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天依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系，北京100102)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号湖南,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奠基者之一，对日本的政军界也颇具影响力。内藤湖南一生曾十次来到中国，其中1905、1906和1908年三次赴中国东北地区考察是受日本外务省的委托，并在考察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军方的协助。1910年内藤湖南作为京都大学考察团的一员调查敦煌文献等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关东都督府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内藤湖南一行提供了诸多援助和便利[1]。由此不难推测，内藤湖南在日本的政界和军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考察报告在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中被作为参考。

一、对辛亥革命和民国社会的认识

武昌起义爆发后，围绕对华政策日本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以山县有朋为首的日本元老主张支持清政府，日本军界蠢蠢欲动，迫不及待地开始拟定出兵计划。日本政府一方面受英美等列强牵制，在对华政策上与列强保持协调一致，一方面施展诡计妄图趁机解决“满蒙问题”。在中国局势不明了的情况下，日本采取了支持清政府暗中援助中国革命的两手策略。大批与日本政界、军界关系密切的大陆浪人怀揣着各自的目的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既有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无私援助中国革命的民权斗士、国际主义者，有内田良平、北一辉为代表的国权主义者，也有川岛浪速等反对辛亥革命、大搞分裂中国活动的阴谋家。内藤湖南反对日本援助清朝政府，认为清王朝已经濒临灭亡，中国的大势所趋已然明了，逆势而为对日本最为不利[2]448。内藤湖南反对日本援助清朝政府的原因并非出于对革命的同情或者支持，而是出于对大势的判断。在1912年3月发表的《关于承认中华民国》(1912年3月18日～20日刊载于《大阪朝日新闻》)中，内藤湖南做了明确的表态，他说，“我是及早断言革命将取得成功的人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情或者赞成中国革命，而是单纯的基于客观情况的推测”[3]450。内藤湖南并不认同革命党人力图通过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变革中国的做法，他批评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中的革命主义者不愿倾听“日本真正从事支那研究”的学者们稳健的改革意见，却与日本的无识浪人交往，结果，在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后，中国的政局陷入混乱[4]。不难推断，文中提到的“日本真正从事支那研究的学者”包括内藤湖南本人。

此外，内藤湖南还力劝日本政府把握时机“解决未决的问题”[2]448。这里“未决的问题”指的就是侵占中国的内蒙古地区。内藤湖南做了以下分析，“内蒙古、外蒙古、西藏等不会归顺新成立的共和政府。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不喜欢归顺汉人，何况是共和政府这种没有成顺天命的天子的国家。……或许新共和国对这些塞外的领土毫无眷恋。割舍这些麻烦反而对于中国的经济有利。劝日本政府，此乃千载难逢之机，必须有稳步着手，在各种抱怨产生之前解决此事的手腕。”[2]449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英美日等列强在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时机问题上纵横捭阖，希望借机笼络和控制中国新政府，巩固和扩大在华权益。3月下旬，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关于承认中华民国》一文，认为现在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时尚早”[3]450。内藤湖南写道，目前袁世凯作为现在中国的代表者坐拥北京，承袭清朝的旧物，参议院则凭据南方新兴势力留在南京，南北统一能否实现前景未明[3]451，袁世凯政府只是一个过渡性政府[3]452，没有任何理由予以承认。

在内藤湖南看来，与清朝相比，新成立的中华民国许多方面在走下坡路。例如，内藤湖南批评民国时代的政治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盲目地效仿西方[5]492，教育、司法等也大不如清朝，这使“支那人从清朝末年开始为将支那塑造成普通国家付出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5]504。但在内藤湖南眼中，民国政府也有值得“表扬”的地方。他强调民国政府也有“进步”之处。然而，他所谓“进步”实际带有讽刺意味。例如，内藤湖南批评清朝政府回收权利和强化中央集权的举措，认为这是“不顾其实力大小”、“不惜导致与外国的感情和关系恶化也要维持体面”[6]393的做法，结果“加速了灭亡”[6]391等等。内藤湖南认为民国政府采取的温和、隐忍的对外方针是“得当”[6]393-394的，“今天，在外交问题、特别是领土等问题上，袁世凯政府即熊希龄内阁趋于冷淡，可以说是个进步”[6]393。在内藤湖南看来，中国收回被列强侵占的领土和主权是自不量力的、错误的、危险的行为，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对中国而言只是“面子”问题。

通过考察内藤湖南对辛亥革命和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认识，不难发现，作为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的历史和时局十分熟悉。内藤湖南虽然准确地预测到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将被共和制取代的历史方向。但是，由于他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乏了解，对中国人民的国民性和民族凝聚力存在误读和曲解，最终导致他不能准确地把握辛亥革命的性质、深远意义和历史作用，在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构想中也存在一些荒谬的见解和主张。

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

对于中国的未来，内藤湖南有两个著名的理论——“中国分裂论”和“国际管理论”。内藤湖南明确反对中华民国成立初提出的以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目标的五族共和方针，认为中国出现领土分裂、民族分裂是必然的。内藤湖南从根本上否认近代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提到中国领土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就是“过大”。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应当放弃蒙古、西藏和东北地区等部分领土，并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感情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6]392。首先，关于中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内藤湖南认为秦汉和唐代是考察汉族融合少数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时代，并通过分析这两个时代的民族政策总结出中国统辖庞大领土的两种途径：一是用汉族文明同化其他民族；二是在各民族文化独立的基础上统一其他民族。内藤湖南认为，中华民国是以汉族人为中心建立的国家，既不具备汉、唐那样能够同化其他民族的文明盛世，也不具备辽、金、元、清时代那样强大的兵力。因此，中华民国提出的“五族共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6]340-341。

其次，内藤湖南从兵力、财力的角度主张中国没有能力维持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通过考察汉、唐、元、清的民族政策和疆域变迁史，内藤湖南指出平定边疆和统辖少数民族地区耗费大量的兵力、财力，需要雄厚的国力做后盾，然而民国政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6]341-345。内藤湖南认为蒙古臣服的对象是清朝皇帝，不会接受民国政府的统治，而西藏虽然没有蒙古那样挑起战乱而独立的力量，但是西藏由于宗教原因与各地有联系，最终会依靠俄国或英国的力量从中国分离出去[6]346。至于中国东三省地区，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东三省的人民愿意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6]346-347，放弃东三省不仅可以减轻民国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东三省地区的经济发展[6]347-348。

除了建议中国割让领土，内藤湖南还建议中国将内政交予外国人管理。内藤湖南认为，中国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变革，必须依靠外国的力量。对此，内藤湖南做了一个比喻。他将中国喻为走向衰老和腐败的古树，树木有其依靠自身力量无法阻挠的生命规律，必须依靠外部的力量才能延续生命，同样的，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依靠外国人的干涉才能继续生存[7]156。在《支那论》的自叙中，内藤湖南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列强的联合政治”[6]295。内藤湖南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曾对天津人民实施的“都统政治”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拯救中国人民、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关键[6]296。内藤湖南期待中国不久后再次出现这种军事殖民统治，并将其命名为“支那国际管理论”。为了证明“国际管理”在中国的可行性，内藤湖南频频抛出中国特殊论。

首先，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不具备管理近代国家的政治素质。在谈到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无节操、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等是内藤湖南经常使用的词汇[6]305。对于中国人的政治素质，内藤湖南更是极尽贬低之词。他曾将中日两国分别比喻为蚯蚓和常山之蛇。内藤湖南写道，日本国民就像“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常山之蛇”，非常敏锐，即使小笠原岛被外国占领，日本国民也一定会群情激奋[5]499。中国则像蚯蚓这样的低级动物一样，即使切掉一部分，其他部分也感觉不到，依然继续生活[5]499。内藤湖南眼中的中国人是麻木的低级动物，缺乏最起码的爱国心和国家意识，即使祖国被人瓜分也毫无感觉。

其次，内藤湖南认为实行国际管理对中国有好处。为了证明对中国的内政实行国际管理对中国有益无害，内藤湖南列举了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成功案例。例如，几十年前，中国起用外国人担任海关官吏，依靠外国人的能力和公德心，中国的海关事务得到改善，中国政府、人民和外国人均因此受益。后来，中国被迫将内地关税、盐税等其他税务交予外国人官吏，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等等[7]156。内藤湖南甚至将中国保持独立自主归结为“面子”问题，宣称放弃国家独立自主后的中国人民才是最幸福的。他这样写道：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真正地认清自身的地位，将政治、经济向世界各国开放，反而能够确保自身的独立，讲究那些许的体面是极为愚蠢的[8]，“只要抛弃所谓国民的独立这种体面，对于支那的人民来说，都统政治才是最幸福的境界。”[6]295

第三，关于实行“国际管理”的可能性。在《支那论》和《新支那论》中，内藤湖南花费大量的笔墨介绍了中国的乡团自治，强调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即政治与社会组织之间并无关联[5]504，并以此否定中国的内政必须由中国人处理这一常识。内藤湖南认为，乡团自治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中国的国民早已习惯依靠自己所在的自治体，而不是外乡人担任官员的政府。乡党的首领是父老，父老并不重视面对外国时的独立心、爱国心。对他们而言，只要乡里安全、宗族繁荣，不论在哪个国家的统治之下，他们都会温顺地服从[6]297。内藤湖南认为，只要不打破乡团自治体的秩序，生活在自治体中的中国国民就不会反对国际共管。

这样的“国际管理”具体由哪些国家参与呢？在《新支那论》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日、英、美三个强国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各国国民正在从各自从事的相关工作中推进这项改革。其中，现在最有希望的就是日本国民。”[5]507由这段话不难看出，在内藤湖南的设想中，对华“国际管理”的主体是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强国，其中日本应当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虽然内藤湖南反复强调，他所谓“支那国际管理论”是为了催生“真正的支那人的支那”，外国人的定位是暂时的管理者[7]156，但是当一个国家不能控制本国的财政、司法、军事和警察时，国家主权就是一句空话。在谈到国际管理中的司法方面的内容时，内藤湖南曾提到“现在满洲的日本人等有这方面的经验”[7]156。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的殖民统治不是侵略，而是“国际管理”的优秀范例。他所谓的“国际管理”，实质上就是将全中国变为殖民地。

三、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1923年夏天在长沙、汉口爆发了反日爱国运动。1924年，正在有马避暑疗养的内藤湖南根据与前来探望的友人的交谈内容整理出版了《新支那论》。与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相比，《新支那论》中有关中日关系的论述明显增多。这一变化反映出内藤湖南的关注点的变化，也折射出当时中日直接冲突激化的时代背景。

内藤湖南将中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以及中国政府和民间收回主权的斗争都视为“排日问题”。对于“排日问题”发生的原因，内藤湖南认为，“排日问题”并非发自中国国民的爱国心，也不是起于公愤，“完全是煽动的结果”[5]485。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内藤湖南也只是将其视为普通的“排日问题”，强调反对日本政府侵占中国山东的部分领土和主权并非“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而只是个借口。内藤湖南在1919年5月28日刊登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估计错误的排日》中写道，“本来就山东问题的失败，支那人没有丝毫应该憎恨日本人的理由。日本人只是主张将依靠自己的兵力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有男子气概地从自己手中交给支那，对归还之事没有任何异议”，“一部分支那人借此机会发泄排日情感，只不过是以山东问题为借口，暴露出平时嫉妒日本进步的卑劣本性”[9]。这样，内藤湖南在为日本于山东问题上进行辩护的同时，将“五四运动”的排日根因归结为“出于嫉妒的劣根性”。

此外，在1919年8月1日刊登在《外交时报》第354号上的《支那的排日论》一文中，内藤湖南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分析了“排日论”产生的原因。政治方面，内藤湖南强调，中国的“排日论”是日俄战争后兴起的，主要源自对日本的畏惧。他写道，日俄战争以前，中日之间虽然发生了日本侵占台湾、中日甲午战争等冲突，但是中国人并没有产生像今日这样的排日思想，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风潮[10]63-64。日俄战争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大的冲突相对减少了，但是排日的风气却在中国弥漫开来，中国政府、特别是曾在东三省任职的徐世昌、唐绍仪、熊希龄等人对日本充满怀疑和畏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的排日情感愈发炽烈，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提出加深了这个“误解”[10]64-65。经济方面，内藤湖南在为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资本迅速拓展对华贸易的举动进行张目的同时，认为是由于日本小资本家们的在华贸易发展损害了中国垄断性商业团体的利益，而引发了中国商人的不满和排斥[10]67。可见，内藤湖南从政治、经济方面找寻中国排日的原因时，故意夸大了中国对日本的畏惧心理和嫉妒心理，而忽视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正义性。

内藤湖南认为，“排日运动”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阵痛，也是促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而在华日本商人正为这段阵痛付出忍耐，并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关键性的贡献。内藤湖南这样写道，“中国人今日依然尚未正确地理解本国的经济地位，中国人应当学习过去美国的原料出口富国路线，而不是学习日本的工业富国路线，打破中国商阀的垄断，打通日中两国的经济，从而谋求未来的大发展。在中国彻底觉悟之前，排斥日货的运动就不会停止”[10]68。内藤湖南对日本小资本家们不吝赞美之词，例如正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奋进不息、不屈不挠等等，将他们描绘成勤劳勇敢、不计较利益大小、无意中促进中国经济变革、推动“中日亲善”的关键力量[10]65-67。在内藤湖南笔下，通过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从而牟取暴利的日本资本家被美化为以德报怨的改革者，而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运动却被丑化成源于嫉妒的恩将仇报。在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内藤湖南显然站在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对日本侵略掠夺亚洲邻国的行径缺乏起码的反省。

四、日本帝国主义的辩护者

近代以来，条约体系进入东亚社会后，东亚地域原有的华夷秩序走向崩溃。日本趁机进行改革、发展国力，并逐渐走上了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侵略轨道。为了达成目的，要求日本不仅要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胜过中国，还需要在文化上取代中国的地位。因此，标榜日本是“西方文明的先觉者、东方文明的代表者”的使命论在近代日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例如大隈重信、三宅雪岭的“东西文明调和论”等。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论”也是日本使命论的一种，其赋予日本使命的手段不外乎日本特殊论和中国特殊论。

首先是日本特殊论。在《新支那论》的“支那的革新与日本”一章中，内藤湖南试图从文化的角度、确切地说是利用文化将日本塑造成东方文明的新代表和扬弃西方文明的先行者，从而赋予日本领导中国革新的使命。内藤湖南提出，从上古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中心就不断地移动，汉代之前在黄河流域，三国时代之后逐渐移向南方。由于地理原因和人为地对地理的改造，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向南移动，南宋以后文化逐渐向东南发展。浙江、江苏等地在上古时代被视为夷狄，广东在不久前还被视为外国，但是这些地方都能发展成文明的中心[5]508-509。在简要归纳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后，内藤湖南提出“日本在接受支那文化方面绝不晚于广东等地……因此，日本今天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成为支那文化的一派势力，没有任何不可思议的地方。”[5]509接着，内藤湖南强调日本在五六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将西方文化改造成适合东方的文化的经验，是融汇东西方文明的“东洋新文化”的先行者[5]510。

其次是中国特殊论。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需要在外来势力的刺激下才能延续生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等少数民族的入侵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如今由日本担任这项使命也不足为奇[5]512。“在支那人看来，过去外种族(着重符——笔者加)依靠淫威进行政治活动。今天外种族(着重符——笔者加)的势力以经济的、和平的方式涉足中国的革新。”[5]513日本是外国，而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内藤湖南将日本与中国少数民族都称为外种族分明是故意混淆视听。内藤湖南认为，在华从事经济贸易的日本小资本家们肩负着改革中国的使命，他甚至自负地说，“阻碍这个运动，恐怕是支那民族自寻死路。”[5]513

除了上述日本使命论，日本“生存权”论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惯用的借口之一。内藤湖南也是日本“生存权”论的共鸣者，他认为，日本的领土和人口情况的特殊性赋予了日本向世界要求特权的权利[5]498。对于日本国内反对日本对华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政策的声音，内藤湖南十分不满。他说：“随着社会主义等潮流的兴盛，日本人在看待国内事务时强调个人的生存权。社会主义认为，如果有人拥有大量财富，有人却身处连生存都受到限制的苦境，那么身处苦境的人就可以通过暴力要求生存权”[5]513。但是，在国际上，中国继承了世袭的“过大”的财产，而且没有为了世界的利益充分地加以利用，实在是暴殄天物，与此同时日本却正在为人口过剩的问题烦恼不已。内藤湖南认为，日本国民的生存权已经受到威胁，日本的舆论却主张日本只能咬着手指望着邻居世袭的继承权，日本舆论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上的主张是极为矛盾的[5]513-514。内藤湖南将日本国内阶级斗争理论照搬到国际关系，视中国为国际上的富人，将日本视描绘成生存陷入困境的穷人，并以生存权为借口，将日本掠夺中国领土和资源的行径正当化。

内藤湖南曾为日本帝国主义做过这样的辩护，他将日本在侵略中国时动用的武力喻为开垦土地、挖掘沟渠时的斧头或炸药，“为了开拓大片的天地，挖掘灌溉用的沟渠，在疏通沟渠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埋藏于地下的大块岩石，此时必须使用斧头或炸药。但是，也会有人忘记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开拓田地，断定其目的是爆破土地。同样，现在日本的舆论忘记了日本的历史和将来要走的道路，将使用武力的权宜之计说成侵略主义、帝国主义，这是妄自菲薄。”[5]514内藤湖南强调在改造中国这个重大使命面前不应当计较实施过程中的细枝末节，批评日本舆论中反对日本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声音是“妄自菲薄”。由此可见，内藤湖南是认同日本侵略中国，认同日本武力侵华的。

结 语

内藤湖南是一位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造诣深厚的学者，但是这位学者却抛出了中国“国际管理论”、分割保全论等极为荒谬、违背学术良知和常识的理论。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是一朵在帝国主义价值观的浇灌下开出的毒花，无论多么华丽的旁征博引都难以遮盖其为日本帝国主义开脱和辩护的丑陋面目。实际上，在近代日本，像内藤湖南这样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在帝国主义理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丧失了学者应有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使学术研究沦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这种现象在今天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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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内藤湖南.关于支那的时局(《太阳》1912年8月)[M]//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72:459.

[9] 内藤湖南.估计错误的排日(《大阪朝日新闻》1919年5月28日)[M]//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72: 57.

[10] 内藤湖南.支那的排日论(《外交时报》第354号1919年8月)[M]//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