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军

(华南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19世纪末，东正教*东正教分为希腊东正教和俄罗斯东正教两大派别，本文中的东正教仅指后者。随着沙俄的侵略扩张进入中国东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受到苏维埃政权打击的俄国侨民逃亡到中国东北，其中哈尔滨的俄侨人数从1918年时的60 200人增加到1921年的131 073人和1922年的155 404人[1]。百余名东正教神职人员也汇入这个流亡群中。1922年，哈尔滨教区宣告成立，负责管辖整个东北地区的东正教教务。1931年，哈尔滨教区管辖的教堂达到46所，神职人员约160名，成为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东正教教区[2]。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政权制定了明确的东正教政策，即一方面进行拉拢利用，另一方面进行监控和改造。东正教会最初在反共反苏问题上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合作，而后则因为强制教徒拜祭天照大神等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通过研究日本殖民政权的东正教政策，既可以认清殖民统治的本质，也可以理解国际政局变动对宗教发展的影响。学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探讨东正教会为日本殖民政权服务的战争责任问题，而日本殖民当局利用东正教进行反共反苏活动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是什么？以何种方式整合和控制东正教会？东正教会如何面对世俗世界的尖锐冲突？这些问题尚未深入分析*学界的伪满东正教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1986年)，高崖的“黑龙江东正教历史钩沉”(《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1期)，李兴耕等著的《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997年)，王若茜的“东北沦陷时期的东正教”(《东北亚论坛》2001年2期)，李述笑的“俄国东正教哈尔滨教区和哈尔滨东正教堂述略”(《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外国人在哈尔滨》2002年)，石方、刘爽、高凌著的《哈尔滨俄侨史》(2003年)，Ilya Nikolayevich Kharin的“戦時下満洲国における祭政関係——「東亜正教会」の場合”(『満洲の中のロシア』、成文社、2012年)，Поздияев.Д.свящ.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М:Изд-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8.)。。因此，本文利用哈尔滨东正教会发行的杂志、日伪官方档案以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录，分析日本殖民政权控制和改造东正教会的具体细节问题。

一、东正教政策出台的背景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政权在拉拢和利用东正教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监控和改造。这一宗教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更是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对苏战略有关。

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就曾授意东正教会*东正教早在19世纪50年代日本“开港”之后，就已传入日本。1858年，司祭伊凡·瓦西里维奇·马科霍夫随俄国驻箱馆领事馆第一任领事戈什克维奇抵达箱馆，在日本暗中传教。此后，伊奥·德米特维奇·卡沙钦，即后来的尼古拉大主教作为继任者来到日本，在日本人中发展教徒。1873年，明治政府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之下，解除禁教令，东正教会也乘机扩张势力。成立“正教信徒战时奉公会”慰问伤兵，组成“俘虏信仰慰安会”，对7万名俄国俘虏进行“宣抚”，使之服从俘虏营的管理[3]。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时，也曾派遣东正教会神父赴西伯利亚开展“宣抚”工作，以达到收集情报和笼络人心的目的。因为苏俄政权建立之后，没收俄国东正教会土地和财产，实施政教分离以及宗教与学校分离的政策，沉重打击了东正教会，导致神职人员对苏俄政府产生不满和敌视的情绪。所以，外务省次官币原喜重郎给陆军省次官山田隆一的通报中明确表示，“(东正教会神父作为宣抚人员)要接近俄国东正教会的神父，要向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整个俄国的民众说明帝国出兵的意图，同时不要被怀疑为政治宣传，开展的工作要看起来与政府没有关系”[4]。在日军特务机关*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了出兵西伯利亚镇压革命的计划，并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中岛正武少将去哈尔滨，派该部欧美课俄国班班长坂部十寸穗中佐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特务机关，搜集军事情报。1922年，日军从西伯利亚撤退后，仍然保留了哈尔滨特务机关。此后，日本关东军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建立了覆盖整个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情报网。1940年8月，关东军情报部成立，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本部，各地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支部。和驻海参崴总领事的指挥下，东正教神父森田亮、濑沼烙三郎在海参崴，三井道郎和石川喜三郎在外贝加尔地区、赤塔以及伊尔库茨克地区活动，拉拢宗教上层人士和仇视革命的俄国贵族，为日军搜集情报[5]。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逐渐占领东北全境，成立了伪满洲国。1934年，日军在消灭了各地主要的抗日义勇军之后，开始了对苏作战准备，并将对苏谍报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根据关东军决策层的指令，负责对苏情报战的哈尔滨特务机关领导和协调其他机关(宪兵、保安局、警察、国境警备队)开展了一系列对苏谍报工作，同时大力搜捕伪满境内的苏联谍报人员。哈尔滨特务机关认识到俄国侨民是中国东北地区不可忽视的族群，其中一半是持有苏联护照亲苏的“红俄”，一半是仇视苏联的“白俄”*1934年，伪满洲国有苏联公民30 000人，白俄侨民43 000人。详见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410页。，针对苏联利用“红俄”进行的谍报活动，“把全部白俄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其依赖我方，是在将来对苏秘密战中制胜的有利手段”[6]。为了达到控制白俄的目的，哈尔滨特务机关先后成立了“白系俄人指导委员会”和“正义团白系俄人部”。1934年12月10日，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秋草俊少佐的直接指挥下，将上述组织以及谢苗诺夫为首的反苏势力和“俄国法西斯党”等整合为白俄事务局。在制定对白俄政策的过程中，哈尔滨特务机关发现东正教会在俄国侨民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教会的许多神职人员都非常仇视苏联，于是开始利用东正教会煽动俄国侨民反共反苏，同时发展特务进行间谍活动。在拉拢利用的同时，哈尔滨特务机关还通过白俄事务局第二部对中东铁路沿线的各个教堂进行控制，规定这些教堂神职人员的任免事项必须事先征得当地白俄事务局的同意才算有效[7]。

二、对东正教的拉拢与利用

日本殖民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东正教会实施怀柔政策，以利用其进行反共反苏活动。而东正教会也希望借助日军的力量，“解放”苏联，消灭共产主义势力。双方在反共反苏的问题上开始合作。

日本殖民政权主要通过向东正教提供物资和金钱、加强政教往来、承认其合法地位等方式，对东正教进行拉拢。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当局以优惠价格供给东北各东正教堂蜡烛、灯油等物资。1939年年初，日伪政府邀请哈尔滨教区的合唱队到伪满国都为政府要员演唱[8]48。一年以后的1940年俄历1月6日，东正教教徒在松花江边举行“主领洗节(显现节)”活动时，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中将等日伪高官出席活动，并将活动照片制作成影集献给了昭和天皇。活动结束后，秦彦三郎中将举行宴会，邀请了东正教会的梅列基大主教和流亡在哈尔滨的堪察加教区大主教涅斯托尔、白俄事务局长弗拉基米尔·基斯利琴中将[9]。此后，伪满政府宣布俄国侨民为伪满五族之一，与日(日本人)、鲜(朝鲜人)、满(汉族和满族)、蒙(蒙古人)处于同等地位[10]，东正教也被认定为本土宗教，伪满境内的东正教堂和教会在伪满民生部注册之后，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11]。伪满政府颁发给各个教堂运营许可证，颁发给神职人员教务活动许可证，并给予教会经营的工厂和商店以免税权。1941年9月，继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的柳田元三中将出现在圣母领报教堂的竣工仪式上，向教会捐款1 000元，还接见了哈尔滨教区慈善机构的代表，并向他们发放津贴，以示关怀和支持[12]。

在笼络神职人员的同时，日本殖民当局还利用东正教会煽动俄国侨民反共反苏。如1939年5月1日，在白俄事务局的授意下，满洲里伊诺根替夫斯基教堂牧师主持了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活动，号召与会者“要感谢致力于消灭共产主义的日满两国，同时为实现祖国俄罗斯的复兴而努力”，会后张贴了写有“满洲国的五族协和的精神与反共精神是一体的，张鼓峰事件暴露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弱点”等内容的标语[13]。翌年5月1日，在牡丹江市横道河子白俄事务局的主持下，当地的东正教堂召开了白俄参加的反共大会，神父进行了祈祷，号召与会者反共反苏和复辟沙皇俄国[14]。这些反共活动表面上是由白俄事务局主持，但实际上都是由哈尔滨特务机关在背后操纵。

1939年5月至9月间，日伪军和苏蒙军队由于边界纠纷问题在伪满与蒙古交界处的诺门罕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哈尔滨特务机关控制的以俄国哥萨克侨民为主体的“浅野部队”也参加了战斗*诺门罕战役期间，日军曾向战场派遣了由六、七十名浅野部队的哥萨克骑兵组成的侦察分队。这只分队与蒙古骑兵侦察部队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蒙古骑兵大部分被消灭，哥萨克骑兵部队则有一人阵亡，八人受伤。详见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453页。。这场战役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更加积极利用东正教会，煽动俄国侨民的反共反苏情绪。1939年8月27日，日本殖民当局为在诺门罕战争中战死的“浅野部队”少尉米哈依·纳塔罗夫举行了仅次于国葬的军事葬礼。纳塔罗夫的灵柩由三匹马牵引的炮架车运到哈尔滨中央广场附近的中央大教堂，埋葬在教堂的院子中。葬礼由梅列基大主教主持，哈尔滨的政府要员，甚至伪满国都“新京”的高官也出席了葬礼。同年11月7日，日本殖民当局又在中央大教堂广场举行了“反共无名战士纪念碑”奠基仪式*1941年6月8日，哈尔滨教区在“三一节”举行了“反共无名战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教区都主教梅列基亲自为典礼进行祈祷。同年，伪满政府还在海拉尔建立了“反共斗士纪念堂”。。该纪念碑表面上是由白俄事务局发起修建，实际上也完全是由哈尔滨特务机关一手策划，5万元的建设经费也由其筹集[15]。

除了进行反共反苏宣传活动，日本殖民政权还在东正教神职人员和白俄侨民中发展特务，以监视伪满境内俄国侨民和苏联特工的活动。如“1934年8月29日，哈尔滨东正教会创办圣弗拉基米尔学院，日本关东宪兵队特高科特务中村辛一担任该学院顾问，关东军特务白俄分子卡尔申任该院秘书。从学生毕业后的分配情况来看，在这个学校成立后的六年半中，神学部共毕业了一百七十二名学生。其中，有九名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当特务，有三名在日本关东宪兵队特高科中当特务，有三名到伪满洲国政权中担任警察，另有五名在‘白俄事务局’中当职员”[16]276。圣弗拉基米尔学院神学部的毕业生卢金曾担任俄罗斯情报员民族组织东方部的负责人，1939年起进入白俄事务局绥芬河分局工作，他实际的身份是日本关东军哈尔滨宪兵队特务。1939年，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了许多俄国侨民，卢金负责管理被捕者的财产[17]。

三、对东亚东正教各派的党同伐异

1917年苏俄政权建立之后，大批敌视苏俄政府的神职人员逃亡到国外，这些流亡国外的神职人员在塞尔维亚成立流亡教廷，开展反苏活动，而莫斯科东正教总会则在苏维埃政权的严厉打击下屈服，成为完全依附于政府的宗教团体。在这种背景下，全世界的俄罗斯东正教分成两派，即奉流亡教廷为正朔的一派和继续接受莫斯科东正教总会领导的一派。东亚地区的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分裂，哈尔滨教区完全断绝了与莫斯科的联系，接受在外教廷的领导；日本东正教会仍然隶属莫斯科东正教总会；北京教区的维克多主教态度暧昧，既承认在外教廷的合法性，同时又在1935年将自己的所属关系转到莫斯科东正教总会。而且，东亚地区的哈尔滨、北京、日本三个教区因为争夺势力范围和东亚地区东正教领导权等问题而积怨日深。1939年9月17日，流亡教廷*流亡教廷，又称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是指1924年由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俄国逃亡东正教教会人士在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成立的教会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组织的总部迁至慕尼黑，1950年又迁往美国。召开主教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晋升哈尔滨教区的梅列基主教为都主教，同时任命其为远东府主教区长和“远东主教宗务院代理”[8]21。但是，北京教区和日本教区并不接受梅列基都主教的领导，流亡教廷的命令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日本殖民当局眼中，承认莫斯科东正教总会就是亲苏，接受在外教廷领导则是反共反苏。因为哈尔滨教区反共反苏态度最为坚决，符合日本殖民当局的政治需要。所以，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了支持哈尔滨教区，打压北京和日本教区的做法，推动成立了以哈尔滨教区为中心的“东亚东正教会”，妄图将东正教纳入日本的反共反苏的侵略体系之中。

日本教区都主教谢尔盖不承认在外教廷的地位，认为在外教廷是“致命的毒药”，其领导人“抛弃了自己的子民一跑了之”[18]，他一直奉莫斯科东正教总会为东正教的中心，其与哈尔滨教区也存在矛盾*哈尔滨教区在日本的神户、朝鲜半岛传教和建立教堂，侵入了日本正教会谢尔盖大主教的教区，双方出现了矛盾。详见日本正教会総務局編纂：『公会議事録』、1933年。，因此成为当局整合和控制东正教的最大障碍。所以，日本殖民当局整合东正教的第一步就是打压日本教区的谢尔盖都主教，使日本教区中断与莫斯科的隶属关系。1940年1月，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哈尔滨教区的五个主教联名要求谢尔盖都主教中断与莫斯科东正教总会的关系，并来哈尔滨牵头组建独立的东亚教区，但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根据1939年颁布的《宗教团体法》，要求日本东正教会改选大主教，借此逼迫谢尔盖都主教下台。《宗教团体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教团的代表一定要由日本人担任，但实际上却不给外国人担任领袖的教团法人资格，以此限制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徒纷纷要求谢尔盖都主教引退，以换取政府的支持。1940年7月召开的东正教会议上，谢尔盖铃木神父提出“(谢尔盖)都主教如果不同莫斯科断绝关系，则日满支的东正教会就不会有和平。因为都主教一人，日本东正教会在满洲被视为异教”，会议最终通过了断绝与莫斯科东正教总会关系的决议[19]84-95。在种种压力之下，1940年9月，谢尔盖都主教被迫引退[19]91-92。此后，获得政府支持的教徒岩泽丙吉*岩泽丙吉(1863-1943)，日本静冈县伊豆本立野村人，1883年留学俄国，入彼得堡神学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日本正教神学校教授，同时负责神学和哲学杂志《心海》的编辑工作。1917年开始，在陆军大学担任俄语教授，深受军方信赖。被选为教会的领导者。他在1940年10月发表的就任致辞中提出建立东亚东正教同盟[20]，积极推进“东亚东正教会”的整合。虽然岩泽丙吉被选为教会的领导者，但因为不是神职人员，遭到很多人反对，以至于无法领导教会。所以，日本东正教会又推出司祭小野归一担任主教。1940年11月，通过日军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矢部忠太的牵线，哈尔滨教区的主教们同意为小野归一举行主教祝圣仪式。1941年4月6日，小野归一在哈尔滨中央大教堂祝圣为东京和日本的主教[21]。以此为标志，日本东正教会正式纳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亚东正教会的管辖范围[22]。

整合东亚地区东正教的第二步则是打压维克多主教领导的北京教区。北京教区前身是在中国传道长达200年的东正教北京传道团，20世纪30年代虽然已经衰落，但仍然管理着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新疆等地的东正教会，以及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圣母领报教堂，满洲里圣英诺森教堂和海拉尔礼拜堂，大连、旅顺的一些教堂和俄国人墓地。1935年10月至11月，流亡教廷召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会议，决定在东亚地区组建统一的东正教团体，哈尔滨和北京两大教区的主教为了能让自己成为远东地区东正教的中心，纷纷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之外拓展势力，从而导致矛盾的出现。1942年，日本殖民当局对维克多主教施加压力，逼迫其将北京教区管辖的教堂转交给哈尔滨教区，并接受哈尔滨教区的领导[23]81。

整合东亚地区东正教会的第三步是切断其与流亡教廷的联系，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建立日本可以完全控制的所谓“独立”的东正教会。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翌年占领整个西欧，欧洲陷入战乱之中。日本政府趁机切断了东亚各教区和流亡教廷的直接联系，并制造流亡教廷已经解散的假消息，使东亚地区的教会无法接受流亡教廷的领导。1940年1月，涅斯托尔大主教在给日本的谢尔盖都主教的信中写道：“塞尔维亚的教务会议委员会已经解散”，所以“必须考虑建立独立的东亚管区”[24]。梅列基都主教也强调“与本部的所有联系完全断绝，无法获得他们的任何领导和指令”[25]。在无法确定流亡教廷委员会是否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哈尔滨的主教们于1942年11月13日组成了“东亚地区临时最高教会本部”，管辖伪满、中国华北和华中地区、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等地的东正教会，这些教会在礼拜时，都要高呼梅列基为“东亚教区的最高主教”[23]109。至此，“独立”的东亚东正教会正式成立。

四、对东正教会的监控与改造

日本殖民政权在对东正教进行安抚和拉拢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其的监控与改造。因为对殖民政权而言，与伪满洲国的其他宗教相比，东正教最具危险性。虽然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和教徒绝大部分是反共反苏的白俄，但也不能排除有苏联情报人员渗透其中，而且，东正教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增强俄国侨民的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势必阻碍当局推行的以所谓“五族协和”为核心的殖民同化政策。

日本殖民政权利用警察、宪兵、特务机关，通过监视、审查、逮捕等各种手段对东正教会进行严密监控。他们不仅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登记，还收买神职人员监控教会人士。如1935年，司祭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就被特务机关收买，监视教会人士和教徒中的亲苏反日行为[16]276。此外，日本殖民政权还通过邮政检阅制度*邮政检阅制度是日本宪兵队针对包括教会人员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往来信件、电报、电话、出版物进行秘密检查，对其中反映日伪暴行、危害殖民统治等内容进行削除、扣押、烧毁、部分涂抹等处理。对教会人士以及教徒的信件、电报、电话、出版物进行秘密检查，涉及日伪暴行、批判社会的书信都要被没收，相关人员轻则被警告重则被逮捕。1939年诺门罕战争之后，日本殖民政权将防范苏联间谍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加强了对包括东正教教徒在内的俄国侨民的俄语信件的检查*如1939年10月19日，哈尔滨宪兵队没收了一封上海俄侨写给哈尔滨火枪手协会的信件，因为写信人对纳塔罗夫被埋葬在哈尔滨东正教会中央大教堂院内表示不满。该信的主要内容是“在诺门罕战死的白俄青年纳塔罗夫被埋葬在中央大教堂院内，而且在哈尔滨的很多白俄都参加了葬礼，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被祖国的子弹击中倒下的俄国青年却被视为英雄，实在是个悲剧。日军让俄国青年参加和自己祖国之间的战争实在是无法忍受”。详见小林英夫：『検閲された手紙が語る満洲国の実態』、小学館、2006年、199页。。

除了进行监控，日本殖民政权还对有亲苏反日嫌疑的教会人士进行逮捕。“1934年，神父阿列克谢·菲利莫诺夫被怀疑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在哈尔滨遭到逮捕。他被指控为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秘密间谍，受苏联哈尔滨领事馆直接领导，甚至指出他每月收取75元酬金”[26]。1944年6月，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破获了哈尔滨东正教会大司祭领导的苏联间谍小组。“该大司祭于昭和13年(1938年)12月将教会的书记员发展为下线，并派其到扎赉诺尔嵯岗扎赉木得附近搜集军事情报。在扎赉诺尔嵯岗扎赉木得，先后有白系俄人二十三名被发展为间谍小组成员”[27]。

日本殖民政权为了达到控制东北民众思想的目的，通过宣扬建国精神、惟神之道、强迫民众拜祭天照大神等方式，推行以日本的国家神道为基础的“国家信仰”。东正教与国家神道在信仰上是相对立的，因此成为政府改造的对象。这种精神改造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已经实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变本加厉。但是这种精神改造并没有使东正教会屈服，反而导致日本殖民当局和教会之间的“融洽”关系走向破裂。

因为东正教会在俄国侨民学校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日本殖民政权对东正教的改造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早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学校就已经开设了神学必修课，由教会的司祭或神学院毕业生教授东正教教规教义，中国东北地区的白俄学校也都秉承这一传统开设了神学必修课，由哈尔滨东正教会的司祭负责授课。而且，中国东北地区的很多学校是由教会经营管理的。可以说，学校一直是东正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8]。1937年，伪满民生部公布了《学校令及学校规定》，规定1938年1月1日起实施“新学制”。“新学制”实施的目的为“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29]。俄语版的《学校令及学校规程》规定白俄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一律更名为“国民学校”，置于政府管辖之下；“国民学校”设立由“国语”和“国民道德”组成的“国民科”课程，并将其置于学校各门课程的首位，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进行奴化教育；初等教育机构(小学)原则上使用俄语授课，中高等教育设施(中学)则使用国语(日语)；将神学课从学校必修课的列表中删除，变为选修课，规定不能随意进行与宗教有关的讲演和礼拜，“神学科课程、与宗教有关的讲演及礼拜，其时间和教案必须由行政机关认可”；取消5月22日的圣尼古拉遗骸移动纪念日、9月11日的施洗约翰砍头节、11月4日的喀山圣母纪念日(俄历10月22日)等东正教节日，增加了满洲国国家祭祀节日[30]。

针对日本殖民当局取消神学课必修课地位的做法，哈尔滨教区梅列基大主教以及东正教会管区理事会、白俄学校神学课教学督导维克托洛夫长司祭等向哈尔滨市公署教育科请愿，要求保持神学课作为不可侵犯的重要科目的地位[31]。对此，滨江省民政厅文教科后藤春吉科长在1937年11月17日发行的俄文报纸《哈尔滨时报》上回应到：“应该培养白俄学生具备东方道德、特别是对君主忠诚、对父母尽孝的道德。为了塑造人格，必须教育他们具备忠诚臣民的精神和道德。在实施国民教育的学校，不能强制学生学习某一种宗教，因为宗教信仰是个人问题，希望宗教课程从学校中分离出去”[32]。同年12月7日召开的哈尔滨市公署会议上，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更是明确指出白俄教育存在缺陷，“我不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非常完美。白俄青年中，吸食毒品成瘾者不在少数，最近白俄社会道德的颓废也不容忽视。如果现行的俄国式教育制度非常完美，那为何白俄在反抗俄国革命的运动中会失败？可见白俄的失败、道德的颓废是学校道德教育欠缺造成的”[33]。很明显，其所指的学校道德教育就是神学课，矛头直指东正教会。此后，宣扬“建国精神”的“国民道德”课取代了神学课成为白俄学校的必修课。

日本殖民主义者在改造学校之后，又推出了“惟神之道”，将国家神道提升为“国家信仰”。1940年，在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皇宫修建了供奉代表“天照大神”神器的“建国神庙”。奉安当日，关东军指令溥仪发布《国本奠定诏书》，称“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34]此后伪满政府颁布《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祭祀令》，要求各地建造“建国神庙”，到1942年全东北的建国神庙已达240所[35]。同年12月8日，又颁布《国民训》，强调“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36]，将“崇敬天照大神”作为一种国民义务。

日本殖民当局也要求俄国侨民参拜供奉天照大神的神庙，路过哈尔滨神社时必须行礼[37]。这一政策引起东正教会的强烈抵制。1942年，哈尔滨教区的四名主教向伪满洲国政府和哈尔滨特务机关递交了请愿书，强调东正教是一神教，“任何崇拜异教神的行为都是被教规所明令禁止的……因此东正教徒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不能也不应该崇拜异教神，这种崇拜与正统信仰的基本规定相抵触”[23]87。日本殖民当局将反对参拜神社、神庙的言行视为敌对行为，进行了残酷镇压。1943年，日本殖民政权以“通苏”的罪名逮捕并处决了三河地区的督学官伊万·迪亚科夫以及扎兰屯的阿烈克谢·朱赤、斐德罗·波克留科夫、巴维尔等神父[23]87。1944年，日本殖民政权又以“违反战时法令”的罪名逮捕了涅斯托尔大主教等东正教上层人士[38]。

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东正教会并没有屈服。1944年1月30日，梅列基都主教、涅斯托尔大主教、海拉尔主教季米特里、齐齐哈尔主教尤维纳里联名发表了《大主教告哈尔滨教区东正教教民书》，宣布“哈尔滨教会禁止崇拜异教女神天照大神。东正教徒应该齐心协力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要偏离正统信仰。亲爱的弟兄们，愿你们像使徒保罗一样勇敢地捍卫自己的信仰。求主赐予你们信心和力量，坚持神圣而正统的信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俄罗斯东正教的信徒们将冷静地面对各种考验。我们是上帝的圣徒，愿牺牲一切，维护神圣的信仰。我们向主耶稣基督进行虔诚的忏悔，我们将遵从他的命令。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爱与祝福。阿门。”[39]东正教会不仅明确表示坚决抵制政府的宗教政策，而且放弃了此前的反共反苏主张，转而归附莫斯科东正教总会。“1945年5月26日，哈尔滨教区大主教季米特里、涅斯托尔、尤维纳里主持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哈尔滨教会管区归属莫斯科东正教总会的决议。5月28日，三名大主教与其他神职人员一道前往苏联总领事馆，请求领事馆将决议内容转达给莫斯科东正教总会。5月29日，各教会在祈祷会上宣读了上述决定，并为莫斯科总主教(即牧首)祈福”[40]。6月，涅斯托尔大主教在礼拜的时候，公开宣布莫斯科的阿列克赛牧首为东正教会的首席主教[41]。同年7月26日，哈尔滨主教区的领导人向莫斯科牧首正式发去了隶属请求。

结语：伪满殖民政权的东正教政策之评价

伪满洲国的政教关系完全是一种“国家控制宗教型”关系。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通过国家机器推行以国家神道为基础的“国家信仰”，妄图彻底根除被统治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意识，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则对包括东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进行改造，试图将其变成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了安抚怀柔、监控打击、组织整合、精神改造等措施。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对各宗教团体进行严密监控，强迫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拜祭天照大神，逼迫各宗教组织进行重组联合。东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都被纳入到宗教统治体系之中。

但是，东正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政治处境有着独特之处。日本殖民当局不仅要把东正教改造为麻醉民众思想的工具，还要将其变为反共反苏的政治工具。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将苏联作为最大的假想敌，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不断派遣间谍侦察苏联军情，同时搜捕伪满境内的苏联谍报人员，防范苏联势力的渗透。东正教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侨民普遍信仰的宗教，教会在侨民社会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当局拉拢东正教会，利用其煽动俄国侨民反共反苏，发展特务从事间谍活动。这种利用模式在各沦陷区具有普遍性。如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华北驻屯军通过东正教会把流亡中国的白俄分子组织起来，在北京、天津和青岛成立了“俄侨防共委员会”，其宗旨是“防止苏联谍报赤化工作，指导无国籍俄人主动支持国策”[42]，企图破坏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活动。

日本殖民当局采取的怀柔与高压并举的政策曾取得了一定成效，东正教会一度与当局在反共反苏问题上进行了合作，但这一政策最终还是归于失败。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打碎了白俄教徒借助日本的力量“解放”苏联的梦想，同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则激发了许多年轻教徒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些俄国侨民对日本殖民当局利用东正教进行反共反苏活动的行为表现出反感和抵制。另一方面，日本殖民政权虽然支持哈尔滨教区，成功地将东亚地区的东正教会整合成“东亚东正教会”，并且切断了东亚地区教会与流亡教廷的联系，但是他们无法找到有威望的日籍神职人员篡夺整个东亚教区的领导权，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控制东正教会。当殖民政权要求教徒拜祭天照大神，企图对东正教进行精神控制时，则遭到了教会的坚决抵抗，双方的关系完全破裂。

为何伪满东正教会面对日本殖民政权的残酷镇压能够选择捍卫信仰的神圣性？俄国学者伊丽亚·哈林(Ilya Nikolayevich Kharin)认为伪满政府将神社、神庙供奉的对象解释为神，将参拜神社、神庙解释成祭拜神灵的仪式，所以招致伪满东正教会的激烈反对；而日本政府则强调神社中供奉的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祖先，参拜神社是对这些祖先表达敬意的行为，所以日本国内的东正教会认为参拜神社与教规不相抵触，于是同意教徒参拜神社[43]。实际上，不论是伪满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是从压制和改造宗教信仰的需要出发强迫东正教信徒参拜神社、神庙，只不过前者与后者相比在表述上更加直白一些。

伪满的东正教会之所以能够坚决捍卫信仰的神圣性与当时国际政局的变化有关。二战后期，苏联在欧洲战场上不断反攻，而日本则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日本在与苏联的对峙中愈发处于守势*1943年之后，盟军在各个战场开始反攻，战局已经明显不利于日德轴心国。1944年，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莱特湾海战中被彻底击败，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驻扎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精锐部队也陆续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截至1945年7月，虽然关东军仍有57万人，但八成都是1944年以后编成的没有作战经验的新部队，其战斗力仅相当于关东军顶峰时期的八个半师团。1944年9月初，日本政府决定向苏联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苏联保持中立，并在日本和西方大国之间充当停战调停人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殖民政权提出了“对苏绝对宁静”，避免刺激苏联。哈尔滨特务机关停止了反苏宣传，解散了白俄部队，对东正教会的行为也采取了漠视的态度。。1943年9月，苏联政府改变了对东正教的高压政策，支持东正教会开展了一系列与苏联外交政策目标相关的对外活动，并表示保护旅居国外的俄国侨民的利益。伪满境内的东正教会认识到，只有依靠苏联才能对抗日本殖民政权的高压政策，遂主动接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宣布接受莫斯科东正教总会的领导。而日本殖民政权对这种抵抗曾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此后为了避免刺激苏联，对东正教会的高压政策有所松弛。

另一方面，伪满的东正教会坚决捍卫信仰的神圣性也与当时俄国侨民民族意识的高涨有关。日本殖民政权妄图通过推行“惟神之道”，彻底根除俄国侨民的文化和民族意识，使之成为伪满洲国的“顺民”。但是，这一政策却适得其反，成为激发俄国侨民心中潜藏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原动力。许多白俄侨民放弃反共反苏的立场，申请加入苏联国籍。在这种背景下，东正教会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拜祭天照大神，坚决捍卫信仰的神圣。

可以说，日本殖民政权的东正教政策的失败表明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精神改造是虚妄的，必然会遭到被压迫民族的反抗。

[参考文献]

[1]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71.

[2] Харбин.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храмы в северной маньчжурин[M].Харбин，1931：6.

[3] 牛丸康夫.日本正教史[M].日本ハリストス正教会教団府主教庁，1978：46.

[4] 日本正教会特派員西比利亜派遣ノ件[R].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1299200.191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 原暉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渉1917—1922[M].筑摩書房，1989：415-419.

[6] 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简史[M].群众出版社，1986：33.

[7] 白系露国人ノ政治運動附団体組織承認問題[R].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145300.193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 Хлeбъ небесный，1939(11).

[9] Хлeбъ небесный，1940(2)：58.

[10] 満洲帝国協和会.協和会運動基本要綱[J].満洲評論，1943(13)：8-9.

[11] Хлeбъ небесный，1941(11)：47.

[12] Викторов.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Империи[M].кио-ва-кай，1942：326.

[13] 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産主義運動関係雑件：第三巻38在満州里白系露人ノ反共講演会開催状況報告ノ件[R].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985900.193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4] 各国ニ於ケル「メーデー」状況雑纂/蘇連邦ノ部 第二巻分割4[R].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924500.194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5] 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産主義運動関係雑件第三巻36.反共無名戦士之碑建設関係[R].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985700.194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6]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M].学林出版社，1986.

[17] 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M].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13：424.

[18] 日本正教会総務局編纂.公会議事録[R].正教本会発行，1930：62-66.

[19] 日本正教会総務局編纂.公会議事録[R].正教本会発行，1941.

[20] 岩沢丙吉.日本正教代表トシテ就任二際シテノ挨拶[J].正教時報，1940(10)：1-3.

[21] 吉村忠三.誰が主教を選んだか[J].正教時報，1941(5)：8-9.

[22] 札幌教会委員会編.札幌正教会百年史[M].札幌正教会，1987：141-145.

[23] Поздияев.Д.свящ.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 [M].М :Изд -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8.

[24] 日本正教会再建の秋は来た[J].正教時報.1941(3)：91.

[25] メレティイ·ハルビン府主教ほか.東亜の地域に臨時最高教会本部設置[J].正教時報，1942(11)：2-4.

[26]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防谍要报5月份[R]//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38.

[27] Потапова И.В.Церковь и русская школ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20-40-е гг.ХХ в.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КВЖД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Китае[R].Хабаровск ДВГГУ，2008：129-135.

[28] 满洲帝国教育会编.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上)[M].1938：490.

[29] Законоположения и правила о школах[M].Харбин: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родн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1938：69.

[30] Останется ли Закон Бож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го предмета в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ских школах? Ряд ходатайств русск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 поводу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J].Газета Гун бао，1937(151)：5.

[31] Н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в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ск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Важ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директоров и заведывающих частными Русскими школами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а.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ра Народн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J].Газета Харбинское время，1937(310)：5.

[32] Как будет проводиться шко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Русских школах.Финаль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а с директорами и заведывающими школ.Реч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Ниппон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миссии г.Ямадзи и начальника Бюро ген.А.П.Бакшеева.Банкет в “Модерне”[J].Газета Харбинское время，1937(331)：6.

[33] 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满洲国政府公报(1861)[R].1940-07-15：571.

[34]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下)[M].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内部资料，1992：729、738.

[35] 武强.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24.

[36] 猪瀬直樹監修.目撃者が語る昭和史·第三巻·満州事変[M].新人物往来社，1989：197.

[37] Дземешкевич.Л.К.Харбинцы[M].Омск: Изя.автора，1998：78-79.

[38] Виктора Санникова.Под знаком восходящего солнц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M].Сидней，1990：105-107.

[39] 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 第五巻10.満州国[R].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548200.194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0] Караулов，коростелев.Поборник Церковного единения К40 летию со дня блаженной кончины митрополита[J].Русская Атлантида，(Челябинск).2001(8)：48.

[41] 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産主義運動関係雑件 第三巻 29.北支無国籍露人ノ防共委員会関係[R].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985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2] Ilya Nikolayevich Kharin.戦時下満洲国における祭政関係——「東亜正教会」の場合[C]//満洲の中のロシア.成文社，2012：231-232.

[43]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