三百余章的《劝戒歌》不太可能是集中编撰成的，而是随时规箴、积少成多的产物。，巨细靡遗地对孝文帝进行指导。同时，她致力于让皇族子孙咸蒙教化，“令皇子皇孙于静所别置学，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匠以成之”④《北史》卷19《献文六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9页。。这番期许没有落空，孝文帝及咸阳王禧、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等成人后皆呈现出与其先辈迥然不同的文化趣味，成为推行汉化的中坚力量⑤如《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载元澄劝谕代郡群臣迁都事:“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第465页)另外，《魏书》卷22《孝文五王传·废太子恂》载:“年四岁，太皇太后亲为立名恂，字元道……高祖临光极东堂，引恂入见，诫以冠义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第587页)。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表达了困惑:“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⑥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4“魏孝文帝文学”条，第380页。联系到文明太后的悉心培育，以上疑问涣然冰释。

尊孔子、修礼乐、整风俗、兴学校，都是推行汉化的“必选动作”，十六国君主早有施行，并无原创性可言。但文明太后既“知”且“行”，积极稳定地推行这一系列措施，出色地扮演了一个文化媒介的角色，将十六国的文化枝干嫁接到了北魏的机体中。

(二)对南朝文化风尚的汲引

不过，如果文明太后仅仅促成了十六国与北魏文化区的沟通，那么假以时日，北魏会变成十六国的“扩大版”，却难以向更高层次迈进。然而，襟怀开放的她，对异质文化的接纳不仅超过北魏历代君主，也超越了十六国国君。她对南朝文化风尚的汲引，启动了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融合。

1.人物品评标准的南朝化

《魏书·任城王澄传》载:“文明太后引见澄，诫厉之，顾谓中书令李冲曰:‘此儿风神吐发，德音闲婉，当为宗室领袖。是行使之必称我意。卿但记之，我不妄谈人物也。’”

对拓跋澄风神俊朗、举止闲雅的欣赏，显然与北朝崇尚雄豪劲健的审美喜好大异其趣，更近于南朝的美学趣味。这种倾向在她接触南朝使臣时尤其明显。《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刘缵再使虏，太后冯氏悦而亲之。”南朝士人对此感触颇深:“昔宋氏遣使，旧列阶下，刘缵衔使，始登朝殿。”⑦《南齐书》卷40《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萧子良《谏萧赜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98页。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孝文帝日后的外交风格:“每使至，宏亲相应接，申以言义。甚重齐人，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⑧《南齐书》卷57《魏虏传》。魏晋以降，人物品评已成专门之学，具有引导士风走向的现实意义。大量的出土碑铭显示，北魏太和年间成长起来的士人，风格大异于前，显示出鲜明的南朝文化影响⑨参王永平《论十六国时期之玄学清谈及其相关文化风尚》，《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文明太后的品评标准，对于士风嬗变有导源之功。

2.游赏、宴饮与歌咏:北朝雅集的滥觞

《魏书》多有文明太后出游览景、观风问俗的记载，这似乎继承了北魏帝王游徙不定的常态。但此前北朝皇族的娱乐活动，多为炎夏之月赴阴山却霜，她则热衷于游览京邑附近的名胜方山及灵泉池(10)日本学者佐川英治研究表明，北魏皇室的游牧、狩猎习性在文成帝(文明太后夫君)之后忽然收敛，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期，皇室一直延续的阴山却霜活动几乎停顿，主要是行幸至平城近郊，进行游观和葬祭(《游牧与农耕之间——北魏平城鹿苑的机能及其变迁》，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佐川英治认为这种现象的成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但却没有注意到献文帝时期及孝文帝前期皇室的实际决策者为文明太后，她的性情是拓跋氏惯习改变的重要影响因素。。草原驱驰的豪迈，在她这里却转换成了山水寄兴的风流，体现了迥异于北魏诸帝的情趣。

穿插于游赏中的宴饮、吟咏，更使得文明太后主持的朝臣聚会呈现出雅集的特点。其时正值南朝宋齐，江南文士游宴赋诗已为常态，处于政治威慑下的北魏文士则要沉闷得多。文明太后却十分乐于倡导这种娱乐:“与高祖幸灵泉池，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高祖帅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①《魏书》卷13《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第329页。。再如，“文明太后为王叡造宅，故亦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亲幸之，率百官文武飨落焉。……太后亲造《劝戒歌》辞以赐群官’”②《魏书》卷14《武卫将军元谓传附子元丕传》，第445页。。《太平御览》亦有记载:“金河府青台，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与六宫游戏，因歌曰:‘青台雀，青台雀，缘山采花额颈着。’”③李昉:《太平御览》卷178《居处部六》“台下”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68页。文采风流，业已渗透入宫廷的日常生活中。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魏右文之风飙起。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太和三年(479)，幸臣王叡薨，“高祖、文明太后亲临哀恸……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京都士女谄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④《魏书》卷93《恩幸传·王叡》，第1990页。。是年，孝文帝年仅十三。日后，他与宗室子弟及群臣赋诗唱和的记载屡见史籍，与少年时期的陶染当不无关系。

如上所述，文明太后对十六国的文化遗产和南朝流行文化风尚皆有吸收，那么，二者呈现差异时，她如何进行取舍呢?应该说，崇儒尚雅是其主导标准，在其文学评议中，这种倾向性便十分醒目。

宋齐之际，诗文创作崇尚流丽、新变，“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⑤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8页。，走上了片面追求美感的歧途。文明太后并没有盲目追随南朝时尚，依然强调“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精神。《魏书·程骏传》载，太和五年(481)，程骏上《庆国颂》《得一颂》，颂美之余，陈述劝谏之意。文明太后表彰了二颂的“鉴戒既备”，表示将“戢之不忘”。此外，《魏书·程骏传》又载:“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僚评议，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当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文明太后谓群臣曰:‘言事固当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将“正直而准古典”定为日后言事的标准，对古典事例的大量容纳也就决定了其行文风格必以典雅为尚。南北朝对峙阶段，南方文学之华美与北方之古雅相映成趣，后逐渐合流为文质彬彬的盛唐文学。而处于北朝汉化新起点的文明太后，其文学品味的典范意味是不容忽视的。

四、小 结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族属定位的不同，十六国与北魏的汉化进程差距显著，它们构成了北朝前期两大异质文化区域。即使在北魏已完成政治统一之时，文化区域的并立甚至对峙也依然存在。为打破这种僵局，汉化士人群体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努力。然而历史恩怨的累积和现实利益的纠葛，成为拓跋君臣难以脱卸的负累，阻碍了他们持久、稳定地支持汉化，且常常实施残酷打击，使得汉化进程陷入停滞。文明太后的出现，化解了这一困局。以北燕王室后裔自居的她，本身未必有着多么高深的文化素养，但家族历史、幼年见闻、生存环境，决定了她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取向。在掌握北魏大权后，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汲取异文化之长，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

文明太后对于北魏汉化究竟有何意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分辨“太和改制”中具体哪些措施是她推行的，哪些是孝文帝推行的，而在于从逻辑上还原北魏汉化的演进过程。北魏前期，其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北方地区的“低位”，要获得提升，必须整合十六国的优势资源。相对于北魏王统，文明太后是一个僭越者，也是一个具备不同文化视野的“异类”。她的出现，是以偶然的机会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从而改变了统治阶层中支持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以孝文帝为首的统治阶层新生代，其视野和趣味，正是脱胎于文明太后所提供的教养环境，这保证了她所推进的汉化之潮，获得了强劲的后续力量，最终造就了中古时期北方社会的文化质变。

责任编校:张朝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