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明峰 程 红 方雪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底，全国总人口13.7亿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6亿人，占总人口的49.68%。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跨市辖区的流动人口为2.21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00亿人，增长82.89%。作为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地域空间现象和外来流动人口聚居的主要空间载体之一，“城中村”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2]。

城中村是指在经济发达地区伴随着城市郊区化、产业分散化以及乡村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的原有农村聚落，是乡村—城市转型不完全的具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也被称之为“都市中的村庄”[3]。作为我国特殊城乡二元体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催生的独特的城市形态，城中村是政府、市场和个体驱动力多重作用下的城市社会空间统一体[4]。由于能够满足外来人口低成本的居住生活需求（房屋租赁、生活配套等）[5-6]，城中村成为了不少外来人口的首要选择，但也因其环境质量差、社会问题多、市政配套设施落后等问题被有些人认为是城市发展的毒瘤[7]，城中村改造也因此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8-10]。本文认为，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需要从城中村居住人口的主体——外来人口的诉求出发，关注他们的生活及生存状况，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实现城市经济和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现有的文献中，对于城中村问题的调查研究多集中于珠三角及北京等地。刘望保等以广州石牌村为例，研究公共休闲场所对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城中村的“二元性”的存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11]。魏立华等通过研究珠三角诸城市城中村的形成及演进，认为城中村作为低收入外来人口的主要聚居区，其存在是合理的，更是长期的，提出“城中村”改造应当是针对外来人口住房状况的“原位改造”[12]。张展新认为，北京的城中村改造需要打破制度性障碍，同时投资于外来人口的发展，改善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而不是在城市中人为地为他们保留一块边缘化的栖息地[8]。相对而言，针对上海城市外来人口居住问题或城中村的研究则较少[13]。事实上，2011年上海市的全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302万人，其中外来人口89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9.00%。从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入手，是探讨当前城市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14]。因此，在当前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中，外来人口尤其是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况亟待关注。

二、分析框架与调查方法

（一）分析框架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从个体或家庭层面考察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经济生活状况，从社区层面分析该群体在城中村这一非正规社区的行为意愿状况，以及从城市制度层面分析被调查者的公共权益享有状况。

1.经济层面

根据已有文献，经济因素常被看作为外来人口在城市立足的基础，只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使外来人口更有能力、信心与其他居住群体进行深层次的交往，促进其他方面的融合[15]。本文将从外来人口的就业状况和收支状况来透析此类群体在城市中的经济生活状况。

2.社区层面

外来人口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弱化、对家乡归属感逐渐淡漠成为必然。是否在流入城市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归属感成为外来人口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因此，不少学者都强调社区融合对外来人口城市融合中的基础性作用[14]。本文将从社区参与、社会邻里及社区归属感分析外来人口在心理、文化层面的状况。

3.制度层面

一直以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居民供给差异是城乡制度性分割的主要表现之一[16]。因此，在制度层面，本文采用公共权益的享有与否来考察被调查者在流入城市是被接纳还是被排斥。本研究将从劳动权益保护、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受教育情况来分析城中村外来人口在城市享有的公共权益状况。

（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于2011年初，通过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对上海市23个城中村进行了调研，共采集了600户外来人口家庭的各类信息。调查试图从户主的年龄、婚姻、健康状况、教育程度来了解个人信息情况；从家庭团聚、子女教育、居住时间等方面了解外来人口家庭状况。并且进一步调查外来人口的生活状况及经济收入水平，从而剖析此类人群在迁入地的生存状况，为上海市城中村改造和外来人口市民化等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三）样本特征信息

本次城中村调查采集的样本具有如下特征：（1）乡—城移民是上海城中村的主体居民，这点与其他地方一样，使得城中村成为上海典型的外来人口集聚区；（2）人力资本不容乐观，在此居住的外来人口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已婚青壮年人口，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较少（表1）；（3）城中村居住的外来人口以“家庭式”居住为主，且居住时间较长，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有配偶陪同，子女有近半数在此居住（表2）。

表1 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的户主信息

三、城中村外来人口生存状况分析

（一）经济生活状况分析

1.就业状况

随着上海经济结构的转型，第三产业对外来人口的吸纳能力扩增。此次的被调查者主要集中在商业批发零售业（32.8%），次之是社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与仓储业（均14.5%），工业为11.7%、餐饮业为9.9%，建筑业仅6.4%。从外来人口隶属的单位看，多半是被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雇佣人员，在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上班的职工寥寥无几，即使是在国有经济单位上班也属于非正式人员（如保安、维修工等）。值得注意的是批发零售业，有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的就业是依托城中村或周边区域人员的消费需求，如在城中村或附近开设零售小店（卖日用品、电话卡、地摊服装等）。

表2 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的成员信息

图1 城中村外来人口从事行业与职业构成

图2 城中村外来人口工作合同类型与更换工作频率

稳定的工作能让人在一个地方安定，结成较为固定的人际关系网络，更利于融入当前的工作与社会生活。因此，工作的稳定性一直是研究流动人口问题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本调查中考察了城中村外来人口近三年内换过的工作次数及更换工作的原因。从近三年户主更换过工作次数看，城中村外来人口多数没有换过工作，少有更换三次以上的。具体来说，具有固定工作的外来人口基本不会更换工作，最多换过一次；合同类型是短期合同或为临时工的外来人口有更大的概率会更换工作；个体或私营企业主也是城中村外来人口中最少换工作的人群（图2）。如此可见，城中村外来人口的工作相对稳定。针对更换工作的原因，调查中68.9%的人回答“原工作工资低”，离职为了改善收入；10%的人表示原来的工作太脏、辛苦或危险，为了改善工作环境；8.9%的人表示为了就近就业；7.2%的人表示下岗或合同到期。可见，影响城中村外来人口更换工作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

调查显示外来人口劳动时间较长，多就近上班。仅1/4的被调查者一周工作五天，37%的被调查者全周无休，34%的调查者是一周工作六天。从每天工作时间看，43%的被调查者是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超过8个小时的占53%，4%的被调查者每天工作少于8个小时，平均工作时间为9.53个小时。从上班使用的交通工具看，约57%被调查者表示采用骑摩托车和自行车去上班，15%的被调查者表示步行上班即可，23%的被调查者是通过公共汽车和地铁上班，少数用小汽车上班的多为出租车司机、个体批发商。从通勤时间看，步行的被调查者从家到工作地途中所耗时间均在30分钟以内；骑摩托车或自行车上班的有46%被调查者表示15分钟内可以从家到工作地，小汽车上班者表示15-30分钟以内可到的占41%，30分钟以上的占13%；采用公交车和地铁上班的被调查者上班途中所花时间均在30分钟以上，平均通勤时间约35分钟，可见城中村外来人口倾向于就近上班。

根据以上的调查，我们可知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主要是以低端劳动市场的非正规就业为主。尽管自我创业占一定比例，但多属于小商、小贩类型。更换工作频率较低，其中频率较高的多是临时工，更换原因多为改善收入状况。外来人口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较普遍，劳动强度较大，多就近上班，闲暇时间较少。

表3 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收入状况

2.收支状况

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收入较低，但内部存在较大的分化，既存在低收入群体，也不乏收入较高的群体（表3）。城中村外来人口户主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4000元之间”，户主平均月收入为3034元。考虑到在此居住的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月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1999元”和“2000-2999元”，所占比例分别为42%和29%，家庭人均收入为2087元。而2010年，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653元。

从消费状况看，大部分城中村外来人口的人均月消费支出低于1000元，占57.4%，“1000-1999元”占36.1%，而“2000及以上”仅占6.5%。城中村外来人口的人均消费支出为934元/月，而上海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1933元/月。总体来看，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消费结构中，主要用于储蓄（33%）、食物（24%）、住房（19%）三方面支出，而在子女教育（3%）、娱乐（1%）、社保（1%）、医疗（1%）等方面支出普遍较少。根据调查可知，城中村外来人口劳动时间普遍较长，可供娱乐的时间较少，另外被调查者多选择不需要支付娱乐费用的活动，如在住所打牌、看电视等；社保方面，由于城中村外来人口多是外地农村户口，在农村有养老保险和基础医疗保险，加上流动性较大，多数收入较低，无力、无心了解和购买社会保险；医疗方面，由于城中村外来人口多为青年、中年人，身体素质较好，所以医疗支出较少；对于子女教育方面，城中村外来人口有子女的比例较高，但学龄子女在身边的仅占三分之一，且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所以教育支出较少也较为合理。

从收入状况来看，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收入出现了分层现象。从消费状况看，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消费较为理性，以生活消费为主。外来人口除去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必需的住房、食物消费，多是以储蓄为主，很少花费在娱乐、衣着方面。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其收入支出近半数是为了维持生活日常开销，如食物、住房；而高收入群体则以储蓄为主。总体来说，该群体的文化娱乐活动缺乏，业余生活相对单调。

表4 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区参与状况

表5 外来人口在城中村居住的邻里交往状况

（二）社区生活状况分析

1.社区参与

外来人口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不太理想（表4）。多数人对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态度表示“一般”，表示不参加的人数（36.2%）高于参加的人数（13.1%）。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城中村社区公共活动较少，另外多数外来人口也表示不清楚是否有社区公共活动，而且认为只有本地人才能参加。对于是否会参与解决社区问题，持比较同意或绝对同意的人也少于不同意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社区并没有完全将外来人口视为社区成员。

2.社区邻里

外来人口邻里状况相对较为和谐（表5）。有四成被调查者表示“我认识社区很多人”，仅2成人表示不同意此看法；“社区的人对我家很友好”有六成表示很赞同，持反对态度的仅3%；对于“我能从邻里得到帮助”的问题中，有四成以上的人表示较容易得到邻里帮助，11.5%的人反对此观点。由于城中村以外来人口为主，因此，邻里状况多代表着外来人口与外来人口的交往状况。

3.社区归属感

调查中，大多数外来人口对于自我身份的认识较为模糊（表6）。对于“属于这个地方”的观点，不同意此看法的外来人口近40%，同意者仅占16.2%。在居住意愿上，该群体的回答出现分化。其中，愿意在城中村长期居住的调查者占30.5%，表示不愿意的占41%，表示“不好说”、“说不清楚”的占28.5%。

表6 外来人口在城中村居住的社区归属状况

（三）公共权益享有状况分析

1.劳动权益保护

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举措。城中村外来人口多签订的是中长期合同，比例占30.3%，次之是短期合同，占比14.6%，终身制合同、长期合同分别为0.7%、5.4%，有17.9%的被访者表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属于临时工，而没有合同属于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多达23.5%。

2.社会保障拥有状况

调查发现，城中村外来人口整体参保率不高。所调查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5个项目中，外来人口在上海参加最多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占47.8%、46.6%，次之是工伤保险（30.0%），而参加失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的人员则寥寥无几，有50.7%的被调查者未参加任何保险。问及不参保的理由，多数人回答缴了社保不知未来政策如何。对于拥有前三项保险的外来人口多是具有外来人员综合保险。上海在2002年9月推出《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保险涵盖了工伤、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但这一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用工单位缴费的积极性低，有不少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不愿为员工投保；外来人口群体多为年轻力壮人口，生大病概率低，“住院医疗”排斥了民工群体享有门诊医疗服务的权利，而养老补贴也形同虚设。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有不少被访问者表示不清楚社会保险政策，这也是制约他们参加保险的重要原因之一。

3.子女入学和受教育状况

留守儿童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次调查中发现，城中村外来人口的学龄子女中多半是留守儿童，在家乡就读比例达54.6%，在上海市公办学校就读的占27.3%，上海私立民办学校就读的占6.6%。这说明外来人口学龄子女中有三分之一是和上海居民子女接受同样的教育（表7）。子女在上海上学的被访问者表示，子女在上海入学并不困难，也不需要额外的费用；而子女在家乡入学的则认为是自身经济能力所限。此外，我们注意到仍有10.5%的适龄儿童没有上学。

表7 城中村外来人口学龄儿童的就读地情况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大规模的调查问卷资料，首先分析了在上海城中村居住的外来人口基本特征，其次从经济、社区、制度三个层面考察了外来人口在城中村中的生存状况。从经济层面来说，城中村外来人口职业社会地位较低，以非正规就业为主，但职业相对稳定；群体内部收入出现分层，消费总体较为理性，以生活消费为主。从城中村社区层面来看，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存在社会隔离，影响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状况。调查显示，外来人口的社区参与度普遍不高，但这并不是其没有意愿参加，而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比较缺乏，或者并未将外来人口纳入其服务活动范围内。城中村中外来人口的社区邻里状况较为和谐，对邻里状况满意度较高，但是对城中村的归属感普遍较低。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外来人口在劳动权益保护和子女受教育权利上已有所改善，但社会保障拥有状况仍是城市接纳外来人口的一大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以下政策建议：（1）满足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大部分外来人口职业已相对稳定，经济状况跟农村比有所改善，但经济收入水平仍然较低。作为低收入外来人口选择居住地的首要驱动因素，其受价格导向的趋势异常明显。因此，在城中村被大规模拆迁和改造的同时，城市中仍然需要提供租赁价格相对合理的居住场所。（2）完善社区配套设施及准入制度。不仅要求改善生活配套设施，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还要求提供易接近的休闲娱乐设施，积极开展面向全社区的公共活动和服务，逐步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心理隔阂，增强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3）提高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关注其公共权益享有状况。流入地在制度设计方面向外来人口更加开放，提供属地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是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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