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雅雯［海南师范大学，海口571158］

论莫言作品《蛙》中的生命异化现象

⊙贾雅雯［海南师范大学，海口571158］

对欲望的呈现是莫言作品的特色，莫言的作品中强烈的生命力常以旺盛的欲望作为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擅写“欲望”的作家，他总能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脆弱、卑琐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长篇小说《蛙》中乡民们对生育男孩儿、传宗接代的生命本能欲望，陈鼻、袁腮等人对发家致富的物质金钱崇拜与无法遏制的盲目追求，姑姑、小狮子等人坚定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操守演化为一种执着而可怕的欲望……小说《蛙》通过妇产科医生姑姑的一生，来反思淳朴的高密东北乡转向使人性、灵魂扭曲的现代物质文明社会的进程，以人性的本能欲望观照生命，揭示出各种发人深省的生命异化现象。

小说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便是小说的标题“蛙”以及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青蛙”意象。莫言在小说中借小狮子之口说出“蛙”的象征意义，就是“蛙”与“娃”同音，蛙的叫声和刚出生的婴儿的哭声十分相似。而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也与“蛙”同音，蝌蚪和人类的精子相似，人的卵子和蛙的卵子也没什么区别。主人公万小跑的笔名“蝌蚪”的由来也是与蛙相关，高密东北乡的图腾也是蛙。蛙象征着生育、信仰、儿童，一系列与蛙相关的意象形成文本的巨大张力，使“蛙”与“娃”以及“生命”构成映射关系，“蛙”是表层的象征符号，“蛙”是历史社会中的透视视角，最终唤起、指涉的是超越一切价值之上的“生命”，饱含着作者对生命的礼赞。

生命庄严可敬，弥足珍贵，理应被敬畏、被重视，一切对生命的漠视、威胁都是不正当的。姑姑在履行自身职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度病态的盲从和偏执。正是因为她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狂热欲望，使她成为生命的异化力量的象征，并导致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及2800个未及出生的婴孩的死亡，莫言在小说中将生命的无上珍贵以“死亡”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形式反衬出来。姑姑的行为触怒了村民集体无意识中的生育崇拜，其自身也永远无法得到彻底的精神救赎而陷入深深的矛盾与痛苦。文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姑姑在走夜路的时候被蛙群围攻，那些逝去的生命依附在青蛙身上，用带着怨恨与委屈的蛙鸣向姑姑控诉。落荒而逃的姑姑被郝大手救下，为了完成灵魂的忏悔，她和郝大手一起制作泥娃娃，将曾经亲手杀死的婴孩一一捏出，以香烛日夜供奉，寻求心灵的救赎。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姑姑忏悔的精神产物将会再一次进入产业链，成为娘娘庙会上的商品以高价卖出，而姑姑本人在陈眉代孕这件事中的“帮凶”身份，使得她的痛苦挣扎与忏悔带上了自欺欺人的荒诞色彩。

在代孕公司——牛蛙养殖场的门口处有一尊黑黝黝的牛蛙塑像，主人公“端详着这只巨蛙，心生敬畏。只见它脊背黝黑，嘴巴碧绿，眼圈金黄，身上布满藻菜般的花纹和凸起的瘤点。那两只凸出的大眼睛，视线阴沉，似乎在向我传达着远古的信息”，这段描述是带有意味的悖论，因为在远古时代的民间信仰中，蛙是生命繁衍不息的象征。在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中，蛙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和女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征物，于几千年华夏文明的发展中沉淀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然而牛蛙养殖场门口的蛙神塑像在经济发展浪潮的侵蚀下，已经从生育崇拜的偶像转变成了财神的代言人。生意人供奉蛙神塑像，在塑像四周撒上钱币，寄托自身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物神的崇拜。莫言描述主人公“蝌蚪”在观察这尊铜像时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敬畏与恐惧，传达出现代人对金钱、物质的心理状态，既感到恐惧不安却又趋之若鹜、充满欲望。

牛蛙养殖场的代孕中心为毁容后找不到工作的陈眉等人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用残忍的代孕方式买卖“生命”，生男孩得五万，生女孩得三万，然而在陈眉生下小孩后诓骗她说孩子死了，粗暴地掠夺她神圣的母亲权利，并企图赖掉这笔费用。娘娘庙外原本寄托美好愿望的“栓娃娃”习俗，也演化成了一项热门的商业活动，买一个秦河的泥娃娃就代表能得到一个孩子。古老文化中的生育崇拜信仰符号，被异化成一种商品化的符号，成了以金钱为媒介来交换才能获得的商品，同时，生命本身所附着的无上伦理意义也被剥夺了。信仰与心愿化成实物可买卖，更可怕的却是无价的生命被物品化，参与了交易系统的运作，使得商业利益成为生命异化的崭新渠道。莫言以这些荒诞讽刺的情节揭示出金钱、商品物质欲望对人的主体性的蚕食，人们在资本主义浪潮的席卷之下，盲目无节制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放纵自身的欲望，缺乏清醒的意识。在追逐膜拜的过程中，生命开始失去本真的意义。《蛙》揭示了这种现象的发生，表达出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的迷茫与麻木，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经济发展在给父老乡亲们带来崭新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也在悄悄侵蚀着他们纯朴的人性，让本真的生命产生可怕的异化。《蛙》中有一个令人影响深刻的小黑孩形象，他曾在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开业那天，用纸包裹着的青蛙将姑姑吓昏，而后又抢走了残疾人陈鼻乞讨碗里的钱给自己买鱿鱼串吃，并以串鱿鱼的铁签为武器向小跑发起攻击。那个小孩“嚎叫着，像发疯的猪一样，向我冲来。他的目光可怕极了，先生，我心中感到极为恐怖，连连倒退着，躲闪着，喊叫着”，“他的话里还夹杂着许多无法写出的脏话”，“他一签比一签凶狠，签签都想置我死地”……小跑被他刺得鲜血淋漓，周围的看客袖手旁观，没有一个前来帮忙，最后小跑不得不装死才得以脱离险境。小跑一次次强调他为东北乡繁衍了这样败坏高密东北乡淳朴乡风的后代而感到羞愧。这一飞扬跋扈、面目可憎的儿童形象，颠覆了传统文学文本中天真单纯的儿童形象的审美期待，也完全不同于莫言早期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中闪现着人性光辉的小黑孩形象，他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毫无同情怜悯之心，像是一个只知道满足自身欲望的魔鬼，然而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莫言设置这样一个孩童形象，隐含了他对下一代的深深担忧，除了对经济发展浪潮负面侵蚀力量的控诉，还包括了他对时代潮流难以阻挡的无奈之情。

“蛙”的意象在更深层次上还指涉人类的寻根意识，如同主人公“蝌蚪”年轻时曾无比希望调动到北京工作，但他晚年在临近退休时，和妻子都渴望离开北京。他们夫妻二人在北京护国寺大街上被一群所谓的“老北京”辱骂、威逼、欺侮，最终决定回东北乡居住，逃离大都市，重归故乡。然而，被商业浪潮洗刷过后的家乡，还是否是曾经民风纯朴的高密东北乡？蝌蚪在回乡后的所见所闻无情地回答了这些疑问，故乡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他又一次遭受了原本以为只有在异乡才会经历到的羞辱和失望，漂泊的灵魂在现实的乡土世界中也为得到真正的安宁。主人公蝌蚪甚至哀叹地问道：“人，为什么这么可怕？”在这次狼狈的甚至有重生意味的事件后，原本不赞同代孕一事的蝌蚪一下子“顿悟”了，他认可了众人的劝解，开始带着感恩和喜悦准备迎接新的生命，却又在代孕这件事上配合姑姑、小狮子等人，沦为欺骗陈眉并抢走她亲生孩子的帮凶。蝌蚪的“重生”体验，更像是被商品经济发展浪潮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同化”。他逃离了首都商品经济发展浪潮下被异化的人群的腐化，重归原本淳朴的高密东北乡寻求心灵与灵魂的安宁，却不曾想如今的家乡已经变化，在无力抵抗的绝望之中最终也被时代“大潮流”、“大趋势”同化。这段本真生命的异化过程，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和荒诞滑稽感，表达出作者莫言对商品物质盲目崇拜压抑的愤怒，并企图通过《蛙》这部作品的书写给人们敲响警钟。

资本的发达在带给人类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成了腐蚀人性和剥夺人的主体性的利器，在群体利益面前，个体变得无足轻重，当物质的膨胀超越了人自身的发展，造成了人的物化，主体生命的异化。莫言写作的时代意义和鲜明性就在于，不仅反映出消费社会和生产领域中商品经济浪潮对人的物化力量，还剖析了文化研究视野里商品经济浪潮对人性和生命的异化。作品《蛙》深入解构人的欲望如何被商品经济浪潮所利用，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如何保持个体生命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不被悄然剥夺，也是莫言对健康的人性的深切呼唤和生机勃勃的现代精神与品格的向往。

作者：贾雅雯，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