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江苏苏州215000］

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
——论王安石晚年的诗歌风格

⊙李彦［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江苏苏州215000］

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后在金陵钟山下归隐，其间创作了大量富含禅理的近体山水咏物诗，其风格“精深华妙”“深婉不迫”“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代表了他诗歌创作艺术的最高境界，被后人称为“王荆公体”。变法失败给王安石心灵带来的悲情意识在他的诗歌中充分体现出来。从其纯粹揭示禅理的诗歌、山水咏物诗等极具代表性的诗歌题材创作的有关原因及创作技巧运用、写作心理等方面探讨王安石晚年诗风与他的人生悲剧。

宋代诗人王安石晚年诗风王荆公体

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自名一家”，历来受到普遍重视，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总的来说，表现为与前期诗歌迥然相异的创作风格：形式方面，体式多为近体，语言造语工巧，“间不容发”（叶梦得《石林诗话》）；内容方面，多以禅入诗，以景入诗，揭示佛理，描山范水；意境方面，“精深华妙”（无名氏《漫叟诗话》）、“深婉不迫”（叶梦得《石林诗话》）。单纯从诗歌艺术性上来看，王安石后期的创作明显要超过前期，后人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黄庭坚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陈师道《后山诗话》引）称：“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叶梦得《石林诗话》）黄庭坚的外甥徐俯在谈其晚年绝句时说：“荆公绝句妙天下。”（曾季狸《艇斋诗话》引）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有一次泛舟湖上，做了一首七绝，名曰《读诗》∶“船中活计只诗篇,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可见，这位后来的大诗人对王安石晚年绝句也是十分推崇并深受影响的。而就其创作心理方面，对王安石晚年诗歌创作评价最贴切的，应该还是吴之振所谓的“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序》），以及陈师道所认为的“荆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陈师道《后山诗话》）之说。

一

王安石晚年诗歌创作直接以禅入诗，姑且称之为“禅言诗”。王安石晚年隐居钟山之后，常与高僧交游，佛家对他的影响日渐增长。其一生交结了众多僧侣，归隐后由于摆脱了政务烦劳，使之有更多的闲暇与机会同他们探讨佛理人生，吟酬对唱。这其中有俞秀老、宝觉、净因、元公胜上人等计三十余人。受佛教影响，在他留传下来的一千六百多首诗篇中，言及佛理与禅趣的诗就有一百余首，而且有些在艺术方面还取得了某些开创性成就。梁启超就曾评价王安石晚年禅诗曰：“虽非诗之正宗，然自东坡后，熔佛典语入诗者颇多，此体亦自公导之。”他常熔铸佛家典语入诗，但文字浅显，诗意恬淡，以极平淡的诗句来表达深奥难解的佛理，自然晓畅。如：“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得，莫觅无心处。”（《即事二首》）再如他的《题半山寺壁二首》其一云：“我行天即雨，我止雨还住。雨岂为我行，邂逅与相遇。”首句明白如话，饶有情趣。末句就事论理，开人心智，蕴涵着“因缘和合”“万事皆有定数”的佛性说，而且能在诗歌中表现得自然熨帖，浑然天成。其二云：“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简简单单四句，一语点破佛教中佛与众生的关系——“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华岩经》）这一历来纠缠不清的根本问题。当然，这只是众多禅言诗中较具代表性的几首，也是算比较好的几首。我们也必须看到王安石创作中直接以禅入诗的苗头。以今天的文学眼光看来，也许与其写景咏物诗相比，缺少鲜活的意象，更多枯燥的议论和纯粹的说理，较缺乏艺术性，但佛禅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荆公由“少学孔孟”到“晚师瞿聃”的原因很多。如其本身才智超群，学识渊博，早年便博览群书，与寺僧交往，对佛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佛学功底深厚，也写过一些佛诗，如《读〈维摩诘〉有感》《题徐浩书〈法华经〉》等。主要原因还是熙宁新政失败，党争纷起，内部倒戈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动荡事件，这些可以说成了王安石晚年佞佛的主要背景。这些使他心力交瘁，对世事充满迷惘，深为失望。为什么努力了，用心了，还是挫败了，好事变成坏事？他感到失落，非为丢权，而是为变法夭折痛，为社稷黎民忧，为无端受到攻讦伤。王安石不仅精神上受到折磨，而且饱尝了世态炎凉，他晚年所受到的冷遇与之前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是极不相称的。他感到悲戚愁闷、心灰意懒，这倒与佛家悲天悯人的精神、态度相契合。而佛家所认为的世事如梦，万事皆空的虚无观，又如同一剂麻醉药，使他寻到了精神的慰藉，苦恨悲愁之感也相对缓解，并获得一种超然事外的态度。

王安石这种寄情佛老的做法，虽有些消极。但反过来，在参禅和寄情佛老的过程中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反观自我，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其中包含了许多对人生的参悟和看破的成分。毕竟高兴的与伤心的事经多了、看淡了，心也平了、气也和了，并获得禅定后的喜悦，不妨看成是一种“真乐”。所以，大量“虚融默照”风格的诗歌在其创作中得以涌现。王安石就成了这样一个政心不成求佛心、求文心的人，这似乎与唐代的王维、白居易等人相似。王白等人也是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后就趋于消极、颓唐，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王安石终究未能像王维、白居易那样纯然地遗世独立，并不像王维《酬张少府》中写的那样：“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因为，毕竟他曾是位叱咤风云、“挥斥方遒”的政治家。因此，在他不少诗歌中，时有“天机之声”回荡其间，使人清晰地感受到他心灵深处也有“无心为佛事”（《和栖霞寂照庵僧云渺平甫同作》）的一面。如其《和崔公度家风琴八首》其三云：“万物能鸣为不平，世间歌哭两营营。君知此物心何欲，自信天机自有声。”此亦有情于中而必发于外之谓也。王安石晚年虽远离政坛一心修佛，但他似乎并非完全到达“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同”（《读〈维摩经〉有感》）的入佛境界。所以，在他的诗中常见到“强将诗咏物，收拾济时心”（《次韵唐公三首》其一《东阳道中》），“共知官是梦，莫负酒如泉”（《华藏寺会故人得泉字》）之类的表达，悲伤之情贯穿始终。所以，他“在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后不久，忧愤而卒”。

二

大量的写景咏物诗是王安石晚年诗歌创作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也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一个诗人要能写出优美的写景咏物诗，首先自己必须能钟情于山水景物。王安石就是这类热爱大自然，热爱湖岳山川、一草一木的诗人。这种热爱之情从小到大，可以说贯穿其一生。其父王益由于仕途蹭蹬，收入不丰，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上相府书》），因此，每次赴任总“宦游常奉亲行”（《先大夫述》）。他于少年时期，就随父母到过江西、四川、广东、江苏不少地方。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为他后来写山水诗打下了基础。明道二年（1032），其祖父在故乡临川逝世，他随父亲从韶州回临川，在故乡住了三年。临川地处江西东部，与福建接邻，武夷山连绵东境，丘陵广布，境内又有临水和汝水两条河流，整个临川依山傍水，风景秀美。县城内外的清风阁、鲍公水、箨龙轩等地，都留下了少年王安石的足迹。多年后他还曾写下了怀念此地景色的《乌塘》诗：“乌塘渺渺渌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携。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仅寥寥几笔，就将浓浓深情寓于乌塘春天的景色中。

少年的经历使王安石一生对山山水水都充满了感情，就是为官当政后也不忘与山水相亲近，常与心腹之人寻奇访幽。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其早年的山水之作与晚年的山水之作有很大的不同。少年的山水作品仅缘于儿童第一次接触大自然的新鲜与好奇，仅表达了少年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加之涉世不深、写作技术等原因，略显稚嫩。中年的山水作品则“逋峭雄直”，如他那首《桂枝香·金陵怀古》中这几句：“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画面尺幅千里，视野阔大，景象壮伟，桀骜不驯，给人以登临每有江山助之感。但这时期的山水作品往往寓政治气象或当世之志于其中，说是山水诗，倒不如认为是其政治诗、述志诗在山水题材上的渗透，并非为写山水而写山水。此时的他对山水的兴趣虽犹在，但与高涨的政治热情相比，实是微乎其微。“谁知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雨过偶书》），“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壬辰寒食》）于当时的他也只是不可企及的梦；甚至仅如同极尽奢华的大观园里平白多出的那个布置简朴的稻香村，并非真的为了要扛锄荷去从事什么农业生产，只是着意显示一下其主人的某种高尚情操，聊以成为自我激赏或他人激赏的资本。因此，此时的王安石也仅是说说而已，他是不可能放弃仕途，放弃变法大业的。唯有“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更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帖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更成熟了”，也才达到了他山水诗艺术造诣的最顶端。如“径暖草如积，山晴花更繁。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即事》）“，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南浦》）等等。这些诗歌在荆公晚年山水诗创作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所以才有历代诗话家所谓的“精深华妙”“雅丽精绝”“深婉不迫”“间不容发”之说。

王安石晚年对山水诗的创作其心态跟近代乡土作家群倒有点相似，可能都缘于一种失落感吧。虽说江宁不是他的第一故乡，但王安石毕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从这里跻身迈入他心驰神往的政治神坛，并干出一份轰轰烈烈的变法大业的。在其心目中，江宁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所以变法失败后，他也只是被迫上书要求归老江宁，可以说江宁是他的第二故乡。熙宁九年（1076）冬，二次罢相后的他再次回到江宁，无奈的王安石选择了寄情山水的方式。他本人也说“聊为山水游，以写我心”（《与望之至八功德水》）。这样，失落的心理重新得到平衡，一个孤傲的灵魂不再迷恋游荡于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政坛上空，而是终于着陆到凡间俗世。“失落情结一经摆脱……通常分化为两种对待命运的态度。一是勇猛出击，力争驾驭命运，在改造社会中改造个人；一是平和冲淡，力求适应命运，在净化心灵中净化世界。”

风烛残年的王安石，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表现为他对世事的超脱并从中获得愉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获得完全的超脱和愉悦。对王安石而言，完全的超脱和愉悦永远只能是代数里的极限概念——您尽可以无限接近它，却永远也别想达到它。虽然他“总是爱在山下水边静静地与风景谈话，爱在大自然面前沉思。看来他是那样任情适意，实则他在谈话与沉思之中，常常流露出一种惘惘不甘之情，兴衰得失之意”，往往在创作上寓悲壮于闲淡之中。因此，晚年他也写了不少吐露心声的悲愤之作：“黄昏独倚春风立，看却花飞触地愁。”（《载酒》）“暮年惆怅谁知此，南陌东阡独往来。”（《怀抱张唐公》）再如“东冈岁晚一登临，共望长河映远林。万窍呼号风丧我，千波竟踊水无心。”（《东冈》）透过表象，可隐隐看到有一股愤愤不平的激流在奔腾。“自予营北渚，数至两山间。临路爱山好，出山愁路难。山花如水净，山鸟与云闲。我欲抛山去，山仍劝我还。只应身后冢，便是眼中山。且复依山住，归鞍未可攀。”（《两山间》）出处两难，反映其曾有过的矛盾心情。有时甚至表现出人在江湖，心系魏阙的复杂心理，“欲望淮南更白头，杖藜萧飒倚沧州。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北望》）从中可以看出其当世之志并未完全消融。而真正代表其晚年诗歌最高艺术水准还是“东江木落水分洪，伐尽黄芦洲渚空。南涧夕阳烟自起，西山漠漠有无中”（《东江》）这类写景小诗。从“木落”“黄芦”“夕阳”等意象看来，诗中表现的当是深秋傍晚时分，这本身就让人感到无限惆怅与伤感，再加上首两句所描写的“东江木落水分洪，伐尽黄芦洲渚空”，更给人以萧条、苍凉之感，境界却雄浑开阔。末两句以“南涧夕阳烟自起，西山漠漠有无中”做结，有超诣、沉着之气，意境幽远、含而不露。虽说诗歌总体风格沉静容与，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却是“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深得老杜沉郁之意旨，尽脱早年尖峭之面目。实为其创作中的上品。

王安石早年政治上的失败所造成的悲剧却成全了他晚年在诗歌创作上的辉煌，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是他亲自酿制的一滴小小蜜泪，一半甜，一半咸，但哪一半甜，哪一半咸，却是分不开的，还是让我们在他那句“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中慢慢品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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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彦，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讲师，研究方向：语文教学和应用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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