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贤

马烽是我的远房表叔，他的第二故乡就是我的家乡汾阳县东大王村。他7岁随母亲迁到这里生活了近10年时间。后来又是从这里走出去参加了革命队伍，直到后来成长为一位享誉国内外的大作家。

马叔叔对这个第二故乡很有感情，成名后仍十分眷顾这里，并多次在他的作品中提到或专门介绍到它。他的老家本来是在孝义县居义村，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人多认为他就是汾阳人。他也很乐意接受人们对他的这个误读，愿意将错就错做一个地道的汾阳人。这从他后来无论是选择深入生活的创作基地（汾阳贾家庄），还是选择挂职锻炼的地方（汾阳县委任书记处书记），特别是他作品中许多创作原型也多取自汾阳，即可看出。像电影《扑不灭的火焰》中的蒋三就是汾阳唐兴庄的真人真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开山引水的事迹就取自汾阳北马庄。其他短篇小说《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汾阳人都知道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记得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给我们说过一个笑话——他有次坐火车时看到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本《火花》杂志正看得入神，邻座另一位年轻人也伸过头去看，看到小说作者是马烽便有点得意地说了一句：“哈，是马烽的小说，那是我们孝义居义村人，原名叫马书铭。”看书的小伙被人打搅了显然有点不高兴，抬头白了对方一眼，还了他一句：“知道的还真不少，你问过马烽，是他告诉你的吗？”那位孝义小伙也不示弱：“这还用问吗，中学课本就是这样介绍的。你是汾阳人吧，就算是马烽自己说他是汾阳人也没用。何况马烽也没这么傻，只是你们汾阳自作多情罢了。”看书的小伙显然底气不足，只嘟囔了一句：“反正老马爱到汾阳是事实吧，当着汾阳的官、写着汾阳的人和事，你孝义人干着急也白搭。”说完两个人算是打个平手也不再斗嘴了，只是鼓着嘴在那儿憋气。马烽坐在一边看着、听着又好气又好笑，但又不敢笑出来。说完我们在场的人和他一起都大笑起来。像这样与他近距离接触甚至畅谈，使我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也从中学到很多。

也许有人会说两家仅是远表亲怎会这么亲近？我们东大王村王姓是一个大家族，单从王家支系来讲我家与马叔叔的姥爷家离得确实较远。但有两件事拉近了两家的距离：一是我的大姑嫁给了他的二哥，我的爷爷、奶奶与他的父母结成了儿女亲家；二是我的叔父王树瑞与马叔叔是初小同学。上高小时虽各自投亲靠友去了不同学校，但毕业后又回到村里聚在了一起，正赶上1937年日军入侵华北。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在学校时就受过抗日的宣传教育，有的还参加了抗日救国组织“牺盟会”，都有投身抗日的热切愿望。他们便到孝义报考了二战区随营学校（校址在临汾），加入了山西新军被分在政治保卫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叔叔经常回汾阳搞创作或体验生活，后来干脆在汾阳县委挂职常住汾阳，时不时就要回大王村省亲。每次回村我家是他必到的地方，至少要吃上一顿饭。这就为我与他近距离接触提供了条件。加上我从小就喜欢寻根究底，喜欢向大人们提一些奇怪问题，很快就与他混熟了。他一直习惯称呼我的小名，直到我几十岁后还是这样，十分亲切。后来我考入汾阳中学读书，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就成了我常造访的地方。由于我写字比较工整，还利用课余时间为马叔叔誊抄过不少稿件。他虽然是县委领导、著名作家，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没一点官架子，更没大作家盛气凌人的样子。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就连和我这个中学生也可以聊得很投机。他很愿意听我介绍一些村里他也熟悉的人和事，也毫不保留地谈他的回忆和看法。尤其是对我不时就冒出来的一些奇怪问题都能耐心给予解释或说明，总之在一起时总感到很轻松亲切。

1963年我考上大学到了太原，他已结束了挂职锻炼回到省文联工作。9月初我到太原工学院办完报到手续，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位于南华门东四条的省文联去看望他。正赶上他家小女儿梦妮过三周岁生日，他便留我一起吃了饭。这次又认识了他的夫人段杏绵阿姨，她人很文静热情，对我也很亲切。当我告别时一再关照我以后一定要经常来，有什么困难就说。无疑几年的大学生活中马叔叔家成了我造访最多的地方之一。每次除了能打打牙祭，总免不了有一番亲切的交谈。“文革”期间听说马叔叔受到冲击，我十分着急，但我却因患病住进了北京的医院，好长时间未能谋面。后来他全家被发配到晋东南插队，我也分配到外地工作。期间利用到太原出差的机会我也曾到南华门打探过几次但都无果。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又回到太原，安顿好后第一件事还是急着去看马叔叔。这时他已官复原职，而且精神很好。见到我考上了研对我又是一番鼓励赞扬。当谈到“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时他却显得很坦然，反而关心地问起我叔父是否也受到冲击。当听说叔父因在部队基本未受冲击时，才欣慰地露出了笑容，这才是一个老革命令人敬佩的胸怀。

1985年我入伍到了部队，全家都搬到了太原，我成了马叔叔家的常客。这时的我也已年届不惑，成为部队的团级干部，见了面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更为广泛。除了老家的人和事外也谈他的作品，还谈对一些时事政策的理解和看法，我从中很受教益。

一次我与他闲聊时，说到了他的作品。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读着他的小说长大的。由于我给他誊抄过不少稿子，一些小说还未发表就先睹为快了。他的那种通俗易懂的文风和大众化语言表达深深影响了我，以至于我后来写的许多文章和书别人看了都说很通俗，语言表达也很流畅。这与我受马叔叔影响之深不无关系。我更喜欢他在作品中塑造的那些热爱集体、热爱生活、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先进人物，像《饲养员赵大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高占武》《孔淑贞》《曹茂林》《我的第一个上级龙拿虎跃的田局长》等。这一次主要是我向他询问，怎么最近见他写农村内容的作品少了。他停了停便说开了：“身体和精力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观念上一下转不过来。过去集体化虽说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好的方面还是主要的，也出了不少先进典型。即使是大多数普通的，起码也解决了各家各户单干时要家家考虑四时耕种、到时收割、家家要有场院、各种农机具要备齐备全等琐事。农村中有车马器具且劳动力强的终究是少数。大多数没有的特别是一些孤寡残少的怎么办？现在少数能人是发了，要我去歌颂单干、歌颂这些发家致富的少数能人、强人，总感到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与其写自己不熟悉、不愿写的东西还不如不写。事实上我也没有停着，正在观察和思考，想找出一个新的切入点来再动笔也不迟。”

马叔叔是一个笔耕很勤奋的人，绝不愿意停下笔荒废时光。正如他所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后，很快就找到了切入点。也正是他所担心的，当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那些弱势群体怎么办，谁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走什么路才能使这些人也富裕起来。这就是他在其后不久与孙谦合写的农村三部曲电影的主题，即《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和《黄土坡的婆姨们》等电影文学剧本，热情地歌颂了退伍兵方二虎、知识青年费成树、年轻媳妇常绿叶等先进典型。他们不是光顾自己发家致富，而是关注、同情、帮助、进而团结带领那些弱势群体克服困难共同致富。在马叔叔的心目中，这些人才是真正值得歌颂的典型和榜样。拍成电影放映后反响十分强烈，特别是受到广大农民观众的热烈欢迎。再次反映了马烽、孙谦等一生以写农村题材为主的老作家们是何等熟悉农民、了解农村、更关心农村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主旋律。

1989年年底，我去马叔叔家，看到他有点心事重重，担心地问：“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他没有立即回答，停了停叹了口气才说：“身体倒没啥问题，也就是些老毛病，只是老也老了还要我去干本不愿意干的事情，心里不痛快。”我说：“是什么事惹得你这么不痛快？”他咳了一声说：“上边又找我谈话了，是要我去北京担任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你说我能去吗？”一听我就笑了：“这是好事啊，进京升官有什么不好。”没有再容我多说他便接过话头：“还好？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既棘手又出力不讨好。”他停了停喝了点水才又接着说：“你是不知道，这次明显是要我去收拾作协这个烂摊子，动乱期间可以说作协全烂了。上到党组下到机关几乎一半以上人都参与了进去，要收拾就免不了要处理人。这不是得罪人出力不讨好是什么？不过我也想了，去是非去不行，至于去了怎么干，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低调、多做冷处理。做到既能完成任务也少留些麻烦。”过了不几天他就奉命赴北京上任去了。

我到北京出差时叔父也正好从新疆回到北京。于是我们一起去看他，去了一看才知道，他既没有要房子更没有住高级招待所或宾馆，只是住在鲁迅文学院的一个筒子楼里，连做饭都是在楼道里。他在作协党组书记位子上一干就是五年，后来才听说他在工作中并未采取通常那种“大哄大翁”的运动形式，而是深入细致地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真正做到了冷处理，极大地稳定了人心、稳住了局面，使作协工作又走上了正常轨道，受到中宣部的高度评价。

1995年完成任务的马叔叔全身隐退又回到太原，我多次去看过他。由于五年来在京的工作辛劳和艰苦的生活环境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精气神都大不如前。每次虽说也聊天，但像以前那种神聊的机会再没有了。此后他几次住院治疗每次时间都挺长，我到医院看他时也只能是简单的问候。

2004年刚过完春节，马叔叔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我又去看他。他已极度虚弱，话也不能说了。但看上去意识还清楚，冲我点了下头。我眼泪一下就涌上了眼眶，只是强忍着没敢流出来。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他80岁生日之前的一天，我写了两幅字，裱好后与爱人一起给他送了过去，并说我们到时一定来给他拜寿。但却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你送来字我很高兴，字写得很好，内容我也喜欢，但我绝不过寿。如果一定要拜，你们现在就可以拜。不过有两个含义，一是为我祝寿，二也可以算是遗体告别，我也看到了。”他的幽默一下子把在场的人都说乐了，笑完了我才还了他一句：“哪有那么凶险，你且能活着呢。”想到这里我真想哭出声来。马叔叔过世后段阿姨第一时间就通知我，我几乎参加了葬礼的全过程。马叔叔走后我还是经常到家里看望段阿姨。

马叔叔虽然离开了，但他耿直坦率、诙谐幽默、质朴无华、平易近人的风范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