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玫［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南昌330032］

论《故乡》的话语形态特征

⊙熊玫［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南昌330032］

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作为对乡土藏污纳垢之世界的揭示在乡土题材作品中成为了经典。作品除了主题的撼动人心之外，其叙事过程中的话语形态特征也体现了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学生发期所达到的高度。小说《故乡》的话语形态特征一方面体现了鲁迅先生在叙事上的独到追求，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和文本内涵的高度黏合。

《故乡》话语形态希望偷窃

《故乡》实际上记录的是叙述者的一次旅程。“我”的一去一回之所闻所见所思不仅是对家庭财产和关系的清理，更多的是对农村世界的再度审视，对生命形而上机制的深度回省。但是作者的思索并没有通过直呈的话语形态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更多隐性的方式暗藏在表层故事发生和发展的内面。《故乡》话语形态的总体特征表现为：通过纵横向的对比和关联，通过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外化，通过不断的暗示，呈现乡土社会的复杂样态。

一、代际的重复，希望的空茫

《故乡》的很多情绪是在文本中以渗透的方式发散出来的，它交叉间隔在作品中不断呈现。“从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那里是从来看不到真理的。毋宁说，只有通过对在抛状态中到达的敞开性的筹划，敞开领域之开启和存在者之澄明才发生出来。”①可以说，希望的有无一直是作品叙事的重要线索。

“我”深冬回乡，在船上目睹了“荒村”的萧索，不禁“悲凉起来了”。这样的开头实际包含了极其深广的内容，具备叙事的无限张力。“我”的悲凉情绪的产生一来由于目下环境所致，二来联系的是主人公的当下性处境，三来则隐含着作者某种隐秘的心理预期。仅就作品是否能呈现给读者希望这一视角来看，作者的叙述尚处在挣扎状态中。

而关于希望的有无，作品是以代际重复的方式去试图求证的。大体而言，作品的代际重复性表现在几组人物关系的更迭上：“我”和闰土，水生和宏儿。

“我”和闰土是儿时之交。这一段充满诗性的交往故事成了整部作品的焦点和希望之动力所在。这段记忆之所以能有如此动人的生命力，至少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我”童年时富裕的家境。经济基础的强大，使叙事者的童年减少或回避了很多因贫困而催生的悲情因素。第二，回忆者的年龄特征决定了回忆自身的情感走向。“我”当时尚处童年，可谓少不经事，人间种种对于不幸和苦难的体验尚未进入其精神视野之中。在这样双重背景的推动下，童年生活便格外具备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并且，在叙述者当下境况的对比下，童年之美便以绝对的姿态展现了出来。而整个叙述作为小说的一个部分一方面成为了情感的祭奠，另一方面又为当下性的比照奠定了基础。

水生和宏儿的交往实际上是“我”和闰土童年交往的翻版。当我们离开时，宏儿仍在念叨水生。从浅层次来看，这也许意味着一种突破，但从深层次来看，因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希望本身也陷入了失语的状态当中。小说末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曾作为励志名言给了后来者无数的期待和希望。但联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世人可能对此句的真实意涵有一定的误读。所有文本的内在意义都需要通过上下文情境来揭示。对于叙述者来说，正因为对当下性的失望导致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期待，所以“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存在着双重解读的可能性。其一为：希望发生在行动之后；其二则是：虽然走多了也便成了路，但问题的关键是谁在走以及如何走，如果水生和宏儿不过是“我”和闰土的翻版，那么结局并不在于走路人数的多寡，失望是注定的宿命。从上下文的情境来推测，后一种解读成立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整部小说中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仅仅是时过境迁后的回忆，而回忆又是主观形态的演绎，所以，鲁迅先生面对代际的承传，内心世界积压的恐怕更多的是恐惧或者质疑的心结。

二、群体性行为，偷窃的张扬

“怀乡”是现代知识分子热衷的题材之一，由于创作者价值观念体系的差异，导致了怀乡的异质性。鲁迅先生的怀乡最后便成为了对乡土世界的强烈反省和批判，这种强烈的批判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对对象的日常化批判，同时纳入同情的要素；第二，将自我纳入批判的体系之中；第三，从批判的行动层进入精神文化层。

小说《故乡》中，作者极力描述的乡土社会的破败并不在于其经济的凋敝，而在于其行为的猥琐和精神的坍塌，而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意象则为偷窃的“集体性”特征。

文本第一次说到偷是“我”和少年闰土谈到夏天在瓜地看瓜的情境。闰土说：“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这一个被叙述的章节展示的是农村社会的纯朴民风。尽管鲁迅对乡土的书写走的是灰暗路线，但在个别情境中，仍可以找到别有意味的景致。这么淡然的一笔，与后文所写到的不同性质、不同场合的偷窃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读者在深重的阅读中找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或许，在鲁迅的内心世界有一个梦，但由于意识过于清醒，梦很快就化为了泡沫。

而真正将偷窃行为作为反面例证来写并且在小说中不断强化和突出的是对目下的故乡社会的描述。第一个偷窃的对象是由母亲转述的群体性行为。很多来看木器的，总是顺手牵羊。小说虽未使用“偷窃”的相关字眼，却显现了乡土社会民众精神底线坍塌的景象。尽管经济的落后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对此行为进行解释，但即使找到了借口也不能从本源上解决问题。从母亲的转述中可以推论，在乡土社会，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民风。“在家庭、邻舍和自由的团体中，人际关系产生于相互的承认。当市场成为宰制的力量时，互相承认的关系便告瓦解。在承认中所经历到的自我尊重屈服于公开的市场价值。”②那么，从最初闰土对动物的设防到当下人对人的设防，民间自身群体性解体和变更的速度已然异常迅猛。因此，不妨做一个顺势推测，民间性因素的崩溃和解体是否意味着未来当民族遭遇危机时，民众自身所面对的繁难所在。

小说中的偷窃行为由虚笔转向实写是对杨二嫂两次偷窃行为的描述。一个昔日的“豆腐西施”残存的可供回忆的细节被其偷窃行为全面摧毁。乡村世界中女性的传统道德全面崩溃，而新的道德还来不及建立，所以，杨二嫂表演的尺度大胆而猥琐，其招摇之态将其改造得面目全非。

小说对闰土偷窃行为的描写多少显得有些吃力，作者似乎在此显示了不可拿捏的审慎态度。当然，从人物的性格乃至交往的关系来看，这一切也顺理成章。但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一笔具有决定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叙述者尚存对少年闰土的美好回忆的话，至此，所有的一切已划上句点。

三、语言的张力，能言或木讷

《故乡》的情节建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鲁迅先生人物话语的描述具备了强烈的对比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人物语言的前后性对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话语系统的对比。

小说人物在前后的话语系统产生对比的突出例子为闰土和杨二嫂。先看闰土，儿时的闰土在没有受过教育的情况下却拥有一流的口才，这成为了叙述者好感的来源。在对海边生活情境的叙述中，一切因为闰土的叙述而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实际上，如果把闰土的话语撤销之后，“我”和闰土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是空白的。从某种意义来看，语言具有诱惑性，它所展开的叙述已形成巨大的召唤力。文本中，闰土的魅力则来自于其强大的叙事能力。也就是说，语言是建构自我形象的重要手段和契机。而后文闰土所表现的表达能力的衰退更多地源于某种规则的建立。

杨二嫂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叙述者记忆中的杨二嫂是失语的。因为缺乏实际上的交往，杨二嫂仅仅成为了叙述者记忆中一个单薄的符号。而杨二嫂的再次登场却通过一览无遗的无遮拦的语言显现了她内在无比的优越性。杨二嫂的狂扫乱射和闰土话语系统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同样是语言的兴奋表达，一则为丑，一则为美。而导致语言不同美学效果的原因在于其叙述的姿态和叙述的内容。第二，在闰土失语的情况下，同样处于经济弱势的杨二嫂为何能表现得张牙舞爪？从人物生命逻辑的角度考虑，这可能源于其“豆腐西施”的历史称谓。也就是说，闰土活在现实世界，杨二嫂则活在过去的荣光中并且极不愿走出。而农村社会的悲凉就在于清醒者无力反抗，蒙昧者自以为是。此二者具有对比效应的语言表演展示了乡土社会的悲凉前程。

更具对比意义的是“我”作为知识分子却一度处于失语的状态。无论是少时和闰土的交往还是“贵为道台”以后和同村人的交往，“我”的语言都显得局促而简约。单就话语表达机制来看，“我”尽管接受过一系列教育，语言体系却并没有超过一般的乡野村民。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对比性特征，可能源于叙述者的几点思考：第一，把更多的话语空间让给乡土社会中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使其在畅快的表达中更为直接、更为全面地展示乡土风貌的转变；也就是说，“我”在此仅为“串线人物”。第二，知识分子在整体社会情境变更的状况中确乎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并安然接受了这一现状。第三，诚如李长之所言：“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③

《故乡》通过一个话语系统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世界，这个独特的世界又成为了叙述者对乡土社会转型的深刻思考。

①[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2页。

②[德]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③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作者：熊玫，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