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兵娇

“孤岛”作为一个“时空性隐喻”，所指代的时间段是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从沪西撤离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四年又二十七天，所指代的空间段是位于上海苏州河以南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孤岛”特殊的时空领域中，敌我矛盾交错复杂，危机四伏，但因其不直接受日伪统治，尚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也正因此，“孤岛”成为“宣扬抗战，张扬民族情绪的重要阵地”。滞留“孤岛”的爱国文化人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积极开展公开或隐蔽的文艺活动，创办文学杂志，以笔墨为“匕首”和“投枪”，发表抗战言论和抒发救亡心声。“孤岛”时期，共有两百余种①数字统计据“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以下书目(含“编目”或“目录”):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主办:《全国文学期刊展览会(1902－1949)目录》，195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报刊编目》，上海:上海图书馆特藏部文献组，1985年;秦贤次编著:《抗战时期文学史料》，台北:文学月刊杂志社，1987年;丁守和等主编:《抗战时期期刊介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吴俊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文学杂志创刊，但包含于其中的纯文学翻译杂志仅有五种②除《西洋文学》外，另有《纯文艺》(旬刊)、《作风》(季刊)、《译林》(月刊)和《译文丛刊》。，就办刊时间和发表译介作品数量而言，要以《西洋文学》为最。

“孤岛”时期，《西洋文学》给予了文人译者“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想象，它不仅是一个表述“自我”的话语空间，也是一个张扬时代政治的文学场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这样一份重要的文学翻译杂志，来观照“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象与基本情况。据现有文献可见，不少学者①参见巴彦《上海“孤岛”时期的几个文学刊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封世辉:《华东沦陷区文艺期刊概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高文波:《抗战时期俄苏文学译介述略》，《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郭恋东:《几本专载译文的现代文艺期刊》，《兰州学刊》2005年第5期。另外，葛桂录收录了《西洋文学》的译介信息，见《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在论及“孤岛”文学期刊杂志时，都对《西洋文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大多是对译介内容所做的文字性介绍，未能揭示出译介与时局的互动关系;且以其作为个案而展开的深入研究至今尚未能见。鉴于此，本文以《西洋文学》为讨论对象，将其放回到“孤岛”的历史语境之中，展开对这一译介现象反思的可能性。具体而言，本文将试图透过杂志的创办始末与价值取向，译介主题与译介重点，重返并深入“孤岛”政治与文学话语秩序的内部，尝试探寻“孤岛”的译介环境与译介主体的话语实践，以及“孤岛”的文学地理与文学译介的制导关系，由此还原“孤岛”时期文学翻译如何建构与发生。

一、《西洋文学》的创办始末与价值取向

《西洋文学》，创刊于1940年9月1日，出至1941年6月第10期停刊。杂志在上海公共租界登记注册②租界当局因受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实行报刊登记制度，规定任何报纸、刊物或小册子必须登记，否则不得在租界内刊行。。顾问编辑林语堂，名誉编辑有郭源新(郑振铎)、巴金、李健吾等人;编辑同人有张芝联、周黎庵③据张芝联的回忆文章《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尝试》，六位编辑同人中没有周黎庵，而是夏济安，具体原因不详，见《读书》1995年第12期。、柳存仁等人，其中张芝联为主要负责人。据张芝联回忆，《西洋文学》由林语堂出资创办④参见张芝联《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尝试》，《读书》1995年第12期。。《西洋文学》能在“孤岛”得以创办，实属难能可贵。

“孤岛”时期，物欲膨胀，物价飞涨，文学出版费用亦呈几何倍数增长，致使很多文学刊物因经费不支而被迫停刊。据有关人士回忆:“在那时上海出版界里，假使不是有什么背景或是有什么津贴的话，一个刊物要维持到三个月以上的寿命，简直是不可能的。”⑤孙可中、邓志伟:《文笔纵横 气节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51页。显然，《西洋文学》的出版经费也不会宽裕，而解决经费拮据困境的策略之一，便是抬高杂志的定价，从杂志第九期和第十期发表的两则增价“启事”⑥“本刊因目下排印工价增高一倍，及纸张贵昂之故，自第八期起，不得已将预定及零售价目概行提高，敬希读者亮察，为荷”，见《西洋文学》1941年第9期，第353页;“迩者排印工价既高一倍之后，本月又涨加三成，因成本贵重之故，不得不将定价提高，敬希亮察为荷”，见《西洋文学》1941年第10期，第452页。便可获悉。

经济困境直接影响刊物的正常运转，“营销方面的困难，也使很多刊物难以长久办下去”⑦王长军:《风刀霜剑中的文学园地——抗战时局对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二)》，《驻马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作为一份“高尚典雅”的纯文学翻译杂志，《西洋文学》的发行量并不大。加之，它是新办刊物，读者面也很有限，创刊号发出“征求基本订户一万名”，到了第三期就转为“征求基本订户五千名”。发行量和读者的数量是影响杂志生存的重要因素。由于经费不足、发行量锐减、读者流失等诸多原因的并存，杂志在发行上遭遇困难，也就不难想象了。

此外，“孤岛”的政治局势对杂志的发行也影响颇大。自1939年5月，日伪当局和汪伪势力加强了对“孤岛”的渗透，“孤岛”初期相对自由的言说环境渐趋逼仄，“所谓的‘中立’立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⑧陆其国:《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211页。。自1940年8月，租界当局因屈服于日方的压力，加强了对报刊出版的监管和控制，同时还加大了对印刷品投递邮寄的检查力度。刊物甚至在投递之后亦被扣留、没收，以致读者无法接收，通过杂志第六期刊发的一则“启事”①“本刊前以沪邮局停收寄递内地，致数月来未能与内地读者相见，本社歉仄之余，极力设法，兹有香港幸可寄递，故将第三四五期再版，陆续寄邮”，见《西洋文学》1941年第4期，第689页。便可知晓。杂志虽创办顺利，但营销却步履维艰，一方面是因遭遇经费的困难，另一方面却因面临发行的局限。在双重困境的夹击下，同其他很多文学杂志一样，《西洋文学》也未能逃脱被迫终刊的命运。

既然以文学杂志为讨论对象，那么杂志的价值取向自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西洋文学》在“孤岛”创办，并非心血来潮，我们可以从它的价值取向中找到有力的凭据。杂志的价值取向限定了它的办刊宗旨、定位，以及服务对象。《西洋文学》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也即是如何定位它在“孤岛”的作用，选择何种编辑理念或办刊宗旨，以及服务于哪一类读者。应该承认，编辑同人对于《西洋文学》的价值取向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可见于创刊号《发刊词》。为了方便论述，将其摘录如下:

在这伟大的大时代里，我们几个渺小的人，创办这个小小刊物，能够有什么意义?

以同人学识的谫陋，力量的微弱，希望能够对社会时代有什么贡献，这很难说。……最要紧是看我们能做的，与这时代或社会是否需要。

文学不仅……只教我们认识时代而已。它也是积极的。它教我们怎样做“人”，做一个“时代的人”。对于人的性情，识力，思想，人格，它有潜移默化的力量;而一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及夫社会的趋向。

虽然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绝不能忽视文学。……我们怀念着好多地方的青年，因为环境而苦闷，彷徨，甚至于意志消沉，更需要一种东西去抚慰鼓励他们，让他们重感到“生”之可贵，而勇敢地生活。而对于一般读书界，一个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我们以为目前也一样地需要。

在篇幅短小的《发刊词》中，“时代(期)”一词出现了六次，不仅渗透着对现时现世的忧虑，也关乎“时代与文学的联系”，“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以及“我们对时代与文学的态度”，进而指涉了杂志的译介目标与方向——应时代之需。

战争促成了“孤岛”的形成，也由此影响了“孤岛”文学期刊的价值取向②王鹏飞:《“孤岛”文学期刊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6页。。“孤岛”的文学刊物，尽管内容不一，风格迥异，但大多以“抗战救亡”为主要宗旨③齐卫平、朱彦敏等:《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孤岛”虽远离战火，但遍地狼烟、动荡不安的战争时局，使“孤岛”上有正义感的文化人普遍有一种激愤的情绪。在这样一种时局与情绪的影响下，《西洋文学》亦直接或间接地突显了“救亡叙事”的取向。与此同时，杂志还或深或浅地勾勒出一种“启蒙话语”。在“孤岛”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下，时刻宣告“救亡”并非易事，很多文人便以文学刊物为武器，展开了以启蒙为取向的工作④王鹏飞:《“孤岛”时期文学期刊研究》，第61页。。《西洋文学》的译介顺应时势，也彰显了“启蒙”的动机。“启蒙”的对象除了“一般读书界”外，更主要的就是“青年”，“启蒙”的内容就是“教我们做一个‘时代的人’”。战争使人们的生存环境突然改变，生活之艰难，环境之险恶，使得“好多地方的青年，因为环境而苦闷，彷徨，甚至于意志消沉”，帮助青年大众走出战争的困仄，这亦是彼时文学刊物应有的道义担当。

二、《西洋文学》的译介主题与译介重点

阅读《西洋文学》刊载的十期译介作品，可以发现，杂志的译介主题和译介重点既回应了“救亡”与“启蒙”的价值取向，又与“孤岛”的现实政治紧密贴合，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孤岛’意识”，即孤独意识、悲情意识、生命与生存意识。

最直接展开“救亡叙事”的是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或时间背景的译介作品，如《牺牲》①［法］G.Duhmel:郑之骧译，见《西洋文学》创刊号。揭露了战争的恐怖与悲剧;《败》②［英］John Galsworthy:周家超译，见《西洋文学》第三期。控诉世界大战制造了无尽的苦难，使人们失掉所爱的一切，做着悲苦的俘虏;《少女的阴影》③［英］A.D.Ashton:项冲译，见《西洋文学》第五期。鞭挞战争的无情炮火将爱人两地分隔，最后永不得见;《罗素自述》④［英］Bertrand Russell:马津译，见《西洋文学》第六期。展示了罗素对战争的深刻与敏锐的思索，指出战争让文明人陷入黑暗的深渊，带来种种破坏的力量，最终灭了人类的快乐;《二次革命在巴黎》⑤［法］Gustave Flaubert:李健吾译，见《西洋文学》创刊号。是对1848法国革命的速写;《银弹》⑥［美］Helen Nicholson:予且译，见《西洋文学》第四期。则以战争乱世为背景，以曲折迂回的情节演绎了一个悲剧爱情故事，爱与被爱者皆中弹身亡，等等。寄寓“救亡”取向，表现被侵占与被压迫的痛苦也是杂志译介的重要主题。《沉寂下的苦痛》⑦［奥］Stefan Zweig:言文译，见《西洋文学》第五期。书写了二战后“祖国”被侵占之后流离失所者的苦痛。《逃亡者》⑧［德］Hans Marchiwitza:藉尔玲译，见《西洋文学》第八期。揭露了纳粹政权压迫下的劳动服役是怎样的一幕生存悲剧。《圣尼古拉斯的逮捕》⑨［乌克兰］Marko Cheremshina:柳存仁译，见《西洋文学》第二期。描写了乌克兰的贫苦农民被税官欺凌压榨之下的绝望和苦痛。

杂志还把一部分精力用于译介具有“启蒙”价值的作品，如《谈穷》(10)［英］Hilaire Belloc:蕊译，见《西洋文学》创刊号。告慰世人贫穷有裨心性，能够锻炼意志，增德益智，贫穷可以防止心灵的腐化，让人正视现实;《论改变意见》(11)［爱尔兰］Robert Lynd:骆美玉译，见《西洋文学》第六期。勉励人们以国家生存危机为生活的正轨，改变个人信仰，努力发见拯救世界的秘方;《论肉》12指出肉只可解决饥饿，但绝不是快乐生活所必具的，生命的最大价值就是获得自由;《论简朴生活》(12)［英］A.C.Benson:徐小玉译，见《西洋文学》第七期。认为一个真正简朴的人应该去接受而不是去逃避现实;《象牙之塔》(13)［英］E.M.Forster:项冲译，见《西洋文学》第三期。则警醒世人活在人间应同时救人及救己，等等。

杂志还选译了这样一类作品，它们抒写生的虚空与苦痛，体味生命的孤独，直面死亡或展开对死亡的思索。《书》(14)［俄］Maxim Gorky:耿济之译，见《西洋文学》创刊号。抒写了生的烦闷与虚空，精神的饥荒与沉重，指出书是“从死的空虚的世界里穿进实际生活里去的微光”。《沙漠》(15)［法］P.Loti:严大椿译，见《西洋文学》第九期。再现了空虚而又死寂的现实境遇。《盛馔》(16)［美］Tom Kromer:兰天竹译，见《西洋文学》第五期。描写了一群穷苦无业者，忍饥挨饿，靠施食和微薄之资勉强度日。《红发的孩子》(17)［意］Giovanni Verga:伊芴译，见《西洋文学》创刊号。讲述了一位红发男孩因做着掘沙工作而被掩埋的悲惨命运。《生命的火焰》(18)［捷克］Karel＆Joseph Capek:吴兴华译，见《西洋文学》第五期。描述了一位青年因对生命感到沉重倦怠，忧郁不快，而选择水手生活，历经苦难，苍老而终。《撞钟的老人》(19)［俄］Vladimir Korolenko:疁夫译，见《西洋文学》第十期。写的是一位老人，儿孙俱已亡故，每天守候鸣钟的时刻，带着死亡的忧悒，在最后一次撞钟中悲泣离世。《基利尔加》(20)［俄］Maxim Gorky:满涛译，见《西洋文学》第三期。展开了对“死亡”的深度思考，认为“活着不应想到有死，不应该想到有死在等他……这对于生者是有害的，因为快乐变成了暗淡”。

同时，展示“悲情意识”的爱情悲剧也得到了大量译介。《看不见的伤》①［匈］Karoly Kisfaludi:陈恩风译，见《西洋文学》第五期。、《星月交辉》②［美］Philip Johnson:予且译，见《西洋文学》第十期。皆以夫妻爱情纠葛为导火索，一个杀害了妻子的生命，一个毒害了妻子的灵魂。《夜乐》③［美］Whit Burnett:忻建奋译，见《西洋文学》第十期。则讲述了一段因无情的战火而结束的美丽却又未成熟的爱情。此外，《戴假面的爱情》④［法］H.de Balzac:陈瑜译，见《西洋文学》第六、七、八、九期。、《芮倩》⑤［美］Erskine Coldwell:姜国琪译，见《西洋文学》第六期。、《重归》⑥［?］Graham Price:徐一凡译，见《西洋文学》第七期。，等等，或对爱情加以嘲讽，或对爱情发出悲叹，或对爱情怀有期待。

另外，多方位反映纷繁复杂的生活现状和人情事态，展示“生命与生存意识”的作品也是杂志译介的重要关注点，如《登台之前》⑦［美］Peter Paul O’Mara:徐开墅译，见《西洋文学》创刊号。、《壁橱》⑧［德］Thomas Mann:欧阳竟译，见《西洋文学》第四期。、《皮大衣》⑨［瑞典］Hjalmar Soderberg:疁夫译，见《西洋文学》第六期。、《她的知己》(10)［法］Irène Nemirovsky:刘望译，见《西洋文学》第三期。、《悟》(11)［英］Katherine Mansfield:开谛译，见《西洋文学》第二期。、《草堂随笔》(12)［英］George Gissing:南星译，见《西洋文学》第二期。、《幻灭》(13)［德］Thomas Mann:欧阳竟译，见《西洋文学》第八期。、《登阿尔卑斯山》(14)［法］E.P.de Senancour:高登华译，见《西洋文学》第七期。，等等，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生命与生存的思考，寄托了对生的自尊与自由的渴念。

《西洋文学》立足于“现在是非常时期，绝不能忽视文学”的使命，忠于“做一个‘时代’的人”，不仅在译介主题上“及夫社会的趋向”，在译介重点的选择上也紧扣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现状。杂志重点译介了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济慈(John Keats)、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兰达(Walter Savaga Landor)、司各特(Walter Scott)、穆尔(Thomas Moore)的重要诗篇。从文学作品的国别上看，杂志重点译介了欧美国家(以英、法、美三国为首)的文学(包括作家作品评论)，亦同时关注弱势民族文学。译介作品统计如下(未标出作者和国籍者除外):英国94篇(含诗歌45首)，法国21篇，美国21篇，爱尔兰11篇(含诗歌7首)，德国8篇，俄国7篇，捷克4篇，奥地利2篇，加拿大1篇，意大利1篇，乌克兰1篇，匈牙利1篇，瑞典1篇，西班牙1篇，瑞士1篇，土耳其1篇，波斯1篇。

三、“孤岛”的译介环境与译介主体的话语实践

应该说，特定时空下的文学译介无可避免地会和时代社会的现实政治发生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共谋”关系。“作家、翻译家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的文学翻译活动……取决于他们所处时代向他们的提问，他们的翻译活动是借助外力思想和文学对中国问题作出的一种回答”(15)张德明:《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孤岛”的文学译介便是译介主体对“孤岛”文化与现实政治的一种回答与呼应。重围的“孤岛”，形势险恶，魔影憧憧，黑暗的现实模糊了人们前行的方向，因此催生出一种惆怅、苦闷、迷茫、孤寂的情绪;然而，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却获得了对现实的深刻体认与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们渴望通过文学译介的话语实践来影射现实的“孤岛”，以此鼓舞人们的精神和意志。我们可以将这种“话语实践”概括为:响应“抗战文化”的大力宣导，从异域文学中找寻反抗的力量，以实现“文艺救亡”的理想;感召“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借他人之口影射“现实的政治”，以顺应战争时局的需要。

应该承认，杂志对译介主题和译介重点的抉取，除了译介主体(包括译者和编辑同人)自觉的文学追求外，还与“孤岛”的译介环境紧密关联。译介的现实环境激活了影响主体选择的一种“潜在可能性”，而主体如何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则取决于本土的现实需求。

战时的上海文化，交错复杂，“抗日救亡”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它］仍然是‘孤岛’文化的主旋律”①齐卫平、朱敏彦等:《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第72页。。在“孤岛”的时空领地里，“文化救亡”的热潮尽管已经退去，但“抗日救亡”的意识并未消泯，爱国文化人利用租界相对自由的言说环境，仍以“文化为抗战服务”为宗旨，开展各种或彰明较著，或暗藏微露的反侵略斗争。在“抗战文化”的大力宣导之下，围绕着“文艺救亡”的宗旨，文人译者以文学创作与文学译介的方式参与到抗敌救亡的活动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到了“孤岛”后期，政治时局更为险恶，白色恐怖更趋严重，加之受租界当局和敌伪势力的严密钳制，创作的发表与出版极其不易，更多文人译者便转向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抗敌情绪，展示战争与战争阴霾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投影。

不可否认，“孤岛”的现实境况必然会促使译介主体主动寻求文学译介与现实政治的“对接”，在全国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下，自然难以规避“救亡”取向的译介主题;同时，译介主题所体现的“‘孤岛’意识”也是译介主体对“孤岛”时局的积极回应。许多滞留“孤岛”的文化人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始终不忘文化启蒙与救亡的使命，在因国土沦丧而高呼“抗战救亡”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心灵的救亡”来拯救青年大众。《西洋文学》数位名誉编辑，如郑振铎、巴金、李健吾就在其中之列，杂志的译介主体也主要是滞留上海的著名翻译家和租界内的学校教师②参见张芝联:《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尝试》，第127页。。他们身居“孤岛”，被黑暗的现实笼罩，秉着正义与良心，企望借助文学译介去刻画和描摹现实的“孤岛”，用以警惕、鼓励和引导青年大众。

不仅是杂志的译介主题，杂志的译介重点也呼应了战争时局与“孤岛”的现实政治，体现了译介的“应时而动”。首先，译介主体选择对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重点译介。抗战时期，青年大众身临战乱，饱尝流离之苦，需要心灵的慰藉。浪漫主义诗歌追求精神的自由，渴求生命的超越，以轻灵的幻想展现对甜美、温暖和爱情的热切向往，从而使读者得到片刻的欢愉，既缓解了生存的压力，也获得了精神的升华和启迪。所以，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译介从某种程度上能够抚慰“精神奴役的创伤”。其次，译介主体选择对英美文学和法国文学进行重点译介，并排斥了对日本文学的译介(这与沦陷时期的日本文学译介格外显眼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指出:“文学翻译的热点由日本转向西方，《西洋文学》的出现具有象征的意义”③程麻:《抗战文苑中的文学翻译之花》，《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然而，“转向”的原因同样与“孤岛”的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无可置疑，文学杂志要生存，必须参与到大的社会环境中，它无法游离于时代社会的制约，也无法与时代政治剥离，“脱离政治的文学和文学期刊是不存在的”④李明德:《仿像与超越: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杂志诞生于“孤岛”，必然要以“孤岛”的外部环境为生存土壤;加之，中国和英、法、美三国有战时同盟关系，重点译介英美文学和法国文学，也就成了译介主体的理性选择。然而，日本文学却被排斥，可以说，排斥对日本文学的译介是“孤岛”时期文学译介的整体趋势。日本文学的译介数量锐减，“虽然与战争对出版印刷业的直接破坏有关，但更重要的，这是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对译介和接受主体发生影响的一种表现”⑤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与译介主体的民族情感和战争文化心理相关联。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由于战争文化的压力，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文化和文学界，包括读者大众对待日本文学的态度就表现为拒斥与冷落，且直接体现于译介数量的明显回落⑥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第47页。。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杂志还选译了不少体现“被侵占”与“被压迫”主题的弱势民族文学，如捷克、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等等，这些国家皆与中国有着同样的战争遭遇，因此对其文学的译介可以激发类似的生存与反抗意识。

“孤岛”的译介环境影响了译介主体的话语实践，而主体的话语实践又参与了“孤岛”政治与文化的宣传。政治现实对文学译介的影响永恒在场，而文学现实对文学译介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其实文学有时就孕育于政治之中)。

四、“孤岛”的文学地理与文学译介的制导关系

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译介不但与目标语系统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和文学地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就体现在“它们在文学取向上的某种同构性及其互动关系”①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4页。。“文学地理是不同文学板块排列组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呈现方式，是文学的地域分布形态或空间存在状态”②王维国:《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地理变迁》，《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抗日战争引发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巨变，改变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外部疆域的划分，同时也使文学的空间格局发生分化与重组，并以巨大的外力促成了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的形成。因“孤岛”而生的“孤岛”文学便是对“沦陷，但尚未被占领”的租界上海的文学地域性特征的形象概括。

“只要有文学，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打上地域的印记”③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页。。“孤岛”的文学地理体现了“孤岛”文学与“孤岛”地域的关系。应该说，“孤岛”的地域文化决定了其文学地理的性质和特征，而“孤岛”的文学地理又成为地域文化的表征。文学创作与文学译介可被看作是特定文学地理空间中文学生产的一个“共生的整体”，它们皆为地域文化的表征，又在相同或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地域文化。“孤岛”的地域文化，包括文学政策与文学理念会对“孤岛”文学的取材、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读者的接受与阅读需求产生重要影响，同样也将对“孤岛”的文学译介取向、译介主体的译介心态和译文读者的接受与阅读需求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影响。考察“孤岛”的文学地理与文学译介的制导关系，可以通过比照《西洋文学》的文学译介和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从中窥探文学译介怎样呼应或契合了“孤岛”文学的地域性特征。

《西洋文学》的译介“表现出了相当的文学敏感”④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第346页。。这种“敏感”不但体现在译介主体为了迎合“时代之需”对作家作品的精心与细致的选择，而且也反映了译介主体对“孤岛”文学地理的敏锐观察与把握。“孤岛”上海作为抗战文学中心的地位尽管已经失落，但“文学为抗战服务”的文学政策仍然是其最高宗旨，它成为爱国文化人的普遍共识和文学活动的自觉指导，不少作家文人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参与抗战的实际行动。与抗战初期上海文学不同的是，“孤岛”文学的取材摆脱了“直接表现抗战”的束缚，隐喻和警戒现实的作品大量出现;表现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和觉醒奋起等等，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此外，抗战初期一度高涨的浪漫主义在“孤岛”文学中仍在延续⑤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80页。。可以说，“孤岛”文学展示的是一个“多声部”的文学场域，而《西洋文学》的译介则基本忠实于这个场域的“多声部”特征，体现了文学译介与“孤岛”文学地理的“同构性”特点。我们可以在前文对《西洋文学》的译介主题和译介重点的梳理与分析中找到见证。

《西洋文学》大力译介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恰是对“孤岛”文坛浪漫主义倾向的回应。然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西洋文学》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译介，尤其是对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的译介，并没有出现斗争与反抗的“英雄”形象，而是表现出诗人的孤独、忧郁和感伤，以及对生死命题的叩问与思索。这同样与“孤岛”文学的浪漫主义创作“由战初的亢奋激昂转向沉郁凝重”①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第79～80页。保持了同步。

“‘孤岛’文坛实际上是一个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的‘杂色’的场所”②王维国:《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由此决定了创作主体和译介主体在从事文学创作和译介时的多种选择。然而，以“文化救亡”为核心宗旨的上海文化，决定了“上海‘孤岛’文学是为抗战救亡的大目标服务的”③铁锋:《抗战时期文学的多维性与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对战争的书写就成为作家们最自然的选择。同样，“作为现实压力的投射”，寄寓“救亡”与“启蒙”的文学作品也理所应当地成为《西洋文学》译介主体的“最自然的选择”。然而，自1939年至1941年期间，由于外部势力的镇压与扼制，“孤岛”文学陷入低潮，由直抒胸臆，鼓励民众奋起抗日转向借古喻今，表达生活杂感和世态人情。这在《西洋文学》的译介中也有所体现。处于“孤岛”的政治高压与思想严格控制之中的爱国文人，时刻感受到外部环境的窒息，文学译介就成为“自我拯救的‘避难所’”，因此，表现苦闷与压抑，展现悲苦与凄凉，就必然成为《西洋文学》译介的重要主题。此外，特定文学时空中读者群体的接受与阅读需求也会“反映出自己地方区域的文化特点”④邹振环:《绪论》，《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页。，“非常时期”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期待便反映了“孤岛”的地域文化特点，《西洋文学》的译介对其给予了充分关照。

可以说，“孤岛”的文学地理对文学译介的制导，其实质主要是“孤岛”文学赖以生存的地域政治与文化对译介主体的熏染与感化。“孤岛”的地域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译介主体的文化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又继而影响并决定他们的译介取向。

五、结 语

文学翻译杂志作为重要的文学传播的载体，不但承载着丰富的文学译介信息，而且展示了特定时空中政治文化的印迹，以及文学译介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西洋文学》折射了“孤岛”的社会文化与现实政治，也有效地演绎了在“孤岛”政治与文学话语秩序影响下的文学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特点。“文学是历史产物……难以避免地要打上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的烙印”⑤陈国恩:《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文学翻译亦复如此。《西洋文学》处在一个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场域之中，译介主体无可避免地要以其作为译介的现实参照，从而使文学译介成为对“孤岛”政治文化的象征与隐喻方式。与此同时，《西洋文学》对异域文学的选择体现了当下主流文学对译介主体的影响与制约，从而实现了文学翻译与文学话语秩序之间对话与互动的逻辑。此外，译介主体的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意识和战争文化心理在文学译介的话语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译介主体基于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对待异域文学或接受或排斥，从而使文学译介成为塑造国家间同盟与对抗关系的话语机制。

《西洋文学》的译介忠实地反映了“孤岛”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地理对文学译介的主动干预，也体现了译介主体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不可否认，任何文学译介都有其自觉的文学追求，然而这种追求却是在与社会政治秩序相互配合又彼此疏离的交叉中进行的，《西洋文学》的译介便体现了“内在需求与外在压力”的双重影响。另外，必须承认，《西洋文学》仅刊载十期，且历时不到一年，它在中国文学史以及文学翻译史上的普遍影响力是有限的。然而，在“孤岛”特殊的政治时局中，《西洋文学》作为现实政治的镜像和“时代情绪的投射”，蕴含了特定的文学与政治功能，也发挥了一定的文化效应。因此，笔者认为，对《西洋文学》的研究有着管中窥豹的意义与学术价值。

责任编校:刘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